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中国外交：变化与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半个论文,化与论文,走向论文,中国外交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世界历史行将结束20世纪之际，新中国外交刚好要迎来她的50周年。在这跨世纪的历史时刻，回顾、总结和展望新中国外交的历程自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从世界和中国巨变及其相互关系的高度回顾新中国外交，有助于确定下个世纪初相当长时期中国外交的总体方向。
然而，这是一个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重大问题。截至目前为止，关于新中国外交走过的历史阶段问题，国内和国际外交史学界和国际政治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观点，缺少对历史的必要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讨论的外交是广义的，大体为对外政策的同义词。
一种观点认为，新中国外交史应划分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55年。这一时期自新中国成立，中经朝鲜战争，一直到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亚非会议。新中国通过最初的言行显示了自己的独立自主形象之后，在军事上击退美国战略上对中国的逼近，巩固了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这一过程推动了战后世界民族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继续增长，客观上提高了亚非新独立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导致了后来亚非民族主义国家以“第三世界”身份崛起于国际舞台上；新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力主同亚非新兴国家友好，广泛打开了同这些国家外交关系的局面。第二阶段是1955-1965年。尽管在这一阶段开始时，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但美国不改变其对中国的政治敌视、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在世界上以“世界警察”自居，继续到处压制民族民主革命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实行侵略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能不在自己的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中继续以与美国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并主张和号召建立反美统一战线。当然，这一段时期，中国与其它国家如苏联和印度的矛盾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但它们仍处于从属地位。第三阶段是1965-1971年。1965年3月越南战争升级之后，虽然中国最大可能地坚决援越抗美，但因这时“世界革命”思想干扰了中国外交，认为“反帝必须反修”，因而没有最大限度地应用统一战线策略，而是对美苏两面出击，出现外交孤立倾向。在出现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和中苏武装冲突等事件之后，中国认为世界进入反对两霸时代，这促使中国在外交上再次重视国家利益，放弃突出世界革命，恢复了外交上的活力，并终于决定作出外交上的重大调整，即改善中美关系。第四阶段是1971-1979年。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国的对外战略确立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反对两霸实际上成为主要反对一霸，执行反苏统一战线策略。第五阶段是1979-198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新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国家经济现代化变成当务之急，因而争取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变成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新的国家战略决定了中国正式把自己的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认为世界的根本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但并不一定反美或者反苏。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它国际公认的准则和实践为目标与手段，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论亲疏，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者建立战*
关系，实行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执行全方位的友好合作政策，强调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站在发展中国家立场上要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第六阶段是1989年以后到现在，主要是面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挫折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而实行韬光养晦的务实外交。（注：有关这种划分可参见谢益显的《对新中国外交史分期提些看法》，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外交史学会通讯》，1997年，第5期。）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总的建国原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82年的33年中，中国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为建国的根本任务，在对外政策方面以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和执行国际战一战线原则来制定外交政策的。从1982年直到现在，中国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基本国策，在对外政策上则以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总的方向，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对外的总政策。这两个阶段，无论是对时代的认识，还是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都有根本的不同，所以总的来看，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从1949年到1982年为第一阶段，从1982年到现在为第二阶段。”（注：杨公素：《新中国外交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1997。）
除上述两种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外，还有的观点认为，“新中国外交史的分期既不能只从一些表面现象来进行观察，也不能机械照搬内政史的分期，而应该按照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我国外交战略的转变来科学地加以区分”。因此，新中国外交史应划分为四个时期：中苏友好、共同反美(1949-1959)；中苏关系渐变，美国仍然对中国进行侵略威胁，中国反对两霸(1959-1969)；苏联霸权主义成为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中美实现和解，中国实行连接“一条线”、团结“一大片”，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战略的时期(1969-1982)；对待任何国际问题，都从中国的民族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出发，依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从1982年到今天）。（注：周溢潢：《关于新中国外交史分期问题的浅见》，载《国际问题研究》，1997年，第4期。）
以上对新中国外交发展阶段的观点及对其各个不同时期特征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们有的缺少足够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理论的支持，或者仅强调中国内政的变化，对国际体系因素考虑不足；或者对新中国外交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中国外交适应变化迅速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的演化重视不够。国际体系全球变化因素是一国外交所要考察的重要的方面。显然，忽视了这一方面将难以更深入地解析新中国外交。
关于冷战时期(1949-1991)的中国外交，还有一种很有价值的观点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方面和内容，就是处理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新中国的对外战略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变化与发展的过程，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呈现十分明显的四个阶段：“一边倒”、“两条线”、“一条线”和“独立自主”，即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大约每10年1次。（注：张小明：《冷战时期新中国的4次对外战略抉择》，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如依据此观点，当代中国外交应划分为冷战和冷战后两个大的阶段，然后把两个大阶段划分为各个具体阶段。但这样划分显然可能过分强调了国际体系因素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制约。
我认为，应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理论的角度，结合冷战后中国外交面对的新情况对当代中国外交史进行科学分期。依据这一观点和原则，我把冷战的结束当作是改变中国外交的一个新因素加以分析，特别是从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关系体系变化的高度界定中国外交发展的新阶段。
