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中的新问题和新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性论文,新问题论文,新思路论文,规律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第二个千年期即将来临之际，国际政治也跨入了一个阶段性交替时期，国际体系中各种力量正酝酿和进行着新的分化和组合。西方国家一边庆幸冷战体制结束带来了一个稳定和平的时期，一边面对新兴力量的崛起和挑战而惴惴不安。研究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因而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一
本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了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问题，其中最具影响的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和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的“领导长周期论”。[1]这些理论的提出是与当时美国下降的国际地位和领导作用分不开的。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由于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军事上陷入越南战争不能自拔，政治上受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和孤立，石油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使美国国内经济面临严重困难，1973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解体。美国内外交困的形势为学者们提供了反思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契机，并由此展开了对国际政治进程规律性的大讨论。
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稳定理论探讨的是霸权国家兴衰与国际冲突的关系。在他看来，霸权国家的此兴彼伏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内容，全球战争是霸权建立所依赖的手段，国际政治是体系变革的决定因素。新的世界霸权的产生带来了一段稳定和平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霸权国家的实力必然下降，霸权地位受到动摇，国际体系重新回到无序的初发状态中，直到大规模战争带来新的霸权产生。这里，吉尔平没有列出霸权周期的具体时间表，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出，国际政治体系中曾有两个霸权国家，一个是英国(1815—1873)，另一个是美国(1945—1967)。[2]在国际政治体系动荡不定的情况下，霸权也很难建立起来。
莫德尔斯基的“领导长周期论”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也突出强调了国际冲突与领导国家出现和兴起之间的关系。莫德尔斯基认为，战争既是世界霸权兴衰不断循环所依赖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这种周期性转变的结果。他按照大国间力量的强弱，尤其是一国的海军力量是否大于其他大国的海军力量的总和来确定霸权国家，并据此把500年来的国际政治划分为五个世纪性周期（1495—2030年），第个周期又分为(1)世界国家、(2)非正统性、(3)非集中性和(4)全球战争四个阶段。在每一个周期中都有一个霸权国家，它们依次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在(1)和(3)两个阶段中，由于国际体系比较稳定，国际政治中的冲突较少，而在(2)和(4)阶段中，因新的挑战因素不断涌现，国家间的竞争和对抗加剧，大国冲突更多和更强，最终发生全球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世界国家的产生和国际政治体系的稳定。根据莫德尔斯基的划分标准和其列出的时间表可以推断，目前的国际政治体系正处于第五个周期中的第三个阶段，即非集中性阶段，照该理论推算，到下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世界将爆发新的世界大战。
吉尔平和莫德尔斯基两人的霸权周期理论有着许多共同点：第一，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的交替出现和相互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内在动力。国际政治周期性演变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一国霸权建立之后，其实力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国际体系由此而处于稳定时期。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挑战国家开始出现，领导者的地位相对下降，在某一周期结束时，这些新兴国家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和叫阵越来越强，双方争夺霸权的战争不可避免，国际政治体系重新回到无序和混乱的局面，在经过长期而反复的拉锯战后，挑战国家代替旧的霸权国家开始主导国际政治体系，世界又一次回到稳定时期，国际政治进程完成一次大的循环。
第二，低强度冲突和高强度冲突交替发生。这种现象与国际体系的有序或混乱以及霸权国家或挑战国家是否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当新的霸权国家即将出现之时，国际冲突的强度就相应增加，大国战争或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在霸权国家巩固其霸主地位之后，挑战国家还没有出现，国际体系相对稳定，国际冲突较少，强度较低。
第三，世界经济对国际政治进程周期性规律的影响是有限的。世界经济的膨胀与停滞仅仅是霸权国家兴衰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世界经济的某种规律性与国际政治的霸权周期性有相对应之处，国际政治可能受到世界经济变化的影响，但国际政治进程并不决定于经济，国际政治仍是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推动力。[3]
二
每一个国家要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大国意愿，就必须适应各种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制定出符合国情、世情的长远战略来，尤其是在世纪性周期大转变的关键时期，对于一个新兴的、具有改变国际政治体系能力的国家来说，如何形成正确的外交思想和哲学以及制定适合的对外战略就尤为重要。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国际体系的变化过程以及当前的国际政治的现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问题在于，500年来的国际政治是否完全受制于霸权与挑战、稳定与冲突循环变化的固定不变的规律呢？这种规律本身是否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变化？也就是说，国际政治进程中是否存在其它因素在发挥作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世界也就没有什么希望可言，我们只有无奈地等待着下一次大国战争也许是核战争的爆发，等待人类的毁灭。
