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监管与同伴影响：中学生越轨行为的性别差异
吕 泰 彧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 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数据， 探讨父母监管与同伴影响对中学生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研究发现：1.初中生的越轨行为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越轨行为显著低于男生;2.父母监管和同伴的纪律行为会降低个人的越轨行为，而同伴的越轨行为会提升个人的越轨行为;3.父母监管对男生的越轨行为的影响效应显著高于女生，而同伴行为对个人越轨行为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因此，教育者在越轨行为的控制上，应当同时考虑到父母与同伴的影响，充分发挥父母与同伴的正向作用，减少同伴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中学生；性别；越轨行为
引言
越轨一词最早由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他所指的越轨含义类似于“偏离规范”。默顿后来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提出了社会失范理论，并将这一概念定义为违反社会规范的社会行为，而这类行为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对象。由于社会规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越轨行为也会有着不同的含义。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当前的主流道德标准为参照，将中学生越轨行为定义为中学生违反主流道德的消极行为，如打架、抽烟、欺凌，去酒吧等等
中学生越轨行为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我国已有的青少年的越轨行为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个体与家长、同伴群体等重要他人的互动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尽管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父母和同伴的行为对中学生本人的越轨行为具有重大的作用，由性别而造成的作用差异上却没有引起足够关注。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无论是在学术的探讨中还是在大众的印象里，主流的观点都认为男性的越轨行为必然要多于女性。现实似乎也是如此——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全国法院新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男性未成年入犯罪人数占比达到93.44%[1]。从这一角度看来，男性的越轨行为倾向必然是高于女性的，这就使得该问题的研究不那么具有必要性了。然而近年来这种观点却受到了挑战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校园欺凌事件的参与度上没有明显区别[2]；Chrisler, Joan C甚至认为女性会比男性表现出同等或更多的攻击性(尽管身体上的攻击性较小)，例如，女性更容易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私下使用直接攻击，在公共场合更可能使用间接攻击[3]。事实上即使是公共场合的直接攻击行为，近年来女生的表现也毫不逊色：江西永新县女初中生打架、数名女学生在寝室殴打同学，中国女留学生在美暴力群殴同伴等等。女生越轨行为的频频出现意味着性别在越轨行为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么应该如何研究性别在中学生越轨行为中发挥的作用呢？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框架，它强调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都是人工的，且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个体就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4]。基于这一视角，本文综述了父母与同伴这两类中学生接触时间最长的群体的参与和影响状况，进而考察性别发挥的作用。对此，笔者将在下文中探讨三个问题：第一，中学生的越轨行为呈现何种性别差异？第二，家长监管和同伴行为如何影响中学生越轨行为？第三，家长监管和同伴影响对越轨行为的效应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越轨行为的性别差异
