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话语与社会变迁——论《小红帽》童话故事的改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童话故事论文,伦理论文,话语论文,红帽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红帽》是西方童话中的经典作品，它在世界范围内可谓家喻户晓、童叟皆知，并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涌现出了不计其数的改写作品。仅美国学者赛普斯(Jack Zipes)编选、翻译的《小红帽的考验与苦难》(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一书就收入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爱尔兰、意大利、中国等国家38篇《小红帽》英文(翻译)文本。这些作品中，最早的写于1697年，最晚的完成于1990年。
“自古以来大量的文学都属于伦理文学或同伦理问题有关”(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9-10)。童话《小红帽》正是这样一个极具有伦理价值的文学文本。童话是对儿童进行伦理教化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认知水平还没有发育到理性阶段的儿童，他们大多都具备一种初步的道德判断能力，这就是简单的好人和坏人之分。当儿童还没有听完故事的时候，他们就迫切地想知道谁是好人和坏人；当他们听完故事的时候，好人和坏人对他们产生的不同道德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11)。基于此，本文选取佩罗的《小红斗篷》(1697年，法国)、格林兄弟的《小红帽》(1812年，德国)和马其塞特郡童话故事集(The Merseyside Fairy Story Collective，以下简称马其塞特)中的《红斗篷》(1972年，英国)三个文本①做深度的文本解析，透视文学经典改写的伦理话语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之所以选择这三个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我们首先考虑到它们都是“小红帽”改写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文本(特别是前两个文本)，同时又兼顾文本创作时代和国家分布的广泛性。
佩罗《小红斗篷》：“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昔故事”
查理·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是路易十四时期重要的文化官员，1671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1697年，佩罗以他的小儿子皮埃尔·达芒古的名义，出版了著名的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昔故事》。《小红斗篷》即是《鹅妈妈的故事》中最为著名的一篇。
佩罗的《小红斗篷》是对中世纪的民间口头故事的改写。它是法国沙龙文化的产物，与中世纪民间口头故事的生产场域迥然不同。“所谓沙龙是17世纪巴黎高级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一种名流社交聚会，它是当时名门闺秀的生活中心……沙龙变成文人墨客谈书论道的枢纽，这些沙龙多半由知识渊博的公爵夫人赞助”(奥兰丝汀11)。说故事成为沙龙里最重要的节目之一。故事说得好令无数知识分子倾慕，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佩罗的《小红斗篷》正是在这样的生产场域中通过对中世纪的“狼人”口头民间故事进行再生产，从而脱颖而出的。“古代的口头故事是粗俗和低下的，它们所吸引的听众也是未开化的。现在必须剔除那些粗俗的内容，以适应高雅的沙龙听众的期望”(古佳艳96)。
