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新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对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做出了新的重要部署。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加强和改进，大多只满足于文件的层层转发，大小会的宣讲，且宣讲只停留在原理、原则的阐述上。既不深入社会、社区、学校实践，也不深入分析影响新时期我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障碍因素。人们普遍感受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过于空洞，缺乏实效，探索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新思路、新范式已是势在必行。
一、社会变迁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状况主流是积极的、向上的，未成年人思想教育网络也是健全的，热爱国家、合作进取、团结友爱、遵纪守法已成为未成年人精神世界的主流。但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我国传统的优秀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等已受到强烈的冲击和影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状况不容乐观，并与高速发展转型的社会形态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问题向学校延伸。广州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使广州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也应该看到，在广州社会阶层的划分上，富裕阶层、中产阶级和贫困家庭比例仍不协调，中产阶级远没有构成社会主体，贫富差距仍有扩大趋势。大量外来工涌入广州，社会成分复杂，社会教育体系和学校教育体系都面临沉重压力，社会道德净化工作依然严峻。广州中、小学校教育差别甚大，学校布局不合理，麻雀学校、小而全学校依然存在，加之学校教育以升学为导向，学校成为社会的缩影，学校小环境所取得的正面教育作用部分被抵消。
第二，大众传播媒体对未成年人的成长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在信息发达的今天，电视、电影、网络、录像、音乐、报纸、刊物等大众传播媒体，尤其是网络的迅速普及和发展，不断传送着浩浩渺渺的各种信息，充满了暴力、色情等不健康现象，各种不同的、相互冲突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使未成年的孩子们无所适从，失去判断力。这些媒体往往成为未成年人问题的诱因和催化剂。[1]以未成年人上网动机和内容的选择为例。据广州大学教科所调查，广州市中小学生有37％是玩游戏，找朋友、聊天占20％，网上学习看新闻的占12％，收发邮件、看VCD等占31％。特别值得警惕的是62％的上网未成年人偶尔访问过不健康网站，浏览黄色内容，另外，未成年人的“网恋”现象也普遍存在，承认自己有网络情人的学生占调查学生总数的8.7％。
第三，家庭问题日趋严重。由于社会急速转型，广州市家庭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在广州市未成年人队伍中，96％以上已是独生子女。社会竞争激烈，人们工作繁忙，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时间日益减少，家庭内部亲情交流日益短缺，父母与孩子们进行有意义的交谈的时间有限，孩子一些品行的变化，父母也就不易察觉。可以说父母与子女的疏远，是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一大代价。随着未成年人年龄的增长，父母与子女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会增大，形成代沟，越来越多的孩子尤其是单亲家庭子女往往想从同伴那里寻求共鸣和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广州市离婚率上升很快，单亲家庭、离婚后再婚家庭较普遍。其中一些家庭因为缺乏爱，孩子们表现孤独，缺乏同情心。这种现象给未成年人教育造成了源头上的困难。同时，家庭教育也普遍缺乏正确导向，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下，许多家长已从“德才兼备”向“学习成绩”偏移。
第四，文化市场上的审美错位。社会文化历来负有传播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引导未成年人在美的薰陶中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良好的道德品质的功能。而今，令人忧虑的是文化市场出现了审美的错位。文学艺术中的审美错位主要表现为四个颠倒：一是誉庸俗贬高尚；二是誉感觉贬理智；三是誉调侃贬拼搏；四是誉奢侈贬勤俭。这些颠倒以文学、艺术、音乐、影视的形式出现，又寓于求知求美的阅读和欣赏之中，对审美观尚未形成、辨别能力比较弱的未成年人具有更大的腐蚀性和诱惑力。
