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口岸市场对内地市场的辐射和制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论文,口岸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内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近代上海市场与内地城乡市场的差异及其制导作用
近代口岸化市场体系对内地城乡市场的辐射，是以工业品扩散和农副产品收购的市场流通为基础的一种综合性的经济辐射。在这种市场辐射中存在着口岸对农村的制导作用。
近代中国市场存在着口岸化市场和传统市场两极，是一种双重结构；前者以上海等口岸城市为代表，后者以内地农村市场为代表。在这两极之间存在着大量混合的过渡性的市场状态，没有明显可划分归属的差别。在上海市场网络中大致上可以州县城市为中介划分为沪地口岸市场和农村城乡市场两大块。口岸化市场的基础是中小城市市场和地区性商品集散中心，在它下面是广大的农村市场，由于两者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基础迥然，市场运作的方式、形态大不一样。
首先，商品流动的规模、方式不同。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各类有形市场的物质设备和操作技术不仅与内地农村大不一样，也与外地城市有很大差别。而中级聚散市场以下至内地农村市场，商品交易大多发生于周期性的庙会、墟集及其小城镇，由于交易的分散性，偶然性和小流量不具有市场专业化扩张的张力，大多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流转方式、物质外貌和落后的技术水平。
其次，金融关系不同。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是中国商业金融中心，外资商业银行、华商商业银行和钱庄与上海商界具有密切的业务关系，上海的贸易商和客帮在融资、资金周转等方面能够利用现代和传统的金融工具，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支持，维系交易、商品流通的连续性。广大农村资金匮乏，农民资金周转大多靠自有资金或高利贷，缺乏有效而可靠的金融支持。由于农村金融形式的落后，农民或城镇居民不得已的借贷大多不是为生产筹资而是应付生活的窘迫。
其三，市场化的程度不同。大规模高密度的商品交换使资本的赢利能力扩大，从而吸引了资本的集聚，上海的各类工商企业丛集，彼此竞争激烈。商品流通、交换的主要途径是市场，产品大多由市场定价，社会生产的消长决定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市场信息。内地城乡市场，传统的牙行、公所、会馆仍有强大的势力，产品生产数量、产品价格、交易方式等受到这些传统组织的不同程度的限制。有些地方的农副产品的流通环节出现了不经过市场的垂直化的现象。近代中国市场的不发达、不完全，主要是内地农村市场的落后和封闭。
其四，最重要的是市场的基础不同。上海口岸工业品市场是以中外机器工业为基础，内地农副产品市场以个体小生产为基础。不同的基础必然形成不同的市场组织和营销业态。现代企业的产品制造、流通都是有明确的成本核算和利润指标的，其市场价格大多整齐划一，适应于大流量、规模化的市场经营。城乡个体小生产的产品，其生产成本因人而异，虽然进入市场后，要受到平均价格的制约，但由于竞争没有充分展开，价格差异到处存在，且差异的幅度远大于工业品，甚至还有价格因人而异、计量内外有别、故意短斤缺两的现象。民国时期的上海，西式的商务活动规则已大致被接受并成为主流式的市场规范，而在内地传统的市场习俗根深蒂固，占据着支配地位。
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不同的形态特征，自古既然，到了近代这种“不同”已渐演化为性质的差异，且两者的相互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的城市只是个消费市场，商品流动是单向的，农村拥有城市所必需的资源，城市生活依附、受制于农村。城市人口不多，其对农村市场的影响极为有限。开埠后，随着口岸规模化经济的兴起，构建起口岸市场网络，口岸成为市场网络的结纽，以往的城乡关系发生了转换。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在上海与内地的市场关系上表现得尤为集中和典型。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已为全国经济中心，中心市场的功能进一步深化为全国性的市场中枢，对其辐射的市场空间具有一定的制导作用。
上海口岸对其辐射市场的制导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品供应的支配和垄断。传统城市往往不是生产性城市，近代上海不仅是工业品的产地，而且集中了全国工业品产量的50%；同时又是进口工业品的巨埠，同样集中了输入洋货的一半。“内地所用洋货购自上海、天津、香港，就是煤油、香烟，甚至米面，亦须由上海购买。全国对于上海，差不多都是入超”（注：张公权：《中国经济病态及今后之治疗》，《中行月刊》，第5卷第3期，1932年11月。）上海拥有内地城乡稀缺的先进工业品，从而控制内地的工业品市场。