佩罗努力使中世纪民间口头故事“文学化”，使散文故事成为重要的文学形式。佩罗的改写一方面删除了民间口头故事中的宗教迷信和血淋淋的暴力成分②，增加了适合17世纪法国贵族上层阶级文化趣味的相关描写，并且在文末附上了诗体的“道德训诫”。民间故事中勇敢淳朴的乡村女孩也变成了美丽、娇生惯养、轻信、无助的“小红斗篷”。戴拉鲁认为：“在(佩罗)‘文学化’故事中缺席的通常是这样一些因素：震慑了佩罗当时社会的残忍(小女孩啃啮外婆的血肉)、稚气(开始关于针线的描写)和不当(小女孩对外婆毛茸茸身体的质疑)。这些因素在佩罗的作品中全部删去”(qtd.in Zipes 25)。上述相对于中世纪民间口头故事的嬗变可以看作是佩罗在全新的伦理语境中操持的改写策略。
佩罗在每则故事的后面都加上诗体的“道德训诫”，这固然是为了增强故事的“文学性”，以适应法国贵族的审美需要。同时，“道德训诫”也是佩罗故事的精髓所在，它使故事的意义更加丰富、也更加晦涩。“基本上，贝侯(即佩罗——引者注)散文故事的‘教训’都有这样的两面意义。不仅点出保守的读者对于这些流传久远故事的道德解读，另一方而也以诙谐的口吻，揶揄‘不保守’的读者(在这里为上流社会的贵族仕女)的价值观”(古佳艳173)。在《小红斗篷》的“道德训诫”中，故事的伦理教化意义昭然若揭：“有这么一些孩子/特别是年轻女孩儿/漂亮、苗条、温柔有礼/却不理智地听任所有人的话/难怪这么多人被狼儿吃掉/狼分多种/种种不一/有的真讨人欢心——/平静、不沉闷、不愠怒/私下里体贴、亲切、又殷勤/跟着年轻小姐进了家门、钻入内室/殊不知甜言蜜语的狼/正是最危险的狼！”(Perrault 93)
以上“道德训诫”也应该从两方面进行解读。历史地考察，西方儿童观念的形成是现代性的产物。产生于17世纪的《小红斗篷》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话。因此，它的目标读者不仅仅是儿童，还包括成人——沙龙里的贵妇、宫廷里的朝臣。“这些‘儿童类古典名著’都是经过一番修饰的嘲讽寓言，其字里行间紧系着17世纪法国宫廷、社会发生的事件”(奥兰丝汀10)。从文后的“道德训诫”的字里行间，可以明显见出其忠告对象不仅仅是小孩子，还包括上流社会的妙龄女子③，要她们警惕野狼般的假绅士。
小红斗篷离开家，独个儿去探望外婆，在森林里与狼相遇。这一情节象征着儿童离开父母的怀抱，独自面对复杂的外部世界。社会是复杂的，野狼是凶恶的，儿童万万不可轻易与陌生人说话，更不能轻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语，否则就会招致灾害甚至杀身之祸。小红斗篷与狼的故事就是惨痛的教训。佩罗作为路易十四时期重要的文化官员和法兰西学院院士，致力于建立法国封建贵族的伦理秩序。因此，“道德训诫”也包含着对贵族少妇、小姐的警示。
戴拉鲁搜集的民间口传《外婆的故事》中，没有对于小女孩外貌和装束的描写，佩罗首次引入了“小红斗篷”，形成了“小—红色—斗篷”的三元结构。从此以后，小红斗篷抑或小红帽，成为了这个故事最为重要的标志，同时也是对故事的主人公的称呼。“斗篷本为衣物，但此地却变为小女孩的绰号，表示二者已合并为一体”。“此地斗篷为骑马专用的斗篷，小女孩一来并不骑马，二来以她小小年纪穿着艳红的斗篷招摇林中，既不得体，又有招惹歹徒之嫌”(周英雄250-251)。佩罗为什么引入“红斗篷”，学界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回答。赛普斯认为，红斗篷作为最疼爱小女孩的外婆送给她的礼物，暗指小女孩娇生惯养的特性。佩罗明显在警告：宠坏了的小女孩必将招致狼/男性的侵害(Zipes 26)。赛普斯的见解倒也符合《小红斗篷》作为带有“道德训诫”的警世故事之初衷。
格林兄弟《小红帽》：资产阶级的儿童寓言
