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中的亚太安全架构与中国的亚洲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中国论文,亚太论文,架构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四重安全结构相互交错，推动着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演变。这四重结构首先是美国的轴辐式军事同盟体系，制约着新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其次是亚洲各种地区合作机制，特别是形成中的东盟式的轴辐合作机制，推动着亚太地缘政治与经济的演变；再者是亚洲大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以各自的方式迅速崛起，能动地影响着亚洲政治、经济与安全的传统力量结构；最突出的则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地区和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美国及其盟国为了应对演变中的亚太地缘战略新格局，致力于建立一种后冷战时代的亚太安全体系，旨在确保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牵制、防范中国成为主导亚洲事务的力量。为此，对中国采取所谓的对冲战略，积极拉拢中国周边大国，采取“离岸平衡”战略。东盟总体上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接触的政策，在安全领域更多地借重美国，而在经济贸易领域致力于扩大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合作。中国为拓展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应在和谐世界理论的指引下，充实和丰富新安全观与和谐亚太的理念，在亚太地区推进中国的合作模式，同时推进亚洲合作伙伴关系和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着重推进和加强次地区合作进程，宣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外交理念和政策，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美国亚太安全架构的理念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努力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体系，以应对急剧变化的亚洲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从2005年布什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决策层开始关注东亚的安全机制构建。从2004年的军力调整报告，到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和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已将建立民主联盟和防范新兴大国提到与反恐和防扩散同样重要的地位。中国被正式界定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新兴大国，被认为最有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于是，美国启动接触与防范相结合的对冲战略，旨在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现行国际和地区秩序，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并争取把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①
2006年9月，由两党主要智囊参加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报告发表。该报告把在全球推进民主化提升到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把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大类，主张建立由盟国和友邦参加的“民主同盟”，必要时取代联合国，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促进全球民主化进程的使命。该报告把中国列为“主要威胁和挑战”之一，建议美国政府继续巩固美日同盟，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中国加以威慑。该报告并不主张对中国采取冷战式的“遏制”，建议劝导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使其成为承担国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报告明确建议，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安全机制，防止中国主导的泛亚洲秩序的形成；把中国纳入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亚太安全机制；加强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旨在将印度塑造成能够制衡中国的战略伙伴；重视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平衡中国崛起的战略作用。②
2007年2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第二个阿米蒂奇报告，标题为《美日同盟：让亚洲正确迈向2020》。2000年，阿米蒂奇曾发表《美日同盟：迈向成熟的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极力主张强化美日同盟抗衡中国的崛起。新报告明确指出，美日同盟面临的最重要的可变因素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国应该防止中国影响力扩大成为“亚太安全的威胁”。新报告指出，在亚洲战略博弈的棋盘上，由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在强调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战略的核心的同时，美日应提升与印度的战略关系，利用印度牵制中国。新报告主张在强化美日同盟、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同时，增加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争取把中国塑造成美国治下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③
