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实践基础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实践基础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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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思想中的实践,真正的哲学凝结了实践的时代精神,同时又能够在理论思维中反思与超越它的实践基础。在世纪与千年之交,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与实践方式,人的活动空间与交往关系,进入了一个以全球化(Globalization)为基本标志的新的发展阶段。全球化是当代人类实践的基本框架与宏观机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世界环境与历史趋势面前,能否获得自身的生长源泉,怎样发挥科学世界观的实践功能,如何回答全球化实践的时代课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命运。

全球化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个人、团体、政府之间,跨越领土、种族、语言等界限,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全球性的多种形式的交流、交换、交往活动,从而加深了人类的相互依赖、相互融合,促进了人类共同发展、共同行动的过程。全球化表明,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得到普遍发展,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人类的普遍交往已经建立,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人从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世界性的存在。全球化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效应的全球化。全球化使物质生产活动的要素,如原料、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形成了普遍交换的全球体系。全球化使各个民族、国家的精神生产和消费也成为世界性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文化与文明在碰撞、冲突中也产生了渗透与互补。全球化使世界成为系统的存在,任何国家不可能在保守与封闭的状态下得到发展,改革与开放成为世界性潮流;任何国家的活动不可能不影响、波及到其他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国际社会的规则与制约。全球化使个人摆脱了某些地理与社会的局限,与整个世界的物质与精神生产发生实际的获得与享用关系,成为社会化的人。全球化成为一种历史的、经验的存在,是近现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结果,“资本主义的产生带来了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注:Waters,M.1995.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p.36.)是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是人的实践手段、活动方式与交往空间不断进化的表现。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球性扩散与反扩散。资本与市场的力量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资本出于追逐利润的需要,不断破坏和摧毁那些阻碍商品流通、货币交换、市场扩张的限制,超越了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界限。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521页。)市场交换的空间不断扩展,从地区之间到国家之间,既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又发展了人类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化程度,造成了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以科技革命为基础的信息革命是全球化的技术动力,电脑的网络化促成了全球的网络化与信息化,电脑网络也构成了新型的全球化空间。现代通讯、传播技术的实质就是用电磁波去缩短全球信息交往的空间与时间,信息传播的同步性、实时性是世界进入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信息网络使人的跨时空的普遍交往成为可能。信息通过多种媒体的广泛传播,既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引导着人们的行为,也促成着更多的人们参与社会活动及其各种事件。

哲学应该是“整个历史的一面镜子”(黑格尔)。当代历史是全球化的历史,当代哲学是全球化的时代精神,哲学正是在自己的历史实践环境中反映历史并写出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生是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发展同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的实践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正是目睹了工业革命的兴起、世界市场的建立、社会关系的变革,经历了世界历史与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进而指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人的普遍交往,为人的自由与解放创造了条件。正是生产与交往活动逐步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才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具有真实的、深厚的世界历史感,也就是能够从整体上、根本上把握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与发展趋势,并以此为依据推测人类社会的未来。当代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与人类生活的迅速变更,使全球化的速度在加快,全球化的领域在扩大,全球化的程度在加深。世界的全球化状态与19世纪相比,展现了新的面貌,进入了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性质、特征与问题。应该承认,当代社会与一百多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过渡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知识的存量特别是创新知识、高科技知识的含量,已经成为财富的重要源泉与标志,生产创新主要依靠开发以知识与信息为代表的人工资源,知识成为劳动力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生产要素的结构变化,使劳动方式、分配形式、产权结构、阶级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20世纪,社会主义体系确实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无产阶级也一度在这些国家当家做主。但到20世纪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较量,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创者始料未及的情况。经历了一战、二战和冷战,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是人类的共同使命。现代化的进展,消费社会的享受,伴随着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也就是生态破坏的全球化。这些都需要认识的深化,思想的投入,理论的提炼。20世纪的全球化实践,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与更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坚固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关注人类命运,把握历史演变,说明社会兴衰为其使命的,它要在新的世纪仍然保持自身的解释力、预见力与说服力,就必须扎根于新的历史实践,反映社会的变迁,体现时代的本质,从历史观上对全球化时代作出科学的说明,提出自己的正确理论。只有面对时代课题,作出科学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在新的时代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它体现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科学、怀疑、批判与人道精神,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并以此为依据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尽管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与变化,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存在形式与活动规律,德鲁克(P.F.Drucker)称之为“后资本主社会”,但全球化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这个时代的哲学。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百年实践,同时也是百年实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已成为人类思想财富的重要的内容,20世纪的历史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足够的证实材料,显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效性与生命力。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他的思想没有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主流,但他的思想以其全面、彻底、深刻的品格,保持着独立的地位与独特的价值。当代物质生活向个性化发展,精神生活向多样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要求在全球获得“话语霸权”,但它能够获得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拥有自己思想的权利与力量,赢得更多的接受与信服。因为这种哲学对全球化时代的产生、矛盾、趋势、规律等,仍能提供透彻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英国广播公司(BBC)通过互联网评选千年最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名列榜首,就是生动的证明。如果说有“过时”的东西,过时的是从某个观点简单推断出来的某些结论,过时的是对这种哲学简单化、庸俗化、教条化的解释与应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使自己成为一种开放的哲学,不断地从新的历史与实践中吸收营养,借鉴和利用其他各种哲学,包括现代西方哲学的成果,学习消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从中提炼自身丰富与发展的新元素、新材料。面对现实的历史实践提出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不应该回避也不可能回避,要把挑战同时也当作丰富、发展与更新的机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与对象,都是现实的、活生生的、发展着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都把回答时代的课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封闭的哲学只能是停滞、僵化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并没有构建一个黑格尔式的包罗万象的体系,后人所编撰的体系也不是一个终极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及其特征,使其在全球化时代仍能发挥综合、批判、价值与实践等功能。