格林兄弟指雅格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1786-1859)。他们经历相似，兴趣相近，合作研究语言学、民间文学，并搜集民间童话和传说，文学史上称为“格林兄弟”。他们成年累月搜集民间世代流传的童话，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编成《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1815)，这是他们对德国文学的一大贡献，其影响远远超出德国国界。其中《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勇敢的小裁缝》、《不来梅城的乐师》等都是全世界儿童喜爱的作品。
佩罗的《小红斗篷》1792年译成英语，在18世纪晚期已经出现了各种欧洲语言译本，譬如，第一个德译本出现在1790年。到19世纪，《小红斗篷》的影响业已遍及整个欧美世界。但是，在格林兄弟看来佩罗的版本已跟不上19世纪资产阶级的社会化过程。于是乎，他们对佩罗的《小红斗篷》进行改写，创作了世界童话宝库中的经典名作——格林兄弟版《小红帽》。关于格林兄弟的《小红帽》对佩罗的《小红斗篷》的改写，美国学者赛普斯曾做过非常精辟的概括：“对格林兄弟来说，佩罗的版本仍然太过于残忍、色情和悲剧化。他们感到有必要对它进行‘清洗’，以适应19世纪中产阶级社会化的过程。进而，通过改编使女主角更加符合新显现的彼德麦(Biedermeier)或维多利亚(Victorian)式小女孩形象及其合宜的行为模式”(Zipes 32)。台湾学者黄百合则从另一角度分析了格林兄弟的改写：
格林兄弟将小红帽转型为天真、无助、漂亮的小女孩，包括容易迷失自我，自己无法独力处理陌生情况的，以及需要受到成人的保护等特质。因为没有顺从母亲的话，又耽溺于性享受等逾越规范的行为而受到惩罚，不仅是猎人、奶奶，还有大野狼似乎都是来教导小红帽，更重要的是对观众(或读者)说教。只不过，同样是延续教训的传统，不同于贝洛版的小红帽根本无法获救的结果，格林版的小红帽最终获得成人解救。(15)
格林兄弟的《小红帽》适应了资产阶级伦理教化的需要，是真正以儿童为受众的家庭童话。故事的标题也由佩罗的“小红斗篷”改为“小红帽”，如果说“红斗篷”代表了法国封建贵族的装束，那么“小巧的红色天鹅绒帽”(J.Grimm and W.Grimm 135)无疑昭示出德国资产阶级的衣饰时尚。格林兄弟版的《小红帽》是“在资产阶级文学传统下有意识的产物，它最意味深长的变化折射出儿童观念和儿童教养方面的社会变迁”(Zipes 32)。正如奥兰丝汀所言：在格林兄弟的时代以前，儿童文学几乎不存在，也没有所谓的儿童，至少不像我们今天所想的那样。儿童期和青春期是人类历史上最近才出现的。几世纪以前儿童往往夭折，因此除非他们证明自己有生存的能力，否则鲜少有人会关注他们。一旦有生存能力，他们便立即被视为成人。直到19世纪，工业革命大幅冲击欧洲，大部分的人口从乡村移向工厂所在地，社会出现都市资产阶级和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家庭，儿童这时才被注意到。核心家庭的观念因此强化，一般人越来越有“童年”的观念，认为童年阶段有其特殊的特质和需求，包括玩耍、教育，尤其是道德方面的教养(29-30)。格林兄弟正是在如此文化演进的背景下，将佩罗的法国贵族训诫故事改写为核心家庭的童话。其读者对象也由兼顾贵族阶层的成人与儿童转变为纯粹的少年儿童。作为童话的格林兄弟版《小红帽》承担了教育儿童了解自然、认识社会的功能，在儿童的伦理教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于是乎，故事中的猎人、外婆都扮演了教导者的角色，不放过每一个对小红帽进行谆谆教导的机会，甚至大野狼也是一个反面的教训。当然，这些教导/教训主要还是说给作为童话读者的儿童们听的。