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发展规律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它需要人们对它重新认识并进行补充和修正。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同样如此。一方面，霸权的世纪性轮回悄悄地对国际政治进程发挥着作用，国际体系不断经历着混乱与稳定的过程；另一方面，这种规律内部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莫德尔斯基等人的霸权周期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把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从他们的观点中可以引申出，无论国际体系如何变化，国际社会如何发展，每个国家都难以摆脱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轮番上台表演、有序与无序交替变化的规律的束缚。500年来的“挑战者”之所以统统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霸权国家的“合作者”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霸权，[4]仍可归因于这一规律的作用。他们把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割裂开来，漠视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和运用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的时候，首先要用发展和动态的眼光而不是停滞和静止的眼光看待这一规律，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我们才能从本质上抓住当前国际政治体系变迁的规律。
三
当今世界是一个高度相互依存、一体化愈来愈加强的社会。这种趋势不仅是当前国际政治体系的显著特征，同时也是一种表现形式，而目前的国际体系的变迁只是500年来国际政治进程中的一部分和一个阶段而已。进一步说，在每一轮国际政治周期或周期中的某个阶段结束之后，国际合作与融合都有一次比一次加强的趋势，尤其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世界市场的逐步统一，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跳跃而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强劲势头。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世界市场形成的内在动力。公元1500年以后，航海技术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先决条件，而地理大发现的一个最根本的作用是使人们的视野越过浩瀚的海洋转向了全世界，各大陆之间逐渐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联系，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对外扩张和殖民的历史。从那时起，世界经济的概念才有了确切的含义。与此同时，世界市场初步形成，并引起商业、航运业和陆上交通工具的大规模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与融合的速度加快。到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和完成产业革命，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交通运输和通讯工具的进步，火车代替马车，轮船代替帆船，为国际贸易创造了条件。马克思在1848年对资本主义经济对外扩张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曾有正确的描述和分析，他写到，“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部门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状态已经消失，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了。”[5]从1850—1913的63年间，世界工业总量增加了10倍，国际贸易总额也增加了10倍。
二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从“工业时代”走向“信息时代”，尤其是冷战后时代，世界已经形成高度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的“世界村”，“车同轨”（都乘喷气客机、都用电子通讯），“书同文”（都学现代数学和物理学、都用电脑程序）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不同国家的人们事事都有一种“我们的感觉”。有了这样的“硬件”，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的速度令人刮目相看。从国际贸易量来看，1948年至1987年，世界出口贸易总值增长了46.5倍，增长速度之快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冷战时期曾出现过“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但从世界市场的总体看，这种现象也是暂时的，“封锁”或“被封锁的”国家仍然与其他国家保持和发展经贸关系，仍然作为世界市场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活动、在发展。到冷战结束时，分裂的世界市场最终又统一起来。世界市场的力量是无穷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发展伴随着世界经济的融合，发展带动融合，融合中更发展，发展和融合是相伴而生，相伴增强，是一对孪生兄弟。
冷战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和一体化趋势的加强是世界经济发展与融合过程中的必然表现形式及必经阶段。1995年1月1日，国际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占国际贸易量90%以上的81个国家成为WTO的创始成员，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进去。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有两种明显的趋势，一是世界经济集团化和地区化。自从1951年西欧6国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之后，西欧经济集团化和地区化一直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列，1965年欧洲共同体成立。几十年来，西欧国家在为地区经济的进一步融合而努力。冷战结束后，西欧各国已开始为“欧洲合众国”铺路搭桥了。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分为三大集团：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区，另外，世界经济中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次区域经济组织。而区域经济集团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必经阶段。经过冷战后一二十年的调整，区域集团化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积极作用将发挥出来。
另一个趋势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即南北关系中的经济差距在逐步缩小。南北关系的形成始于西方殖民者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侵略。在二次大战之前，北南经济之间完全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领导和依附的关系，而且南北经济差距很大。直到本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亚非拉地区人民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这种经济不平等关系开始有所改善，尤其在冷战后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区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在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GNP约占世界GNP的2/3，对外贸易额约占世界贸易额的70%左右，世界黄金外汇储备的80%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到1994年底，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包括台湾）的GNP、贸易额、外汇储备已分别占世界总量的43%、30%和45%。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指出，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充当“火车头”，带动富国从衰退中摆脱出来。从整体上看，南北经济差距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趋于缩小。
