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主论文,阶层论文,当前我国论文,私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大以来，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日趋高涨，以至有人将此形容为他们已进入了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么，激情为何而来？又将去向何方？
一、当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
所谓政治参与，是指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促成现代政治参与产生的根本前提条件，是经济的高度发展。韦伯因此认为，经济发达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亦即它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政治之中。[1]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伴随其经济地位的快速上升而得以相应提高，党的十五大前后，其政治地位已得到迅速提升，到十六大，则达到高潮，其参政的面之广、量之大、层级之高均达至改革开放以来的高点。当然，因为仍有别于一般现代社会的当下中国特定的经济和政治生态，使得今天他们政治参与的状况又具有了自身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政治参与渠道多元化，但与其高企的参与需求尚存在差距
尽管就目前整体情形而言，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仍较有限，但其参与渠道确实已变得日趋多样化，并且几乎在每一方面他们都表现出了其强烈的热情。今天既有的安排性参与其实已不能充分满足他们高企的参与需求，以至形成这样的局面：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并存，合法参与和非法参与同在。
1.安排性（代表性）政治参与，即指经有关党政部门和组织的推荐，一些较优秀私营企业主进入人大、政协或工商联等组织中任职，参与相关的政治社会活动。该层面是目前被明确认可的较高层次的参政领域，他们因此也最热衷于这类参与。据不完全统计，现被选为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全国有9000多人，被推荐为县以上政协委员的全国有30000多人，被推荐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有100多人，担任全国工商联执委的有233人（占总数的56％），其中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有8人，担任省级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会长的3人。
2.非安排性、自发性的合法政治参与。主要形式有：
（1）加入中共组织。到2002年底，全国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已达30％，远高于党员在全国成人中的比例。其中，有的还被选为党代会代表。据浙江省工商联于去年7月组织进行的全省三级工商联走访千家会员企业调查课题组的结果分析报告（以下简称省工商联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全省上规模会员企业业主中，中共党员所占比率高达49.54％，说明党的16大后，私营企业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其能否入党的争论已告一段落。
（2）参加民主党派。据第五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参加民主党派的私营业主占被调查总数的5.7％。按中央规定，他们只能加入民建组织，但实际上，现8个民主党派都有他们的加入，且呈继续增长态势。
（3）对基层政治的积极介入。对相当多的私企业主来说，能被安排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机率并不高，加入一些组织也有或多或少的制约，而在农村“村官”的选举中，其开放程度则要高得多。正因此，在许多地方的农村，作为草根阶层的私营企业主们，视竞选村官为从政，其参与竞选的积极性日益趋强。在浙江，“老板村官”现象已相当普遍。浙江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起来的群体”约占30％。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其比例则更高达60％左右。[3]
经分析不难发现，私营企业主在这一领域参选的具体动机不外乎三类：谋求经济利益，谋求政治社会地位，以及的确出于公心希望为民办事。应该说，私营企业主所以能较成功地大量介入基层政治，是由政府和农民对“共同富裕”的双重诉求与他们自身自我服务、寻求确定性的意愿所共同促成。这种农村能人政治现象的出现，尽管难免有一定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但至少从浙江的情况来看，这些“村官”们的职责大多数是较到位的，通过当村官“捞一把”的人很少，其总体成效是积极的，客观上有利于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有利于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有利于改变村级班子的年龄、文化和知识结构，从而不断增强村班子的战斗力、号召力与凝聚力。他们在客观上构成了农村稳定与发展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力量。
（4）参与或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维护其利益，扩大其影响。随着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热情的不断高涨，各级工商联（商会）的向心力较过去已得到很大提高，不少人还争当会长和副会长。同时，要求组建基层商会、异地商会、行业商会和其他众多的民间自治性、服务性、专业（行业）性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性行业协会的呼声也很高。从总体上看，对于官办或准官办的社团组织的参与热情要相对低于纯民间自发性组织，这里区分的主要标准就看能否真正对他们产生更强的实际功效。因为前者一般仅能满足其政治和社会地位形象的一定提升，而实在的帮助还不明显。但如果这些官办或准官办组织能有更大作为，那么其吸引力同样不容小觑。如温州市工商联（总商会），得益于温州私营经济的发达，其角色已经从一个纯粹的统战性体制内组织转变成一个非公经济的“总代言人”，具有了在政治经济利益表达方面更多、更强烈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而通过它的组织化安排，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也已由一种安排性参与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主动性参与。正因此，总商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是强大的。
（5）通过被评为劳动模范等方式进行政治参与。据统计，2003年度，全国共有8家私营企业和3位私营企业主分别被推荐、评选，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而在浙江，一些地区已开始尝试专门在私营企业主中评选优秀建设者的活动（如嘉兴）。这无疑给他们提供了又一条政治参与的合理渠道。
