2013～2014年国外政治文化研究前沿与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外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 政治文化，无论在政治学还是社会学，乃至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向是一个纳之皆可又独立成章的学科研究体系，以至于很多学者常常不知该如何划分它与其他学科的边界。近年来，全球政治环境变动加快、文化碰撞加剧、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辩论站到国内治理和国际关系最前台，使得政治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权和制度体系提升治理绩效、增进社会和谐时必须重视和考虑的关键内容，研究政治必涉政治文化，这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出现大幅复兴，而国外政治文化研究的复兴和多元程度又远超国内。 2013～2014年显然是全球政治发展不平凡的时期，也是国外政治文化研究不平凡的年度。美国弗格森枪击案、香港“占中”运动、美国两党中期选举、中东地区新战略新局势、中国强力反腐行动、俄罗斯经济失衡、欧洲一体化新格局和欧元暴跌等，但凡在某一地区发生的大事，瞬间都获得全球关注和热议，而各事件背后体现的政治文化元素在本年度的国外政治文化研究中尽数体现。本文立足以往的研究，①梳理2013～2014年国外政治文化的研究情况，在此基础上评述总结其研究前沿，思考未来研究的突破方向。 一、2013～2014年国外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情况与主要领域 2013～2014年国外政治文化成果大体分为著作、学术论文和大型调查数据库三类。本文对2013～2014年国外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综述主要是基于这一时期国际权威性学术刊物刊发的论文、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知名出版社推介的著作、芝加哥几所图书馆馆内以政治文化为主题词的3447项相关馆藏和电子资源，以及几个大型世界性调查的公开性数据网站的研究介绍。其中，论文样本主要来源于美国政治学会出版的刊物《政治学与政治》(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美国政治科学与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政治论丛》(Perspectives on Politics)、贤哲(SAGE)出版公司出版的刊物《美国政治研究》(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政治观点》(Political Opinion)学刊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英国政治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著作方面，笔者以2013～2014年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出版社、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CRC出版社、心理学出版社(Psychology Press)、加兰科学(Garland Science)出版社和地球瞭望(Earthscan)出版社等六家出版社2013～2014年联合新书目的政治学部分为线索，查阅了以英文出版的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另外，前面提到美国政治学会出版的季刊《政治论丛》有一个固定的书评栏目，分量较大，约占该刊1/3篇幅，每期推出对20部左右各国新近出版的政治学专著的评论。笔者撰写本部分介绍时，也查阅了《政治论丛》的书评。 2013～2014年，就研究者的人数和出版物的数量而言，国外政治文化的规模与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史等政治学传统分支领域相比依然较小。在这个相对较小的领域中，研究者又以美英学者占主导，其他国家地区学者的成果相对分散。就研究领域而言，这一时期的国外政治文化研究可以分为政治文化的具体内容研究、历史研究和关系研究。 1.政治文化的内容研究 政治文化的内容研究，即指研究特定政治文化或政治文化中的特定内容，既可以按照情感、态度、价值的维度划分，也可以按照民主精神、政治民意、政治社会化、政治态度、政治参与、政治社会化等具体内容划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也有少量侧重于从理论视角探讨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如时隔几载又于2014年再版的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学者艾哈迈德(S.Ahmed)的专著《政治文化的情感之维》②，又如政治意识形态哲学研究的代表之一布洛克的专著《马基雅维利在美国》③，但这一时期纯粹理论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已越来越少，更多的是结合现实政治问题的考量。 (1)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如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种族社会学副教授休伊(Matthew W.Hughey)和维克弗斯特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助理教授帕克斯(G.S.Parks)的合著《右派的错误：奥巴马时代的语言、种族和共和党》④一书中指出，尽管在2008年大选后，媒体大肆宣扬美国已经进入后种族时代，但隐性种族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根深蒂固。