1、全球化使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为哲学提供了全球视野的实践基础,要求在历史观层面对全球化作出说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以当时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世界的普遍交往的历史事实为经验基础的。只有历史本身的联系发展为世界性的历史联系,理论才能够把历史中显露的趋势、规律、必然性如实地反映与表现出来。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头脑中用理性去演绎历史,对理性的依赖以至迷信反映了生产力的不发达,理论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一百多年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处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成为不争的历史现象。世界的整体性联系、系统性存在,使任何社会历史哲学的思考,都必须要有一种全球视野,要有人类作为系统活动的思维框架。否则,难免产生脱离现实世界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当代全球化发生于世界范围,表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有《经济全球化》(雅克·阿达)、《金融全球化》(弗朗索瓦·沙奈)的研究,有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M.Waters)的分类,也有“世界的全球化”(E·拉兹洛)的概括。由于人类生活的多层面性,全球化的研究在开始阶段也是分门别类、在不同领域进行的。由于全球化研究的视野、方法与学科的差异,对全球化的表现与原因,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界说。从历史观上说,全球化就是历史的全球化,就是历史由各民族分散的历史转变为世界的整体的历史;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在资本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力运动的必然趋势,就是在市场扩张、资本流动过程中伴随的普遍交往与文化扩散。对于全球化的时代,要求有一种哲学的视野与历史的沉思,要求在具体专业、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出发说明社会的交往关系,从社会的经济生活出发说明社会的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从生产方式的性质说明时代的本质,从生产力的趋向说明历史的趋向。唯物史观可以使我们在复杂的全球化现象中抓住本质的、全面的联系,用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看待与把握全球化。非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研究也在试图提出种种历史哲学,如亨廷顿(S.P.Huntington)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是依据文化的界限来区分自己,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将成为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与全球政治的中心。他说:“在新的世界中,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冲突,不是发生在阶级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或其他从经济上定义的群体之间,而是发生在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们之间。”(注:Huntington,S.P.1987.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London:Simon Schuster Ltd,p.28.)“文明冲突论”是一种历史解说,但它并没有点到文明的实质,或者说掩盖了冲突的实质。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只不过不能仅仅在某个国家内部考察,还需要从世界范围来考察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与发展趋势。“文明的冲突”实质上是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冲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体化的趋势与发展中国家本土化的势力的冲突。