3.党政等系统中非正常和非法的间接参与。主要有：其一，通过贿赂选民当选为人大代表；其二，通过贿赂一些人大代表当选国家公务人员；其三，通过拉拢收买当地一些主要政府官员，以官商结合的形式，使地方政权为我所用，用金钱支配权力，出现党政官员“傍大款”谋取私利、私营企业主“找靠山”的现象。两者结盟的结果，一方面极大地扩大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政治影响，另方面也往往促成了层出不穷的党政官员腐败现象。导致这种非法性政治参与的原因很复杂，或是没机会通过合法渠道参与政治而“自谋出路”，或是合法性政治参与不能满足其参政的目的而发生需求旁逸，或是合法性参与成本太高等等。这种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具有很大腐蚀作用，但对其成因，必须认真甄别，区别对待，更不能将此现象无限放大。
（二）政治参与的目的层次仍较低，但已开始出现较明显提升态势
由于目前我国私营经济发展中较高的非均衡性，其企业规模落差相当大。而一般说来，人们的政治要求与其实际经济状况有较强关联度，对于曾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政治上毫无优势，其新身份也才廓清未久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来说，其政治要求的提出和实现程度就比其它阶层更需经济基础的强有力支撑。因此，他们政治参与的目的，具体而言，根据其经济实力由小到大排列，大致可被归纳为如下不同层次类型：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简言之，经济发展的结果催生了他们作为社会人的政治自觉，经济人与政治人开始达致较好的有机统一，其政治参与的目的层次得到较大提升，逐渐实现着由功利性向公益性政治参与的转变。[4]
但总的看，当前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大多仍属于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即，其政治参与的政治责任感与义务感总体说来还不强，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层次不高：不是把政治参与看成自己作为公民责无旁贷的职责，也不是首先为了争取政治权利而参与，其真正目的主要在于获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简言之，其政治参与更多是自我保护的反应，带有极强的经济功利目的。而这样的政治参与确也已给他们带来了切实的利益。正如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所强调的，众多出身低微的私营企业主在实践中感受到了“红顶商人”的实惠，利益驱动使得他们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官僚资本家”充满向往。[5]去年浙江省委统战部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回答“您所业已拥有的政治身份对您企业的发展有无预期的积极成效”时，有48％的人选择了“有很大成效”，27％的人选择了“有，但不很明显”，两者合计占75％。这一结果同样明证了上述观点。
这十分接近政治参与功利选择说的解释：人们的政治参与样式以及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为，其实都是一种对利益比较和选择的结果；人们并非本能地要参与政治，也不是生下来就具有了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仅仅是参与政治能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利益，或是使人们能够避免一种更大的祸害时，人们才去参与政治。[6]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妨将他们的政治参与概括为，是在目前我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前提下，私营企业主们为尽早获取自身更大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得已开展的“政治自救”与“经济自救”。
（三）政治参与的组织性还不强，但已渐趋强烈
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说，政治参与可分为个体参与和组织参与（团体参与），这也是政治参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个体性的参与行为属于政治参与的低级阶段。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个体参与，其政治活动基本没有组织化行为，尚处于散乱和单独行动的状态。他们大多只是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并不代表本阶层的群体利益，往往只是围绕着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表达意见，所试图影响的也多限于某一政府官员的意向或政府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处理，一般很少触及方向性、战略性的大政方针。尽管我们确已能感知到私营企业主在客观上已形成了一个阶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主观意义上也已形成。[7]目前尚未有足够证据表明，私营企业主已经具有了作为一个整体的阶层认同意识，而只能说其主观认同意识正在形成之中，但并未形成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基本上还处于一种低度组织化的状态。
但据一般规律，随着其发展日趋成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和阶层队伍不断扩大，必然会提出符合本阶层利益的相应政治要求。因此，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群体认同感趋强、群体意识正在形成并逐渐提升同样是不争的事实，这从经济层面私营企业财团的开始出现和政治层面其民间社团组建和参与力度的增强上均可见一斑。但由于现实的组织化渠道毕竟仍较薄弱，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了其较强烈的组织化意愿与低下的组织化程度之间的矛盾。当然，作为一个有产者阶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凭其拥有较多财富这一物质资源，在政坛和社会上形成较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也并非难事。在当下学界研究较多的关于政商关系的互动和博弈，其实已在相当程度上指涉到了这一问题。对此，如何看待和处理，是对我们既有体制的一次挑战，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若应对合理，那么，也当是一个难得的创新和发展机会。
（四）政治参与强度尚不高，但其影响力已呈不断扩大之势