(2)对内地土货供应、流通的支配和控制。上海是巨大的消费和生产城市，进出口大港，其消费、生产、出口对内地的，特别是华东和长江流域地区的土货供应的数量、品种、方式甚至时间等均有重大的制约力。
(3)金融方面的制约。沪地集中了大批金融机构，由此集中了大量的货币。开埠后上海钱庄、银行汇集，成为全国金融市场中信，“全国近一半的资金在这里集散”。在废两改元前，上海钱业公会的挂牌银拆，每日分电全国，各地以此为本地银两合算汇兑上海规元的依据，各地洋厘亦依此作定价。上海钱庄的申汇信誉卓著，全国通用，上海银根的松紧直接影响及全国金融市场的起伏和市面的兴衰。
(4)价格制导。近代中国由于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总量比例上巨大的不对称，以及工农业产品流通库存技术条件的不同，出现了工业品的卖方市场和农产品的买方市场。上海是工业品生产和农副产品的集中之地，内地工农业产品市场价格大多以上海市场价为基数，或进行层层加码或节节减价，价格的差异与离沪地的远近和流通环节的多寡成正比。同时，由于上海是国内外市场的交汇点，与闭塞的内地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产品的市场价格变动往往由中心向内地节节传播。
(5)组织制导。民国以来出现了各地著名企业迁移沪地和上海企业向内地扩展的的现象。上海集中了许多大型的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总部，在各地设有分支机构或联号商户；在产品制造、数量品种、商品进出价格，经营方式，资金挹注，款项汇兑等方面上海与其他地方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上海无论在商品的供给、需求，还是在市场主体、资金流动上均有极高的市场集中度，由此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制高点。从上海口岸到内地乡镇的市场“质量”结构是个陡峭的“坡形结构”：货流全国性集中——地区性集中——广大内地城乡的分散，商业资本大——中——小，市场主体获得金融支持的力度强——中——弱。应该指出的是，看待上海市场对内地的制导作用必须注意三点：其一，这种制导效应大致上呈现力度递减的状态，交通、通讯条件是这种效应一个重要变量；上海对农村乡镇市场的制导作用大多通过区域或地区中心市场传递，这些地区中心市场受上海制约的力度往往大于农村乡镇。其二，受价格制导的商品主要是以上海为终极市场的大宗商品，并非所有的货物。其三，内地农村的丰歉、战乱、灾害等对上海市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一个中心需要众多的边缘或外围构成相应的对称关系，从而形成一定的市场流动运行的共同体。但同样空间的中心和边缘所拥有的经济“质”、“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又是极不对称的。上海口岸与内地农村是上海国内市场网络的两极，他们的发育、发展，具有不同的整合关系。上海口岸市场发展演化受制于内在的经济运动及其关系，其动力主要在于现代外贸和工业发展而逐步实现的有形产品供给的社会化和产业化，市场发展具有扩张性、自发性和能动性的特点；农村市场的发展变迁，主要动力来自外部环境和外来经济关系的整合，是一种被动式的互动发展。中国传统农村市场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能适应不同的外力作用，但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因缺乏内在的能动力而难以摆脱口岸市场中枢的制导关系。
二、二元结构与上海口岸市场发展的“向心力”
清末以来，全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状况约可分为三大层次：其一，西北、西南地区自然经济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农产品商品率在30%以下；其二，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地区农村的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地发展，农产品的商品率约为40%-50%，农民的生产、生活已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商品市场；其三，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周边农村，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已大量渗透农家生活，农民的生产、生活已与市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其农副产品的市场化比重超过50%，有的地方高达70%-80%。