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之辨——从地方性的角度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地方性论文,角度看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热闹起来的“全球化”讨论，正是取代了此前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成为国际主流学界的焦点话题。不过，由于学术话语权的不平等，加之焦点话题从中心地区向边缘扩散需要时间，所以，在不同学术地区这种“取代”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事实上，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建构自身的现代性，已然是个颇为棘手的问题，现在又加上全球化进程，复杂性不知又增添几何！当然，即便在核心国家的学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本来也没有取得明确的定论和共识，相关的议论仍在继续。所以，无论对谁，“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都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现代性”，偏重的是时间的维度，而“全球化”，虽然严格说来也是一个关乎过程的概念，但显然要更加偏重于空间，尤其是与之紧密相关的全球性(globality)概念，更为如此。“全球化”之取代“现代性”话题，再加上“历史的终结”论调的渲染，也许会让人觉得，这不过是时间分析(temporal analysis)让位于空间框架(spatial framework)罢了。或者，借用一种颇具诗意的说法，全球化是“现代性向空间的逃逸”。（注：G.Therborm,"Introduction:From the Universal to the Global"，International Sociology,Vol.15,NO.2,June,2000,p.150.）
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细加考察，我们便会发现，关于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下面我们首先概述现有的相关观点，然后从地方性概念入手，进一步探讨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内在的联系，最后再简要讨论一下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可以采取怎样的策略。
一、三种观点
关于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系，目前的理论话语中至少存在着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乃现代性的结果。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可谓是一个代表。在他看来，全球化就是现代性的全球化。凭借着“时空伸延”、“脱域”与“反思”机制，现代性呈现出一种扩张主义。“概而言之，全球化概念最好理解为体现了时空伸延的基本方面。全球化关乎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交叉重叠，使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场景交织起来”（注：A.Giddens,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2.）。或者，“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注：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56-57页。）
最能体现吉登斯“现代性的全球化”观念的，莫过于其对全球化维度的描述。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包括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监督四个方面，相应地，全球化的维度则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世界军事秩序和民族国家体系。不难看出，也正如罗伯逊所说，这不过是将现代性四个基本制度特征“粗糙地移植到全球场景的结果”。（注：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3页。）或者，从根本上说，不过是将韦伯的理性化“铁笼”的比喻，换成了横冲直撞、碾碎一切的世界主宰者之辇。（注：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9页）。
吉登斯的这种观点，招致了不少批评。且不说其对现代性的理解的偏狭，单就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关系来看，异议者认为吉登斯颠倒了它们之间的本来顺序，即：全球化不是现代性的结果，恰恰相反，是全球性的条件和全球化的进程，构成了现代性得以出现的不可缺少的背景。（注：R.Robertson,"Globalization Theory 2000+:Major Problemastics",in Handbook of Social Theory,edited by George Ritzer and Barry Smart,Thousands Oaks,CA:Sage,2001,P.463.）其实，当吉登斯将全球化界定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的时候，已经假定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先行存在。当然，这里又涉及到对于全球化到底从何时开始的问题了。但有一点，吉登斯把世界的发展看做是某种发源于西欧社会的特性向世界的扩展，显然不同于世界体系论者所描绘的全球演变的动态图景。
