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音学传统的理论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音论文,中国论文,传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纵观中国古代古音学数百年的历史，其理论与方法的一次次飞跃构成学科推进的主旋律。由于研究的对象简单而明确，归纳的方法精密而完善，古音学成为中国古代“小学”中最具科学形态，因而也是最为成功的学科，从而率先进入了近代与西学相融通的转型期。
关键词 古音 声类 韵类 声调 古音学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传统中，理论最完备、体系最精密的是古音学。由于它在理论、方法、材料上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它的成就达到了中国古代经验科学的高峰。
所谓“古音”，是指周秦两汉的语音。古音的认识与研究，经历了长期的理论嬗变。早在汉代，已经有古今音异的观点。郑玄在《毛诗正义》笺中云：“古音声，‘置、填、尘’同也。”“古声‘不、拊’同。”刘熙《释名》亦云：“古者曰‘车’，声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车’，声近‘舍’”。北齐的颜之推明确地提出：“古今言语，时俗不同”；“古语与今语殊别。”他发现“北方山川浑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他认为有些字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是“古语之不可用者”。（《颜氏家训·音辞》）然而这些古今音异的现象在六朝以后学者的眼里还仅仅是一种个别、零散的现象，他们并未意识到语音系统的演变，加上他们对古音的关注又是为解释经典服务的，因而面对《诗经》或上古其他韵语里有不可承用之古音，即当时看来不协韵之处，就改读字音以求谐合，强古音以就今音：
梁沈重有“协句”说。其《毛诗音》于《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上下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中“南”字下注“协句，宜乃林反”。以使“南”与“音”“心”协韵。（陆德明《经典释文》引）
陆德明有“协韵”说。其《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上》“下”字下注云：“如字，协韵则音户，后皆放此。”
颜师古有“合韵”说。其《汉书注》于《贾谊传·鹏鸟赋》“众人惑惑兮，好恶积意；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下注云：“意，合韵，音于力反。”将“意”由去声志韵改成入声职韵，以求与“息”之韵“合”。
显然这种古音的探求远非客观的考察，而成了一种规定性的理解。它发展到极致就不惜改经以求协韵。唐明皇李隆基就将《尚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中的“颇”字改为“陂”，以求与“义”相谐（见顾炎武《音学五书·答李子德书》）。改经的风气一甚，则如顾炎武所言“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同上）了。其实“义”从“我”得声，古音与“颇”是押韵的。改字之弊甚至在主张“协韵”的陆德明也已有所认识，提出“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他把古音探求的视线又收回在到古今音异这一语言事实本身上来，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一种音韵学的解释：古韵宽疏。张世禄称之为“近代研究古音学的发轫”〔1〕。
古韵宽疏的前提是古韵不同于今韵，而古韵宽疏的内在逻辑是将比今韵“宽”的组织描述出来即为古韵。宋代的吴棫第一次将这种富有生机的内在逻辑引申出来，发展出一门有专门的研究对象、有系统的古音学。其引申的方式就是“通转”。吴棫以《广韵》206韵为出发点，考察古代哪些韵部中的字可以通押，哪些不能通押，描述韵部与韵部之间的“叶音”关系，从而找出古韵宽疏的规律：
其一，“古通某”，指某一韵中的一些字与另一韵相通；
其二，“古转声通某”，指某一韵中的一些字需改变读音才能与另一韵相通；