2007年4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题为《美中关系：肯定的议程及负责任的道路》的对华报告。④该报告全面分析和诠释了中国崛起与美中关系，强调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将对21世纪的国际和地区安全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该报告认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既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也需要与美国保持一种合作关系，以便集中精力处理紧迫的国内问题。美国的对华最佳方案是将中国纳入全球体系，使其在人权、安全诸方面的行为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国际准则。该报告从地缘政治的视角，主张“大国均势”和“大国协调”相结合，对华采取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政策，同时积极发展与中国周边关键国家的伙伴关系，对华采取防范性的“软遏制”战略。该报告建议，美国应支持日本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支持中日建立合作关系；加强同中国邻国，特别是东盟的安全合作，深化同印度的军事合作，寻求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地位等。
通过对上述报告的归纳比较可见，尽管观察和分析的角度不尽相同，但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影响美国在亚洲未来地位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都主张在与中国进行接触与合作的同时，引导中国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制约中国未来发展中的不利因素，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同时，上述报告均主张继续加强美日同盟，拉拢印度，防范中国。
2007年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是“驻留亚洲的大国”。无论谁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新政府未来的安全政策依然会确保美国继续致力于参与亚洲事务，美国依然会在亚洲地区拥有牢固与持久的利益。⑤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将重建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当作其外交战略的核心。⑥他指出，21世纪的威胁来自与极端分子结盟的无赖国家，也来自向美国和国际自由民主的基础挑战的新兴大国；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要应对原教旨主义对自由的挑战以及像中国、印度、俄罗斯这样的新兴大国的崛起。
奥巴马强调，在亚洲，首先要维持同盟国的强有力的关系，要加深与像印度这样的关键民主国家的伙伴关系，同时也提出加深与新兴大国的关系。关于印度，他指出，作为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多民族的民主国家，美国和印度是天然战略盟友，将协力迎战21世纪的共同威胁。
奥巴马在一份有关中国立场的声明中表示，中国的崛起将是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相当重要的挑战。他不会把中国妖魔化，但要确保中国和平崛起。他指出，发展中美关系的最好方法，是在国际体系中与中国开展协作，同时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保持警惕。民主党2008年竞选纲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和台湾关系法，坚持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并声称要关注西藏的人权。相比之下，2004年民主党的竞选纲领则并未涉及台湾关系法和西藏人权问题。
布什政府以及未来的美国总统以美国的价值观为道义基础，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坚持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的领导地位，致力于构建“有利于自由的均势”的世界和地区力量结构，建立美国治下的“新美利坚帝国”体系，在亚太地区也不例外。今天和未来的美国政府虽然强调与中国合作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但是也都把中国看作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领导地位的潜在威胁，并据此处处防范和牵制中国的发展。试图以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逐步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联盟体系。
美国寻求建立的亚太安全架构
在美国，冷战的结束被视为民主对独裁的胜利。冷战结束以来，“民主和平论”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在构建新的国际体系方面，民主共同体的设想应运而生。所谓“民主同盟”，就是美国与盟国和友邦合作，建立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安全合作的新机构，必要时替代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包括使用武力。在亚洲地区，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酝酿的“亚洲版北约”的影子。
目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推进的联盟体系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跨太平洋体系；二是把太平洋和印度洋联系起来，即海洋型的联盟体系；三是聚焦从中亚到东北亚的所谓“不稳定弧形”地带。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美国积极推进由美国主导的对话合作机制，使其成为未来亚洲太平洋联盟体系的基础。美国积极策划主导在新加坡召开的年度香格里拉国防部长会议，从对话机制逐步向机制化发展。2008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有27国的国防部长或高级防务官员参加。会议被公开称为“亚洲安全会议”。其意图显然是对冲东盟地区论坛及其安全政策会议。美国积极推进从目前的双边军事同盟扩展和延伸为三边、四边联盟体系——从美日、美澳双边“2+2”会议发展到美日澳三边“2+2”对话会议，再从2004年推出的美日澳印海啸救灾“四国核心集团”到2007年4月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的四国高官协商会议。与此同时，美国与印度和日本与印度的关系积极向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使之成为美国主导的亚洲联盟体系的核心，即所谓的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同盟”的核心。
其二，对美国参加但不能主导的跨太平洋合作机制，则加以利用，企图主导其对话与合作的议题，为己所用，使之成为美国主导的安全机制的补充，如东盟主导下的东盟地区论坛，即所谓“东盟搭台，美国唱戏”。美国努力激活和加强亚太经合组织的功能，企图以之为纽带打造和强化美亚体系，从而削弱非美的亚洲体系。