唯物史观当然不应该是解释历史的不变公式或创造历史的灵丹妙药,面对历史的巨大变化与日益丰富,唯物史观也要随之变化与丰富,更加系统与精致,以满足新时代的理论需求。19世纪资本开拓世界市场,生产力的水平是机器大工业、蒸汽机车、电报电话,商品与资本输出是“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国际分工主要是原料生产国与产品制造国的区分,为了抢夺或争夺世界市场,不惜使用武力,发动战争;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生产力的水平是电子、生物、航天新技术,是电脑的网络化,知识、技术、信息的输出成为利润的主要源泉,知识的生产、销售国与知识的消费、购买国构成了新的国际关系,跨国公司在很多方面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经济事务及其利益冲突,很多是通过国际组织、国际法,由协商、谈判、契约来解决的。这些变化都需要认真深入地研究,从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变化发掘全球化时代的新的特征,把握全球化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概括出全球化发展的规律。全球化作为一种状态、趋势与过程,是现代生产力发展运动的结果,不能仅仅归结为某个国家、某个集团的意志的产物,意志也只是经济力量的人格表现。全球化是生产力自己开辟自己道路的展开,推动全球化的技术手段、交往形式、制度规则等因素,都是在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为适应与满足现代生产力的要求而不断变革与完善的。在生产力扩展空间的手段中,知识与创新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成为经济扩张的主要力量,成为全球化的“共同语言”。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已经从武力转移到智力,从资本存量转移到知识存量,从生产能力转移到创新能力,也就是从有形资源转移到无形资源。生产力在全球范围的普遍发展,导致了人与社会在全球范围的普遍交往。个人通过多种媒介与世界历史相联系,从地域性的存在过渡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从抽象的社会性存在转变为经验的社会性存在,从地区性的共同体活动扩大为世界性的人类的活动,成为“经验上普遍的个人”。随着当代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人同化与顺应全球化,掌握了全球交往所需要的语言、技能、知识,产生了新的现代认同感。在全球化进程的初期,“货币没有祖国”。在开拓世界市场方面,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一般交换手段和世界货币,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它在带动世界市场形成,造成人们彼此间的世界主义的关系方面起着异常有力的作用。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脑网络的普及,使“信息也没有祖国”。全球的各种媒介构成的信息网络,使以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为基础的全球化交往成为可能。历史上信息的集中与发散,依靠的是人口在城市的集中,人与人空间距离的缩短,作为对通讯手段落后的弥补。现代社会信息的网络化、全球化,并不要求人们以居住的密集来换取这种获得、共享信息的便利,发达的信息网构成了社会发达的神经系统。这样,交往活动可以跨越地理的障碍、国家的边界,主体间的空间距离和交往的时间费用不构成交往之维覆盖全球的重要障碍。

2、全球化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展开的,面对进步与风险、融合与冲突共存的世界,需要全面认识全球化条件下的历史进步规律

20世纪经历了时代主题的重大转换: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转换,使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尽管世界上还存在着局部冲突与南北问题,但追求和平、谋求发展已成为世界性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主题转换加速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平与发展是全球化时代的主旋律。主题转换是一个已知的历史事实,其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多学科,运用多种理论模型作出说明。主题转换反映了历史进步的规律,其根据并不局限于这个世纪,它所引发的思考对未来的世界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二战结束以后,人类争取了半个世纪以至更长时间的无大战的世界和平。人们可以用和平的愿望、理性的力量、威慑的制约等因素解释,但根本的力量是经济的力量,根本的规律是经济的规律。克劳塞维茨把战争当作政治的继续与流血的政治,如果分析更直接、彻底一些,战争应该是经济的继续与流血的经济。战争是以暴力的方式争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也是经济利益的反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世界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已经制度化、一体化,在这种背景下,不需要流血与暴力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且付出更小的代价,这就使大国集团之间的战争成为不“理性”的事情。现代战争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科技实力要求极高,这就使小国、弱国没有能力与“资格”发动或进行外部的全球性战争,寻求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与地区冲突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和平的主题存在于当代经济活动的内部机制之中。当代国际社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苏东剧变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落后了,缺乏与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经济实力。南北问题日益突出,说明了发展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迫切性与严重性。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表明,革命还不能一劳永逸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政治运动也不能完全解决经济问题。在社会体制的相对稳定时期,还要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创新推动民族进步与国家兴旺发达,也就是在发展中解决发展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全球化时代,共同发展关系到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应该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正因为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需求,就使主题转换成为历史的必然。和平与发展同时成为时代主题,也是因为和平与发展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证。

全球化是二重化的历史存在,它既不表明“太平盛世”的来临,也不预示着“世界末日”的到来。不同的国家、民族、集团、个人由于在全球化中的位置不同,他们眼中的“全球化”是不同的世界。有的是“科技乌托邦”式的赞歌,有的是像对待洪水猛兽似的诅咒。思想世界的对立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矛盾。实际上,全球化的历史如同以往的历史一样,始终交织着进步与代价、希望与痛苦、新生与毁灭、善行与罪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运动的规律时指出,资本既是创新的主体,也是破坏和摧毁的主体。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扩张的普遍性,对于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自然和精神力量的限制,资本都要破坏这一切,摧毁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90页。)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596页。)当代全球化是多种矛盾的共存,既包含着世界能量集聚的巨大动能,也包含着高度相互依赖的系统崩溃的风险;既包含着交往中的文化融合,也包含着根深蒂固的文化鸿沟;既包含着科技创新的发展潜力,也包含着环境资源的承受底线。全球化不是一厢情愿的无摩擦运动,也不是完全非理性的无序运动,人类只能在这种矛盾状态中,寻找一条化解冲突、减少代价、防范风险的道路。