政治参与强度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的程度和持续性，以及它对政治系统的重要性”。[8]它反映的是政治参与的实质及效度。大量事实表明，公民的许多政治参与活动并不一定能带来实质性的结果。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强度还比较弱，对政治系统的实际影响力有限。这主要由于：（1）个体性政治参与行为的社会影响力很小，它对政治系统所能产生的压力仍然有限，很难真正影响整体的政府行为；（2）如前述，许多私营企业主仅仅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作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标志，进入这些组织多是为获得一种政治上的荣誉和政治身份，或是获取利益的保护伞，并未真正发挥其参政议政的作用，以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能看到的一种现象是：他们争取这类头衔时的踊跃状与当选后参加相关会议的淡漠状并存；（3）工商联、私营企业协会和其它有关民间社团组织，名义上虽然是私营企业主利益的代表，但就目前大多数地方的情况来看，其实际职能或者主要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官办和半官办组织，即便是纯粹民间性社团，尽管并不排除与政府具体的、日常利益冲突的存在，但它们对政府总体上采取了温和的、实用的、就事论事的较低调的合作姿态，即一般会竭力避免发生正面的冲突，而采取迂回策略，比如向更高一级官员求助，通过上级官员的帮助而取得有关部门的合作和支持，因此实际上与政府在社会经济事务的治理中结成的是伙伴关系，从而使得其政治参与的强度也就不会太高。
并且，还有一种现象在此有必要提及，这就是：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在现阶段并非总是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而增长，而是相反地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有的私营企业主在初始刚得到政治参与机会时积极性高涨，而当组织上为其安排的政治参与机会越多，政治安排角色越多，希望他更能代表非公经济人士利益愿望时，反而越不积极甚至呈一定的消极退缩状。究其原因，一如其积极政治参与的要求来自其经济理性人的选择结果，这一看似逆逻辑的现象同样由其理性选择而来。
二、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趋势探讨
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情状已凸显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那么，它究竟在总体上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其趋势又将怎样？
从整体来说，由前文我们对现状及特征的阐述得出，尽管现阶段他们政治参与的整体质量还不够高，但从现实及其发展趋势情况看，其政治参与的效应是积极和有益的，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也是相吻合的。
1.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有利于私营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健康成长，从而符合社会安定原则。
如果能把私营企业主合理的政治参与需求真正有机地纳入到现有政治体系之中，不但将有助于较畅通地解决其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问题、意见和想法，有利于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私营企业主与外界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更能促使他们的政治参与有序化，使其多层次的政治参与需求得到有效释放，进而使其产生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从而有利于促进这个阶层健康成长，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
多项调查结果显示，私营企业主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才产生的新社会阶层，其社会来源基本上均是原先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其中又以出身于农民家庭占绝大多数（78.1％）。[11]浙江的私营企业主，同样以来自于农民和工人为主体，以致浙江私营企业主被称为“草根浙商”。诚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现在的私营企业主，是在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带头致富号召下发展起来的，许多人本来就是劳动者”。而到了21世纪，文化素质较高的体制内外精英或准精英又占了近2／3的比例。[12]当他们从原有的社会角色转变为新的社会角色后，迫切希望得到社会的重新承认，赢得现有政治体系的认可，也即有着强烈的政治求同意识，他们渴望完全成为“自己人”。在我们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政治取向的今天，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已明确提出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他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并以其当下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重要贡献，我们绝无理由将其合理的政治及社会诉求简单拒斥或仅予以不充分满足，果如此，既违背了人性，也侵犯了他们作为合法公民的正当权益，从而难免因缺少如同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说的“排气阀”而产生制度“暴裂”。前已述及的在其政治参与中存在的少量非正常以至非法的政治参与，主要成因就是其合理的政治诉求渠道过于狭窄，因得不到正常宣泄而产生的“旁逸”。因此，在我们的政治架构中，给这个新生阶层确立一个恰当的位置，不仅势所必然，也是十六大报告中明确倡导的四个“尊重”的具体落实。惟有如此，才能使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产生应有的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在这种归属感和责任感的推动下，他们才会愿意为国家和社会多做善事，进而还会注重自身的形象，注意提高自己的素质，以及注意协调好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从而有利于维护我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2.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还有利于形成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体制，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从而符合政治进步原则。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契约经济，其所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观就是契约双方权利义务的平等性，进而促使人们产生政治参与的诉求。特别是私营企业主，他们以独立的经济实体为基础，以日益强劲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参与政治生活，尽管现在他们的民主权利诉求还较有限，但却实实在在。他们的政治参与不仅有效地提升着自身的民主素养，因为，“宪政的学习方法就是实行宪政；民治的训练就是实行民治”（胡适语），并且，其政治参与还进一步示范和带动着其他民众的民主意识和实践。