他们从修辞优势、与种族有关的两党制演变史、针对种族和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及被政治右派利用和操控的种族恐惧、编码术语和隐性种族主义，分析了政治右派及其反对奥巴马的立场，认为种族意识形态超越了政治和政策。另有北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Noah Texas)学者松林(T.Matsubayashi)在其论文《政治家能塑造民意吗？》⑤中，考察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影响。通过美国国家选举研究1956～2004年之间的数据验证表明，现任代表们确实往特定方向上引导了选民的意见，而且对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他们信息的选民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2)政治态度 加州圣迭戈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UCSD)研究国际关系的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认知革命与精英决策的政治心理学》⑥的论文，通过美国和朝鲜之间进行危机谈判的一个例子研究政治决策者政治态度的重要意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助理教授皮尔曼(W.Peadman)的论文《阿拉伯崛起的情感和微观基础》⑦，论证了一个以感情为关注点的有关政治态度的微观基础理论，认为恐惧、伤心以及羞耻等感情滋生了悲观的评估、对风险的厌恶以及较低的控制感，使得个体会优先考虑安全感并顺从政治环境，即使这样做违背那些崇高的价值。 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埃德蒙逊(M.Edmundson)的文章《一个恐惧的国度》⑧指出，世界历史上国民身份认同问题突出，而“9·11”袭击后，美国媒体、美国教育助长了当今美国的恐惧文化。美国过于缺乏安全感，尤其体现在外交政策，还体现在把国民关进监狱的比例远超其他国家，其中37％的入狱者是占人口比例13％的黑人。其深层原因是对前景感到焦虑，并受到霸权困扰。 学者海克(J.S.Hacker)等人发表的论文《没有安全感的美国人：经济体验、金融忧虑和政策态度》⑨，通过在大萧条开始后不久自行设计的一项民意调查，在多个危机领域(就业、医疗、家庭和理财)追踪公民的经济体验、预期及政策态度，论证了个人的经济体验对其政策态度的影响，认为理解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经济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公民的政策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应该成为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3)政治社会化 对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等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的研究与事件本身受到的热议相比似乎还远不能及，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理论副教授科恩的文章《私人化和抗议：占领华尔街、占领东京，以及民主体制中的公共领域占领》⑩是这类相关研究的代表之一。其考察了有关占领东京运动的法律和事实辩论，以阐释占领华尔街所提出的问题，挑战了认为占领公园和广场是非法将公共场所私人化的观点。她提出术语“公共的大众主义”，描述了国家统治体制以外的人民的政治现代化，认为关注公共空间的时候，对空间的占用是最显眼的一种对社会公共财产进行集体支配的更广泛的呼吁；应该从系统生态的角度把占领当作关于公权力和私权利及其手段之间的博弈。 白奥奇(G.Baiocchi)等五位学者合著的《公民的想象力：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11)一书广泛讨论了当代美国民主的未来。五位研究人员在过去的一年里，观察和参与了美国中等城市中的七个民间组织，用民族志方法论证了激发今日美国公民参与的公民想象力，也揭示了当代美国人是如何看待和回应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作者的发现挑战了当代美国政治文化普遍表现为政治冷漠的断言。 2.政治文化的历史研究 政治文化的历史研究涵盖了对于政治文化的整合与变迁过程的讨论。布利茨(J.H.Blits)的专著《罗马的核心：古罗马的政治文化》(12)就是显见的一例。美国乔治敦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学者爱德考克(R.Adcock)着眼于19世纪的美国政治史，撰写了专著《自由主义和美国政治科学的兴起：一个跨越大西洋的故事》。(13)哈佛大学德裔教授卡尔伯格(S.Kalberg)围绕当下热议的“美国民主危机”话题，出版《探寻美国民主精神：马克斯·韦伯对于美国独特政治文化前世今生及未来的分析》一书，(14)强调促进政治文化发展是民主得以持续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并对美国民主衰落论提出了质疑。美国圣劳伦斯大学(St.Lawrence University)副教授加里布埃尔(E.Gabriel)从政治历史的角度撰写了《刺客和阴谋家：在德意志帝国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政治文化》(15)，总结了1871～1918年德国政治文化的变化与特点。