不同性别之间存在显著的行为差异已经是成为了学界的共识。但是在对此的解释上，各个学科专家则有着不同的视角。生物学家认为男女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就如同身高的差异一样，是来自于性腺类固醇，特别是睾丸激素、睾酮对大脑性别分化和行为的影响。他们在实验中发现，雌性动物在产前或新生儿接受睾酮治疗后，表现出雄性行为增加和雌性行为会减少；在发育早期移除睾丸的雄性动物表现出女性典型行为增加和男性典型行为减少[5]。Bettencourt等人的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会表现出攻击性是因为其更可能成为的目标，当控制挑衅时，攻击性的性别差异会大大减少，这意味着性别角色规范在男性和女性攻击行为的差异中起着很大的作用[6]。心理学家佛洛依德则认为性别特征形成过程是儿童模仿心目中的偶象和同性成年人行为的结果。他认为儿童以自己同性别的父亲或者母亲为榜样，认同他们，模仿他们[7]。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两性差别与其是说是一种生物差异，更多的是一种儿童行为的结果。社会学习理论的创造者杜班纳认为：人类进化提供了身体结构和生物潜能……人们通过在相互关联的影响系统中的遵从行为(agentic actions)，为自身发展做出贡献，并带来社会变革，从而定义和构建性别[8]。Eagly, A.H.认为在研究中应当将不同的男女角色分布作为性别分化的社会行为的主要来源，及其对行为的影响会受到心理和社会的调节[9]。综合以上学者的描述，笔者提出：
假设 1: 中学生的越轨行为存在性别差异。
(二)重要他人对越轨行为的影响
控制变量包括是否是独生子女，户口，家庭经济状况，家长职业，家长与本人教育期望。独生子女状况是表示学生兄弟姐妹情况的二分变量，分为是和否，分别赋值为1，2。家庭经济情况分为三类：困难、中等和富裕，分别赋值1，2，3。 地域是表示学生户籍城乡分布的二分变量，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分别赋值1，2。父母婚姻状况是表示学生父母婚姻状况的二分变量，分为正常和离异，分别赋值1，2。职业类型分为精英职业与其他职业。精英包括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领导与工作人员、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赋值1。其余职业类型均划为非精英职业，赋值为2。家长与本人教育期望依据各教育阶段相应的受教育年限对各选项进行赋值： “现在不要念了”赋值8年；“初中毕业”=9年；“中专和技校”和“职业高中”=11年；“高中”=12年；“大学专科”=15年；“大学本科”=16年；“研究生”=19年；“博士”=22年。
1.结果变量
还有一些研究将目光集中于同伴影响的性别差异。Martin等人的研究发现儿童与同性同龄人的交往经历会对其产生更大的影响。他们的行为和互动方式，与同性同龄人相处的时间会产生强大的力量，直接影响儿童的后续发展[23]。Fabes R.A. 等人的研究发现男生与同伴交往会使得越轨行为更加频繁，女生与同伴交往会使得群体更加上进 [25]。还有研究证明男学生经常骚扰男学生和女学生，而女学生通常只骚扰其他女学生。男学生欺负其他男学生的做法与男子气概有着明确的联系，而男子气概是为了被塑造成“正常”的男孩，并与之相关[26]。最后不同的性别文化使得男生和女生在学校中表现出行为差异，女生更多表现出对主流文化的顺从，他们倾向于按照已有的社会规范约束自己，而男生则与女生相反，他们更加富有冒险精神，在交往过程中得到主动权，因此男生群体内容易产生反学校文化[27]。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2.同伴影响与越轨行为
以各维度为单位分别进行信度分析的结果，“概括化评论”维度的Cronbach ɑ值数为.786；“低挫折忍耐”维度的Cronbach ɑ值数为.744；“绝对化要求”维度的Cronbach ɑ值数为.551,且各问项的项已删除的Cronbach ɑ均小于.600，故该维度整体删除；“糟糕至极”维度的Cronbach ɑ值数为.702。关于不合理信念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不合理信念的问项共11项，共同性和因子载荷量数值均大于.400，输出因子的总分散说明力达到65.169%，KMO数值.758，结果总体表现良好。
根据RSSI-Pb关系模型，使帧内编码RS码的编码率能够根据链路的接收信号强度RSSI的变化而动态变化，从而减少帧内编码冗余，增加吞吐率.