第五，学校教育中重智轻德的失衡。在中小学教育中，重智轻德的失衡状况一直未有实质性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以考试分数定录取线的高考，仍在主宰着中学的教学。升学率依然是衡量一些中学声望和地位的首要标志。这种现象不仅未有改变，而且还在从高考向中考延伸，初中升高中也在以中考的分数线定录取。在以考试分数计成败的升学率面前，智育怎能不被抬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德育怎能不退居其后，陷于“说起来重要却对升学无任何意义”的尴尬境地。因此，在未成年人的教育中，智育的力度可能是加强了，却是以德育的削弱为代价；受教育者的文化水平可能有了提高，却是以思想道德水平滞后甚至下降为代价。教师们对这样的失衡并非心无疑虑，但又不能不服从于“以考试分数定成败”的指挥棒而徙呼奈何！家长们对这样的失衡更是常有不安之心，但又不能无视子女的前途而另觅成长之途。理智失衡之顽疾不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从何推行？中小学德育的首要地位实在难以彰显。
二、教会选择：道德教育建设的价值取向
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使得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我们学校教育理论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因此，在讨论具体的道德教育新范式之前，我们必须在理论上明晰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
迄今为止，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基本上只是一种“教会顺从”的道德教育。这种“顺从”是全方位的、绝对化了的。事实上是要求青少年学生无条件地认同既定的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同时也无条件地接受既定的道德教育过程。在这种道德教育中，作为“受教育者”的学生可以说从未被真正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从未允许对各种道德取向进行自己的“选择”。“教会顺从”的道德教育与整个社会的控制方式之间有着紧密的、切也切不断的联系。进而言之，学校中的道德教育其实也是深深地植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之中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的社会方式本身基本上是封闭的。社会成员本身未被真正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未被允许对各种价值取向进行自由选择。
自80年代中期起，我国的社会控制与学校道德教育都开始了某种可冠称为“由顺从到选择”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历程断续向前推进的必然结果。究其原委，其原因有二：
其一，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人们在领域日趋丰富、关系日趋复杂、利益分配时常变化的社会生活中必然会频繁地重新组合、重新分类，从而不断产生新的、日趋细化的社会群体（乃至社会群落）。在21世纪中，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变革，我国的社会群体构成之多变与类别之细化现象将会更为明显。由于每个社会群体都有其特有的文化与价值取向，因而难免会产生范围渐广、层次渐多、频度渐繁的价值差异乃至价值冲突。这些价值差异乃至冲突通常很难在短时期内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消解或缓和，且也愈来愈不可能仅由任何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施以简单的“正误裁决”便可决定取舍，达成所谓的“共识”。其结果是多元价值共存将逐渐成为几乎所有社会领域都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社会将逐渐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多元化”。选择，而不是一味顺从或盲从，将成为新世纪的中国人在价值生活（包括道德生活）中的一种主体参与、主体适应、主体创造的过程。真正牢固的、充满活力的道德品质从来就不是在一味顺从的前提下产生的，而是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心理学事实。学生若在校期间便学会在选择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道德品质，则日后进入社会，也就不易在种种道德冲突面前迷惘无主，因为他可以通过选择，坚持自己原有的或确立新的更为合理的道德取向。
其二，伴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我国在21世纪将会出现速度日快、波及日广、形态日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浪潮，并逐渐成为信息化社会。而在信息化社会中，利用大众传媒来传播信息的主体必然会既愈来愈“大众化”，又愈来愈“个人化”。前者意味着价值取向传播的日趋“多元”，后者意味着价值取向传播的日趋“多歧”。两者都将对前面所说的价值冲突的频起、凸显、泛布与强化，继而对多元价值的共存乃至价值多元社会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多元价值的共存乃至价值多元社会的形成又将从文化结构（价值构成）上拉动信息的进一步发展。所有这些，都要求社会控制方式日趋开放与宽容，要求真正赋予个人以选择价值取向的权利，并对个人产生“选择”的压力。