第二种观点认为，全球性乃现代性的终结。这可以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的“全球时代”论为典型。阿尔布劳直截了当地号召我们忘掉现代性，“摆脱令人窒息的现代对于想象力的抑制。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全球时代为我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天地”。“从根本上讲，全球时代意味着以全球性来取代现代性；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一种在行为基础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全面变革”。（注：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页。）
那么，理由是什么呢？阿尔布劳认为，“全球性至少在五个方面使我们超越了现代性的种种假设。这五个方面是：由全部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性的环境后果；由具有全球破坏性的武器导致的安全感的丧失；通讯系统的全球性；全球性经济现象的涌现，以及全球主义的反省性——在有这种反省性的地方，人们和各种团体都以全球作为自己确定信仰的参照系”。（注：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5页。）
显然，上述理由绝对不是不可商榷的，而且所列举的现象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不过，阿尔布劳指出，“‘现代性内在必然地是起全球化作用的’，这种观点把一种后果看作一个过程的必然产物，好像它具有其隐蔽的发展规律似的。它把一种结局看作一种先前所有的各种事件都以之为方向的事情。这样一来，分析本身就成为目的论的了”，（注：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3页。）倒是击中了第一种观点的要害。但是，由此而得出“全球性必然是消解现代性的(demodemizing)”的结论，恐怕还需要在概念上做出进一步的限定。
确实，阿尔布劳将“全球的”和“现代的”意义在多种层次上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现代的”首先是一种时间上的称谓，强调革新和废弃、筛选并剔除无用的旧事物、称许意志和控制并由此称许扩张；而“全球的”首先是一种空间上的称谓，是地球在空间的位置的产物，是对生存的具体完整性和完善性的召唤，它不是把人类区分开来而是使人类抱成一团。显然，这种区分或许是不无启发的，但似乎更多地体现了作者本人的规范性愿望。然而，阿尔布劳所作出的另外一种区分，更加能够支持自己的观点，即，“现代的”是一种性质，没有物质实体作承担者；而“全球的”与地球相关联。
如果以地球为参照点，我们就能更好地接受阿尔布劳所说的“终结”，并非耸人听闻：“对自然界的征服和疆土的扩张，都分别遭到了一种令人可怕的中止——前者以导致诸如全球变暖之类的可能意味着人类的过早消亡的后果而中止，后者以耗竭地球表面而中止。两个规划都曾经是现代性的本质方面。这是现代性的这类规划将会遭到的报应，是为以往那种不顾后果的滥扩张付出的代价。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全球时代才代表着一种终点，一种极点”。（注：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57页。）如此，也就容易理解阿尔布劳为什么主张，不能将全球化看作只是现代性的另一个阶段，而必须将之视为从现代性到全球性的过渡时期，是“为全球性成为任何局部或任何领域、任何制度中的一种基本要素做准备”。（注：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0页。）
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和现代性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关系。这种立场可以用费瑟斯通、拉什和罗伯逊合编的一本书来给予定位，即“全球的多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ies)。（注：Featherstone,Mike,Lash,Scott and Roland Robertson (eds.),Global Modernities,Sage Publications,1995.）在这种观点看来，现代性应该是多重的，全球化本身也应该是复数的，比如全球化既可以视为政策或者谋划（比如一些人权组织推行的人权标准的国际化），也可以看做意外的后果（比如艾滋病导致的全球性恐慌）等等。（注：J.N.Pieterse,"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in Global Modernities,edited by Mike Featherstone,Scott Lash &Roland Robertson,Sage Publications,1995,P.46.）事实上，全球化的行动者和动力，是多种多样的，更不要说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不同的全球化模式了。
正如罗伯逊所说，尽管“现代性观念，通常以一种时间、历史的方式，暗示了体制和基本体验的一般同质化”，（注：R.Robertson,"“Glocalization：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in Global Mo&mkies，edited by Mike Featherstone，Scott Lash & Roland Robertson,Sage Publications,1995,P.27.）但是，现在人们日益意识到，现代性在欧洲以外，在其他地方，也相对自主地形成：在新大陆，现代性的形成是通过大量消灭原有的民族；在东亚，现代性是作为对外部挑战的回应而兴起；在非洲大部地区，现代性主要是殖民化或者帝国主义强加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解构”——或者至少是概念和经验上的分化，使得人们认识到空间和地理的相对独立的意义。
如果说罗伯逊仅从外在形式上描述了现代性的多样化，那么艾森斯塔德等人则从内在理念上寻找到这种多元格局的根源。“现代方案，亦即发端于欧洲西部与中部的文化和政治规划……这种规划的核心就在于，社会的、本体的和政治的秩序的前提和正当性，都不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了”。（注：S.N.Eisenstadt,"The Civilizational Dimension of Modernity:Modernity as a Distinct Civilization",International Sociology,Vol.16,No.3,September,2001,p.322.）不过，且不说率先践行现代方案的欧洲国家之间在具体贯彻规划上的诸种分歧，伴随着西方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扩张，西方之外的地区，在挪用西方现代性方案中的不同主题和制度模式时，也并非一成不变地照搬，而是经过了持续不断的选择、重新阐释和重新表述，于是，新的现代性文化和政治规划层出不穷，并不断建构出新的体制模式。所以，现代性的规划，虽是起源于西方，并在持续的相互作用中扩散到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但并没有导致一个单一的形态。