其三，对美国既不能主导也不能参加的亚洲区域组织，则采取打压和分化的政策。如“10+3”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和中俄印战略对话等。值得留意的是，随着东盟逐步推进一体化，美国并不希望看到在东南亚出现一个一体化的国家联盟，这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
美国在亚太地区酝酿建立的联盟体制一般被称为“亚洲版北约”。有两种组建模式：
其一，盟国加友邦的联盟体制。就是在加强美国与东亚五个盟国双边同盟关系的基础上，同该地区的主要友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具体包括新加坡、印尼、新西兰、越南和印度等，形成美国主导的西太平洋联盟体系和安全机制。美国两党的竞选纲领均未提到东盟的作用以及美国的政策，共和党的纲领也仅提到部分东盟国家。
其二，四国战略联盟机制或民主联盟机制。印度洋海啸发生后，美国组建的四国（美日澳印）核心集团初现端倪。北约已接管阿富汗全境的防务和战事。美国积极推动尼泊尔政权更迭。美国国防部长和总统访问蒙古国，并高调举行美蒙等国参加的联合军事演习。这都反映了美国对处于地缘战略要地的国家的关注和介入力度。
美国未来的亚太联盟体系将是上述发展趋势的交汇。但是，从以上方案中，中国要么边缘化，要么成为针对的目标。中国在这些联盟体系中被定位为“另类”。不是把中国当作依靠对象，而是视为被争取和改造的对象，旨在把中国“统战”到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之中。布什政府的对华两面下注战略是：在应对国际和地区的共同威胁和挑战中，美国需要借重中国；但是，鉴于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美国需要建立由其主导的联盟体系防范和牵制中国。在构建亚太联盟体系过程中，美国将长远的对华战略构想同当前的对华战略需求统筹兼顾起来。
东盟构建以其为中心的“轴辐”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大东盟的建立，东盟通过建立三个共同体正在强化一体化进程，并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积极推进以其为主导的各种合作机制。比如，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以及“10+3”和“10+1”合作机制，都已形成了东盟自己的“轴辐”战略。在这些合作机制中，东盟是主导或领导力量，而东盟以外的国家为对话伙伴。
在安全理念方面，东盟倡导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主张在多边框架下通过对话增加信任，促进合作，实现共同安全。在构建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方面，东盟不以意识形态画线。东盟原计划以东盟的名义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但是美国没有同意，至今仍有部分东盟成员国不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而在筹建东亚峰会过程中，东盟提出了加入的三个条件——东盟的对话伙伴，与东盟有实质性的关系，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美国符合前两个条件，但布什政府对《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含有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条款持保留态度，至今未能加入。
2008年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在新加坡总理和国防部长的演讲中，都将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和东亚峰会归类为泛亚洲合作机制，将东盟、南盟和上海合作组织归类为次地区合作组织，而将六方会谈、海上搜救、马六甲海峡巡逻等视为功能性的对话合作机制。同时强调，要在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的基础上，开展与其他国家的防务对话，形成“东盟防长加X”的新对话机制，从而逐步建立“东南亚安全架构”。
于是，美国领导的“轴辐”战略与东盟主导的“轴辐”战略形成竞争态势。对中国来说，只要是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中国与亚洲地区的各种多边机制均进行接触，开展合作；美国对东盟主导的各种多边合作机制怀有矛盾心态，虽然具有防范中国主导的作用，但也限制了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中美之间在东亚的竞争也折射出东盟对大国的均衡战略。
非传统安全在亚太地区突显
冷战结束以后，各国依据自己对国际形势演变的认识，先后提出了新的安全理论和安全概念。比较流行的是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前者强调安全的内容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概念，通常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后者强调各国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的必要性。这两种安全概念紧密联系。前者是安全的内涵，后者是实现安全的手段。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非传统安全的概念不断扩延，在有些情况下，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叉且界限模糊。
非传统安全主要涉及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领域内的安全威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资源安全、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传染疾病蔓延、跨国有组织犯罪、轻武器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以及重大的自然灾害等。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迅速发展，非传统安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并且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冷战结束以来，亚洲地区相继遭遇金融危机、“非典”和禽流感等流行病以及海啸、洪水、地震和热带风暴等自然灾害。
人们把恐怖主义和武器扩散归于非传统安全的范围，国际对此也普遍认同。九一一事件是恐怖主义袭击，属于非军事手段，但是袭击的目标是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枢，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袭击的执行者是非政府组织，即行为本身不是国家行为。武器扩散主要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包括制造此类武器的材料和技术的转让、走私和偷窃。这里涉及政府行为和非政府行为。从事扩散的行为本身是非军事的，但是其后果却显然是军事威胁，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又具有传统安全的特性。