455 Microsurgical treatment of large parasellar meningiomas by pterional craniotomy: a clinical experience with 34 cases
除父母对监管外，同伴群体青少年的行为也有影响必须置身其内部规范会显著影响个体。J.R.Harris的群体社会化发展理论认为同伴在青少年发展和社会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少年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同伴的影响[18]。B.B.Brown认为青春期是一个人最容易受到同龄人压力影响的时期，这种同龄人压力通常与青少年冒险事件有关，因为这些活动通常发生在同龄人的身边[19]。Kellie B. Gormly,提出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当年轻人受到同龄人积极行为的压力时，同龄人的压力也会产生正向的影响，比如志愿活动或在学术表现[20]。由于青少年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可塑性较强，同伴的行为对其本人的影响极大。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回归模型的统计推断中假设条件，即要求各自变量之间为线性无关关系。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变量之间往往是有联系的。在本文中举例而言，想上大学的同学自然会努力学习，因此自变量之间难以达到完全线性无关，也会导致了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的问题，而多重共线性对回归分析的结果影响较大。针对这样的情形，使用Karl Pearson提出的主成分分析法可用来解决上述问题，主成分分析的主要思想是:从原始自变量中提取出新的自变量且这些新的自变量彼此互不相关，而这些自变量的来源是原始自变量的线性组合，再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礼记·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中的“思”、“辨”就是思辨一词的本意。2000年中国教育部颁布了新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特别强调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独立提出见解和创新能力，思辨能力成为教学关注的焦点。思辨能力可分为思考能力和表述能力两部分。本文主要探讨西安市部分开设MTI专业高校学生思辨性翻译能力的现状，理解和培养。
假设 2b:同伴影响对中学生的越轨行为有显著影响。同伴的纪律行为会降低学生的越轨行为频率，同伴的越轨行为则会提升学生越轨行为频率。
(三)他人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
Lyndsey Veal调研后发现女性的酗酒率与父母的监管有关，而男性的饮酒频率与父母的监管和电子监控共同有关。有趣的是，男性的酗酒率与电子监控相关性更强，而女性的酗酒率与家长监管相关，与电子监控无关[21]。Strunin L 等人在对墨西哥城中学生的实证研究后发现性别会作为调节变量影响父母监管与醉酒驾驶的行为——高中和大学的女学生比男同学更容易发生醉酒驾驶行为；女性在家长监管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参与危险行为的几率最高[22]。虽然西方的学者认为父母监管对于女性的作用更加明显，但是我国的学者黄超等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研究中学生的教育期望时提出：家长的监督可以有效帮助男生克服角色扮演的困难……相对而言，由于女生并不存在男生那样的角色扮演困难，故重要他人对女生的效应较小[23]。
假设 2a:父母监管对中学生的越轨行为有显著影响,父母监管会降低学生的越轨行为。
假设 3a: 父母监管对中学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进行门限回归之前，需要对基于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模型形式进行检验，以确定两个门限变量各自的门限值。根据门限效应检验结果，我们把两个门限变量的取值都分为2个区间：金融摩擦变量的区间1是(Ffri≤0.0027)，区间2是(0.0027
假设 3b：同伴行为对中学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二、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统计回归所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统计成果。在学生问题方面的，CEPS收集了越轨行为、家庭状况，同伴行为表现等信息，适合用来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
(二)变量与操作化
Dishion等人将父母监管(Parental monitoring)定义为关注孩子的行踪、活动和适应的一系列家长行为[10]。在家长监管的作用方面，犯罪学家赫希曾这样描述人犯罪的原因“人都可以是潜在的犯罪人，只有当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有效约束了个人的行为时，才消除了犯罪的潜在可能[11]3。”而父母对青少年的监管属于社会联结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这一理论得到了很多学者的验证：Cam, Taner.在土耳其青年中展开的实证研究显示无论是父母的督促还是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亲密关系都可以抑制包括大麻使用在内的任何类型的犯罪[12]。其他研究还发现父母监管水平越高，青少年的AOD(alcohol and other drugs，酒精和毒品)使用率越低。青少年的网瘾，危险行为(如性行为、吸毒)和犯罪行为就越少[13][14][15]。国内的一些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16][17]。中西方的研究都指出父母监管是中学生越轨行为的重要防线。综上所述，笔者提出：
