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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创造力的激发和引导 郭湛
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从根本上讲，在于极大地激发和引导了我们民族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的激发和引导是今日中国全部社会变化的源头，也是未来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起点。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民族群体，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同时也创造着自己的生存方式。任何民族的生存方式都是历史性的，都是为适应特定的生存条件而创造的存在形式。如果无视具体生存条件的变化，把特定的生存方式永恒化，不在必要时改变原有的生存方式，那么，作为创造结果的生存方式就会变成束缚创造力的桎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我们民族在当代创造的基本生存方式，它也只有在适应生存条件的变革中才能保持自身的创造力。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解除了对于创造力发挥的束缚，另一方面又为这种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生命即在于其创造力，我们民族和文化的复兴依赖于这种内在创造力的迸发。20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它极大地激发了我们民族的创造能力，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在当代重新焕发了青春，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逐步走向现代化。同时不应忽略的是，改革开放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作用，那就是对于激发起来的创造力的合理引导。被激发起来的创造力可以各种方式、在各个方向上发挥作用，它可以形成建设性的结果，也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健康发展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宏观调节机制，在鼓励人们发挥创造力的同时对创造力发挥的方式和方向予以必要的引导。
在社会运行的宏观控制上，过去人们常常习惯于一种“放——收”模式：收紧不成就放开，放开不成再收紧，如此循环往复。“放——收”模式的极端是“开——关”模式：要么打开，要么关闭，周期性地亮起绿灯或红灯。这类控制方式是在完全相反的两种手段之间转换，它所造成的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结果。在特殊的情况下，在必须根本改变原有状态时，采用这种“开——关”或“放——收”模式可能迅速奏效。在局部的微观的调节过程中，“开——关”或“放——收”也是经常需要的控制方式。但就整个社会来说，在通常情况下，它作为巨大系统的运行需要保持整体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在宏观控制上经常采取“开——关”或“放——收”模式，显然不利于社会的持续发展。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上述“开——关”或“放——收”模式与发挥人的创造力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开”或“放”的时候，宽松的环境和热烈的气氛当然会有利于人们的创造力的发挥。但是一旦社会控制转向“收”或“关”，紧缩乃至严酷的环境和气氛无疑会抑制人们的创造力的发挥。如果这种“开——关”、“放——收”的模式多次重复，人们就会形成心理上的条件反射，在“开”时想到“关”，在“放”时想到“收”，如同在看到绿灯时想着随后即将亮起的红灯，因而即使在“开”、“放”时也往往不能真正放开，创造力发挥的力度越来越低，甚至归于沉寂。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并不像一架机器的功能那样，只要按动开关就可以放出或者收回。历史的经验表明，我们需要与以往的“开——关”或“放——收”模式不同的宏观调节机制。
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探索和确定更积极、更有效的宏观调节机制。这种新的调控模式，是在“开”和“放”的基础上加以“引”或“导”，使得已经激发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巨大力量。同旧的模式相比，“激发——引导”模式有几个新的特点兼优点：第一，新的模式始终对人的创造力采取肯定和保护的态度，避免了由于“收”或“关”而给这种创造力造成的伤害，增强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第二，新的模式不推崇盲目的自发性，不是对激发起来的创造力表现完全听之任之，而是积极予以引导，使之健康发展。第三，在整体的、宏观的“激发——引导”模式中，不排除局部的、微观的调节过程中必要的“收”或“关”，因而新模式也是对旧模式辩证的扬弃。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宏观控制机制，我们才能摆脱“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做到“管而不死，放而不乱”。
社会的宏观调控机制，首先是国家的职能、政府的职能，同时也是社会、群体、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形成一个既能保护、激励人的创造热情，导向有效、有益的创造性结果，而又不至于带来混乱无序的良性调节机制，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保障。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