全球化过程是一体化与多样化的共同发展。一体化的推动者是发达国家,它们借助自由贸易体系与“商品的低廉价格”,使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全球消费着同样的新产品,并执行着同样的技术标准与交易规则。西方国家还要在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推行西方的体制与观念。多样化的坚守者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利益、民族文化、宗教感情等因素,都使得他们不能同化于西方文明,不能淡化、弱化本土化的特色。发展中国家要在全球化潮流中保持自己的文明,显示自己的色彩。Fantu Cheru认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基本的政治冲突将发生在全球化的力量与以本土为基础的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之间,这些社会运动寻求合理、平等、可持续的新的社会秩序。(注:Cheru,F.1996.New Social Movements:Democratic Struggles and Human Rights in Africa,p.164 in J.H.Mittelman (ed.) Globaliz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实际上,一体化与多样化是相互依赖的,一体化是以多样化为前提的,排斥了多样化的一体化,完全同一的一体化是不可能存在的;多样化是以一体化为参照的,脱离了一体化的多样化也是一种独立的一体化。所以,各种文明应该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能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一体化与多样化的共存,就是人类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创造自己的历史,建设自己的文明。

3、全球化塑造了新的利益格局,提出了社会公正与人的价值问题,哲学不能放弃经济批判与道德批判的双重功能

全球化并没有走向世界大同,并没有使“四海之内皆兄弟”,相反,它加重了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不平等。全球化造成了“赢者通吃的社会”(The--Winner--Takes--All--Society),它使“全世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包括许多生活在中心社会的人。”(德里克)(注: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由于商品、技术的自由流动与国际分工的加深,全球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大量的失业。由于知识、技术、信息成为新的“致富手段”,而每个人的天赋和支付受教育费用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是不均等的,这就造成了新的贫困者。全球化产生了新的利益格局与分配规则,扩大了利益与财富的不平等。即使是布热津斯基(Z.Brzezinsri)也认为,西方纵欲无度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与世界多数地区的贫困形成巨大反差,不仅阻碍了达成全球共识,而且加剧了全球分裂,潜藏着政治上的危险。全球不平等现象势必成为21世纪政治中的重大问题。(注:[美]兹比可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7-95页。)对于全球化,有热烈的拥护者,也有激进的反对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都是在为社会公正而奋斗,他们坚定地站在过着悲惨生活的工人一边,自觉地担当工人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不是仅仅地研究“天赋人权”,而是积极投身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实践,改变不合理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之所以能够保持它的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有其群众基础。全球化时代仍然存在着阶级压迫、性别与种族歧视、对弱者与贫困者的欺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就仍然需要主张社会公正的声音,需要批判资本的《资本论》。人类不平等是有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的现象,不平等的消除有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乌托邦思想家不顾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属于思想的幼稚。而把不平等看作天经地义、永恒不变,则是人文精神的倒退。正确的态度是既要承认分工与不平等的历史合理性,又要积极为消除分工对人的束缚以及带来的不平等而创造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

全球化是人的活动造成的,它也造就了人的全球化或全球化的人,人只有在与世界的普遍联系、普遍交往中才能生存与发展。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关注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不仅表现为它的效率,也表现为它的人道,即最符合人的本性与最有利于人的解放。即使是现代西方哲学家,也承认马克思对人的价值与命运所抱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与以往的思想家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人、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不是从超历史的人性出发,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矛盾出发;不是仅仅作伦理学分析,而是深入作经济学、历史学的分析;不是仅仅解释、谴责人的异化,而是进行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运动;不是消极、悲观地感伤人的退化,而是根据经济变革、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未来社会人的理想、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这都是人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在当代,全球化对人的塑造与人的文明有哪些影响,与人类进化和未来是什么关系,对人的生存与发展带来哪些问题和负效应,这些价值评价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全球化带来了全球问题,全球问题是全球化的副产品。生态危机使人作为类的生存与延续受到了威胁,显示了人有着阶级、集团、国家的共同利益之外的人类的共同利益。不管这种共同利益是否成为普遍意识,是否得到共同维护,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人类的共同利益不能掩盖阶级、集团、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各个阶级、集团、国家的共同利益也不能替代人类的共同利益。那种“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哲学只能加速滔天洪水的到来。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与自然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寄希望于新的阶级、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社会。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的南北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全球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严重。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依然存在,但解决矛盾的方式、过程不完全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在全球化时代,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条件下,采取什么途径、方式来缓解生态危机,推动历史进步,发展人类文明,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4、全球化交织着两大社会制度的较量,要分析社会形态的演变趋势,为促进全球更高的文明和更全面的进步提供实践的哲学

