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科学主义的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内在科学主义之根
亚里士多德曾将科学研究看作从事实知识到关于这些事实背后理由（或原因）的知识的一种进展，并宣称一旦获得对起初事实的证明，科学研究就宣告结束。对亚氏的这种科学研究程序理论，伊萨克·牛顿通过强调演绎结果的实验确证超越原初归纳证据而给予批评和发展。牛顿并非强调对超越一个理论初始证据基础的演绎结果予以实验确证的第一个人。在他之前，罗吉尔·培根、伽利略等人曾阐述过这种观点。但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牛顿的《光学》的影响，对新的演绎结果进行实验确证才获得了一种重要的评价标准的地位。牛顿认为，日光是由不同颜色的光束构成，而每一光束具有一特定的折射度。他便设计双棱镜实验来检验这一理论。牛顿企图使他的自然哲学家同事们转向更为具体的或特殊的研究领域、研究观点，同时他为后继的那些自然哲学家进行科学研究活动提供了一套具有规范性的方法论规划，他说，“自然哲学的目的在于发现自然界的结构和作用，并且尽可能把它们归结为一些普遍的法则和一般的定律——用观察和实验来建立这些法则，从而导出事物的原因和结果。”〔1〕牛顿提供了四条推理原则：
Ⅰ.除了那些真实而且足以说明自然事物的现象的原因外， 不必去寻求自然事物的其它原因……
Ⅱ.因此对自然界中同样结果， 我们必须可能归之于同一种原因……
Ⅲ.物质的属性，凡既不容许增加又不容许减少， 而且又从属于我们实验所及的范围内的所有物体，就应视为一切物体的普遍属性……
Ⅳ.在实验哲学中， 我们将把那些从各种现象中通过一般归纳而推出的命题看作为准确的或非常接近的真。尽管可以想象出与之相反的假说，但在没有出现其他现象足以使之更为准确或可能例外以前，仍然应当给与如此对待。〔2〕
这些推理原则表明，牛顿力图对科学中适当方法的彻底规范性观点予以阐明，正因这种方法的规范性和明晰性，许多近代科学家都坚持这种实验哲学的纲领。
牛顿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方法纲领中，他还把神学的理由融合于他的实验哲学中，他直接运用上帝的概念来解释宇宙的被制造与维持，他认为这种看法基于很好的科学理由。因为太阳系有一些不稳定的来源，一是大量彗星行经太阳系，二是行星经“以太”媒介后运动减弱或流失。但上帝的存在使太阳系中这些不稳定情形不发生。无论牛顿的神学解释在今天看来多么荒谬，但牛顿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将上帝作为宇宙的一个合理性成份或实体来看。这与外在科学主义对科学采取的盲目的全面崇拜所表现出的神性有很大差别；同时也与十足的宗教神学不同。牛顿对于一般性科学方法规则的追求是他的一次对内在科学主义的最初信奉。
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 1792～1981年）在他的《试论自然哲学研究》（1830年）中阐明了他的科学程度理论。在研究中他发现，科学研究程序的第一步是首先把复杂现象细分为其构成方面，并着重注意对解释现象有决定性的因素，如物体运动的力、质量、速度等；声音的声源、声源的振动、媒介的传递、接收等。其次则是通过两条途径来发现在定律：一是应用特定的归纳格，如波义耳定律的归纳格：从实验数据，当P=0.5时，V=2.0；当P=1.0时，V=1.0；当P=2.0时，V=0.5，……由此便得出
，二是通过提出假说， 在此赫歇尔认为其中不是对固定规则的运用。通过上述的归纳格式假说，这些自然定律归并为理论。
赫歇尔认为，科学程序不仅表现在科学发现上，而且还表现在科学证明上。他强调，科学定律和理论与观察相一致是该定律或理论的可接受性最重要的标准。同时，把定律扩展为特例、表明定律具有非预计范围的意外结果、判决性实验等在科学的发现与证明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威廉·惠威尔将科学进步看作是事实与观念这两极的成功结合，他声称科学发现的模式包括序曲、归纳期及结局三步进行曲。他坚持“事实”是片断性的知识或个别对象的知觉经验报告，是提出定律和理论的原料，而观念则是把事实结合在一起的理性原理，对事实的分解和概念的阐明便构成科学发现模式的第一步，即序曲部分。通过归纳走到对事实的综合而形成定律或理论，这就构成科学发现的第二步，即归纳期；但科学发展过程不能归结为现成的规则，他认为简单性、连续性、对称性的考虑作为假说的原则是重要的，而一些数学定量化方法也同样有价值。惠威尔把理论演绎为相同种类和不同种类的事实，以达到对事实综合的巩固和扩展称为科学发现模式的第三步，即结局。惠威尔还把科学的进化发展比作支流归合成江河，如，开普勒定律、伽利略定律、潮汐运动等等归入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江河中。
诺曼·坎贝尔（Norman R.Campell ）在他的《物理学：元素》（1920）（以后改称为《科学的基础》）中提出了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深刻分析，即建立了他的假说与词典的模式。他认为，这种假说加词典意指实验定律，只有当演绎出的定律与别的已知定律进行类比时才可得到理论的解释。因此，他坚持科学目的是发现和解释定律，而定律只有归并入理论时才能被解释。