在浙江温岭，这里的人们如今让国人刮目相看的不仅是其发达的私营经济，而且，其在政治层面的不断创新更让人为之欣喜。这就是目下极受中央高层和学界人士关注和赞赏的温岭“民主恳谈会”，又被简称为“温岭模式”。这是一种以行政民主为特色、以吸纳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过程为主要内容、以改善基层权力机构的决策质量为直接目的的一种民主建设途径。[13]它已被学者断言“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切入途径”，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小岗村”，是“民主政治在中国现阶段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新型的基层民主政治形式”。[14]之所以这一模式是在温岭而不是别处滥觞，究其根本，最深层的因素正植根于经济层面。
私营经济的发达和人口与信息的流动从物质和知识两个方面对地方公共组织的运行和决策过程带来了新的变量和压力。原先的一些工作方式方法渐趋失效，经济富裕之后的民众已开始学会以自己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从根本上造成了“民主议政”的需求。这种源自草根的要求又直接推动着地方政府也不得不加入到理性的制度创新之中，而制度创新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生发出在创新之初全然未曾出现的新的因素，换言之，民主建设会在相当程度上创生出自我强化和自我运行的新的机制。在这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就其长远价值来看，它还包含了对民众而言的政治参与学习、对基层干部而言的民主政治理念培育的意义。其中蕴含的是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路径的一种揭示，诚如有学者认为的：“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极有可能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倒逼式的民主体制。”并认为，在一个坚持“人民民主”原则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民主应该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15]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种体现，从而也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具体表征。
3.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在被完全纳入我国政治体制框架后，其政治参与欲求将回归常态，其政治参与方式更趋多元化，体现出现代社会政治社会化原则。
今天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精英政治的色彩，主要是那些较成功的业主才有更多可能和机会或被安排或通过一定程序顺利进入有关政治性组织而拥有相应政治身份和地位，但更多的一般业主则并无多少政治参与的常规性平台从而基本无缘政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习惯性地误解为政府对其所作的“政治安排”，也由此，导致一些人对他们政治地位的提高忧心忡忡，认为会危及党的性质和政权的巩固。实际上，规范的政治参与概念的涵盖面非常广，它包括了公民为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利而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所有活动。据此定义，政治参与恰恰较少涉及前述“政治安排”的内容。政治参与的主体是普通公民，而非国家机关或以政治为职业的政治家和官僚，其目的是影响政府的决策或其他活动，并非直接参与决策。而人大和党代会，根据其职能定位，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活动的场所，目前私营企业家能参与其中，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他们政治参与的渠道理当进一步拓宽，将视野扩展到“政治安排”之外的参与活动。如：参加行业协（商）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等等，都应归属于其政治参与的常规渠道。而这种趋势，也恰好符合现代社会政治社会化的原则。即，不同于我们计划经济年代那种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社会的全部活动均被政治内容及仪式所吞没，社会彻底被政治格式化的状态，在这里，社会拥有了其本应有的自治性，它奉行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基础上的平等、开放和法治原则，政治则被公民个人依据自身利益而内化，不是为政治而政治，是出于其内在需要，理性地、有所选择地进行参与，不会盲目地追逐政治头衔。
今天私营企业主因为抱着“政治自救”与“经济自救”的功利目的才积极向政治靠拢，一旦这些如今仍需“努力”争取的目的将能免费和公平地得到，那么当下所显露出的那股“激情”也将在很大程度上随之回归常态。毕竟在一个健全的社会，纯粹政治事务不会也不该是大多数人关注的焦点。正如威廉·F·斯通所说，对大多数国家的公民来说，要在缺乏战争和革命危机的情况下，想象大多数人对社区事务的兴趣会大于对自己事务的兴趣是困难的。[16]所以，我们看到的另一个现实是：现今不少私营企业主在一方面竭力争取政治上有所收获的同时，实际上也对这种需将政治作为其企业经营必要内容的现实颇感无奈。“经营政治”原非这些业主本心所愿！
总之，是当今我国尚未真正完善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造成了私营企业主们对政治参与的趋之若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因此挤占了较它更弱势阶层（如农民）本应在政治领域所占有的一席之地，人为地造成与其它阶层的紧张状态，而如若渠道真正通达了，各行其道，就不仅能缓解并进而消弭他们与其它阶层的紧张之态，达至相对理想的和谐，更能促使他们真正步入经济、政治良性发展的轨道，以充分发挥他们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生力军的作用，而这对于我们最终能否顺利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至为重要。
注释：
① 在浙江省委统战部于2004年7月对全省私营企业主的问卷调查中，在问及“您参与民间社团组织的主要目的”时，有47.6％的人选择了“增加反映和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而32％的人选择的是“提升自己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② 在2004年7月浙江省委统战部的调查问卷中，在回答“您参与政治的主要原因”这一问题时，选择最多的是“有助于企业的发展”，占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