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国际接轨：命题的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分析“与国际接轨”一词的广泛使用是观念更新和形势所然。非生搬硬套某一提法的结果。认为应进一步探讨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内涵和构成要素，不宜人为地缩小或扩大；认为教育能与国际接轨，但强调单方面适应，会忽视教育上的互补互接；进而提出采用“教育的国际性、民族性与地方性相结合”比“教育与国际接轨”更为可取。
“教育与国际接轨”，自1993年以来，在中国大陆尤其在上海、广州等大都市教育界呼声渐高，与此前提出的“教育适应市场经济”一起，颇有成为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两大命题之势。关于“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已有广泛的讨论，关于“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审视，相形之下则显得很不够，但在展望21世纪中国教育时，却同样是有必要予以厘清的。本文就此作一初步的尝试。
一、“教育与国际接轨”不是生搬硬套某一提法的结果
在审视“教育与国际接轨”这一命题时，先探讨它的背景可能会有助于整个分析。
我们并不忽略这一命题的产生有其广阔的背景：“教育面向世界”的观念毕竟已深入人心。但我们更愿意取“与国际接轨”一词作为分析单位，因为这一命题是在广泛使用该词中应运而生的。目前，人们对于该词的产生原由及起初所指谓的领域和内涵，似已达成共识：所谓“与国际接轨”，在本义上是就国际间商品及技术贸易这一特定领域而言的，其原由是中国实行自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必须对本国在国际贸易中许多与国际市场不相符合的体制、法规进行改革，其目标是使之与国际市场及国际贸易的准则和惯例相衔接，而以外汇汇率并轨（1994年1月1日起）为标志的外贸体制改革则是已采取的一大举措。
“与国际接轨”一词，确实像有人指出的，近来不仅使用频率甚高，而且使用范围逐步扩大，已远远超出国际贸易以及与之有关的经济领域。[1]我们曾以上海出版且发行量居全国晚报之首的《新民晚报》为对象作一粗疏的统计，结果发现在1994年5～6月，“与国际接轨”至少出现了七次，涉及残儿康复、文化艺术、家庭体制、劳动就业、经营思想和社会风气等领域。[2]在这一背景中出现“教育与国际接轨”命题，当然也就不足为怪。
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有人断言，“与国际接轨”不能超越它的特定范围，到处乱套乱用；在商品技术贸易以外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对外交流中，能不能够与国际接轨，如何接轨，是部分地接轨还是完全接轨，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 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决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更不可盲目地到处生搬硬套。[3]
在我们看来，“与国际接轨”一词犹如其它有些词语一样，其使用范围是可以有所扩大的。“效应”一词就是从它原先常用于物理、化学等领域进而使用到社会领域的，而且改革和教育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提法，正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事实上，“与国际接轨”一词的使用，即使在正式场合中也已经超越了它的特定范围。在这方面，典型的事例便是199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工农业“增加值”指标取代以往采用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为何作出这一变动？据权威经济部门称，摒弃计划经济下长期使用的“总产值”指标而采用与国际惯例相符的“增加值”指标，可以避免重复计算的因素，更准确、更真实地反映国民经济的变化状况。[4]
也许会有这样的质疑：以“增加值”指标取代“总产值”指标所体现的“与国际接轨”，虽然已超越了国际贸易以及与之有关的经济领域，但严格地说，不仍然属于经济范畴吗？其实，即使此说得以成立，我们也不能够无视“与国际接轨”一词已多次正式地应用于其它领域。作为佐证，这里仅举两例。其一，在劳动就业方面，我们终于痛下决心，把富有中国特色的“待业”一词，实行与国际接轨，改为“失业”了。其二，在学术界，沿用几十年之久的“学部委员”之称最近已改为“院士”，此举同样是正式被称为“与国际接轨”，以有助于国际学术交流。试问在使用范围上出现这样的突破究竟有何不妥？为何不可以应用到教育领域，并进而提出“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命题呢？