其三，“古通某或转入某”，指某一韵的字与甲韵相通，改变读音又可与乙韵相通。
如果将吴棫在《韵补》中就《广韵》206韵所注的相通的韵加以归并，那么平声57韵可以归并为九类。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一个古韵系统。尽管这个系统本质上只是笼统确定《广韵》各个韵部在古代的远近关系，但它已走出六朝“协韵”的困惑，从古人用韵至谐立论，开始从整体上把握古音，以“通”和“转”来系统分合古音韵部，而不再象六朝人那样仅仅根据上下文来确定某字的临时读音，不考虑每个字在整个语音系统中的统一的语音表现。当然，由于“通转”本身并无一个客观的标准，实施起来亦如顾炎武所说：“于是一字可读为数音，而决裂部分，荡弃绳墨，惟其意之所之而无施不可矣”（《韵补正》）。例如“家”字，《韵补》九鱼韵注“攻乎切”，与“姑”“鱼”叶韵；七歌韵注“居何切”，与“何”字叶韵；九御韵注“古慕切”，与“御”字叶韵。但这种一字数音已不是六朝叶韵的“随韵取叶”，而是尝试建立一个“宽缓”的古韵系统。而这种尝试之所以未能成功，在于吴棫并未真正把古音作为一个历史语音系统来研究。他在《韵补》的反切下注明：“凡反切皆用今音。”亦即每个字的古音都可以用今音的声、韵（调）来表示，古今音系基本不变。这就使他只能在今音韵系框架内考察某些字在古时有哪些今音所无的音读上，关注“量”的变化，而很少意识到一些音类的古本音不同于今音。在“以今律古”这一点上，吴棫没有彻底走出叶韵的阴影。
历史观点的缺乏同样表现在吴棫的选材上， 《韵补》第一次汇集了押韵、谐声以及异文、异译、读若、音训、方言、传注等材料以考求古音。“后儒因是知援《诗》、《易》、《楚辞》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细”（钟大昕《跋吴棫〈韵补〉》， 《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但吴棫将众多的材料不分时代、 地域地集合在一起引用，上起《诗经》、《周易》，下至宋代词人，以至“参错冗杂，漫无体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也肇因于吴棫的古今音基本不变的观点。吴棫从先秦韵文等材料中寻求古音，开古韵研究之先河，后人肯定他“考古之功，实始于吴才老”（顾炎武《韵补正》）。“后来言古音者皆从此而推阐加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正如明代陈第所深刻分析的那样：“吴才老……有志复古，庶几卓然其不惑。然察其意，尚依违于叶音可否之间，又未曾会萃秦汉之先，究极上古必然之韵，故其稽援虽博，终未能顿革旧习，而《诗》、《易》、辞赋卒不可读如故也。”（《屈宋古音义·跋》）
作为古音研究的一种原始形态，吴棫的通转韵学在宋以后延续了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南宋的程迥撰《音式》，主张古音中平、上、去三个声调“通”为一韵，以双声作为音转的主要条件，所谓“以三声通用，双声互转为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韵补”条）。在古音通转之例上有别于《韵补》的“四声互用，切响同用”（程迥语，见杨慎《答李仁夫论转注书》），另备一格。郑庠又撰《古音辨》。据戴震《声韵考》，该书首次将古韵明确分为阳、支、先、虞、尤、覃六部，从而使“通转”韵的古音学具备了分类学的特点。郑庠的六部虽然比吴棫的九部更宽，但六部的安排很有系统， 并且注意根据韵尾的不同来编配。例如阳部、先部、覃部，分别代表-η、-n、-m三种阳声，秩然不紊。他对入声的编配也比吴棫严格， 然而郑庠在方法上一仍通转韵字之旧，在《广韵》206韵中考求部与部的通合， 反映的仍是宋朝的音系，如清江有诰所言：“郑庠作《古音辨》始分六部、虽分部至少，而仍有出韵，盖专就《唐韵》求其合，不能析《唐韵》求其分，宜无当也。”（《音学十书·凡例》）段玉裁也指出：“其说合于汉、魏及唐之杜甫、韩愈所用，而于周秦未能合也。”（《六书音均表》）
通转韵学在清初由毛奇龄发展到了顶峰。毛奇龄不仅提出了系统的通转理论，而且在其古韵体系中作了彻底的贯彻。他认为：“字有本音，有转音。本音为韵，转音为叶”，“转是转注，所谓一字数音，必转释其音而后可知者。”“叶即古协字……调剂谐之义。凡古文旧注所称‘叶韵’者皆是。大抵今韵押例，律诗同用，古诗通用。通用而不用本音谓之转用，转其一二字而不与全部通转者，则谓之叶”（《古今通韵·论例》）。据此，毛奇龄提出了一个“五部三声两界两合”的古韵系统。即韵分五部；平上去三声合用；阴声十三韵（无入声相配）通转，阳声十七韵（有入声相配）通转；阴声韵的去声和跟阳声韵相配的入声相合。这样一来，阴声韵通为一部，阳声韵也通为一部，韵分五部已名存实亡。又加阳声之入声与阴声韵之去声“两合”，阴阳两界也畛域不清了，古韵几乎是无所不通。这种登峰造极实际上宣告了通转韵学已走进死胡同，在其体系的“完善”中耗尽了最后一点活力。