《以色列文化发展道路上的赎罪日战争》(16)则针对1973年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突然爆发，试图超越一直以来的军事和情报的解释，转向政治文化解释，认为以色列在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中的文化演变发挥了巨大作用。这表明即便能获取充足的情报，任何形式的攻击也会经历战略意外。 巴基斯坦学者尼亚兹(I.Niaz)的专著《旧世界的帝国们：欧亚大陆的权力和统治文化》(17)，对于国家权力的起源、发展和性质进行了一项全面的历史调查。它表明，欧亚大陆是一个以军人、公民和神职人员形成专制规则为主导性传统的发源地，也是以自治制度塑造具有代表性和回应性政府为边缘化传统的发源地。前者体现为等级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官僚国家，后者表现为法律的状态。近年来，虽然边缘化传统越来越受欢迎，导致大陆官僚国家试图引入民主和宪政改革，但是这些尝试很少能改变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和精英阶层专制的深层根源和历史经验。正在出现的民主衰退和民主国家内部自由规范也佐证了忽视国家权力文化和历史背景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3.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 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主要研究政治文化与政治现象的关系，政治文化常常被视做政治现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来加以讨论。 (1)政治文化与民主实践 在政治文化研究方面，有不少学者乐于探讨政治文化与民主实践的关系，在民主问题争论如火如荼和民主化屡屡受挫的今天，这对关系更加受人关注。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学者索罗卡(S.N.Soroka)的新著《民主政治的消极面：原因与结果》(18)论述了政治文化与民主的关系问题。美国阿伯雷斯威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学者布里杜(J.Bridoux)和库尔基(M.Kurki)合著了《民主推广：一种批判性介绍》(19)，该研究围绕民主推广这一具有争议性的政策议程，试图介绍一些相关的关键动力因素和论点。贝克尔(J.A.Becker)的专著《美国的野心：政治权力和公民权的瓦解》(20)以清教徒统治的“道德社区”创始人对遏制野心的尝试、杰克逊式民粹主义的影响和20世纪的政党政治为例，对于当前美国政治体制的缺陷进行了讨论，重估了政治野心的价值和作用，厘清了威胁自治或加强民主政治的信仰和实践。 也有欧洲学者对于其他欧美以外的民主国家予以关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学者卜邦德(N.Bubandt)的专著《当代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腐败和精神政治》(21)通过分析一系列形式各异但都内含高度竞争精神的政治商人的传记，指出被欧美国家定义为世界上第三大民主体的印度尼西亚民主仍然是有缺陷的、狭隘的和掠夺性的，困扰印度尼西亚民主的种种矛盾也在全球传播开来。本书尝试探索让世界政治和世界文化紧密结合的方式，并强调看似奇特的印度尼西亚民主问题和精神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民主的一系列内在矛盾。 (2)政治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运行 欧美学者探讨政治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运行的关系，比较关注这类关系在中俄等大国的实际互动。例如，兰普顿(D.M.Lampton)的专著《追随领袖：统治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22)，探讨了中国政治领导权、治理和相关的政治文化问题。而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著名政治学者达维沙(K.Dawisha)在《普京的盗贼统治》(23)一书中，试图打破普京作为一个强大而善良的领袖这种精心建构的意识形态。该研究列举了政权贪赃枉法的种种技术，还找了许多大规模的污秽丑闻，认为窃国令普京暴富。 同时，出于外交和战略考虑，欧美国家之间也有研究互动和自我反思。例如，欧洲一度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也曾被部分美国人预言为下一股超级力量，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欧洲接连遭遇挑战，使得美国对于欧洲的认识亟待重新定位。针对这一问题，加拿大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的两名学者麦克唐纳(D.B.MacDonald)和德考斯特(M.DeCoste)合编了《自己眼中和别人眼中的欧洲》(24)，对欧洲问题重新进行了梳理和讨论。英国学者史坦利(T.Stanley)的著作《公民好莱坞：“洛杉矶”和“华盛顿”如何协力改造美国政治》(25)使用原始档案的研究方法和对明星、导演、制片人、两党政客的独家采访，讲述了好莱坞如何彻底改变美国的政治。学者戈伊德尔(R.K.Goidel)的著作《美国的失败实验：人类自身如何成为问题》(26)反思了美国政治中有关民主宪政制度设计、民主能力、投票悖论、新媒体、政治制度与民主僵局等问题，也对美国复苏计划进行了思考。 无论上述哪一方面，大众传媒在政治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运行这对关系中展示出越来越显著的影响，这也反映在本年度的政治文化研究当中。例如，越来越党派化的美国政治体系推动了愤怒政治话语在广播电视中的蔓延。