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原因之一是口岸中心市场对它们的经济辐射力度不同。第一层次为远离口岸的边远地区，第二层次为各中心口岸的腹地，第三层次是中心口岸的密近地区。口岸中心市场对农村的商品流动、经济辐射呈放射状散发，城市“消费性商品链”主要环接于城市的周边地区。城市对农村专业化分工的影响一般也呈距离递减状态。上海周边的苏南地区是全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无锡农村为产茧专业区，其现金收入占收入总值的80%左右，农民生活已高度商品化，20世纪30年代甚至一般农家粮食也购自市场（注：据资料统计，20世纪30年代下叶无锡农村家庭的粮食自给率不足50%。参见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但是，中心市场的生产能力、商流规模总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把远距离的城乡都纳入其经济体系，经济联动的空间不可能无限扩大，没有各地工业化、城市化的普遍发展，全国市场的一体化同样难以实现。
口岸市场与内地城乡市场的不平衡不是一个静态指数，两者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反向沉淀的倾向。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商业都市与农村的两极分化，东西部地区分离；二是分化中存在着积累效应。近代中国绝大多数的现代工业集中在沿海沿江口岸，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口岸城市，中西部内地现代工业极少。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倾斜对统一市场发育的制约，不仅在于内地农村与口岸城市经济水平差距的出现，更在于两者的背向运动。20世纪20-30年代，在上海等口岸经济繁荣之际，内地农村经济则在趋向衰败。据统计，1924-1929年间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为2046市斤，1931-1937年间下降为1668市斤（注：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在人口与资源的压力下，民国以来农村生产力总体水平呈现了下降的态势。口岸与农村的背向运动并不是彼此孤立的经济现象，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决定产品市场价格的基础主要不是所含的劳动量，而是各种资源的稀缺性和效用性。近代中国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上海拥有较多的稀缺资源和较高的效用，而资源的相对高效用及其储存安全又使内地的资源被吸引至沪上。由此上海的制导作用越大，内地城乡经济受到的制约也越大，两者发展条件的差异也越大，上海口岸市场日益呈现利益的“向心力”状态。此外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长时间、大规模的内战混战使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的资源不断流失，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凋敝和市场的萧落。农村与上海等都市的经济联系除了有限的商品流转外，缺乏深层的有机联系，上海与内地的资本流动甚少，制度扩散、技术扩散极为微弱；都市与农村的真正区域性产业化分工也难以实现。远离内地的沿海口岸，彼此的商品交换，市场成本很高，导致口岸工业品对内地城乡的渗透能力呈空间递减状态。没有现代经济向内地的转移扩散，没有各地经济的社会化、产业化协调发展，仅靠一个或数个口岸城市经济发展是很难构建统一市场的物质基础。
开埠以来，中国农村受到口岸商品经济的冲击，这种冲击导致小农的商品率有所提高，但十分有限，表现为机制品成为消费品而导致的农民家庭再生产一小部分补偿条件的更新，如购用一些机制纱织布，购买一些机制日用品等。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人均商品消费比重大多在50%以下。机制品供给作为一种新的外在条件同样可以与小农经济结合起来，维持小生产的模式。广大农村自给自足小农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不在于小农的生产的补给条件的更新（补给条件的变化有时会强化小农生产模式），而在于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的规模化、社会化。这一点，终近代百年没有实现，原因很多，最直接的经济原因恐怕是国家、社会对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投入太少。口岸工业的发展与农村经济的关联度很低，两者除了一部分产品的市场交换外，缺乏生产上的有机联系；都市经营性资本极少向农村流动，而农村的生产社会化、机械化的微弱，又反过来导致农村市场的贫瘠和市场组织、制度的落后。