通转韵学从“古韵宽缓”这一合理的起点出发，却陷入以今音律古音的泥潭难以自拔，这是一种时代的局限。尽管对于“四声皆可转，切响皆可通，”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明中叶杨慎就认为“原古人转注之法，义可互则互，理可通则通，未必皆‘互’皆‘通’也”（《答李仁夫论转注书》）。但只要还是在今音的框架内以今律古，古音学就不会前进。一字数音、“叶音”种种，都是执今音以论古繁衍的枝蔓。科学的古音学的起步。唯有破除今音的执迷，树立明确的语音历史演变的观点。明代的焦竑和陈第成为这一思想的先驱。他们在15与16世纪之交提出了“古诗无叶音”的主张。焦竑提出：“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驺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与‘豵’，又音‘五红反’而叶‘蓬’与‘豵’……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岂理也哉”（《焦氏笔乘》卷三）。陈第进一步提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一郡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转递，系乎时者也”（《毛诗古音考·自序》）。陈第还考察了语音史的发展过程，指出：“汉魏六朝之诗，……其音与古合，如服、它、年、南、嘉、泽、客、发之类，已采入旁证。其与古异者，如车、家、华、邪之类，亦颇附于末，见其所由变者，渐矣”（《读诗拙言》）。“自周至后汉音已转移，其未变者实多。”魏晋之世古音颇存，至隋唐澌尽矣”（《毛诗古音考·自序》）。由于有了明确的历史观点，陈第的《毛诗古音考》等著作就能严格地做到“以古音读古”（《陈第《屈宋古音义·跋》）。在《毛诗古音考》中，他认为《诗经》是上古音的代表，其押韵材料是“本证”，其他押韵材料是“旁证”。他用排比归纳的方法将所考字音的材料汇集在一起，考证《诗经》中“其音合于古而异于今者，凡五百字”。这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古诗无叶”，而且为上古韵部的建立打下了材料的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毛诗古音考》“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为首功。”清张裕钊《重刊〈毛诗古音考〉序》云：“我朝经学度越前古，实陈氏有以启之。虽其后顾、江诸贤之书，宏博精密，盖加于前时，然陈氏首创之功，顾不伟哉？”科学的语音史观和归纳考证方法，使陈第成为清代古音学乃至学术繁荣的开路先驱。
古音学在清代获得重大的发展。就古韵的研究来说，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撰《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五种著作，合称《音学五书》。他以《诗经》押韵的实际为依据，重新审查《唐韵》中每一个具体韵字的归属，大胆离析《唐韵》的韵部，分古韵为十部，即东、支、鱼、真、萧、歌、阳、耕、蒸、侵，并将入声韵附入相对的阴声韵，摆脱了中古韵书的束缚。由于古韵十部是今韵重新分合的结果，因此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并体现出韵部从上古到中古的流变。顾炎武奠定了科学、系统的古韵分部的坚实基础。顾炎武之后，江永撰《古韵标准》，在顾炎武十部的基础上，将真元分部、侵谈分部、宵幽分部、侯鱼分部、侯又转入幽部，共13部，其中真元、侵谈、宵幽之分是区分比较闭口的元音和比较开口的元音。江永将入声分为八部，与阴声韵或阳声韵相配，所谓“数韵共一入”，以显示上古语音的系统性。江永之后，段玉裁《六书音均表》第一次将汉字谐声系统和古诗押韵结合起来研究古韵，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将支脂之分为三部，真文分部，侯部独立，得古韵17部，并按音的远近将邻韵以类相从，合为六类。至此，古韵分部的基本格局已经确立。它标志着古音学趋于成熟。正如后人江有诰所评价的：“段氏始知古音之绝不同今音，故得十七部，古韵一事至今日几如日丽中天矣。取而譬之，吴才老古音之先导也，陈季立得其门而入也，顾氏、江氏则升堂矣，段氏则入室矣。”（《音学十书·古韵凡例》）