上述这些有关一般层次上科学的结构、方法以及发展模式的探索是内在科学主义在20世纪初得以形成所具有的最基础的因素。
二、内在科学主义的三大科学信条
首先看看逻辑经验论中的内在科学主义是什么。
1929年，卡尔纳普（Carnap）、纽拉特（Neurath）、 哈恩（Hahn）等为维也纳学派发表了著名的维也纳宣言〔3〕， 该宣言包括了两部分改革纲领：一是净化科学中形而上学成份，如“最终力”，“燃素”，“以及”等。该学派相信把这些形而上学成份从科学陈述中清除掉将有助于科学的进步，而逻辑语言分析是这种清除得以实现的手段和保证。二是为科学提供一个可靠的认识论基础。因此维也纳学派所致力的主要目标是为科学的进步而从事辅助性保障工作。
以上述宣言为宗旨，逻辑经验论包含了三种努力或研究方向：
（1）致力于逻辑语言分析，这是逻辑经验论的研究主流， 石里克、卡尔纳普及艾耶尔等人就是着重于该方面展开他们的研究的。这一研究方向后来为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斯坦、达米特（Michael Dummett）等发展为一种语言分哲哲学。
（2）内在科学主义的努力方向， 即致力于一般层次上的科学自身的研究，包括科学的结构，科学的语言和方法，科学发展的模型等。该努力方向开始时很微弱，但经赖欣巴赫、弗兰克及后来内格尔（E.Nagel）、亨普尔（C.G.Hempel）的深入探究，逻辑经验论中的内在科学主义走向成熟。
（3）科学性的统一纲领，即将非科学类统一在科学中。 卡尔纳普宣称非科学类最终要统一在物理学中，这即是他的物理主义。实际上这种统一纲领是去掉神性光环的外在科学主义。外在科学主义的神性成份自受到人本主义者及某些内在科学主义者的激烈批评后迅速消减，神性科学主义将科学无条件地任意推至非科学类之中并实行绝对统治的局面在西方很快就趋于破碎。因此，外在科学主义不得不从神性科学主义向一种温和形态的外在科学主义过渡，即以一种说服的方式或凭借合理的依据、充分的理由来把科学成就向非科学类“推销”，这主要是纽拉特等人的努力及研究工作（详见后述）。
从上面逻辑经验论的三个努力方向中不难看出，逻辑经验论实际上同时包含了两种科学主义的声音。但真正成为逻辑经验论之强音的是内在科学主义，即上述努力方向中的第二种。
逻辑经验论中内在科学主义至少包括如下六种成份：
（A）认为科学之缘内部较外部具有大得多的价值。 于是便全面关注科学自身属性的研究，相应地，科学这缘外部的状况如何就被置于冷漠的境地。
（B）科学之缘内部是统一的。
（C）科学之缘由经验证实原则与意义标准共同确定， 科学之缘不为伪科学或假科学所具有。
（D）科学在解释、预见、观察等方面取得成功， 并遵循着一种逻辑的塔式模式。
（E）科学理论存在着共时性结构。
（F）科学方法赋予科学的结果客观性。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这几种成份的具体内涵。
（A）是历史上的各种内在科学主义中都包含的一种重要品格， 这一品格成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重大隔骇的主要根源，同时也造成历史上所谓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离。在这种分离上，内在科学主义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进行的；相比之下外在科学主义（尤其神性科学主义）虽然坚持科学与非科学类的融合，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但其融合的专制方式却令人生厌而实则造成更大的分离。
（B）是逻辑经验论的一项重要命题， 这是由逻辑经验论者用逻辑分析语言去看待科学应如何运行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各门具体科学虽然各有自己的概念、术语，但他们宣称这种分割局面即将结束，并将科学内部的统一作为科学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譬如，卡尔纳普认为实现科学统一的唯一途径是将一切科学语言翻译成物理语言，不过当他坚持用物理语言去统一人类的情感、心理时，他就走向了外在科学主义。这种科学内部的统一性也为某些科学家所坚持，其中著名的例子是爱因斯坦在追求四种力的统一而建立科学的统一场的努力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就（C）而言， 逻辑经验论试图消除科学中的假问题或无意义成份，譬如，物理学中的“以太”，化学中的“燃素”，力学中的“原动力”，“生命力”，天文学中的“绝对时空”，或者科学中“物质和精神”等等“一串空洞无意义的废话”，以求确立自己的“科学之缘”。如何消除？如何确立？这即是经过经验证实原则：只有经受住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有意义，方可进入科学之缘。否则只能停留在科学之缘以外。卡尔纳普曾提出经验的直接证实与间接证实，直接证实指当下以验的证实，如观察金属的颜色，这种证实是可靠的，间接证实是在直接证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来证实，该证实是或然地真。后来卡尔纳普把证实原则放宽到可检验性原则，他认为“证实”（verification）是对真理作出一种明确的最终确定，但在他的观察术语（或命题）与理论术语（或命题）相区分的背景上，理论命题或语句就不能证实，而只能被检验。赖欣巴哈以概念的意义理论来取代卡尔纳普的真值意义理论。而亨普尔认为科学理论不可能绝对证实，而只能相对地验证，他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提出质疑，并形成了他的整体论意义标准。在亨普尔这里，科学之缘的内与外就不是不可逾越、绝对隔离，而是密切相关的无缝网络。