艾森斯塔德等人关于现代性之多样化的观点，关键是将现代性界定为“文化和政治规划”，而非任何特定的制度。相比之下，要比吉登斯等人的观点，更具解释力，也更少西方的偏见。在现代性的文化之下，未来的承诺取代了传统，成为人类行动的终极标准。这种承诺，不是对一些固定制度的期许，而是泛指一切通过沟通与抗辩而形成的，可通过人类的集体行动而达致的理想境界。而这种理想境界也非固定的和封闭的体系，而是带有反思性的开放理念。另外，在所有“承诺”的背后，皆隐藏着有关人类有能力作出自由选择及通过有意识活动而改造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与人性本身）的假设（注：参见孔诰烽：《从‘早期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到‘儒家现代性’》，《读书》2002年第4期，第100-101页。）。应该说，这几乎是现代性的底线了。显然，这种基本理念与各种具体实践环境的结合，可以产生出形式多样的现代性建构。其实，也只有价值观念层面的现代性，因其抽象而更具流动性，扩张的范围与速度也就不可限量；也因其是对于未来的承诺，使之具有前所未有的动员力。不过，应当注意的是，这种面向未来的规划，也使不少地方的人成为一种“没有历史的民族”，他们的过去被拦腰斩断，他们的意义世界被割裂，加入了精神上无家可归者的行列。
二、从地方性的角度看
全球性到底是现代性的延续还是断裂？是原因还是结果？对于这类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顾及全球性和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或者摆脱现代性话语中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采取一种更加具有历史意识的视角，那么我们可以说，全球性既是现代性的延续，也是现代性的终结；既是现代性的结果，也是现代性的原因和条件。不过，如此“辩证”地给出答案，问题本身似乎也消失了。
如何才能使我们不再绕回起点，而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看来，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下面我们就从“地方性”的概念着眼，来进一步讨论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可能的内在联系。
1.建构地方性的不同方式
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全球化，都似是而非地将“地方性”视为自身的对立面，视为需要克服的对象。或者说，有关它们的神话之一，就是普世化和同质化的力量无往而不胜。现代性，尤其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向来被认为是通过对传统的地方性的克服而取得统一的，并由此确立自身的认同空间；全球化，特别是在趋同论者看来，就是打破地方的自主性和封闭性而走向更大的空间。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依据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二元对立，来思考和判断相关的走势。地方性成为特殊主义的代名词，而无论现代性还是全球化，追求的是普遍主义的实现。
但实际上，我们应当将现代性和全球化视为以不同的方式建构地方性的过程。所谓地方性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在超越地方性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换言之，提升地方性的许多努力，是从上面或者外部推动的。但是，这种超越地方性的规训力量，又非某种横空出世的超验的东西，而是在地方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中突生出来的定序原则。这种定序原则，经常不过是起源于地方性的原则试图在更大范围内获得承认或者取得合法性垄断而已。
如果我们仔细地审视现代性，便能发现，即使是在现代化了的西方民族国家内部，又何曾充分克服了所谓的地方性呢？“所有的社会都是虚拟的。要说与任何一个人群作个人的认同，则除非是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面地相见的那些人（而且，也许连这种情况也不例外），此外都是全凭想象力的大跃进”（注：舒德森：《文化与民族国家的整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2卷第1期，1995年，第81页。）。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本身就是人为建构的产物，在其中，攫取了统治权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不可忽视。正如沃勒斯坦所言，“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的过程，即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代表全民的阶级，从社会各个阶层接纳其成员的过程……中产阶级声称自己是一个代表全民的阶级，他们所采用的支持这一主张的方法之一就是靠发展民族感情，这为他们的主张披上了一层文化的外衣”。（注：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6页。）即便我们退一步说，承认现代性已经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普遍主义，那么在现代世界中，还是制造出一种普遍的特殊主义，此即民族主义（当然，这又是作为本质上是国际过程的一部分而出现的）。总之，现代性本身的普遍主义的声称，恰恰在全球化时代充分暴露了自身的局限。