在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之后，段玉裁的老师戴震撰写了《声类表》，将古韵分为25部。他首倡阴、阳、入三声相配，将入声韵独立出来分为九部；又以“审音”为理由侯、尤不分，真、文不分；并首创脂、祭分部。戴震认为：“审音本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偶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其不相涉为断；审音非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断其为合韵”（《答段若膺论韵》）。戴震指出了归纳法研究古音的局限，并在其实践中体现出很强的音理意识和语音系统思想。他和江永共同开创了古音学上的审音流派。继起者孔广森，明确提出了主要元音相同的阴声韵和阳声韵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他在《诗声类》中将古韵分为阴声九部和阳声九部，通过对转使各部元音的对应关系得以展示。他还首创东、冬分立。
与老师戴震的看法不同，王念孙的古韵分部主张“以九经、楚辞之文为准，而不从切韵之例”（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即注重考古，而不注重音理和音系。他和段玉裁一起被认为是古音学的考古派。王念孙撰《古韵谱》分古韵为21部，晚年又增为22部。他与段玉裁的17部之不同在于从东部分出冬部，从真部分出质（至）部，从指部分出月（祭）部，从谈部分出叶（盍）部，从侵部分出缉部。其中至部独立是其首创，其他也与同时代人不谋而合，堪称发明最多，体系最精密。与此同时，江有诰在《音学十书》中不约而同地也提出古韵21部，与王念孙基本相同，只是质部未独立。江有诰的朋友夏炘在其《诗古韵表二十二部集说》中以江有诰的21部为基础，取王念孙的质部，定古韵22部，对清代古音学作了一次总结。后人王国维高度评价自顾炎武以后古韵研究的长足进展，指出：“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诂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原斯学所以能完密至此者，以其材料不过群经诸子及汉、魏有韵之文，其方法则皆因乎古人用韵之自然，而不容以后说私意参乎其间，其道至简，而其事有涯，以至简入有涯，故不数传而遂臻其极也。”（《周代金石文韵读序》）
当然，古韵研究并未停止其步伐，只是在顾炎武开创的范式之下“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盛况不再。清以后的工作只是对清儒成果的集大成或拾遗补缺了。例如清末章炳麟撰《小学略说》、《二十二部音准》及《文始》等，以王念孙21部为基础，参以孔广森的东、冬分部，又从脂部分出队部，成23部。章炳麟的学生黄侃主张“古本音即在《广韵》二百六部中”（《声韵通例》），以《广韵》为主详推音理以求古音。他在陈澧《切韵考》中考定《广韵》41声纽，其中清人已经证明的古所无之纽有非、敷、奉、微、知、彻、澄、娘、日九纽。他发现《广韵》206部中凡无此九“变声”之韵类，也一定没有喻、为、群、照、穿、神、审、禅、邪、庄、初、床、疏13纽，从而断定后13纽亦为“变声”。41声纽减去上述22“变声”，剩下19纽即为古本声。而只有古本声的韵就是古本韵了。黄侃考定《广韵》中古本韵32部（举平入以赅上去），其中歌戈、曷末、寒桓、痕魂八韵互为开合之不同，并其开合为四韵，于是总共28部。这28部与前人所分相符，即在章炳麟的23部基础上，依戴震的主张将支、鱼、侯、宵、之五部中的入声独立起来。黄侃因此被称为三百年古音研究的殿后人。但实际上问题还是在出现。张世禄即指出，《广韵》的声类和韵部只代表魏晋隋唐间的读音系统，不包括周汉古音；认为古今音类相同者音值也相同，音类变异者音值也变异，是把音类和音值两种概念混淆了。非但不能贯通古音和今音，反而使古今读音系统混乱了；周汉古音中的每一个韵部，实际上包括好多个韵母，其范围比《广韵》韵部大得多，黄侃以“古音简，今音繁”作为研究前提难以成立。〔2〕黄侃之后，王力《汉语史稿》分古韵29部， 其中入声独立分部，脂、微分两部，冬并入侵。董同和《汉语音韵学》入声韵不独立，冬部独立，又取王力的脂、微分部，成22部。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在王力的基础上多出祭部和冬部，成31部。