（D）逻辑经验论认为，科学是通过解释、预见、观察、 实验等方法或手段来从事科学发明与科学证明的。这些方法或手段如何运行？
科学本身可划分为多个层次，大致如图所示。底层为实验证据（包括测量数据，仪器读数等），次层为科学理论，中间有定律与概念。暂不谈这些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仅凭借这些层次看看解释，预见、观察或实验如何运行。①对这些层次，“解释”遵循莱布尼兹学派的观点，即低一层次都可以比其更高的一层次中得到解释，或高层次都是对低层次的解释，②预见力由底层向高层次依次增加，③观察或实验的有效性或相关性由低层到高层而依次减弱。
（E）逻辑经验论者都认为科学理论本身存在着共时性的结构， 这种观点由他们的逻辑分析表明了自己的见解。首先，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归化：一是同质归化，即一条定律后来被归并到另一个理论之中，该归并过程包含了“实质上相同”的概念。而且归并者解释了被归并者，如伽利略定律已被归并到牛顿力学的原理之中，二是异质归化，即一个定律演绎包含在缺少该定律的某些概念的理论之中，如经典热力学的一些定律可归并到统计力学中，但经典热力学的某些概念，如温度、熵等没有出现在统计热力学之中。并且内格尔给出了T[,2]化归到T[,1]的必要条件，其中归化的形式条件包括①可连接性，即存在着某一连接语句可将出现在T[,2]中的词项（不出现于T[,1]中）与T[,1]的词项连接起来，②可推导性，T[,1]的理论假定可演绎地推导出T[,2]的实验定律。归化的非形式条件为①经验支持，T[,1]的理论假定得到除支持T[,2]的那个证据以外的证据的支持，②增殖力，T[,1]的理论假定提示着T[,2]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内格尔认为，成功的归化是归并，一个理论被归并到另一个具有更大范围的理论中就形成科学的进步。 〔4〕亨普尔在《经验科学中概念形成的基本原理》（1952）中，把科学理论系统形象地比喻为一个保护杂技团演员用的“安全网”。他认为，科学理论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命题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具有良好结构的整体系统——安全网。〔5 〕该网的底层是观察层次，支撑杆是语义规则或解释规则，网线是公理，网络是理论语句。但其中只有少量网结（理论语句）与底层（观察层次）直接联系，而其他多数只能与底层发生间接联系，这个整体是安全和有意义的，简单的经验难以“证实”或“反驳”科学理论。
对（F）来说， 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科学的客观性概念是相关形而上学的。因此许多逻辑经验论者似乎主动回避科学中的客观性问题。而自从赖欣巴哈明确区分科学“发现的与境”（context ）与“证明的与境”后，客观性概念开始有自己的一席之位。虽然“发现的与境”属心理学领域，但“证明的与境”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结果具有客观性，因为该结果是经科学方法而给予辩护或论证的。这里的客观性不仅仅是可证明的，不依赖于人的意念的，而且还指具有非私人的意义，即能为主体间相互检验而保持不变的意义。科学方法中，无论是逻辑推理，还是通过仪器进行的科学观察或实验，都是科学认识主体之间相互检验的，而不依检验主体的不同而相异，科学方法的这种非私人性就保证了通过科学方法而进行的证明及其结果同样具有非私人的意义。哲学、艺术、宗教、及文化风俗都会因地域或创作者的不同而不同，但一则物理定律、如惯性定律、自由落体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等，或一则微积分公式，如格林公式、高斯公式等却具有非私人性，非区域性。尤其在波普的“客观知识”那里，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
上述逻辑经验论关于内在科学主义的六种成分构成了内在科学主义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成为内在科学主义未来发展的基石。重要的是，在这六种成份中包含了内在科学主义的三大科学信条，即：
1）科学是内在统一的，其依据是科学方法在科学中的普适性、 有效性、客观性，以及科学目的可实现性。
2）科学是一项成功的事业。只要遵循科学方法， 科学活动就可达到科学目的。
3）科学是一合理性的事业。 科学方法和科学目的共同构成科学合理性。
三、波普学说对信条的修正