任何国家的外交首先考虑的都是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但任何国家都处在既定的国际体系中，受一定时期国际体系的影响和制约。外交是一国在国际体系中实现与其它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互动的手段，其首要任务就是维护国家（民族）安全，争取国家利益。因此，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外交重点的确定都以国家战略目标为依据，并针对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而随时加以修正、调整和充实。中国外交同样决定于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国外交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中国内政的延续，它反映内政，受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决定，为国家的总体目标服务；另一方面，中国外交活动于国际政治体系之中，虽然我国的外交具有鲜明的独立自主性，但不可能不受到各个不同时期国际大格局的影响、甚至制约，其中最主要是受冷战和冷战结束两大全球因素以及与此相关的世界大国关系之变化影响。因此，全景式、历史地透视新中国外交，应考虑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内政与外交不可分离的原则。对外政策属于国家政治，是内政的必然和必要延伸。这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后350年来国际体系的总特点，即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情况正在历史地突破这一规范，但情况和问题十分复杂，因为更小的民族国家主权只是被更大的欧洲联盟“主权”代替，欧盟仍然试图成为“放大的民族国家”），国家独立地制定其对外政策，不受别国的制约。中国外交的各个阶段实际上都体现了这点，外交服务和服从于内政。例如，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虽然一成立就实行了“一边倒”，即站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政策，但由于中国不是像东欧一些国家那样靠苏联的力量获得政权，而是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力量，因此国家的独立自主性就是在“一边倒”时期也体现出来，否则也就没有后来中苏关系的最终破裂。再如，随着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继续成为中国国家战略的重点，以及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层的发展，国内的利益格局分化和重组是必然的，内政对外交的影响将日益明显也日益复杂。确立中国内政变化的几个关键时点和变化的标准十分重要。
第二，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原则。二战以后，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关系体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对各国都有很大影响，我国也不例外。当然，不能过分高估全球体系和全球变化对一国特别是大国对外政策的制约，但是，一国的对外政策毕竟要反映全球和国际体系的根本特点和趋势。二战后形成的两极国际体系和美苏冷战与争霸确实使中国的对外政策受到很大限制，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世界力量的多极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使国际体系经历着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改变着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外交。
第三，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原则。政治与经济本来是不能分割的，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把它们加以割裂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一大流弊，甚至是一种积重难返的无意识错误。这是没有很好地理解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在一国外交中的基础性地位的结果。一国的外交既然以其国家利益为基础和中心，就要考虑表现为政治的外交与经济的关系。二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日益重要。这种情况发展到冷战结束，经济考虑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外交中成为主要因素之一。这一点是促使中国国家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外在因素。新中国的外交经历了一个从忽视到重视经济因素的转变过程。可以说，在冷战格局下，无论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密切还是破裂，无论中国与美国正面对抗还是中美建立特殊的战略关系对抗苏联，国家安全、军事考虑都是最优先的，经济因素并不明显。但当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面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自己失去的发展机遇，在邓小平主导下，中国坚定不移地转到以经济现代化为国家主要目标的道路上来，于是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市场比人强，经济因素不得不在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一句话，中国外交转向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上来。
把上述原则结合起来，就能较好地认识新中国外交的历程，解决上述还在争论的新中国外交史分期问题。与世界上许多大国的外交战略变化一样，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变化都是由于内政和国际体系的变化所导致的。新中国诞生于一个两极格局的世界体系形成以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和贯彻都受制于两极格局因素。例如，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改善，以及后来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建立，都是国内外复杂因素相结合的结果；1979年，中国把内政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属于典型的国内政治范畴，但它是中国对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世界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双重作用下的选择，因此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国际体系因素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冷战的结束更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中国外交政策中也有些相对不变的东西，这一方面体现了作为大国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外交不能脱离内政的特点。因此，必须把上述几项原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我的观点是，从大的方面着眼，半个世纪的中国外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当前我们处在第三阶段。
1949年到70年代末是第一阶段。当时中国奉行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政治体制，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封锁，更主要是由于我们自身的自给自足指导思想和国家整体实力的薄弱，尚未对外开放，外交具有防御性。中国这一时期加强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除一段时期不切实际的世界革命外交外，实际上主要是面对美苏的压力，不得不在所谓“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寻求支撑点，类似历史上的“合纵”。第二阶段是从80年代初到冷战结束为止。这是中国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从闭关锁国到对外开放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外交相应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由于对外开放实际上是向拥有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发达国家开放，所以改革开放的中国在这一时期与美国和西欧的实质性关系，特别是经济、技术、知识交流得到飞速发展，而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则不再单纯强调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例如，对外援助上的新观念，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有限的，试图通过经济技术合作和经济关系取代单纯的物质、技术和人力等有形援助）。随着国内重新认识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问题，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最终确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中国外交取得了重大成就。
第三阶段是冷战结束到现在。中国面对着走向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同时历经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非同以往，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大国关系的互动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日益成为积极而关键的角色。但是，世界和中国都处在非常深刻的历史转变时期，新的问题和挑战层出不穷，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在性质、任务和手段上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半个世纪，属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外交，其最主要的课题是如何维护和发展全球经济和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国家利益。为了在这场新的努力中有所作为，当前最紧迫的是更新观念、创造理论和制定战略。（1997年11月初稿，1998年3-4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