贯串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两大社会制度的较量,在进入新世纪之际,不可能回避这一历史而作出什么“沉思”或“反思”。有人把全球化当成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胜利,福山(F.Fukuyama)就把冷战结束、苏东剧变看成是“历史的终结”,他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也是最后的形式,即“历史的终结”。他说:“如果现行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完全满足了人们最重要的本性要求,那么历史就达到了它的终点”。(注:Fukuyama,F.1992.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The Free Press,p.136.)“历史终结论”显然是非历史、反历史的。福山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当然是希望现行制度的永世长存,但历史辩证法是无情的。当代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在力量上的优势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资本主义从诞生时起,就如同任何经济形态一样,包含着内在的否定的因素,即使在今天它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深层的矛盾,隐藏着多方面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生于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出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肯定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奇迹,但他们并没有像庸俗经济学家那样甘心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而是通过“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运动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演变趋势,提出了建立更具有经济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设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与衰亡的过渡性。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显示了通过生产创新与社会创新而自我调节的较强的能力,它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使其能够在一个时期内缓和阶级与社会矛盾,获得稳定与发展。对当代资本主义演变趋势的研究,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新的社会实践,把历史的规律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起来,从抽象到具体,从已有结论到新的认识。马克思积几十年之心血,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要在该时代的经济中寻找资本主义为何灭亡,社会主义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哲学必须要学会用经济自身的力量来说明社会经济的演变,哲学要深入经济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它不仅反思资本主义,而且应该反思社会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自我认识。不仅要分析市场经济,而且要分析计划经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还只是以理论形态存在,还处于设想阶段。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相比是理论的质的进步,但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当作终极真理或教条,就会把它置于不科学的地位。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在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缺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求的高度的物质基础,把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作简单对照,既会扭曲现实,也会贬低理论。鉴于理论与实践的反差,邓小平提出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任务,要求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哲学所能单独回答的,但它要求哲学的参与,哲学的思维。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能否生存、发展与壮大,是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资产阶级都在总结、思考的重要课题。这要求对历史发展规律有深刻的理解,对社会矛盾运动有准确的把握。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是从一种善良的愿望出发来谈社会主义的实现的,而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活动,它的实现与否取决于历史条件的发展和成熟程度。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经济运动的现实展开过程,在现存的经济关系中找出解决矛盾的途径与手段。

全球化是一种历史趋势,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尽管全球化的进程中伴随着冲突、风险与代价,但总的来说,“世界局势的演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管还会经历多少艰难曲折,终将走向更高的文明和更全面的进步。”(注: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9月7日。)全球化是实践的全球化与全球化的实践,它需要一种宏观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一种以人类实践为尺度的实践哲学。全球化是以人类整体为主体的共同活动,但是没有统一的意志和完整的计划,其间会出现不同主体利益冲突,会产生背离大多数人利益和人类根本利益的走向。这就要求研究不同主体分散活动的“合力”怎样才能产生出有利于更高文明和更全面进步的历史后果。人的主体性既可以是创造的力量,也可以是毁灭的力量;既可以用于善,也可以用于恶。全球化趋势有着巨大的势能,它将把人类带向何方?这不能寄希望于“上帝之手”,也不能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当代社会中人类实践的能力空前增强,这种能力就包括科学预测与自觉控制人类整体实践的过程、方式与目标,使人类实践达到经济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微观合理性与宏观合理性、当下合理性与长远合理性的统一。全球化进程趋向于更加进步与文明,但这种趋向存在于未来空间,具有不确定性。自然领域存在着微小扰动演化为巨大涨落的现象,社会领域也存在着突发事件影响、改变历史轨迹的现象。全球化进程没有预定的轨道,即使有预定的轨道,也会出现脱离预定轨道的不确定情况。不确定性给出了人类的创造性空间,正因为全球化未来的多种可能性都是不确定的,只有人的创造性活动才能把理想变成现实,把不确定变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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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实践基础_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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