显然，面对这样一个“选择的世界”，一味地“教会顺从”的学校道德教育确已不合时宜。区别于既往时代，在21世纪，我国社会对于学校道德教育的一个根本期待便是“教会选择”！即教学生学会自己选择道德取向。关于这一思想，需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此前人们虽然也不时提出未来社会是信息社会，学校应使学生学会选择云云，但迄今的“选择观”基本上只重视“对知识信息的选择”。而我们此处所关注的则是“对道德取向的选择”，认为在21世纪我国社会信息化发展与价值多元化发展具有一种相辅相成的特征，比教会学生自己选择知识信息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自己选择道德取向。
第二，此前人们虽然也不时指出在变化日趋频繁与深刻的时代里，个人仅凭在校所学将无法适应日后工作实践与社会生活之全部需要，但迄今的“适应观”基本上只着眼于对工作实践与社会生活的“技术层面的适应”。而我们在此处所思考的，则是“道德层面的适应”，认为在21世纪，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将常常不得不进行新的、自主的道德适应。这种适应的意识与能力恰恰是一味“教会顺从”的学校道德教育所无法赋予的。
第三，此前人们虽然也不时呼吁学校必须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但迄今的“创造观”基本上只倾心于“知识的创造”。而我们此处所探讨的则是“德性的创造”，在未来的世纪中，当原有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对于新问题、新关系与新价值确已难以或无法予以合理解释与妥善处理时，个人难道就不可以尝试提出新的道德取向或新的道德规范吗？难道就不可以进行“德性的创造”吗？德性的创造从本质上讲也属于文化选择的范畴，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化选择。而在“教会顺从”的学校道德教育中，学生何以有学习与体悟德性创造之机会？
第四，倡导“教会选择”，并不意味着对于学校道德教育目标的任意取消或随意削弱，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科学的、合理的学校道德教育目标。这首先是因为在变化日趋频繁或深刻的时代，既定的学校道德教育目标未必总是科学的、合理的，其本身就应根据新的社会要求，并在具体的道德教育实践中不断加以修改、调整甚至变革。其次是因为即便是那些符合新的社会要求的学校道德教育目标与方法，其实现途径也须贯穿着“选择”的机制。
三、“感悟体验”：学校道德教育的新范式
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选择的世界”，学校未成年人道德教育的指向应该是“教会选择”，但“教会选择”只是一种道德认知，要使“选择”真实地落在行动上，必须有中间环节。各国道德教育范式各异，但大多是基于学生“知、情、意、行”的一体化，正是因为注重了体验教育，美国中小学生的很多道德行为都有一种道德自觉。他们自愿的、非强迫的站在大街上为非洲儿童捐款，更是一种自觉的道德内心力量。[2]因此，要使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更具有实效，必须重新思考一种新的道德教育范式（这里所指的“道德范式”既包括制度化的、成文的道德命令，也包括非制度化的、未成文的道德约束）。为此，我们将以广州市小北路小学为例加以阐释。
“感悟体验”是小北路小学在近二十年学校道德教育探索中逐步明晰的一种新的道德教育范式。“感悟体验”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试误过程。“感悟体验”道德教育范式所需的思想素质，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即更新的观念、开放的精神、民主的作风、生活体验，下面结合小北路学校道德教育工作实践逐一简析。
（一）更新的观念
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校道德教育中，一直占主要地位，且至今仍有相当市场的一种传统观念，可以说是“训导观”。这种“训导观”主张以一套既定不变的、不容任何怀疑的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去要求、评判学生，使他们循规蹈矩地去思、去言、去行，并相应地施以奖惩，尤其是对犯规者予以坚决的惩罚，以迫使学生形成特定的道德品质。小北路小学从1989年开始，把未成年人的“自我教育能力”作为德育整体改革实验的中心，完全改变了过去传统说教式的道德教育观念。确定小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六个层次为：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能力、自我监督、自我辨析、自我协调和自我控制能力。其具体做法不是以单纯的说教，而是以大队活动、中队主题会、思品课为主渠道，并渗透到语文课、美术等学科教学中。通过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学生的自我体验和自我激励能力得到了发展；同情心、责任感得到了培养，增强了学生的主体意识，开发了潜能，启迪了心智，逐步帮助学生把社会道德内化为自身的品德。可见，小北路小学的道德教育实践，擗弃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教育“训导观”，倡立“指导观”，把学校道德教育的基本职能放在指导学生对各种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的分析、比较与鉴别上，结合个人的道德现状，自主地、合理地选择个人所应确立或改变的道德取向以及应遵从或排斥的道德规范。通过道德体验形式获取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品质。
（二）开放的精神