500年来，在第一次国际政治周期或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发生转变的过程中，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一次次进步、世界经济融合的力度加大和国家间联系程度的增强，这是国际政治进程中不能忽视和否认的一种大趋势，它一直按照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在发展。简单些说，500年来，在国际政治周期中，国际融合的强度逐渐增加，融合的范围不断扩大，融合的区域日趋延伸。
四
本世纪末，世纪性周期的转变到了紧要关头。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对抗并不是以战争的形式带来国际政治体系的变化，相反，国际政治中除了地区性冲突和国内战争发生的次数增加外，大国战争或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同时国际政治体系在向多极化发展，相对于冷战这一具有高强度军事对抗性质的周期性阶段来说，冷战后时期总体上反而稳定得多。这种现象与上述霸权周期理论的分析很不相符，究其原因，主要有四条：
第一，这次阶段性转变是一次最难预测的转变，它不仅不符合上述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而且完全出乎各国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意料之外。这次转变并没有伴随着大国间冲突的发生，更没有大国间关于如何结束战争和战争后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
第二，大国的兴衰变化迅速。苏联和俄罗斯的衰落之快和中国崛起之快没有人料到；日本和德国也没有像几年前有人预料的那样成为羽毛丰满的超级大国；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世界领导者，这一全球均势中的重要现实没有改变。
第三，冷战期间大国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意识形态因素，而冷战后时期，国家间冲突的根源分散化，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国间冲突的可能性很小。
第四，科学技术大发展和经济一体化是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进程的重要因素。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一体化。大国关系虽说仍在调整之中，大国间政治和军事关系走向不明，但经济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对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摩擦的发生起到了很大的抑制作用。
针对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中出现的新情况，在评估冷战后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前景时，有几个问题需要回答。一，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是否存在一国霸权或集团霸权？二，新兴国家是否就是挑战国家？挑战国家是否可以不通过战争成为新的霸权国家？三，经济一体化是否可能制约大国战争和世界战争的发生？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体系脆弱多变，难以给予确切的描述。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认为，当今的国际政治体系既不是单极，也不是多极，而是呈现军事权力单极化（美国）、经济权力多极化（美国、欧洲、日本和下个世纪的中国）、跨国权力分散化（银行家和恐怖分子等）的局面。[6]美国是唯一的和真正的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它的阴影，但就此认为美国独霸世界未免言过其实。在国际事务中，美国采取了“有选择地卷入”战略，并时时需要盟友相助。如果撇开盟国单打独斗的话，美国的日子也不好过。奈认为，冷战后国际政治是由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美国扮演的不是“世界警察”角色，而是在国际政治起到“保安团领导者”的作用，这个“保安团”由美国及其盟友组成。[7]
世界经济一体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使它们之间的命运彼此间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改变早期靠对外侵略、占领他国领土和剥削他国资源的方法，更加重视用经济和软实力（高科技、信息和文化）来控制别国，西方国家在对外战略的目标以及如何实施问题上存在共识，这就需要它们联合起来共同剥削和控制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新特点，同时也是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发展过程中所特有的现象。所谓“集团霸权主义”情况只是暂时的，“只有群体或国家认为这种变革（指国际体系的变革）有利可图时，它才会谋求变革这种体系”[8]在各国实力对比发生质变时，一些国家“独霸”的愿望和意图就会出现，这时，国际体系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集团霸权主义”只是冷战后国际政治体系变革的一种现象和趋势而已，一旦这次变革结束，它也会随之消失，因为它并不是世纪性周期规律的一部分。
在每一轮周期中都会出现许多新兴国家，一般情况下，新兴国家可以和挑战国家划等号，它们都希望改变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使之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挑战国家通常不只一个，有时有许多个。争夺霸权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在衰落的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之间进行，更多的是在挑战国家之间进行，霸权国家的某些合作者其实也是争夺霸权的国家之一。五个世纪以来的霸主几乎都是如此产生的，如本世纪霸权地位的争夺战就主要是在美国和苏联两个新兴国家之间进行的。未来的国际冲突更可能在挑战国家之间发生。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新兴国家或称挑战国家之间的冲突，它们之间关系的好坏才真正决定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未来。
挑战国家之间的冲突在冷战后国际政治体系变革过程中是不易避免的，而由此引起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进一步说，“挑战者”战胜霸权国家和其合作者是可能的。[9]首先，历史上的大国冲突主要源于大国对领土、资源和人口的争夺，靠的是军事实力；现在主导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靠的是资本和高科技产品，是为了争夺市场和资源供应地的控制权。“冷战时期，大国可以占领其他国家的土地和工厂，并迅速地使其由商产转为军产；现在要转产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生产线是相当困难的。”[10]两者性质上发生了变化。