百利(J.M.Berry)和宋比让(S.Sobieraj)合著的《愤怒行业：政治舆论媒体和新的无礼问题》(27)，展示了愤怒的扩散——离间的夸张评论形式，例如更多关于监管、技术和文化而非政治倾向的变化，探讨了愤怒修辞的技术性细节，调查了愤怒言辞的影响，认为愤怒行业败坏政治生命，加剧对于政治对话和社区协作的焦虑。该研究促使人们思考过度党派化的政治媒体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28)是大型政治文化跨国调查的一个代表，目前其2010～2014年的第六波数据采集已近尾声，最新可供下载的研究数据涉及世界57个国家(地区)、超过85000名受访者。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和亚萨尔大学(Yasar University)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宗教及对民主的支持：对调停机制的跨国检验》，直接从世界价值观调查第四波和第五波中的54个国家(地区)采集数据，论证了不同角度的宗教信仰通过不同的机制对民主态度产生不同的影响，指出导致宗教信仰产生超越教派、支持民主的效果的那些机制中存在某些规律。(29) (3)政治态度与现实政治运行 由于和政策制定、选举策略等紧密相关，政治态度与现实政治运行一直是国外政治文化的一个研究重点，本年度也不例外。比如，政策制定并不是零和游戏，一方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普通民众与经济精英的偏好其实十分相近，即使精英实质上主导了政策制定过程，政策也可以符合大众利益。而当普通民众的偏好与经济精英和利益团体的偏好不一致时，前者通常会失败。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季冷思(M.Gilens)与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佩吉(B.I.Page)(30)，通过研究美国1779项政策与普通民众和利益团体的关系，发现经济精英和代表商业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政策具有最显著的影响，普通公民对政策的影响力趋近于零。 来自美国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和莱斯大学的三位政治学教授提出有关政治差异的论点为当前充斥政治冲突的政治领域提供了一种视角。《预置论：有关政治差异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生物因素》(31)提出的预置论以心理学实验等证据表明，人们的政治差异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成长的文化环境不同或用于表达的信息不同，还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心理、生理和遗传性状。这种基于生物性的生理认知成为人类历史上政治冲突的重要原因。 薛顿贺尔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学者费舍尔(P.Fisher)的专著《美国政治行为中的人口差距》(32)提到，媒体报道不成比例地集中在红州与蓝州划分，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美国的政治行为完全取决于居住地，这忽略了今日美国很多其他的政治分歧。作者采用2008年和2012年两次大选中的案例和数据，分析了六种不同收入、宗教、性别、种族、年龄和地理位置的人口的政治分歧，审视了这些政治差距对民意、政策和政党定位的作用，以此证明人口背景有可能极大地影响政治观点和行为。 二、2013～2014年国外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 1.研究内容注重传统领域的现实研究 基于往年的研究追踪，国外政治文化的传统研究领域涵盖政治意识形态、民主政治、公共生活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整合等。2013～2014年政治文化研究依然注重传统领域，而且摒弃了纯粹探讨理论的模式，注重结合现实政治运行，试图实现经验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理论的结合，凸显了传统领域的现实研究。 例如，选举权和投票民意等体现了政治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等领域的研究，结合移民问题、种族问题等的政治文化研究体现了政治文化整合领域的研究，而部分优秀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了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整合等几个主要研究领域。斯高拉(B.Scola)的专著《美国的性别、种族和有关办公室：站在十字路口的代表们》(33)是第一本按照任职、性别、种族来分析种族因素影响性别的著作，尝试对选举的性别差距作出解释，对于总体代表名额不足问题和特定女性人群代表性的潜在原因作出了思考。麦克斯韦尔(A.Maxwell)在专著《南部的指控：公众批评、南方自卑感和白人政治》(34)中，分析了20世纪南方受到公众激烈诟病的三个时期，发现该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守旧，各类南方人都怀有区域自卑感。通过追踪上述案例，作者还揭示出媒体总将现代南方白人与反精英统治、州权利、原教旨主义和多数主义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媒体审查和愚弄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操纵。《袖口的种族与心中的阶级：人们在什么时候回应身份认同和物质利益？》(35)则以黎巴嫩文盲人群投票权为对象的实验回应了选举权和种族的关系问题。 