从纵断面看，“与国际接轨”一词的广泛使用，甚至在社会科学或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使用，就其总体而言，迄今也并没有出现到处乱套乱用的情况。据笔者观察，“与国际接轨”一词在这些就性质而论同商品或技术有显著差别的领域中的使用，其词义大致上有三种。第一种涵盖社会科学或文学艺术同国际完全接轨。具体地说，电影界有人主张中国电影市场要同世界电影市场完全接轨，学术界有人声称中国社会科学进入90年代已开始与国际主潮融合。第二种是在调侃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例如，关于上海美术馆藏品现状的思考中，有人直呼艺术品的价格在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中节节上升；又如，关于中国自1993年起成为高档白兰地洋酒头号市场的评论中，有人指出咱们不仅在与国际接轨，且已超过一些国家、地区的消费水平—一虽然只是在饮酒方面。第三种，则是严肃地本着改革开放的精神，坚持与必须接受的国际惯例相衔接所进行的探索。纵观这三种词义在社会科学或文化艺术界的使用后，不难发现，居主流地位的乃是其中的第三种词义，第二种实际上是它的衍生。至于第一种即“完全接轨”说，我们有三点疑问。它所提倡的究竟是我国的电影从内容、生产经营直至管理体制等各方面都可以从国际电影市场得到借鉴，还是都与国际电影市场完全接轨？它在电影界究竟有多少大的影响？更值得怀疑的是，将它同容许西方影片中宣扬色情、凶杀、恐怖、荒诞的东西任意进入我国市场扯在一起，岂不有风牛马不相及之嫌吗？对于学术界的“融合”说，这三点疑问也完全适用。至少可以认为，“完全接轨”说或“融合”说作为一股“支流”并不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属于生搬硬套之列。
还应该指出，“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命题的提出，固然直接有赖于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与辅导接轨”的潮流，但这一命题已有的内涵反过来也使之变得更为丰满了。“教育与国际接轨”主张，在总体上虽不能算少，但它们不如其它领域中的相关见解那样清晰。在我们手头拥有的资料中，有一份是值得介绍于后的，在这份题为《上海应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的研究报告中，作者的构想有三方面，即“上海高校大学生的外语、计算机的普及率和水平要率先与国际接轨，首先赶上香港、新加坡、台北的水平。上海高校大学生的入学率、同龄青年入学比例、万人大学生比例等首先与亚洲先进水平看齐，争取在本世纪末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师生比、在校生数等指标也要尽快与国际水平和标准接轨。[5]这些构想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其原因未必是它们具有科学性、适切性和可行性，也不啻是它们对教育发展和改革不乏发人深省之处，而很可能是它们在“教育与国际接轨”的种种主张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更可能是它们已赋予“与国际接轨”以新的涵义即“与国际水平和标准接轨”，从而突破了原先涵盖的“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范围。换言之，“教育与国际接轨”这一命题，无论从它据以提出的背景，还是从它已有的内涵，都不能被视为生搬硬套的结果。
毋庸置疑，在“教育与国际接轨”的种种主张中，难免也有一些不当之词。在上海、广州等地、一些公、私立学校的校长持有的“一切都按照标准化的办学条件努力实施与国际接轨”的看法，可以算上一例。不错，标准化的办学条件在相当数量的学校中尚未具备但又是实施教育与国际接轨的一个条件而应该受到重视；可是，如果将它看成是教育与国际接轨的主要内容甚至全部内容，那就失之于偏颇了。话还得说回来，纵然在这一潮流中出现了一些不当之词或片面的看法，我们也不能由此得出“到处乱套乱用”的结论。“与国际接轨”的潮流而今才方兴未艾，现在主要的问题恐怕还在于我们对他们在教育改革上的迫切需求是否感同身受？如果没有，就不该过多地苛求于人，而更多地需要反求于己。
二、“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内涵不宜人为地缩小或扩大
那么，究竟何谓“教育与国际接轨”？如果可以将它列为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一个战略，是否只适用于一些国际性大都市呢？这是继它的产生背景（即教育能不能够与国际接轨）之后需要加以审视的问题。
鉴于“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命题出现不久和实施不多，故在对它进行限定时，与其仓促地给出一个定义，倒不如对它的“构成要素”作一初步的探索。反之，明确它的“构成要素”后，大概也会有助于解决其适用范围的问题。