与韵部的研究“车水马龙”相比较，清代的上古声类研究则显得门庭冷落。古音学家或以为三十六字母不可增减，如江永云：“昔人传三十六字母，总括一切有字之音，不可增减，不可移易。凡欲增减移易者皆妄作也”（《四声切韵表·凡例》）。或以为古今字母不异，如江有诰云：“字母之学，虽出于后世，然实天地自然之理。今音虽与古异，而母则不异”（《音学十书·古音凡例》）。最早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的是钱大昕。他指出，只研究古韵而不研究古声，“于声音文字之本，则犹得其半而失其半也”（《答孙若渊书》）。研究上古声母的困难在于材料的缺乏，既无韵书，也不能依靠韵文的押韵。钱大昕利用形声字、通假异文、古人注音、声训及对音方言等材料，首先考证出“古无轻唇音”和“舌音类隔不可信”这两个结论。钱大昕指出：“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即三十六字母的“非”组字古读入“帮”组。例如从“非”（轻唇音）得声的“辈”“排”读为重唇。钱大昕又指出：“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之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同上）。即古无舌上音。例如从“登”（舌头音）得声的“澄”“橙”读为舌上音。这两个结论从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尤其有现代方音为证。钱大昕针对《广韵》每卷后附的《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指出：“古人制反切，皆取音和……后儒不识古音，谓之类隔，非古人意也”（同上）。不仅如此，钱大昕还进一步提出“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同上）。即中古照、穿、床等母的字上古也有不少读归舌音，这也与古音演变规律相符。章炳麟以“审纽莫辩乎钱”来评价钱大昕在古音学史上的地位。（参见《国故论衡·小学略说》）
钱大昕之后，邹汉勋继起撰《五韵论》，提出“有今字母为二而古字纽本一者，则三十六字母又不可泥也”（《五韵论·十五类三十论》）。他对上古声类的分合提出了一系列精审的见解。如“照穿床审当析为照穿神审、甾初床所”，“禅当并澄定”，“泥娘日一声”，“晓当离为二；曰晓，曰许”，“审群当并于晓之晓属”，“喻当并匣”，“邪当并许”，“帮非八纽当并为四”，“神本在禅”（《五韵论·廿声
论》）。这些意见虽未论证，但多与后人的论证相合，这显然是由于他树立了“字纽犹韵类，有古本音，有流变”（同上）的声类发展的历史观点。
在钱大昕之后，章炳麟又创“娘日二纽归泥”说。他指出：“古音有舌头泥纽，其后支别，则舌上有娘纽，半舌半齿有日纽，于古皆泥纽也”（《国故论衡·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例如“涅”“
”皆从“日”得声，而“涅”属泥母，“”属娘母，“如”从“女”得声，而“如”属日母，“女”属泥母。尽管和钱大昕一样，章炳麟提出的多为书证，以古证古，但他的结论还是得到现代方音材料的支持。章炳麟又最早考订了上古声母系统，提出古声21纽，即见、溪、群、疑、晓、匣、影（喻）、端（知）、透（彻）、定（澄）、泥（娘、日）、来、照（精）、穿（清）、床（从）、审（心）、禅（邪）、帮（非）、滂（敷）、并（奉）、明（微）。
黄侃在前人论声类的基础上又提出照系二等归精系。根据钱玄同《文字学音篇》的转述，黄侃认为：“庄初床山四纽，自守温作三十六字母，已合于照穿神审四纽”，“惟此四纽之字，古音本同于精清从心四纽。”例如“作”“诈”皆从“乍”得声，而“作”属精母，“诈”属庄母，“乍”本身属崇母；“笺”“践”“盏”“栈”都从“戋”得声，而“笺”属精母，“践”属从母，“盏”属庄母，“栈”属崇母。黄侃由此在前人基础上考订古本声19类。他说：“侃得陈氏之书（指陈澧《切韵考》），始先明今字母照、穿数纽之有误，既已分析，因而进求古声。本之音理，稽之古籍之通假，无丝毫不合，遂定为十九纽”（《音略》五）。其19类即影（为喻）、晓、匣、见、溪（群）、疑、端（知照）、透（彻穿审）、定（澄神禅）、泥（娘日）、来、精（庄）、清（初）、从（床）、心（邪疏）、帮（非）、滂（敷）、并（奉）、明（微）。（括号内皆所谓“今变声。”）