其次，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各个大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约瑟夫·奈所说，“事实上，如果美国的一家公司的总部设在他国，它的生产设备、原料进口和出口市场在另外一些国家，那么，这种跨国经济关系使我们越来越难以断定该公司是否真的属于美国。”[11]跨国公司和大财团的发展和扩张制约了大国的利益冲突。
第三，国际体系的变革及其引发的大国力量失衡最易导致国际冲突，但是在冷战后时代，核武器作为大国遏制对手的最后手段，仍将有效地限制大国战争的发生。由于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会使交战双方付出惨重的代价，大国被迫主动采取行动避免任何直接的军事冲突，包括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常规冲突。同时，高精尖的军事科技可以使大国预警相互间的军事动向，军事透明度的增强也有利于大国关系的稳定。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大国间或者说挑战国家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低强度下发生，甚至可以避免。由大国冲突引起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更小。战争强度的减弱和世界战争的避免并不意味着国际政治体系不会发生变革，事实上，新的霸权国家很可能不通过大国战争和在与挑战国家进行某种合作的情况下出现。
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新兴国家或曰挑战国家的出现是国际政治体系变迁的必然结果，不承认是挑战国家或不做挑战国家都是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只要大国间实力对比在不断消长，国际体系在发生着量变和质变，新兴国家就会以“挑战者”的面目出现。一国兴起使其不能不成为挑战国家，但挑战国家可以不做“霸权国家”。前者决定于客观事实，后者决定于主观意图。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冷战后国际政治体系的变革以及大国关系的调整作如下结论：一，新兴或者挑战国家不能不积极参与到这次世纪性大变革中去，否则就会在大国竞争中落伍；二，既然卷入进去，就避免不了和其他大国发生矛盾和冲突，这很正常。但挑战国家之间合作大于冲突，协调大于对抗的趋势也是很明显的。三，在旧的霸权向新的霸权转换之时，挑战国家面对的困难更大更多，但挑战国家可以不通过战争（或通过低强度战争）成为新的霸权国家（它也可能不愿称霸）。
在世纪交替的变革时期，对一个大国来说，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地位和国际形势并制定相应的对外战略至关重要，分析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意义就在于此。目前中国的世纪性战略选择关键是怎样适应和顺应国际政治体系变革的客观规律，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其中最根本的方针应是埋头经济建设，推行和平外交，以此带动整个国际体系WW注：
因原刊有误，现更正：本专题1995年第1期《论美国人权外交》一文的作者应为陈世林，该作者单位为市场经济导报社。
的变化，只有“以静带动”才能“以静制动”，才能在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1]戈德斯泰恩(Goldstein)的经济长波理论(Long Wave)把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看成是相互作用的两种周期模式。戈德斯泰恩既不强调世界政治的作用，也不强调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霸权国家的兴衰对经济长波并不起直接的作用，同时它也不是经济变化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主要战争与经济周期性之间的关系。他把经济长波分为(1)经济停滞(St-agnation)、(2)经济复苏(Rebirth)、(3)经济扩张(Expansion)和(4)大国战争(Great－power War)四个阶段。在(1)和(2)两个阶段中，由于世界经济处于低迷状态，限制大国发动战争的能力，由此国际冲突相对较少；在(3)和(4)两个阶段中，世界经济迅速膨胀，大国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大国战争的爆发。尽管经济长波理论把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国际冲突联系起来，但与霸权周期性规律并没有直接联系。戈德斯泰恩并不是“经济决定论者”。参见Goldstein.Joshua S.:Long Cycles Prospert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Press,1988.
[2]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章和第5章。
[3]除吉尔平和莫德尔斯基外，美国著名学者沃勒斯坦(Wallerstei-n)也提出了霸权周期论(Cycle of Hegemony)，这种理论强调世界经济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认为世界经济的持续膨胀、经济增长点的扩大以及地理上的扩展是国家建设、霸权兴起和大国战争的主要推动力。Wall-erstein依据一国在生产总量、商业和金融三方面所处的国际地位把霸权周期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1)霸权全胜期(Victory)、(2)霸权成熟期(Maturity)、(3)霸权衰落期(Decline)和(4)霸权上升期(Ascent)。他把霸权周期理论与国际冲突结合起来，认为在霸权的全胜期和成熟期，国际体系井然有序，大国间冲突最少，而在霸权的衰落期和上升期，由于新的挑战国家不断出现，国家间竞争激烈，大国间冲突最多和最强。由于经济是决定霸权兴衰的主要因素，因此，沃勒斯坦认为，战争是霸权国家保持经济优势地位的最终手段。详见Wallerstein,lmmanuel:"T-hree Instances of Hegemony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4:1983.pp100－108.
[4]时殷弘：“国际政治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第1—3页。
[5]《共产党宣言》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9—470页。
[6]Joseph S.Nye,Jr.,"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6,P9.
[7]Joseph S.Nye,Jr.,"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6.PP20－23.
[8]戴维斯和诺斯：《国际变革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剑桥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6页。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9]时殷弘先生从莫德尔斯基的领导长周期论中总结出，第一，近500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第二，新的“世界领导者”通常是先前霸权国家的合作者；第三“挑战者”的合作者也受到了挫折。《国际政治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见《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
[10]Richard N.Rosecrane,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N.Y.:BasicBooks,1986.
[11]Joseph S.Nye.Jr.,"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6.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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