移民问题一直是欧美国家一个突出的充满争议性的话题，经历了许多议会辩论、辩护以及媒体报道，奥巴马总统对于移民政策的大尺度更令自由、保守各派激论不断。美国克莱蒙研究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三位政治学学者的合著论文《“非法的”“无正式文件的”或“无授权的”：关于移民的等义措辞、议案措辞以及公众意见》(36)，首次审视了媒体报道中关于移民人群和移民政策的措辞，并测试这些措辞是否影响三种不同的合法化政策的各自偏向，认为专注于描述移民的术语产生的效果很有限，关注政策的术语在对公众意见的影响上有更大的潜力。 2.研究方法上注重交叉学科应用和精致化 2013～2014年政治文化的国外研究在方法上引人注目。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一如政治文化兴起之初般受到重视，使用案例分析和实验设计的方法比较突出。同时备显出众的是，随着越来越多来自其他学科的学者加入到政治文化的研究行列，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技术也日趋丰富和成熟，脑科学、心理学、经济学、信息学、传媒学、国际关系等与政治文化交叉应用，为政治文化研究带来新鲜感和新视角。 例如，认知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数据改变着政治学者对人类在具有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领域中如何做决定的看法。发表于《英国政治学杂志》上的合著论文《厘清候选人选举中的机械作用和心理作用：一个实验数据的评估》(37)，从心理实验角度对选举机制做了探究。种族问题在公共舆论中很突出，常常迫使人们通过选举等方式表达也许不符合其物质利益的身份认同。鉴于政治学家关于种族投票的理论分歧很大，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论文《信息和非洲种族政治》(38)通过在乌干达进行调查实验，开创性地验证了种族区分的作用部分取决于人口统计学线索提供的候选人信息，在信息匮乏的地区尤其如此的观点，表明信息环境可以影响种族投票。 与此同时，国外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也讲求应用上的精致化。包括注意更正应用交叉学科方法在原来使用过程中的不足、模型设计的缺陷讨论、数据库的深入挖掘等。来自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合著论文《测量中位数：从选票中推断信仰的风险》(39)不仅通过仿真实验探索了KF中间民意测量法(Kim-Fording measure of median voter opinion)对违背中间观点的行为的敏感性，而且用公众意见的数据库评估了实际民主体制中所发生的违背行为的顺序等级，最后还对KF中位数法实际测量内容、稳妥运用条件以及局限做了全面评估。 此外，追踪调查也是国外政治文化研究成果中较为突出的一点。长期跟踪研究同一个研究样本，对于研究的连续性和结论的多次验证具有重要意义。以学者海克(J.S.Hacker)等人发表的论文《没有安全感的美国人：经济体验、金融忧虑和政策态度》(40)为例，该研究通过在多个危机领域(就业、医疗、家庭和理财)中追踪公民的经济体验、预期及政策态度，论证了个人的经济体验对其政策态度的影响。 3.研究视角上侧重欧美国家的自我关注与反思 2013～2014年发表的国外政治文化研究成果多出自欧美学者，其研究特点之一是侧重对欧美自身的关注与反思。例如，贝克专著《美国的野心：政治权力和公民权的瓦解》(41)对于当前美国政治体制的缺陷进行了讨论。 上述侧重欧美国家的自我关注与反思的研究视角也反映在对其他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关注上，更多着眼于大国外交和战略应对。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政治学者达维沙在其近来受到热捧的《普京的盗贼统治》一书中，通过研究书籍、新闻报道、官方文件、回忆录、维基解密资料以及俄罗斯国内外记者收集的证词，提出俄罗斯普京体系的最基本特点是大规模的腐败。该书出版后不久，《纽约时报》旋即发表了纽约城市学院资深学者梅农(R.Menon)的相关书评(42)及新书推介，与俄罗斯经济失衡、政治动荡的现状形成呼应。专著《追随领袖：统治中国，从邓小平到习近平》(43)则专注于探讨中国崛起中的政治领导权、治理和相关的政治文化问题，与习近平主席任期内掀起的国内强力反腐败行动形成呼应。《以色列文化发展道路上的赎罪日战争》(44)以第四次中东战争突然爆发为例，从政治文化视角对军事战略作出解释。 三、政治文化研究的未来突破口与借鉴意义 2013～2014年国外政治文化研究基本反映了这两年的时事热点和重点，体现了西方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和价值观。针对其主要情况和特点，国外的政治文化研究既需要顺应全球治理环境大转换带来的变化，拓宽新的研究领域；又需要在专注于研究方法多元与精致的同时，深化政治文化的基础性研究；还需要在研究视角上注意考量发达国家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增加全球治理视角和文化价值观多元的视角。不囿于自我意识形态传播和现实政治需求。列陈上述三点及之前对于国外政治文化研究的梳理、阐述和归纳，本文更望以此借鉴，思考国内政治文化研究的未来突破方向。 近年来，国内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也涌现了不少优秀成果。这与全球治理环境转换后政治文化重要性不断凸显有关，也是国内政治实践、政治学研究对于政治文化交流对话和更新改善的现实诉求。即便如此，国内的政治文化研究较之国外尚处兴起阶段。一方面，政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不清。另一方面，后发研究的模仿、照搬现象较为普遍。