现代性的确立与全球化的进程，在形式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局部不断卷入整体的过程，但其中涉及的机制还是有所不同。关键是动员机制的差别，或者说是合法性基础的不同。赋予现代性以合法性的元叙事，是理性、进步，是对未来的承诺。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诉求又是以民族为载体，或者说，诉诸的是民族的富强，并以民族的存亡来掩盖乃至抹杀内部的分歧和不平等，并以此来驯服内部的“危险阶级”。从外部看，民族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特别是军事冲突，造就了现代化的关键动力。从现代性的历史来看，民族国家之间的你追我赶，恰恰形成了一条“现代化之链”。而从内部看，民族国家中行政与法律的标准化，特别是国家教育的标准化，是夷平地方特殊性的关键措施。当然，警察及其它规训力量，也为推行相关的理念与制度提供了保证。在这个过程中，等同于民族国家的社会，也带上了某种神圣性，并在这种神圣性的光环下，将个体主义的解放与工具主义的发展统一起来。或者说，解放的现代性与技术的现代性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实现了暂时的和平共处。
而全球化则是“没有外部的过程”，或者说是“使外界内在化”，原先发挥作用的合法性基础，都已消失殆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后现代思潮，其特点之一就是消解一切神圣性，而这既是全球化得以加速的一种氛围，也是全球化的一种症侯。当然，也必须注意到，全球化过程确实也有使自己合法化的手段，其突出表现就是所谓的“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消费主义就是全球时代的“时代精神”，已经成为生活世界旋转的轴心。消费主义使一切都无差别地成为消费的对象，但在消费过程中又特别重视差别的符号价值。
那么在全球化时代，是否一切都进入了同质化的轨道呢？恰恰相反，在全球化时代，所谓的“地方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以至于罗伯逊觉得有必要用“全球地方化”来取代全球化的概念。但罗伯逊似乎满足于对现象本身的概括，却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在全球化时代，地方化成为一种强大的趋势？事实上，我们知道，“现代帝国主义权力结构最强有力的运作手段之一，就是在全球民众中间打进楔子，将他们分化为对立的阵营，或者更确切地说，分化成无数相互冲突的人群”。（注：Hardt,Michael & Antonio Negri,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42,44-46.）耐人寻味的是，各种批判性的思潮乃至行动，无论是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中，都一直致力于在社会主体或民族与地区群体的认同的基础上，重建抵抗的阵地。这种“基于地方”的运动或政治策略，都以地方的边界来抵御全球网络的无差异、同质化的空间。仿佛是资本主义的统治越是日益全球化，那么我们的抵制就越是应该保卫地方，构筑其壁垒，以阻遏日益加速的资本之流。
但这种地方主义的立场，不仅错误，而且有害。首先，这种立场是在全球与地方二分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认为全球意味着匀质化和无差异的认同，而地方则保留着异质和差别。在这种观点的背后，又假定地方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至少在它们的起源上，是毋庸置疑的。地方差异早就存在，我们必须予以保护，以抵御全球化的入侵。有人甚至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观点来看待这一方案。显然，这种观点很容易蜕变为一种“原始主义”，将社会关系和认同固定化、浪漫化。（注：Hardt,Michael & Antonio Negri,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42,44-46.）而这恰恰落入全球化力量制造地方性的窠臼。这种虚假的地方性，在政治上成为普适主义的征服借口，在商业上充当消费主义的行销卖点。
2.全球化：“自上而下”抑或“自下而上”？
尽管我们不能将一切都归结为经济因素，但在今天，全球化最显著的表现，就在经济领域。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就是将一切地方性的东西连根拔起，然后按照商业原则进行重新编排，使之成为市场上可以出售的东西，以满足最大利润原则。无论何种地方性，只要有利可图，都会被人毫不犹豫地改造成诱人的商品。哪怕是神圣的仪式，都可能变成“资源”，成为展览和观赏的对象，成为供寻求异国情调的旅游者注视的消费品。而当地人获得了什么呢？他们除了更加靠近消费主义之外，剩下的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意义世界和严重破坏的生态系统。“甚至地方抵制和排外主义者的不满也挡不住消费主义的诱惑”。（注：三好将夫：《全球经济中的抵制场》，载于《全球化症侯》，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9页。）而在消费主义的竞逐游戏中，他们从来就不可能是赢家。所谓地方性的崛起与建构，其实是围绕着一个统一的标准，即可销售性。
这种以全球系统为归宿的全球化，可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全球化”，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扩展。对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有过精确的描述。在此，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我们能否倡导另外一种全球化，即“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应以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为核心，以地方的背景或脉络为基础，关注生存于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使他们在现有条件下能够建构出适合于自己的生存方式。无家可归似乎已然是全球人类的命运，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安居的真正困境，在于人总是重新追寻安居的本质，在于人永远必须学会安居。人类的无家可归，正在于人类迄今仍未把安居的真正困境当作这种困境吗？然而，一旦人类致思于无家可归，这就不复是悲惨之事了。慎加斟酌并铭记于心，这就是把人引向安居的唯一召唤”。（注：Martin,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Harper & Row Publishers,Inc.,1975,p.161.）