相对于佩罗的《小红斗篷》，格林兄弟版《小红帽》最明显的改动是故事情节的变化。佩罗的《小红斗篷》最后的结局是“邪恶的野狼扑向小红斗篷，将她吃掉了”(Perrault 93)。这样的结局对儿童来说，太过悲惨。于是格林兄弟将故事改为大团圆结局：狼吞噬掉小红帽后，酣睡过去，呼噜打得震天响。这时，一位猎人恰巧路过，听到呼噜声感到蹊跷。于是进门一看，才发现事情的原委。猎人划开狼的肚皮，救出了小红帽和外婆。到此，故事并未结束。格林兄弟让小红帽和狼的故事再次上演。这次，小红帽没有在路上逗留，径直来到外婆家。当狼再次敲门时，祖孙俩没有开门。等到天黑时，祖孙俩合力将狼骗到盛满开水的石槽里，将它活活淹死。《小红帽》对儿童的伦理教育意义昭然若揭：小红帽不听妈妈的话，在去外婆家的路上，离开大路，长时间逗留闲逛，并与陌生人(狼)说话，从而险些被狼吃掉，多亏了猎人相救。教训是深刻的，但是，改过自新的机会也是有的。再次遇到狼时，小红帽按妈妈的教导行事，最终和外婆一起将狼降伏。于是乎，“听大人的话，在路上不和陌生人说话”成了广为流传的对儿童的训诫。
格林兄弟版《小红帽》的另一大变化是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猎人。猎人的出现固然是“解救”情节设置的需要，但是，这一角色深刻揭示了格林兄弟的女性伦理观。正如奥兰丝汀所言：“格林兄弟的《小红帽》宣扬父亲的重要性及女人的顺服，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欧洲常见的家庭生活规范，猎人救美也反映19世纪的父亲及丈夫形象——保护者”(38)。格林兄弟的女性伦理观与佩罗一脉相承的。在佩罗那里女性是美丽而软弱的，由于自己不适宜的言行举止，招致了狼/男性的侵犯，最终丧失了生命。在格林兄弟笔下，小红帽(“女性”、“小孩”集于一身)无法处理周围的环境的异己力量，必须在猎人(男性)和外婆(大人)保护下才能求得安全。实际上，狼和猎人都是男性形象的象征，狼代表的是坏男人，猎人代表的是好男人。在与坏男人的斗争中，女人是软弱无力的，好男人适时相救保护了女人的安全。总之，女人是弱小的、容易上当受骗的、需要保护的；男人是强大的、足智多谋的、保护女人的。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出现了大量女性主义的改写文本。小红帽这才变得强大、聪明、自信，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外界的困难。
《小红帽》彰显出的法律和秩序意识也格外引人注意。格林兄弟出身于律师世家，并追随过研究历史法学的沙维尼(Friedrich Carl yon Savigny)，再加上当时德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亟须加强法律和秩序意识，凝聚日尔曼民族精神。于是，“格林兄弟在改写民间故事时，倾向透过律法来阐释、强化中产阶级和基督教伦理的价值观。如坏人所犯的罪行必须得到相对残酷的处罚，因此，当小红帽和外婆获救之后，大野狼的肚子必须被装满沉重的石头，溺水而亡；又如‘知过必改’的儿童教育观念，让处罚或教训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因此，当小红帽第二次遇见大野狼的时候，再也不会上当受骗”(黄百合18)。小红帽出门前，妈妈说：“不要在路上逗留，不要离开大路！”(J.Grimm and W.Grimm 135)小红帽承诺遵守妈妈的嘱咐。但是，当进入森林后，小红帽听信了野狼的教唆，内在的欲望压倒了道德律令，违背了对妈妈的承诺，在森林里采花，偏离了正路。于是，小红帽得到了相应的惩罚。佩罗的《小红斗篷》并没有出现小红帽和妈妈之间的承诺的。承诺的出现也是《小红帽》法律和秩序意识的体现。
马其塞特《红斗篷》：女性主义的姊妹情谊
《红斗篷》是利物浦的女性主义者奥德蕾·艾克罗伊德(Audrey Ackroyd)、玛吉·本托维姆(Marge Ben-Tovim)、凯瑟琳·梅勒迪丝(Catherine Meredith)和安妮·尼维尔(Anne Neville)共同创作的《马其塞特郡童话故事集》中的一篇，是对佩罗《小红斗篷》和格林兄弟《小红帽》的改写。它从女性主义的伦理立场出发，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小红帽系列故事关于女性歧视性的刻板印象，彰显了女性的独立自主及其聪明才智。这从题目的细微变化即可窥见一斑。“小”字的消失，悄无声息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作为女性的红斗篷不再是弱小的、不成熟的、需要男性保护的。同时，红斗篷也获得了全新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勇气和智慧。《红斗篷》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歌颂了红斗篷和外婆两代女性之间团结互助、亲密无间的姊妹情谊(sisterhood)。