近人曾运乾在《喻母古读考》中提出“喻三归匣”和“喻四归定”的论断。他把中古的喻母三等称为于母，认为其古音隶属匣母，例如匣母字“缓”“魂”分别以喻三字“爰”“云”作为声旁；“垣”“桓”均以“亘”得声，而“垣”属喻三，“桓”属匣母；“雄”“宏”均以“厷”得声，而“雄”属喻三，“宏”属匣母。匣母古音四等俱全，《广韵》之后其三等韵发生腭化，韵字在三十六字母中归入喻母，在韵图中排入喻母三等位置。曾运乾把中古的喻母四等仍称为喻母，认为它古音隶属定母。例如定母字“代”“荼”分别以喻四字“弋”“余”为声旁；“桃”“姚”均以“兆”得声，而“桃”属定母，“姚”属喻四；“铎”“怿”均以“
”得声，而“铎”属定母，“怿”属喻四。曾运乾援以大量书证云：“喻于二母本非影母浊声，于母古隶牙声匣母，喻母古隶舌声定母，部仵秩然，不相陵犯。等韵强之与影母清浊相配，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者也。例如：《左襄二十七年传》‘陈孔奂’，公羊作‘陈孔瑗’，《左襄十九年传》‘齐侯环’，《公羊》作‘济侯瑗’；《诗·皇矣》‘无然畔援’，《汉书·叙传》引作‘畔换’；《吕氏春秋·审应览》，‘然则先生圣于’高注‘于乎也’；《汉书·人表》‘楚灵王围’，《史记·楚世家》作‘回’；是于纽古隶匣纽之证。又如《周易》涣卦‘匪夷所思’，《释文》‘夷荀本作弟’；明夷 ‘夷于左服’，子夏本作‘
’；升卦‘来徐徐’， 子夏本作‘荼荼’，王肃作‘余余’；《管子·戒篇》‘易牙’，《大戴礼·保傅》、《论衡·谴告篇》均作‘狄牙’；《诗·谷风》‘弃予如遗’，文选《叹逝赋》注引《韩诗章句》作‘隤’，是喻纽古隶定纽之证。”〔3〕曾运乾的上古声类学说受到后人的重视。 尽管“喻四归定”因分化条件和音值问题尚未定论，但曾运乾仍不失为“钱大昕古无轻唇音及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二文以后，一人而已！”〔4〕
20世纪30年代，上古声母的一个新问题引起关注。林语堂撰《古有复辅音说》，提出上古母有kl－（gl－），pl－（bl－）， tl－（dl－）这三类复辅音。他举出古今俗语、读音及异文、文字谐声三方面的凭据。以谐声而言，K－母字与l－母字相谐，如各声谐路；p－母字与l- 母字相谐，如禀声谐懔；t－母字与l－母字相谐，如童声谐龙。 林语堂说：“复辅音或在‘各’‘格’由kl〉K，或在‘路’由kl〉l。两种音变皆西洋语史中所有的事。但是K〉1可谓亘古所未闻，所以非古有复辅音说，‘各——路’‘果——裸’之谐声可以说无法解明。因此之故，我们可以假定，此‘各—路’两字中必有一个含着复辅音”〔5〕。 而更直接的证据在林语堂看来就是诸如暹罗语的Klong、kluang，kuang之类保存了中国古语复辅音。唐兰随即撰《论古无复辅音， 凡来母字古读如泥母》一文，对林说加以反驳。他指出：“中国字只表单音，即极轻微之语声，亦以一字表之。吁之所代表者一音也，於戏所代表则二音矣；邹字为一音，缓言之为邾娄，则以二字表二音矣。近代北方语语尾之r音，以汉字写之，必作儿字。凡此可知一音必作一字， 即一字只表一音也。”此其一。“脸字以佥声，本当在K 母（《集韵》训颊尚在K母），而今世俗语之脸面，则已变为力减切矣。此由K变l 例证之尚存者。因未见有复辅音为之枢纽也。”此其二。“同一主谐字中所谐之字k、t、p、l往往并见杂出，足以证明其必不由于复辅音也。如谐兼K者，有嫌x、有廉l、又有赚……将谓其语根兼有此诸音而为ktpl －乎？古今中外，无此唇吻也。将谓各有其kl－tl－，pl－，或xl－，gl－，dl－，sl－，bl－，ml－之语根而偶然同取一符号乎？则是谐声系统乱杂无章，而与其他谐声现象之有常例者为矛盾矣。将谓每字只以一种复辅音为主，其余皆变例乎？则其假设根本失败，盖k、t、p之互通， 与k、t、p与l之互换，其于普通发音学理所不易说明者略同，又何用此纷扰为耶？”此其三。〔6〕罗常培、张世禄、陆志韦、李方桂、 周祖谟等都支持古有复辅音的观点。王力等则支持古无复辅音说。复辅音问题的提出为对上古汉语声母的认识拓开了新的视域，然而确定复辅音的类型和出现的范围极其困难，在方法上须与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相结合，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尚待时日。
较之上古韵部和声类的研究，上古声调在清代古音学是意见最不一致的问题。如江有诰所云：“古韵一事，至今日几如日丽中天；然四声一说，尚无定论。”（《唐韵四声正·再寄王石