上海等城市现代经济兴起是在外贸开放、市场扩展背景下实现的。口岸特殊的经济地位和市场环境一定程度地补偿了现代经济启动所要求的部分前提条件，而广大内地不具备这种市场集中化因素以激活、滋生市场经济；相反，农村生产力停滞不前，生产剩余减少，农民购买力微弱的条件下，农村经济无法突破旧的结构。口岸经济悬置于农村经济之上，这种异质结构不可能真正形成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联动和市场一体化。只有当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兴起，农民人均商品消费普遍提高的时候，城市与农村市场制度同一化，中国的统一市场才能完全建立起来。
“半边缘”的市场体系下，口岸的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局部优势”不断强化，口岸经济的极化发展成为一种运作机制，生产要素的均衡流动被限制。在市场“自由化”的环境中，由于口岸经济组织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和不平等交换，近代上海发展具有向心力的倾向，在口岸市场体系的作用下，技术进步的成果全部或部分地向上海经济中心转移，再由上海口岸部分向国外转移。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体系和“半边缘”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口岸的利益向心力倾向导致民国后中国二元结构的不断固化，东南口岸与中西部农村差距进一步拉大，内地农村始终处于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之外。
三、近代上海口岸化市场辐射的阶段性和不对称性
覆盖大半个中国的近代上海口岸化市场体系约形成于20世纪初的清末。20世纪以降至抗日战争前夕，其市场辐射功能大致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界，前后具有不同的效应，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之前，上海口岸化市场聚散、辐射功能的发挥比较顺利，商品流通和市场开拓较快；之后，市场扩散较为艰难，虽然上海埠际贸易仍然维持着一定规模，但竞争趋向激烈，市场利润渐减。从下表中可以看到，1931年为上海土货输出值最高年份，1932-1937年的土货输出值普遍低于1927-1931年的土货输出值，由此上海国内贸易的出超值也呈下降状态（见右表）。
形成上海口岸化市场辐射这种阶段性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内地近代工业的兴起。在晚清，内地城乡工业品主要是洋货，到民国时期，国产工业品逐渐增加，在不少地方超过洋货成为输入工业品的主角。上海的土货（主要是制造品）出口至各地已超过土货进口和洋货复出口。20世纪20-30年代随着替代状况的加深，在江浙、
1927-1937年间上海国内贸易值统计（注：资料来源于王方中：《本世纪30年代初期地方进出口严重入超的情况、原因和后果》，《近代中国》第1辑，第58页。）
（单位：千元）
年份 土货进口 土货出口
出（十） 洋货复出
净值往各口岸
入（一） 口往口岸
值超
值
1927 180539 453099+272560 231562
1928 215674 524526+308852 262556
1929 185946 489806+303860 308789
1930 220236 578152+357916 305943
1931 260828 608365+347537 288146
1932 235482 464438+228956
1933 191318 458734+267416
1934 291389 452035+160646
1935 280017 438049+158032
1936 414335 441087+26752
1937 414975 421938-2037
安徽、湖北、四川、江西、河北、山东等地出现了某些“二次替代”的现象，既本地的工业品替代上海输入的工业品。此外30年代内地通商口岸的直接外贸增加，也分流了上海的外贸转运。