城市林业建设主要目的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服务居民，满足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故健康、和谐的城市林业既要按照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又要满足公众愿望与需求，这不仅能体现生态文明视角下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且能反映出整个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程度。为此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调查福州城市林业建设的受益人——福州市民，让他们直接评价福州市城市林业建设，通过他们的感知认识，了解福州城市林业功能的发挥状况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越轨行为的频率。CEPS向学生询问了“过去一年中， 你有没有下列行为”，题项设置分别为：骂人、说脏话；吵架；打架；欺负弱小同学；脾气暴躁；注意力不集中；逃课、旷课、逃学；抄袭作业；考试作弊；抽烟、喝酒；上网吧、游戏厅，选项分别为从不、偶尔、有时、经常、总是。笔者分别赋值1-5，并将相加得到因变量Y取值为10-50。
2.核心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性别、家长学业监督、同伴群体的越轨行为，其中性别是二分变量(男生=1，女生=2)，家长监管、同伴群体的越轨行为是连续变量。“父母监管”对应的题设为“你父母在以下事情上管你严不严，具体事情包括作业、考试；在学校表现；和谁交朋友；穿着打扮；上网时间；看电视的时间，题项包括“不管；管，但不严；管得很严”三项，分别赋值为1-3分。“同伴影响”对应的题设为“上面提到的几个好朋友有没有以下情况”的回答：学习成绩优良；学习努力刻苦；想上大学；逃课、旷课、逃学；违反校纪被批评、处分；打架；抽烟、喝酒；经常上网吧、游戏厅等；谈恋爱；退学了，选项分别为“没有这样的”，“一到二个这样的”“很多这样的”。笔者分别赋值1-3分 。由于自变量之间可能会影响回归结果，所以在下文中采因子分析法进行处理。
山水画从南朝宗炳提出的“近大远小”理论，到宋代郭熙提出的“三远”理论，画面空间建构开始成熟。“三远”论是对宗炳“近大远小”空间理念的丰富，在山水画空间建构理论的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指导并启发其后的山水画空间理论。
对家长监管的6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73，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结果显著，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份提取法，共提取了一个公共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42.85%。通过旋转因子负荷后，提取出一个公共因子，命名为“家长监管”。同理，对同伴行为的10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87，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结果显著，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旋转因子负荷后，提取出两个公共因子，分别命名为 “越轨行为”和“纪律行为”。
3.控制变量
1.父母监管与越轨行为
四、数据分析
(一)越轨行为的性别差异
表1 越轨行为的性别差异
t检验对本文提出的第一个假设进行回应。从表 1 中可以看到， 女生的越轨行为期望平均为16.20， 而男生的越轨行为17.74。t检验的结果显示出，女生的越轨行为频率显著低于男生。如果以个人越轨行为作为因变量，利用回归对个人越轨行为存在的性别差异进行进一步验证。从表2的回归中可以看出，男生的越轨行为高于女生，在加入控制变量后，该影响效应逐渐被其他变量所解释减小但仍然显著为负。假设1得证。其他影响因素如独生子女状况、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居住状况、本人和父母的教育期望也会影响个人的越轨行为频率。
(二)他人对中学生越轨行为的影响
模型1、2、3显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伴的纪律行为，同伴的越轨行为，家长的监管都会影响学生的越轨行为。同伴的纪律行为与父母的监管能够有效降低中学生越轨行为的频率。相反，同伴的越轨行为会提升个体的越轨行为频率。当模型 4的回归中将同伴的行为和父母监管同时放入时， 它们对个人越轨行为的影响效应略有减小但仍然显著。本文提出的假设 2a，2b均得以验证。同时可以看到，四个模型中除了核心的变量外，是否是独生子女，户口所在地与本人的教育期望等相关因素始终保持显著。
表2 中学生越轨行为的性别差异回归
Standard errors are in parenthesis***p<0.01,**p<0.05,*p<0.1
(三)他人对越轨行为影响的性别差异
本部分考察他人影响对越轨行为的效应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笔者构造了性别与家长监管、同伴纪律行为和越轨行为的三个交互项，然后通过考察交互项的系数回答该问题。表4报告了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的交互项系数显著，表明家长监管对越轨行为的效应存在性别差异。模型显示，性别与家长学业监督交互项系数为0.223(p<0.05)，说明家长学业监管对男生越轨行为的遏制作用更明显。父母监管对男生越轨行为的效应大于女生，假设3a得到了验证。模型 2和3 显示，性别与同伴纪律行为与越轨行为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说明同伴上进程度对男女学生越轨行为的作用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假设3b不成立。