先生书》）
早期的声调研究倾向于“古无四声”。这是基于古人用韵在四声上不严格的情况。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云：“四声之辨，古人未有。中原音韵，此类实多。旧说必以平叶平，仄叶仄也，无异以今而泥古乎？”顾炎武认为此论“切中肯綮”。但他将陈第的论断降了一个层次，认为古人混用四声，所以“四声一贯”。其《音论》云：“四声之论虽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诗已自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亦有不尽然者，而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故四声可以并用。”江永则将这种“古无四声”说的“弱式”表述得更为明确。其《古韵标准·例言》云：“四声虽起江左，案之实有其声，不容增减。此后人补前人未备之一端。平自韵平，上去入自韵上去入者，恒也。亦有一章两声或三四声者，随其声讽诵咏歌，亦有谐适，不必皆出一声。如后人诗余歌曲，正以杂用四声为节奏，《诗》韵何独不然？”由此可见，“古无四声”说的实质不是指上古音中没有四声。在顾炎武，它是指每一个字的声调随诗歌环境而变化不定。在江永，它是指每一个字守其本声而可以旁通。通的原则是音近。例如：“入声与去声最近，《诗》多通为韵，与上声韵者间有之，与平声韵者少，以其远而不谐也，韵虽通而入声自如其本音。”江永批评“顾氏于入声皆轻为平、为上、为去，大谬”（《古韵标准·例言》）。但顾、江的观点都蕴涵着一个前提，即古今声调是一致的。于是对那些不一致的现象作语用上的解释。
第一个明确提出“古四声不同今韵”的是段玉裁。他是从声调的种类上阐发这一命题的。他在《六书音均表》中指出：“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轻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于是乎四声大备，而与古不侔。……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段玉裁认为《诗经》时代之前无上、去声，至《诗经》而增上声，至魏晋则由上声入声转化出去声。“古无去声”是段玉裁的卓识。在谐声系统中，去声字和入声字关系最密切，例如“北”（入声）声有“背”（去声），“弋”（入声）声有“代”（去声）。上声字和去声字也有联系，例如“奴”（上声）声有“怒”，“如”（上声）声有“恕”（去声）这些去声字的古读都是入声或上声。段玉裁之后，诸说迭起。如黄侃进一步主张“古无上声；惟有平入而已”（《音略》）。颇有否认上古声调之嫌。因为字音平、入之区别本质上是音质即塞音韵尾有无上的区别。而孔广森则主张“（入声）自缉合等闭口音外，悉当分隶自支至之七部，而转为去声。盖入声创自江左，非中原旧读”（《诗声类序》）。他为自己的曲阜方音所囿，以为入声是吴音。但他在持“古无入声”论之同时，又认为上古“去声之中，自有长言短言两种读法，每同用而稍别畛域，后世韵书遂取阴部去声之短言者，壹改为诸阳部之入声”（《诗声类》卷十二）。他实际上是用去声之“长言短言”来理解上古的去入之别。王国维则提出：“古音有五声，阳类一与阴类之平上去入四是也。说以世俗之语，则平声有二，上去入各一，是为五声。自三百篇以至汉初，此五声者，大抵自相通叶，罕有出入。汉中叶以后，阳类之声，一部讹变而为上去。于是有阳声三，阴声四，而古之五声增而为七矣”（《五声说》）。那韵类的范畴来讨论调类是此说之弊，且阳声韵自为一调类也难以成立。
江有诰从字的归调上阐发“古四声不同今韵”。他撰《唐韵四声正》指出：“古人实有四声，特古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他批评陆法言《切韵》“就当时之声误为分析”。例如“有古平而误收入上声音”，“有古平而误收入去声者”，“有古上而误收入去声者”等等。为此他撰《唐韵四声正》以正之。这种以古声律今声同以今律古一样缺乏历史发展的观点。而且江有诰所判之古声并不可靠，其前提是《诗经》用韵必同调相押。而今音读来不协者就是古代另有声调。这样不仅有违《诗经》异调通押的事实，而且其分析结果是大量“有一字平上去之音”者，“有一字平去入三音”者，“有一字上去入三音”者。江有诰从古今字音的归调不同这一合理起点出发，却走进了上古字无定调的房间，实际上架空了他的“古人实有四声”。