神性科学主义的最终解体应归于卡尔·波普（Karl Popper ）爵士。在此之前，外在科学主义（包括神性科学主义及温和的工具性科学主义）虽然遭受到人本主义者的激烈抨击，但与内在科学主义之间起码表面上维持着一种平静的、相互默认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波普那里受到最严重的挑战而瓦解。应当注意的是，这种瓦解并不意味着科学主义在迅速消亡，而表明科学主义试图摈弃赘疣、更新自我的一次最后努力。
1.对神性科学主义的彻底批判
最有力量的批判往往来自于真正的自我批判，同样对神性科学主义的最犀利的批判也来自于科学主义内部，这即是波普立足于内在科学主义对神性科学主义的讨伐。波普这方面的基本观点（据他本人宣称）“可追溯到1919—1920年冬天。……完成于1935年前后”，〔6 〕以后以题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论文分三期发表在著名的《经济学》（1944年第11卷，第42、43期；1945年第12卷，第46期）杂志上。〔7 〕波普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类之间，更确切地说在自然科学（尤其物理学）与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着诸多不正确的态度和做法。他分析了其中某些原因。在古希腊时代，社会性或人文性学科要比自然科学发达，人们对社会和政治的关心或热情超过对宇宙或自然的兴趣。但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人创造的物理学成就，以及巴斯德的生物学使近代科学获得巨大成功，独发异彩。然而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尚未找到它们的伽利略”。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学者、研究家们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目光移向那些日益繁荣的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人们有意识地试图模仿物理学、尤其实验方法，以便改造各种人文学科，包括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尝试中既有成功，又有失败。“人们立即提出这一问题：物理学方法是否真的能用于社会科学呢？”〔8〕对此，若坚持肯定答案， 则形成神性科学主义，其中包括许多人文学家或社会学家对科学的崇拜，甚至自然科学家（包括物理学家）的自我欣赏，波普称这种态度或观点为“泛自然主义”；若坚持否定的答案，则形成反神性主义，波普称此为“反自然主义”，这主要表现了人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家们对科学扩张的抵制情绪。波普把上述两种观点——“泛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统称为“历史决定论”。对这两种观点，波普都持反对态度，换句话说，他从自己的内在科学主义出发，一方面反对神性科学主义，另一方面又坚持人文学家，社会学家对外在科学主义的抨击是错误的。这里我们着重谈的是波普在第一方面的研究。在波普那里，“泛自然主义”与科学主义只是不同的名词，具有相同的涵义。“泛自然主义……出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由于它们错误地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也许可称之为‘科学主义’学说。”〔9〕这里的科学主义是笼统的， 实质上是我们所说的神性科学主义（或外在科学主义）。
波普从如下几方面展开了对神性科学主义的摧毁。
（1）波普认为， 海耶克所说的“科学主义”只反映了“神性科学主义”的一个侧面。海耶克曾以“科学主义”一词来意指一些研究者尤其社会科学家“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10〕。海耶克的科学主义表示自然科学成就在被引入或推向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过程中这种“引入”或“推向”的盲目性、模仿性。波普认为，“科学主义”或泛自然主义不仅存在着社会学家或人文学家的盲目模仿问题（按他的词就是“抄袭”问题），而且还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 即下面的（2）与（3）。
（2）波普认为， 模仿者所模仿的东西（如归纳法）是一种错当科学方法的东西，实质上并非真正的科学方法。他说，科学主义者们“企图抄袭自然科学方法，但又不是自然科学的实际情况，而是按他们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去抄袭，这种想当然的并不存在的方法是：收集观察结果，然后从中‘引出结论’。这种方法是有些史学家所盲目模仿的，他们相信自己能收集相当于自然科学的观察成果的史料证据，从而为自己形成‘经验基础’。”〔11〕