传统的道德教育不允许学生对既定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之合理性投以任何怀疑，更不允许出现与之相悖的任何行为，故而其整个过程必然具有封闭的特征：其原则是僵化的，其途径是机械的，其方式是教条的，学校与教师也每每处于草木皆兵的状态。与之相反，“感悟体验”的道德教育要求学校与教师必须具有“开放的精神”。所谓“开放的精神”，是指在道德教育实践中，真正将既定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本身视为一种开放的系统，不是以僵化的、教条的态度，而是以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系统的合理性；允许学生通过自己真实的道德生活来体验与认识这一系统，通过自己的道德实践对既定的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予以鲜活的说明、具体的充实或者必要的改造。基于这种开放的精神，学校与教师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应当在将既定的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明示于学生的同时，也将与之相似、相异乃至相反的各种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真实地告诉学生，而不是采取鸵鸟政策，将后者裹藏起来，或竭力回避。小北路小学在开展“小公民道德建设”系列活动中，曾进行了“网络安全小卫士电脑小报创作大赛”，让学生参与电脑小报的制作，不仅能普及计算机基本知识，增强美术、写作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还可以引导学生参与健康有益的电脑网络活动，培养文明、高雅、健康的气质和良好的艺术鉴赏力，从而抵制不健康网络文化的侵蚀。
（三）民主的作风
关于民主的作风，迄今已屡屡见有“教学民主”或“民主化教学”的呼吁与尝试。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道德教育领域，则较少见有类似的主张与实践，教师如前所述被赋予至尊的地位，扮演着价值法官的角色，而学生则被视为道德的容器，只允许充当既定道德取向、道德规范的无条件的认同者与遵从者的角色，故其整个教育过程便无“民主”可言，亦无需实行“民主”。也正因如此，许多教师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往往会或显或隐地充溢着一种“霸气”。
“感悟体验”的道德教育要求学校与教师必须祛除上述霸气，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真正民主地、平等地善待学生。具体来说，要求学校与教师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不是更多地对学生宣布一些不容置疑的道德戒律，而是提出一些允许思考与发展的道德要求；不是急于发表自己的导向性意见，而是倾听学生的各种看法；不是强求学生接受学校教师的立场，而是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不是对学生予以一锤定音的道德裁决，而是进行富有启发价值的道德评价；至于对教师与学生共同面临的一些新的道德现象，则不是不懂装懂或设法回避，而是认认真真地与学生一起商讨问题，共同探索新的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
与民主的作风密不可分的是宽容之心，在“感悟体验”的道德教育中，学校与教师不能不允许学生说一点错话、干一点错事，不能不将惩罚的使用降至最低限度。尤其是对于那些因进行德性的创造而出现失误者，更要慎用惩罚。
小北路小学基于这种民主的道德教育理念，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班徽、班级口号，这些班徽、班级口号是孩子们自己设计，为了共同的奋斗目标结合自己班级实际情况而共同制定的。学校还鼓励孩子们对校园建设方案、校刊《阳光小太阳》、校园章程、校园活动、校园规则和校园用语进行民主设计，许多设计都源自学生自身的体验及意愿。此外，小北路小学还注重于鼓励培养学生形成自己的思维能力，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使学生在成长中逐渐树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多元价值观。
（四）生活体验
生活体验教育是未成年人通过实践教育过程，通过参加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在活动中进行体会、思考，进而明白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使自己在各方面取得进步的过程。小北路小学的学生在辅导员和学校德育教育的影响下，开展了“我是小管家”等一系列的活动，在活动中得到教育，在活动中得到体验，在活动中得到发展。例如，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家庭生活体验，来增强队员的生活能力，把为家庭生活服务作为一个小“岗位”，各小队在活动中各自扮演家庭角色，体验家庭生活，如有一小队开展“我是小管家”活动，另一小队开展“父母一日工作生活调查”，其它小队开展“我们眼中的妈妈”等扮演活动，让他们体验长辈的甘苦，加强两代人的沟通，学会为父母分忧，学会生活自理的本领。
我们通过“现状分析-理论阐释-个案解剖”的逻辑分析方法，旨在找寻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未成年人教育之路，除了应对具体道德教育理念方法进行总结、研究外，作为政府部门，还应积极营造有利于未成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