在亚太地区，需要界定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但更要研究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叉的威胁，同时也要研究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转化及其转化的条件。根据亚太地区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现象以及人们对这些现象的理解，非传统安全威胁有以下主要特点：
其一，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明显的跨国特征。不仅是某个国家存在这种威胁，而且这种威胁也扩展到其他国家乃至全球；不仅是对某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而且对别国的国家安全也不同程度地构成危害。例如，生态环境恶化、非法移民、贩毒、洗钱以及武器走私等，其跨国性质非常明显。
其二，非传统安全威胁一般不是来自某个主权国家，而是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等。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印尼发生的森林大火引发的浓烟严重影响到周边国家，这是非政府行为。但某国的工业活动所引发的温室效应却涉及政府政策。这两种行为均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
其三，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例如，恐怖主义活动一般界定为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理由是，行为主体是非政府的，行为目的不是推翻政权和占领领土，而是让社会了解他们的存在并达到震慑目的。但是，所有的恐怖主义活动均有其政治背景。许多恐怖主义组织同分离主义活动有密切联系。例如，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从事分裂活动，就是以建立泰米尔国为其政治纲领。由非传统安全威胁转化成传统安全威胁，在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可能是最典型的案例。美国不仅把恐怖主义组织作为打击的对象，还将其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作为打击对象，美国解决恐怖主义的手段是战争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早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国就用巡航导弹袭击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训练营地，侵犯了阿富汗的主权。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也同样会出现转化的可能。某国的核武器计划及其活动是该国提升国防能力的行为，其主要活动包括获取核材料和技术，训练核专家，以及相应的试验。这并未对别国构成直接威胁。但是，80年代初，以色列对伊拉克的核设施采取军事打击。这种行为转变为国家的军事行为，是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如果非传统安全问题矛盾激化，也有可能转化为依靠传统安全的军事手段来解决，甚至演化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这种情况在资源和水源安全领域最有可能出现。中东地区战争不断的背景是对能源的争夺。信息安全威胁在有些情况下就会转化为信息战，这种信息战将会成为未来传统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恐怖主义的不断升级和扩大，威胁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反恐便会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政府就会动用武装力量，采取军事手段向恐怖主义组织开战。例如，上海合作组织进行的反恐联合军事演习，就体现了这种发展趋势。
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战略框架
中国为拓展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空间，应在和谐世界理论的指引下，充实和丰富新安全观与和谐亚太的理念，在亚太地区推进中国的安全合作模式或“反对冲战略”。中国也应积极参加跨太平洋合作机制，宣示中国的政策主张，展现建设性的外交形象，保持与美国的接触和互动。
中国需要积极关注四国战略协调的发展动向。“四国同盟”不是搞得成搞不成的问题，而是四国以何种方式在哪些问题上进行战略协调。“四国同盟”机制一旦形成，将会改变亚洲的地缘战略格局，对中国构成巨大的战略压力。中国应该积极拓展自己的和平与合作的亚洲多边外交，避免在亚太地区出现新的集团对峙局面，致力于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使有关围堵中国的消极构想变得无的放矢。
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的亚洲政策是双边和多边并用，打压非美机制。在亚洲安全领域，美国注重多边关系，如香格里拉防务对话、防扩散安全倡议、多国军演、地区海上安全倡议以及千舰计划等。在经济贸易领域，美国注重双边关系，如美新自贸区、美韩自贸区，目前正在推进美日、美泰和美菲自贸区的谈判。而对非美的亚洲合作机制则采取打压的政策。
对于中美学界和智库提出的“中美共主”和“三国（中美日）共治”理念，从好的方面理解，是脱离亚太安全形势的一相情愿；从坏的方面理解，损害了中国在亚洲推进多边合作的和谐外交努力，疏离了中国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不利于中国建立“和谐亚太理念”指导下的安全合作架构。这种安全合作架构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将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亚太安全合作的优先考虑
非传统安全威胁，同传统安全威胁一样，其本质均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只是形成威胁的性质和程度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至少应当有三个层次，即主权国家层次，地区（或次地区）层次，以及全球层次。要善于协调国家、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三者的关系。应对和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政策和措施应是综合的和多重的，需要考虑三条原则：