《红斗篷》篇幅要比《小红斗篷》和《小红帽》长不少④，句式也趋于复杂，逐渐淡化了民间故事和童话的印记，其目标读者显然是能够处理比较复杂文意的成人读者。不同于前二者，马其塞特《红斗篷》中，小女孩有了自己的名字——娜蒂尔(Nadia)。
故事开头，首先描写了娜蒂尔周围的生活环境——城镇、木材场，具有更多的现代气息，尽管还有森林，但那已是城镇远郊的自然背景。娜蒂尔也有一件红斗篷——那是外婆小时候穿过的，现在传给了娜蒂尔。天冷的时候娜蒂尔老爱穿着这件红斗篷，人们都叫她“红斗篷”。娜蒂尔很胆小，“她怕独自在床上睡觉，怕狗，怕打雷，怕陌生人”(Audrey，et al.251-252)。娜蒂尔因为怕狼，不敢到森林里玩。外婆给红斗篷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一个冬日，外婆独自到森林里砍柴，遇到了一只大灰狼。那时外婆还年轻，力气大，身手敏捷，一斧头就砍死了大灰狼。此处，外婆讲她年幼时(身穿红斗篷)勇斗大灰狼的故事具有元叙述的功能，与佩罗和格林兄弟的小红帽故事形成了互文性的关系。不过，外婆的讲述颠覆了传统故事的内容和主题，“小红帽”勇敢、聪明，独自战胜了野狼。
现在，外婆已经年老体弱。娜蒂尔几乎每天放学后都要和父母一起去看望外婆，为她煮饭，和她聊天。马其塞特《红斗篷》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学校生活片段，这是佩罗和格林兄弟的作品中前所未有的。冬天悄悄地来了，学校里的同学都在缝制皮衣，为最冷天气的到来做准备。只有娜蒂尔没有动手，一来她只想穿外婆给她的红斗篷，二来，她很胆小，害怕缝制皮衣时，锋利的刀子割伤手指。此处，再次表现了娜蒂尔的胆小懦弱。传了两代人的红斗篷已破烂不堪，外婆叫娜蒂尔明天来家里，为它换个羊皮里子。第二天早上，爸爸叫娜蒂尔放学后独自去外婆家，顺便带一些礼物去——鸡蛋、巧克力和娜蒂尔帮父母做的黑莓果酱。与前两篇故事相比，这里有几点变化：第一，是爸爸派遣娜蒂尔去外婆家的，在家庭生活里首次出现了爸爸的形象；第二，给外婆带的礼物与时俱进，并且具有当代城市生活的色彩。
放学后，娜蒂尔的心里不停地打鼓，她害怕了，不敢一个人去外婆家。她几乎退缩了，要向回家的方向走去。学校外面漆黑而安静，娜蒂尔听到一阵凄冷的声音，那是野狼在号叫。她不由地想起了年老体弱的外婆，现在她独自一人，如果狼……娜蒂尔没有再想下去，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森林，独自向外婆家走去。
娜蒂尔在森林里飞快地奔跑，心脏“突突”地跳得很快。月光透过枝桠，照在雪地上，又一阵狼嚎从地处传来。她口干舌燥，双腿象灌满了铅，只是一个劲地向前跑着。娜蒂尔终于到了外婆家，外婆让自己开门进屋。红斗篷看到“外婆”在床上蜷缩成一团，于是红斗篷与狼的一组经典对白再次上演。最后，大灰狼原形毕露，向红斗篷扑去。这时外婆在门外叫喊红斗篷快开门。红斗篷打开房门。说时迟，那时快，外婆从门外冲将进来，从火炉里操起烧得通红的木条向大灰狼迎头挥去。木条即将熄灭，而外婆和狼还在僵持着。这时，红斗篷急中生智，从篮子里取出缝制斗篷的小刀，狠狠地向大灰狼的腹部刺去。随着一声惨烈的尖叫，大灰狼倒在了血泊中。外婆和娜蒂尔把狼的皮剥下来，用狼皮为红斗篷做了一个新的衬里。这件红斗篷具有神奇的力量。以后，每当遇到胆小的孩子，娜蒂尔就借给他红斗篷穿上，胆小的孩子就会变得勇敢起来。