为追求政治文化的量化研究效果，或对调查方法设置诸多假设条件，或以小样本论证大问题，或采用大样本而弹性对待真实数据采集的条件，成为这类现象的一种表现，其中不乏以国字科研机构名义开展的大型调查。围绕国外某位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以多人名义同时在相同的几个关注点上发表论文，借此推广和提高学界知名度的热议型组稿稿件成为这类现象的另一种表现。 国内的政治文化研究如何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首先，需要端正为学之风。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的规范价值和经验性解释之间的张力，只有在严谨的学术规范批评中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和发展。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的回归，为研究政治行为和现象以及更深层政治制度和结构问题，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无论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需要勤恳扎实的研究态度和敏锐务实的问题导向。这两年国外政治文化研究中较多的追踪调查研究成果就给出了一个可行的借鉴点。长期跟踪研究同一个研究样本，对于研究的连续性和结论的多次验证具有重要意义，此类研究尤其需要勤恳扎实的研究态度和敏锐务实的问题导向，对于这类研究更需要有关单位和部门给予支持。 其次，重视和强化政治文化的应用基础研究。国外政治文化研究在基础性研究的比重上需要加强，但其一直坚持开展应用基础研究的做法值得借鉴。应用基础研究已经能确定基础研究成果的应用方向，因此注重在围绕特定目的或目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获取新的知识。例如，美国学者季冷思在与合作者的研究中，(45)将美国政治学相关研究分为多数选举民主理论、经济精英控制理论、利益团体多数多元和偏倚多元理论四种理论体系，并通过收集1981～2002年间各类全国性问卷调查中一系列关于政策变化支持度的问题，获得1779个案例，以检验四种理论，发现普通民众在政治话语权中的弱势。该成果刚一发表，便在美国社会引发政治意识形态操作、民众自我组织前景等问题的广泛讨论。《华盛顿邮报》刊发专文介绍，《纽约时报》邀请五位学者就此展开辩论。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的问题鲜明、突出，但基础理论不足，欲在认识、理解国外政治文化并能与其对话的基础上改善政治实践，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显然为当务之急。 再次，正视和加强政治意识形态的客观研究。通过追踪国外政治文化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政治意识形态一直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点。学者不断推出自己的相关成果，也纷纷关注到美国国内借助智库、媒体、非营利机构等组织传播本国政治文化的孜孜不倦和强大的重视力度。例如，学者撰文时纷纷提到始于1942年的独立纪念馆协会(46)，专门建立网站介绍和评述托克维尔对于美国政治文化的认识。政治意识形态在国内政治文化研究中则一直居于被误解的境地。左右之争长期存在，也衍生出学界几个不正常现象。其一，除了明显的左右站位言论以外，强调国家主义或声明政治意识形态引导的研究被一部分人归入“左派”、“赞歌派”，强调现行体制弊病或称赞他国制度优越之处的研究被另一部分人划入“右派”所为。其二，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学者之间不但以文互驳，而且常常将书面的“对掐”直接转化为肢体语言。上述乱象使得由此铺陈展开的研究成果却欠缺一份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客观关注，由此弱化了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研究。因此，正视和加强政治意识形态的客观研究应当成为国内政治文化研究的一大重点。 尽管新近的国外政治文化研究和学科发展并没有出现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大繁荣局面，但就目前而言，其复兴和多元程度仍超国内。国内政治文化研究需要在正视自身问题的同时，借鉴国外经验教训，注意端正学风，重视和强化政治文化的应用基础研究，正视和加强政治意识形态的客观研究。长此以往，国内的政治文化学科体系也将随之逐渐形塑建构，国内的政治文化研究也可同时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方不辜负全球治理环境转换所带来的大时代，方不辜负国家发展与人民诉求的期盼。 注释： ①陈承新：《2012年国外政治文化研究前沿》，《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②S.Ahmed,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4. ③T.Block,Machiavelli in America,New York:Algora Pub,2014. ④W.Hughey & G.S.Parks,The Wrongs of the Right:Language,Race,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the Age of Obama,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4. ⑤T.Matsubayashi,Do Politicians Shape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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