首先，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权性和自主性。国家是非传统安全的主体，主权国家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拥有自主决定权。尽管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但是应对一国内部的这种威胁应是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要按照本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别国善意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有选择地采纳，但是有损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外部压力和威胁必须抵制。例如，有关人民币升值问题涉及金融安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要考虑国际因素，但更要考虑国内的因素。在环境问题和打击各种犯罪时也同样涉及此类问题。中国与东盟签订的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宣言明确指出，双方“确认在遵守《联合国宪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体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并尊重各国的法律制度”。
其次，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协调性和合作性。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许多犯罪集团具有地区网络和国际背景。为了彻底打击此类犯罪，必须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将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中国和亚太各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中国同其他国家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也反映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和地区合作。例如，2007年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举行了反恐联合军事演习，以及近年中国同巴基斯坦和印度举行的海上搜救联合军事演习。
再次，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综合性和多重性。非传统安全威胁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等各个方面，其形成原因是多重的，其中包含了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如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在一起，使用单一手段难以真正解决。再如毒品问题，不但要将贩毒的集团和个人绳之以法，还要教育瘾君子，更要摧毁毒品的生产基地。
以合作的方式创建共同安全的国际和地区环境，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便能凸显。社会安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石，国家稳定是国际与地区合作的基础，人的安全则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核心。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过程中，在国内需要对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的统筹兼顾，推进各个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平等互利的地区和国际合作。
（二）亚洲区域内合作着眼于次地区合作模式
在现阶段，中国还不具备推进全亚洲经济或安全合作机制建立的条件和能力。但是，借助中国地处亚洲心脏的独特地缘优势，可着重推进和加强四个次地区合作进程——东北亚合作机制，东盟合作机制，南亚合作机制和中亚合作机制——从而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的机制。
中国在运作亚太次地区合作过程中，需要注意推进基于项目合作的次地区合作机制，其中包括图们江经济合作开发、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大湄公河次地区经济合作、孟加拉湾经济合作，以及海湾经济合作。前三个合作机制已经运作多年，笔者在此主要分析后两个次地区合作构想。
孟加拉湾次地区合作。由于中国不可能成为东盟和南盟的正式成员，缅甸将成为中国南下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中国应考虑以缅甸为大陆桥，将中国同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联系起来。中国分别同三个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除了双边商品交易外，致力于建立三国航运联运网。
海湾次地区合作。鉴于中国正在与巴基斯坦和海湾合作委员会进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巴基斯坦是中国南下印度洋和波斯湾的战略通道，中国应考虑以巴基斯坦为大陆桥，连接海湾各国，形成新的能源和商品联运网。
对亚洲次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不急于寻求过早机制化，坚持集体主导，平等对话，协商一致，增进信任，让参与国家感受到合作是互利的，使中国逐步融入合作进程，形成命运共同体，谋求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
注释：
①Se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D. C.,March 2006,pp.i-ii,40-42.Also see 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Washington,D.C.,February 6,2006,pp.27-29.
②Antony Lake and George Shultz,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Princeton University,September 27,2006,pp.9-10,47-51.
③Richard L.Armitage and Joseph S.Nye,The U.S.-Japan Alliance: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CSIS,Washington,D.C.,February 2007,pp.3-5,23-26.
④Carla A.Hills and Dennis C.Blair,U.S.-China Relations:An Affirmative Agenda,A Responsible Course,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pril 10,2007,pp.3-11,93-118.
⑤U.S.China Relations:An Affirmative Agenda,A Responsible Course 5.Ralph A.Cossa,"Gates 'Reassure' Asia",PacNet Newsletter,No.31,June 5,2008.
⑥Barack Obama,"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Foreign Affairs,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uly/August,2007,pp.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