按照我们的看法，“教育与国际接轨”如同“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就其性质而论乃是今后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一项战略。但两者指向的对象又有所不同。“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归根结蒂是解决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而“教育与国际接轨”着重需要解决的，则是使我国教育与必须符合的国际教育的标准、惯例及主潮相衔接，因此，虽然着眼的也是教育现代化，涵盖面却宽于前者。
在内涵上，“教育与国际接轨”首先很容易使人想到应赋予它以“教育的质量、水平、效益与国际接轨”的涵义，接着便设置了一套可检测或易评估的指标系统。上述《上海应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可以说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视首席教师到位和优良的教学、生活设施具备为能够“朝着与国际接轨的方向迈一大步，”则也属这一范畴。不可否认，这是“教育与国际接轨”的一些“硬性指标”，要达到这些指标也谈何容易，但毕竟还是“教育与国际接轨”历程中的第一步或“外围战”。
“教育与国际接轨”的主要涵义，在我们看来，是与国际教育主潮相衔接。在高等教育方面，上海医科大学校长认为，以前医学分科越来越细，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卫生服务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和康复四个方面。因此，积极发展全科医学将成为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负责全科医学的全科医师已成为当今世界医学进步的潮流。他还指出，我国医学教育在观念上以专科医师为自己的目标，对全科医师尚缺乏认识，尤其是沿袭几十年的医疗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全科医学的发展。他的结论是：医疗事业要与国际接轨，培养全科医师势在必行。[6]在中等教育方面，上海中学四位教师认为，过去单一的课程类型（现称之为必修课）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求，选修课、活动课相继进入了学校，而且正式形成了所谓学校教育应由必修课、选修课和活动课三个板块组成的新思路。然而，在与国际教育接轨中，第四个板块即综合课却未被引进。[7]使人感到高兴的是，他们涉及了“教育与国际接轨”的“主战场”，而且都有可喜的探索。上海医科大学正在与浦东新区商谈建立国际医疗中心，将推出全科医师这一新的医疗模式。上海中学四位教师就综合课（由语文、劳技、美术、英语这四门学科所组成）教学已作了尝试。不言而喻，国际教育中进步的主潮是不易识别和把握的，作为“教育与国际接轨”的“软性指标”，更需要我们下功夫去探究。正像有人在回顾美国中小学课程改革史之后所指出的，在“与国际接轨”成为潮流的今天，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美国人放弃的东西必定是由教训引起的，因而也是我们要舍弃的；美国人正在追求的东西一定是他们悟出的真理之所在，因而也是我们应追求的。
“教育与国际接轨”的第三层涵义在于使我国的教育与必须符合的国际教育惯例相衔接。在这方面，当务之急是使专业术语及统计标准与国际接轨。其实，在经济学界、科技界和新闻界都已有诸如此类的建议。中山大学王则柯先生最近撰文指出，在世界学术圈子里，“西方经济学”这一说法几乎是中国人的“专利”。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如此频繁地使用一个国际辞书上找不到的学科概念，这一事实，恐怕可以说是我们的经济学教育和经济学理论还很不成熟的表现。应当换一个提法才有利于我们的学术与国际接轨，并有利于我们的学术向世界展开。[8]他揭示的事实，同样见诸于教育科学中“教育基本理论”这一学科概念；常见于教育管理部门下达的文件中的“普通高等教育”、“体育教育”、“德育教育”等，则是离“与国际接轨”相去更远了。而他所指出的改换提法的重要性，恰恰表明此举并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出自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以及提高经济学等教育的成熟度之需要。我们要强调指出，与必须符合的国际教育术语相衔接还有助于改进教育实践。以扫盲为例，包括非洲的一些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对文盲的界说，已从“纯文盲”过渡到“功能性文盲”，而且对“功能性文盲”的界说也已从狭义转向广义。以此反观我国关于文盲的定义后，在已有的2亿多文盲的数字上不增加许多并且更迫切地予以改进才怪呢！其次，应该看到，国际上通用的教育专业术语和统计标准是存在的。例如，国际教育局已出版了教育技术学、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科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词汇汇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出版了《教育统计标准化》和《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它们为专业术语和统计标准“与国际接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再者，起码要使海峡两岸因分隔40多年而存在的专业词汇严重的不统一现象有所改观。这或者可以像来自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等40多个学科的50多位专家所建议的海峡两岸科技名词需统一（据统计，计算机学科名词现在大约有70%不一致），[9]或者可以通过两岸增加交流，在词汇上求同存异。