尽管如此，“古人实有四声，特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的观点还是得到了许多音韵学者的支持。王念孙称江有浩此论“与鄙见几如桴鼓相应”（《与江晋三书》）。夏燮更详论《诗经》用韵中以四声“分章异用”和以“四声分章”的情况。前者如：“《小雅·楚茨》之二章、《鲁颂·蜷宫》之三章连用至十一韵，十二韵皆平声”；后者如：“《关睢》为《诗》之首篇，而四声具备。”夏燮问道：“若古无四声，何以分章异用，如此疆尔界，不相侵越？又有同用一韵而四声分章，同用一韵，同在一章而四声分配较若画一。……古无四声，何以有此？”他的结论是：“古四声有独用，有通用，通用者若十七部之合，又《广韵》两收三收者是也，……知其所以分，又知其所以合，然后可以无疑于古有四声之说矣”（《述韵·论四声》）。
至于四声之古读究竟如何，至本世纪40年代开始音韵学家已考虑四声中“舒声”与“促声”的对立。周祖谟认为：“古四声之读法如何，则无几可考。约略言之，平与入相远，去与入最近。”〔7〕陆志韦认为：“上古跟入声通转的那个去声正可以是这样一个短音。……上古的短去声通入声，因为音量的相像。后来混入长去声，因为调子的相像。上古长去声通平上声，那是另一回事。”〔8〕林尹也认为：“因古人实际语音已有四声区别之存在，故《诗》中四声分用画然；又因其观念上惟辨舒促，故平每与上韵，去每与入韵。”〔9〕以舒促对立看待上古四声的音读，回到了段玉裁的立场：“古四声之道有二无四。二者，平、入也。平稍扬之则为上，入稍重之则为去，故平、上一类也，去、入一类也。抑之、扬之，舒之、促之，顺逆交递而四声成。古者创为文字，因乎人之语言为之音读，曰‘平上’，曰‘去入’；一阴一阳之谓道也”（《答江晋三论韵》）。王力盛赞段玉裁曰：“在诸家之说中，段玉裁古无去声说最有价值。”王力认为，上古的声调中舒声有长短两类，就是平声（高长调）和上声（低短调）；促声也有长短两类，就是长入（高长调）和短入（低短调）。这与段玉裁所订上古声调系统基本一致。王力说：“段氏所谓平上为一类，就是我所谓舒声；所谓去入为一类，就是我所谓促声。只有我把入声分为长短两类，和段氏稍有不同。为什么上古入声应该分为两类呢？这是因为，假如上古入声没有两类，后来就没有分化的条件了。”〔10〕由此看来，上古音中声调的性质既有音高，也有音长，音长的因素甚至比音高更重要。
纵观中国古代古音学数百年的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一次次飞跃构成学科推进的主旋律：吴棫系统地使用归纳法， 郑庠明确地划分韵部，陈第树立科学的“音移”观，顾炎武融汇前人之精华奠定古音研究的基本范式，江永突破实用和复古的桎梏以古音本身为研究目的。从具体的研究来看，顾炎武全面利用韵文并参考使用谐声、读若材料建构了古韵分部的基础，段玉裁则全面利用谐声材料并从韵部研究拓进到四声研究，钱大昕又综合运用读若、声训、异文、重文等材料，再将古音学拓展到声类研究。由于研究的对象简单而明确，归纳的方法精密而完善，古音学成为中国古代“小学”中最具科学形态、因而也最为成功的一门，从而率先进入了近代与西学相融通的转型期。
收稿日期：1995—03—29
注释：
〔1〕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下册，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63页。
〔2〕张世禄《黄侃论学杂著·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3〕曾运乾《喻母古读考》，载《东北大学季刊》1924年第2期。
〔4〕罗常培《周秦古音研究述略》，载《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5〕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载《语言学论丛》， 开明书店1933年版。
〔6〕唐兰《论古无复辅音，凡来母字古读如泥母》， 载《清华学报》第12卷1937年第2期。
〔7〕周祖谟《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载《问学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
〔8〕陆志韦《古音说略》，载《燕京学报》专号之二十，1947 年。
〔9〕转引自陈新雄《古音学发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73～1274页。
〔10〕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