这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也是一种扎根的全球化，一种重新本体化。当然，现代市场一技术已经将我们连根拔除，倘要重新找回失落的家园，就必须破除市场—技术至上的现代性话语，而将人的存在置于首要位置。市场，应当限定于特殊的生活领域；技术，应当服从于人类的生存艺术；否则它们都可能成为一种奴役人类的手段。全球化的背景，为我们获取更多的生存可能性提供了条件。面对日益增多可能性，我们必须拿出选择的勇气，必须在适合我们生存状况的前提下，组织和编排我们的意义空间。以这种方式建构出来的地方性，首先是为当地人的生活服务，而不是被动地纳入所谓全球的体系。当然，这种策略并不是要我们固守地方，而是立足于地方，抱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万物皆备用于我，但又不为外物所役。这种重新本体化，并非简单地将原先被粗暴地连根拔起的，再安回到地方性背景中，而是在全球的脉络下，有机地——所谓“有机地”，就是要克服“传统”与“现代”、“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地方”与“全球”、“精神”与“物质”之类的机械对立——重组能够安身立命的价值和生态系统。
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主张，带有太多的勒索或讹诈成分：要么加入，要么自绝于历史洪流之外。结果就是：要么五条件地放弃自己的意义世界，或者按照外部市场的要求改造自己的意义世界，以换取形式上的生存机会；要么闭关自守自生自灭，或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进行一种毁灭性的反击。但这都是外部强加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对谁都不是一种安居方式，甚至对人类居住的地球也是一种灾难。而自下而上的全球化，遵循的是与前一种全球化不同的原则。其中关键的差别，可以用这种观点来表达：在前一种全球化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人们更加看重在全球化过程中突生出来的总体性系统特征，一切都依附于全球化力量的筛选；而在后一种全球化中，人们应当认识到整体小于部分之和，因为“所有系统，甚至包括那些引起涌现的系统，都会对部分加以约束，约束就是对部分进行限制和束缚。这些约束、限制和束缚或者剥夺或者压抑各个部分的优点或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体小于部分之和”。（注：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全球化应该让地方的优点和属性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而不是相反。
三、结语
在目前的社会理论中，其实隐含着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即“传统/现代性/后现代性”对应着“地方性/民族性/全球性”(tradition,modernity,post-modernity/the local,natuonal,global)。在这个框架下，仿佛一切都得到了适当的分类，获得了自己的位置。但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在将丰富多彩的世界压缩成为一个简单的系统之后，我们才会有这么貌似清晰的理论！
发达国家与地区，在这个信息流通极为迅速的时代，往往左右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的问题取向与分析问题的范式，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来说，所谓参与对话或者跟进前沿，通常是由别人出题并给出解题思路，然后望文生义、一知半解地搬弄国际时髦术语，唬弄一下当地的阅听人。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了发达国家思想意识的义务推销者。其实，每个共同体都有自己所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跟着别人的问题跑，即便“先进”，也并未真正担当起自身的责任。
当然，这并不是说有关当今世界的总体性研究和设想，就应该拱手让于他人去进行。事实上，这种研究和设想，本身就可能成为现实力量的组成部分。关于世界本身的知识和理解，将成为我们行动方案的设计和选择的关键维度。我们必须参与进去，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自己的主张。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使我们自身文化的价值观念成为一种活生生的影响力量。
从深层看，当前全球舞台上的各种冲突的根源之一，在于工具理性与文化认同的分离，所以才有“一种全球文明”与“多种地方文化”的说法。（注：Wolf,Schafer"Global Civilization and Local Cultures:A Crude Look at the Whole",International Sociology,Vol.16,NO.3,September,2001,pp.301-319.）如果用韦伯的表达方式来说，是技术理性（包括社会规训与动员技术）的扩展与诸神之战的并存。当然，诸神都可以借助于现代技术来一较高下。现代社会科学的思维基本上都起源于规训的需要，至少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和假设下建构自己的范式。面对压制，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自然是对抗性的策略，所以，各种反思乃至颠覆霸权的理路，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镜式反映和反应。
如何才能避免掉入这种思维定势或陷阱？出路又在哪里？对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寻求一种统一的行动策略肯定会重蹈旧途。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激活地方性智慧，但是这种激活不是为了对抗，也不是为了守护所谓的本真性，而是产生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