此外，历届国际教育会议通过的建议，也是可供考虑的“教育与国际接轨”的一个连接点。198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第38届国际教育大会，曾就国际教育局自1934年以来通过的各项建议的实施情况进行回顾。参与讨论的代表一致认为，此类建议是普遍有用的，它们虽然并非是具有强制性的决议，却是一些总的原则，既有助于为教育活动定向，又有助于指向现实问题。许多国家在实施这些决议中确已遇到阻抗，但不应该根据这一事实对决议的有效性作出最后的判断。有些建议（例如1979年关于改进教育系统的组织管理的建议）的奏效需要很长时间，现在作出评价显然为时过早。反之，有些建议（例如1937年关于外语教学的建议，以及1965年关于中学外语教学的建议）提出后几十年仍然有效。可是，还有一些建议虽然具有普遍适用性，却因其新颖而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被承认是符合各国需要的。
由此可见，作为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战略，“教育与国际接轨”不仅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也不只是适用于上海、广州等国际大都市。明确地建议将“教育与国际接轨”作为教育发展和改革战略的，或对它讨论较多的，确实往往是身居国际大都市或经济特区者，这是不难理解的。上海浦东新区教育处处长认为：“浦东的开发开放呼唤人才迭出，也呼唤教育事业加大力度。一流的新区需要有一流的教育。”[10]实际上，他已回答中国大陆在同一时间条件下对待“教育与国际接轨”为何会有地域差。然而，如果接受我们在上文中对这一命题的限定，那就会得出我们相同的看法：这些地方和别处在“教育与国际接轨”上的区别与其说是一种地域差，不如说是一种时间差。
从深层次看，教育能不能够与国际接轨及教育接国际的什么轨等即使得到了解决，“教育与国际接轨”这一命题仍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因强调的是单方面的适应，故而容易使教育上的互补互接遭到忽视，甚至有可能导致教育领域中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削弱或丧失。1994年5月，在湖南大学举行的一次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已经对“中国高等教育应该与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接轨”这一命题表示异议，主张互补互接。在会上，有些代表还提出：“过分地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实际上是将高等教育引上‘全盘西化”的老路。”[11]此前，香港幼儿教育专家陈淑安也撰文指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怎能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对本国的幼儿不先学好母语就学英语？怎能不骄傲自己是中国人而要把孩子变为“国际化”、“国际人”？这是将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并且没有根的、愚昧国人的所谓“国际化”和“国际人”思想渗入我们幼儿的小脑袋里。[12]可见这里涉及的“教育与国际接轨”中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即教育如何与国际接轨，更需要今后深入研究。现在可以断言，如果丢掉了自身特点而去与别人“接轨”，如果只是单方面的适应而无视互补互接或双向交流，其最后结果将不只是丧失自身的国际地位，而且离“全盘西化”不会太远。
总之，教育是能够与国际接轨的，教育究竟接国际的什么轨则可以从四个维度去考虑；至于如何接轨，正像巴基斯坦一教育工作者所指出的，这里遇到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怎样使本地需要与国际标准相结合的问题。[13]对此，我们至少可以先按照以我为主和双向交流两原则去探索。但是，作为面向21世纪教育发展和改革的一项战略，采用“教育的国际性、民族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提法，是否比“教育与国际接轨”更为可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