为了更直观显示家长监督的性别差异，笔者根据模型1绘制了回归线图(图1)，横坐标分别表示家长监督，纵坐标表示越轨行为的频率。从图1中可以看出，尽管男生的越轨行为倾向要高于女生，家长监督对男生越轨行为的抑制却更显著。
四、结果与讨论
当前的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这一时期往往是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阶段，因为大量道德规范与价值理念面临着过时与淘汰的风险，新的事物也在不断诞生而公众认可的运行秩序又难以迅速建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会不断受到挑战，中学生的越轨行为就可以看作是青少年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事实上，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是反映当下社会运营状况的指标，也预示着社会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2.2 衰老致心脏胶原交联增强 增龄过程中除成纤维细胞合成和降解胶原失衡致胶原含量增加外，细胞间胶原交联亦增强，形成稳固的胶原网络，抵抗胶原降解，促进心肌纤维化。胶原交联是指成纤维细胞合成原胶原，分泌至细胞外共价偶联形成微原纤维，最终聚集形成具有抗张力作用的胶原纤维的过程。羟基赖氨酸吡啶酚可用于评估胶原蛋白的交联程度。有研究发现，23月龄大鼠心室羟基赖氨酸吡啶酚含量是5月龄大鼠的5倍，提示随着年龄的增加，心脏胶原交联明显增强[13]。
表 3中学生越轨行为的性别差异回归
Standard errors are in parenthesis ***p<0.01,**p<0.05,*p<0.1
图1 家长监管与性别差异越轨行为
表4 父母监管和同伴影响对中学生越轨行为影响的性别差异
Standard errors are in parenthesis***p<0.01,**p<0.05,*p<0.1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生来就具有与环境或他人互动能力，人与环境的关心是互惠的，并且人可以会通过自己的行为与社会形成良好的关系。根据这一理论建构，每个系统中都包含着角色、规范和规则，这些角色、规范和规则可以塑造个体心理发展。例如，青少年在同伴群体的影响下，为了保持自身与群体成员一致性，会根据环境调整自己的行为。本文采用社会生态系统论视角，从家长监管和同伴影响两个角度出发考察了我国初中在校学生越轨行为性别差异的表现和成因，并通过回归分析得到了以下结论：首先，女中学生的越轨行为频率显著低于男生。其次，父母监管与同伴行为都会中学生影响越轨行为的频率：父母监管与同伴纪律行为能够降低中学生越轨行为的频率，同伴的越轨行为则会提升中学生越轨行为的频率。最后，父母监管中对中学生越轨行为有关作用过程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而同伴行为对中学生越轨行为有关作用则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换言之，父母监管对男生有着更加显著的作用，而同伴影响则对男女没有显著的差异。
性别对越轨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议题。这种差异的产生是由于学校这样宽松与温和的环境对女生的发展有利还是女生因为天生就有着较低的越轨行为倾向，这一问题的回答还需要更加宏观的考察。进一步讲，当代社会对于性别的理解已经超越了生物范畴，究竟是性别定义了人们思维方式还是人们在行动中演绎社会或心理上的性别的探讨。就越轨行为的遏制而言，家长监管显然对于男生的作用更明显，但是必须注意到对男生的关注不能以牺牲女生为代价，而应该努力使两性都得到均衡充分的发展。与此同时，虽然同伴群体对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但它也是影响本人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提醒我们，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除了家长本人的监管外，关注孩子所处的同伴团体也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最高人民法院.从司法大数据看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和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及其预防[EB/OL].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19901.html,2018-09-19.
[2] 王祈然,王帅,王一杰.我国校园欺凌事件性别参与差异分析及治理对策研究[J].教育科学研究,2018，(10):47-53+69.
[3] Chrisler Joan C，Donald R. McCreary. Handbook of Gender Research in Psychology[M].Springer, 2010.
[4] Berkes, F., Colding, J., and Folke, C. Linking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5] Hines Melissa.Prenatal endocrine influences 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on sexually differentiated childhood behavior[J].Frontiers in Neuroendocrinology.2011，32 (2): 170-182.
[6] Bettencourt, B. Ann; Miller, Norman Gender differences in aggression as a function of provocation: A meta-analysis[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6，119 (3): 422.