（3 ）波普明确指出对科学进行偶像崇拜的“蒙昧主义”是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是我们批判神性科学主义的最核心之处。他说：“把某种可靠的或权威的知识当作偶像崇拜，甚至比企图应用一种不能应用的方法更糟糕。”〔12〕
（4 ）波普以可否证性打碎了神性科学主义关于科学之缘具有永真性的神话（详见后面）。
2.波普的内在科学主义：重建科学之缘与修正内在科学主义的科学信条
“你信仰玩骰子的上帝，我信仰规律在某种客观实在的世界里充分发挥的控制作用——这是我力图用奔放无羁的思辩去捕捉的。”对爱因斯坦的这段话，波普认为其中的“用奔放无羁的思辩去捕捉”实在即是去“理解”实在。波普指出，爱因斯坦的“捕捉”或“理解”与人文学科中的理解至少有这样四点一致性：一是我们由于共有人性而去理解别人，同样我们可因自己作为自己的一部分而理解自然；二是因为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着某种合理性，我们去理解人们，同样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我们去理解自然规律；三是科学家试图按人们理解一件艺术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就如上述爱因斯坦谈及上帝，都是一件创造过程；四是自然科学中存在活动者已意识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动最后归于失败的情形，同样在人文学家那里，由于“异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变得不可能，或者任何一个完整的真实的东西被理解时都不可避免地变形；被肢解、简化或虚构。由此波普得出结论：“理解”也应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波普坚持这种观点，许多持有“理解”仅为人文科学所具有的人文学家指责波普为实证主义者或科学主义者。波普对这种“指责”愤愤不平：“这些人自己看来是无保留地并无批判地承认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是适合自然科学的唯一哲学。”〔13〕波普的“不平”表明，在人文学家那里除了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之外再也没有适合自然科学的其它别的哲学或解释理论了。这里波普是将自己的否证论置于实证论及科学主义之外的学说来看待的。但无论波普抱怨什么，或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否证论，他终归是一位内在科学主义者，终归未完全脱离科学主义的窠臼。不过，波普把“理解”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所共同具有的方法和特征时真正的意图不是寻求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融通之处，而在于为他所重建的科学之缘寻找依据。因此，其立足点仍在自然科学本身。
汉普对“理解”的强调是与他的另一个核心概念——“猜想”息息相关，因为波普认为科学的形象就是一种猜想的形象。如前面所述，逻辑经验论把科学之缘以内的成份看作尽是真理群，并且认为进驻科学之缘的“通行证”是经验证实（或验证）原则。与之相反，波普则认为科学之缘内部没有真理，而尽是猜想。具体地说，与以牛顿理论为基础的经典科学大厦相辅相成，逻辑经验论在确立自己的科学之缘时着重于经验证据对理论的证实关系及逻辑关系，包含了对科学的真理性的深信不疑，甚至凭借概率论的几率演算来测定科学理论中的真理成份。但波普采取了与逻辑经验论不同的思路，这主要基于20世纪科学的一系列重大变革。1916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他的广义相对论预言：星光行经太阳时将发生1.74秒角的偏转。而按牛顿引力说的推断则不会偏转，即使有偏转也不会超过1秒角，二者虽相差不及1秒角，但却是关系到两种科学观的命运的一场生死决斗。结果，1919年英国两个观测队对日食观测的平均值为1.79秒角。这样爱因斯坦的奇思异想式的预言被确证。于是多年来经过无数科学家亿万次科学检验的牛顿引力论反以差之不足1 秒角的观测实验宣告失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得胜利并波及世界各个角落。透过这层“相对论热浪”，波普思考：为什么一种经久考验、无可置疑的理论竟毁于一旦？这样以来还有什么理论能逃脱被推翻的命运？波普的答案是：没有。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内的任何理论总有一天要经受失败的打击。波普坚持，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既不在于它正确，是真理，而在于科学包含着错误。科学的可错性或可否证性成为科学之缘的根本特征。由此波普讨论了科学之缘内部的变化规则和成份，如，他把归纳推理从确立科学之缘的科学方法中清除出去。另外，他关于观察渗透理论（或理解）、科学进步模式（问题→猜测→反驳→新问题），他的逼真性（及逼真度）、确认性（及确认度）等等都是他建立自己特有的科学之缘的基础。这些都形成了波普独特的内在科学主义。但问题也相应而来：既然科学之缘的根本特征在于可否证性或可反驳性，那么这就为人们对科学之缘的批评广开门户，就为非科学因素流入或渗入科学之缘设立了某种合法的通道，这势必导致反内在科学主义的产生及内在科学主义时代的结束。