较之《小红斗篷》和《小红帽》，马其塞特的《红斗篷》更像一部成长小说，胆小的娜蒂尔通过与外婆一起将野狼制伏处死，逐渐变得勇敢起来。红斗篷既是娜蒂尔成长的见证，也是勇气与力量的象征。其他小孩穿上它，也会变得成熟和勇敢起来。《红斗篷》同时也凸显了娜蒂尔和外婆两位女性之间的姊妹情谊，她们团结互助、亲密无间，依靠女性自己的力量战胜了大灰狼。娜蒂尔亲自杀死了大灰狼，并用大灰狼的皮做成红斗篷的衬里，这正是作者的一种象征性表达，即通过大灰狼的死实现红斗篷成长的伦理目标。在作者笔下，大灰狼被杀死了，但是一个新的在心理、生活经验和伦理理解方面成长起来的小女孩出现了。于是，红斗篷被赋予了显著的伦理象征意义。
红斗篷是外婆小时候穿过、现在传给娜蒂尔的，它是家庭女性成员间代际传承的宝贵物件。不同于佩罗和格林兄弟的作品，红斗篷不再是小女孩娇气、弱小的表征，而是集智慧和力量于一身的象征物。娜蒂尔一开始非常胆小，无法应对周遭的环境。当爸爸要她独个儿去看望外婆时，娜蒂尔非常恐慌。但是，在外婆家里经历了一场遭遇野狼并最终战胜野狼的恶战之后，娜蒂尔顿时变得勇敢起来，一位在心理素质、生活体验、伦理经验诸方面堪为成熟的新女性诞生了。
娜蒂尔和外婆一起动手，剥下狼皮，将红斗篷破败不堪的羊皮衬里换成了新的狼皮衬里。由羊皮到狼皮昭示了娜蒂尔伦理成长的心路历程：羊皮暗示了娜蒂尔的胆小懦弱，而狼皮乃对手之皮，是勇气和胜利的象征。作品的结尾也颇具伦理象征意味——“多少年后，娜蒂尔一直穿着红斗篷，她全身暖洋洋的，向大森林的越来越深处探索”(Ackroyd，et al.255)。大森林的深处不仅仅是指更为险恶的自然环境，而且暗示了曲折的人生历程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然而，这一切娜蒂尔均能应付自如(“全身暖洋洋的”)。这一象征性叙述引发了读者对佩罗等人作品的互文性联想——受狼的蛊惑到森林深处玩耍、游荡的无知、轻信女孩摇身变为向自然、人生之森林深处挺进、探索并应对自如之成熟女性，进一步升华了《红斗篷》的女性主义主题。
社会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精辟地指出：“文本的话语实践以及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包括解释)是霸权斗争的一个方面，它以不同的程度不仅(例如通过从前的文本和习俗在文本生产中的表达方式)致力于现存的话语秩序的再造或改变，而且也通过现存的社会和权力关系达到这种再造和改变”(86)。从佩罗的《小红斗篷》，经格林兄弟的《小红帽》到马其塞特的《红斗篷》，历时近三百年，跨越大西洋两岸的三个国家。三个“小红帽”文本基于不同的生产场域、浸淫着不同的伦理观念、针对不同的目标读者，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文本面貌。“小红帽”文本故事情节的嬗变、人物形象的更迭深刻揭示了文学文本所体现的伦理话语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各异其趣的改写文本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教育伦理观、女性伦理观和两性伦理观的生动反映。反之，作为文学话语的“小红帽”文本也极大地巩固了所处时代的伦理观念。一部“小红帽”的改写史无异于一部异彩纷呈的社会伦理史、性别观念史、儿童教养史，甚至语言演变史。
注释：
①本文所选三个“小红帽”文本全部出自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ed.Jack Zipes(New York:Routledge,1993)。文中所引原文注明出处页码。
②中世纪的民间故事多半淫秽、令人毛骨悚然，主题不外乎吃人肉、不当的性关系、粪便、动物或魔鬼假扮人样，及在床上遭遇危险的强敌。戴拉鲁搜集的民间口传《外婆的故事》中就有“狼人已经先抵达外婆家杀了外婆，将一些尸肉存放在食橱里，并将装其血液的瓶子放在架子上”，诸如此类的描写。参见奥兰丝汀43-46。
③“道德训诫”依次出现了“young girls”、“young ladies”等字眼，既是对小女孩的忠告，又是对年轻的少妇们的警戒。
④《小红斗篷》全文共643个单词，《小红帽》1197单词，《红斗篷》1531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