[7] 刘敏岚,陈会.浅谈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对儿童教育的启示[J].社会心理科学,2011,26(Z1):59-62.
[8] Bussey K , Bandura A .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gender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9, 106(4):676-713.
[9] Eagly, A.H. Sex differences in social behavior: Comparing social role theory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J].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52(12)：1380-1383.
[10] Dishion T J , Mcmahon R J .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the Prevention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Formulation[J].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998, 1(1):61-75.
[11] [美]特拉维斯.赫希.少年犯罪原因探讨[M].吴宗宪，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
[12] Cam, Taner. Explaining Marijuana Use Among Turkish Juveniles: A Test of Hirschi's Social Bonding Theory[J]. Unt Theses & Dissertations, 2011.
[13] Curran P J , Chassin L .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renting 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children of alcoholics[J].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1996, 57(3):305-313.
[14] Khurana A , Bleakley A , Jordan A B , et al.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Internet Restriction on Adolescents' Risk of Online Harassment[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5, 44(5):1039-1047.
[15] DiClemente R J, Wingood GM, Crosby R, et al. Parental monitoring: Association with adolescents'risk behaviors[J].Pediatrics, 2001, 107(6): 1363-1368.
[16] 王素华,李新影,陈杰.父母监管和温暖与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03):499-503+469.
[17] 吴安,陈杰.父母监管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结交不良同伴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24(01):74-76+80.
[18] 徐轶丽,桑标.青少年成长环境的新认识——哈里斯(J.R.Harris)的群体社会化理论及其评价[J].当代青年研究,2003(03):13-19.
[19] B. B. Brown, Adolescents' relationships with peers, In: R. M. Lerner & L. Steinburg (Eds.), Handbook of Adolescent Psychology[M].2nd ed, New York: Wiley, 2004：363-394.
[20] Kellie B. Gormly, Peer Pressure——for students and adults——can be positive[J].Pittsburgh Tribune-Review, 2013，March,18.
[21] Lyndsey Veal M, Thomson Ross L. Gender,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Parental Monitoring[J].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6, 140(1):41-52.
[22] Strunin L, Alejandro Díaz Martínez, L. Rosa Díaz-Martínez, et al.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alcohol use among Mexican students[J]. Addictive Behaviors, 2013, 38(10):2601-2606.
[23] 黄超,吴愈晓.中学生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表现与成因[J].江苏社会科学,2016，(04):121-132.
[24] Martin C L , Fabes R A . The stability and consequences of young children's same-sex peer interactions[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1, 37(3):431.
[25] Fabes R A , Martin C L , Hanish L D . Young Children's Play Qualities in Same‐, Other‐, and Mixed‐Sex Peer Groups[J]. Child Development, 2003, 74(3):921-932.
[26] Martino, Wayne; Pallota-Chiarollo, Maria. Being normal is the only way to be: adolescent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school[M].UNSW Press，2005.
[27] Downey D B， Yuan A S． Sex differences in schoolperformance during high school: puzzling patterns and possible explanations[J]．Sociological Quarterly，2005，46(2):299-321.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Peer Pressu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viant Behavio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V Tai-yu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 This study uses data from the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EP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peer pressure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ir gender differenc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There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eviant behavior: girls' deviant behavior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oys'; 2.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peer's disciplinary behavior will reduce individual deviant behavior, while peer's deviant behavior will enhance individual deviant behavior; 3. Parents' supervision has a significantly higher impact on boys' deviant behavior than girls', while peer behavior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individual deviant behavio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Therefore, in the control of deviant behavior, educators should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and peers on their own behavior,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parents and peers,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eers.
Key words : Middle School Students; Gender; Deviant Behavior
中图分类号： B84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80( 2019) 04-0076-09
收稿日期： 2019-05-11
作者简介: 吕泰彧(1994-) ，男，上海人，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管理专业2017级在读硕士研究生。
doi： 10.3969/j.issn.1009-2080.2019.04.015
(责任编辑：刘学伟)
标签：中学生论文; 性别论文; 越轨行为论文;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