第二，大量日本工业品深入内地，争夺上海工业品市场。日本对华输出的主要商品为：棉纺织品、纸及其制品、纺织机、钢铁五金、面粉、化学药用产品等。其中棉纺织品、纸张、面粉进口额都十分巨大，占中国同类商品的40%-50%。本色棉布、印花棉布、染色棉布都数值巨大，日本货约占进口总值三分之二；棉纱进口，日本约有三分之一；在毛织品中，日本货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在20世纪30年代上叶，日本的人造丝渐成为输华大宗产品。日本与中国工业发展水平相近，差距比之欧美要小得多，其进口工业品大多是竞争性工业品。“九一八”后，日本工业品的走私更为猖獗。20世纪20年代下叶30年代初，国产胶鞋（大多为上海民族工业产品）迅速打入市场获得“大面积”替代成功，进口量下降。但不久上海胶鞋在全国的市场状况即出现了恶化，“在全国领土之内，华北之日（货）橡皮，多偷税输入，东三省及华北，乃无不为日货所侵占，而上海亦遭波及。日货售价极廉，每打只有六元余，我商厂难与相争，竟致停工。而本市（上海）其他之橡胶厂（除大中华厂外），亦以所出之品，销至江浙及长江一带，其他各地均为日货侵据，故而无法维持者甚多”（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页。）。日本货的大量输入使上海商品的流通和市场占有率停滞不前。
第三，20世纪30年代上叶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这次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虽然对中国的影响由于世界银价的波动折冲了正面的冲击。但对外进出口贸易的减少仍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萧条，也相应地减少了对内地的贸易。同时，由于30年代内地农村经济的凋落，使上海工业品和市场空间难以扩大，利润率下落。
口岸经济是中国现代经济兴起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中国的选择，而是世界市场运作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上海“半边缘一口岸”经济模式是世界经济“中心一边缘”二元结构在中国的延伸和演化，其经济交往的“不对称性”和“资本积累的单向性”也同样存在于口岸辐射的经济关系中。以内外贸易一体化为内涵的上海口岸化市场体系的局限性和不充分性，表现为近代上海口岸化市场辐射功能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对称。
其一，对国内外辐射的不对称。
上海口岸化市场体系对国内城乡市场和经济具有强大的辐射和制导作用，但对世界市场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辐射力量十分微弱。中国出口的机制货物以市布粗布、本色棉纱、茧丝及丝织品、粗细斜纹布、火柴、面粉为大宗，加上矿产品，初级产品、半成品和原料占了大半。其中棉丝制品约占80%以上，矿产品为5%-8%，其他机制洋货为10%-15%；真正的机电产品，化工日用品，耐用消费品在工业品中的比重极小。中国工业成品出口的地区主要是南洋诸国，而且是在南洋华侨爱国热情的推拥下打开市场的，一些国产工业品的质量和价格并不具很强的竞争力。中国工业品（除了生丝和丝织品）在南洋以外的世界市场尚无大的销路。比进口替代高一级的出口替代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另外，近代上海尚无一家民族资本的远洋航运公司；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合作的程度呈现出了下降的态势。
其二，与内地经济交往中存在着集聚与扩散的不对称。
聚集和扩散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机制，聚集是为了扩散，扩散是为了新的聚集，只有不断的扩散，才能不断的聚集，扩大扩散才能扩大聚集。上海早期现代经济是在资源的聚集流动中兴起的。近代上海的发展有个不断集优的过程，聚商成市，聚众商成大市，渐形成聚集复聚集，优势生优势的经济优化机制。在聚集功能强化的同时，由于资源要素的单向调配，扩散的功能却在减退。上海向内地或农村的资本、技术扩散极少，周边江浙地区的一些工业，往往是上海口岸城市工业的附属加工业，与当地经济的关系甚少。这些加工产品或初级产品与都市工业制成品交换往往是不平等的，因为存在着卖方垄断和经济实力、组织形式等多方面的差异。正是由于扩散功能的衰退，在20-3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其发展脱离内地城乡的脆弱性和浮根性日益显露出来，上海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难以扩张；难以扩大资源要素配制的范围和构建更大的经济协作体系，也难以形成更大的经济优势。20世纪后，上海现代经济发展受到日本产品和日本资本的严重竞争，其重要因素即为上海扩散功能的缺陷，制约了上海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
近代口岸市场体系及其以此为依托的口岸市场经济，其运作机制更多地表现为突兀的“飞地”形态，非根基于本土而拔起的“高地”形态。尽管经济辐射向度以内地为主，但从经济内在属性看，近代上海经济蕴涵着较多的“世界性”，而淡然或超然于“中国性”；由此型塑了其“内疏外密”的城市“经济秉性”。这是近代上海经济发展既可归功于又可归咎于的一个深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