从上述波普对科学之缘的重建中可发现他对内在科学主义的科学信条（由逻辑经验论确立）的修正。
对信条（1），波普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观点， 而只是采取了转移注意力或不给予关注的态度。换句话说，他以科学（作为一种客观知识）的自主性、实在性及客观性的讨论来取代逻辑经验论的科学的统一性；以科学的进化过程来取代逻辑经验论中科学统一化过程。既然波普不同意逻辑经验论把归纳法作为科学方法，那么以归纳法作为科学方法的普适性、有效性就不复存在。
对信条（2），波普坚持以否证法取代证实法，验证性； 以逼真性作为科学目的并以此来取代逻辑经验论的真理。波普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进化的过程，在该过程中科学理论的逼真性越来越大，科学越来越接近真理，因此科学的这种进化过程就表征了科学事业的成功。存在着单个科学理论的反驳或失败，但不存在整个科学事业的失败。
对信条（3），波普以否证性和逼真性来确定科学合理性， 不过在此有一悖论隐含于波普的科学合理性观念之中。
无论波普对逻辑经验论所确立的三大科学信条进行何种程度的改变，但终归是一种修正，其基本的框架是相同的，并且他们对科学之缘的确立都完全置于逻辑与境之中。
注释：
〔1〕H.S.塞耶：《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扉页。
〔2〕Isaac Newton,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Philosophy (trans. A. Motte, rev.F.Cajori.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2) 2.pp.389-400,转引自JohnLosee,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Historical Enquir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p.41.
〔3〕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主要包括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费格尔（Herbert Feigl）、弗兰克（Philipp Frank）、哥德尔（ KurtGodel）、汉恩（Hans Hahn）、纽拉特（Otto Neurath ）、 石里克（Moritz Schlck）、魏斯曼（Friderich Waismann）等。 他们之间不仅哲学见解相异，而且哲学思维风格及个性都各具特色。但他们都遵循统一的纲领，即维也纳宣言，试图改变当时的哲学现状，参见John Losee,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Historical
Enquiry,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pp.49-51.
〔4〕Ernest Nagel,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New York:Harcourt Brace & World,1961,pp.336-366.
〔5〕参见夏基松、沈斐凤：《西方科学哲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至第118页。
〔6〕参见波普：《历史的注解》，载《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华夏出版社，1987。
〔7 〕《历史决定的贫困》在《经济学》上分次发表后以书的形式出版：意大利译本（米兰，1954年）和法文译本（巴黎，1956年），相继以书籍形式出版社，1957年又出版英文版，参见K.R.Ropper,ThePoverty of Historicism.London:P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7.
〔8〕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 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页。
〔9〕同〔8〕，第83页。
〔10〕引自〔8〕，第83页。
〔11〕步尔·波普尔：《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196页。
〔12〕同〔11〕。
〔13〕同〔11〕，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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