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变迁考察及绩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建国以来论文,我国农业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的经营规模发生了数次大的急剧变化，这既含有农业生产发展自身要求的因素，也包含政治形势发展变化需要的因素。认真研究总结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变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后探索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颇有指导意义。
一、50年代我国农业经营规模的变动及绩效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缺少经验，加上受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农业政策也经常有大的调整，农业经营规模的变化比较频繁，大的变动共有三次。
1.土地改革。伴随着解放战争的土地改革，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在进行；一直到1952年后才基本结束。土改结束后，新中国的农业基本上变成了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家庭经营。这种经营方式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营规模较小。土改结束时，农民平均每户占有耕地1.312 公顷（合19.68亩），平均每户耕畜0.60头（注：《1954 年农家收支调查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二是较为平均。除地主家庭成员受一定限制外，土地的分配是按人头进行的，在同一分配单位内，各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差异是由家庭成员的多少所决定的。尽管土改后家庭经营的规模很小，并且生产资料非常缺乏，但由于土地改革使中国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自主经营和收益归己的新激励机制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农业生产有了很快发展。从1949年到1952年，粮食生产增长了44.83%，棉花为193.69%，油料为63.67%，糖料为168.19%，猪牛羊肉为53.86%。（注：《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6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65—166页。）
2.合作化。1953年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加快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农业合作化进一步列入党的重要议程。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提倡农民“组织起来”，“按照自愿 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并强调以继续发展互助组和建立以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统一经营、实行按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为特点的初级社为主。（注：李德彬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由于基本上坚持了积极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并注重做好建社前的准备工作，能及时地纠正某些地区出现的急燥冒进或右倾保守两方面的偏差，因此，这一时期的合作化运动发展比较健康。截至1955年6月末， 加入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已由1950年的0.002%上升到14.2%， 高级合作社开始处于试办阶段；而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由1953年的58.4%下降到50.7%，许多互助组升级为初级合作社。（注：李德彬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6页。）这时，农村中开始形成了不同经营规模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局面，比较适合不同地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促进了全国农业的较快发展。
1955年7月， 毛泽东同志在与一些省领导谈话时批评一些同志在发展合作社方面“像一个小脚女人”，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进程发生重大变化。这时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不断发展，要求实现高级合作社的时限节节提前，实际上已摒弃了前期所坚持的积极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结果，只用1年半时间，便使在1955年6月末还占全国总农户85%以上的个体农户（包括互助组农户），大都直接或经由初级社仓促地合并升级加入了高级社，到1957年农业高级社完成扫尾工作。从而在我国农村，造成了清一色的大规模的集体经营的农业经济组织，共建成高级社75.3万个，平均每个社158.6户，拥有耕地面积2000多亩。 由于对实现农业高级合作社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实际需要的失误，使多数高级社的经营绩效比以前下降，据统计，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1950—1952年平均年增长13.1%，1955年增长8.5%，1956年增长4.8%，1957年仅增长1.2%（注：李德彬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0页。）。而且，遗留了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
3.人民公社化。在1953年到1957年的“一五”期间，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一些领导人产生了急于求成的思想；农业发展的相对缓慢，助长了一些领导人用大规模经营的方式加速农业发展的想法。在这一思想主导下，从1958年开始，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7年各地刚建立起的高级合作社还没有获得稳定发展，便在1958年8－11月之间， 一哄而起合并升级建成为具有“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等特点的人民公社，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口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到1958年底，全国共有人民公社26572个，每个公社有农户4840户，耕地60345.8亩，经营规模比高级社扩大了30倍以上。（注：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及农业生产条件发展情况资料》。）在这场运动中，由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导致了全国农业生产的大滑坡。1962年与1957年相比， 粮食产量由19505万吨减少到16000万吨，棉花由164万吨减少到75万吨，油料由420万吨减少到200万吨，其他农产品减幅则更大。（注：《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6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65页。 ）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对我国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而且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给全国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困难。
实现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主要动因之一，是为了改造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期望获得农业规模效益。但是，实行高级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虽然扩大了农业经营规模，但并没有产生农业规模效益，原因何在呢？除去“左”的错误的影响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它不能完全同工业那样取得集中统一经营的规模效益。农业生产条件和工业不一样，它受自然条件直接影响，特别是气候、旱涝灾害、病虫害等因素多变不固定，对生产中的每个环节和任何变化应高度关注，并根据具体情况变化随机作出决策和采取措施。这就要求农业经营主体具有高度集中性，经营主体与经营对象之间具有密切相关性”。5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缺少现代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主要靠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生产主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个体差异。在这种生产条件下，生产者的共同劳动并不能产生规模效益，正是农业的这种生产特点和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它不能完全像工业那样取得集中统一经营的规模效益。”
第二，50年代中后期的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规模虽大，但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按照国家计划的要求和本社自给性的需求来进行，基本上属于扩大了的封闭式的自给性生产，而不是为市场需要而进行商品性的生产。因此，不受市场平均利润率的制约，缺乏市场竞争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资源调节机制，缺少效率观念，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所以成效不佳。
第三，高级合作社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中，普遍存在着财产“归大堆”和“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倾向。在生产集体中，个体生产者的劳动贡献与利益分配缺少直接联系，干多干少一个样，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加以约束和规范，从而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高级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是通过运动的形式实现的，过于仓促，缺少宣传、发动等准备工作，许多农户是被迫入社的，抵触情绪很大，入社后，生产效益的下降和收入的减少，更加重了这种不满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致使规模效益未能释放出来。
第四，大规模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与小规模的家庭经营相比，管理成本过高，降低了规模效益。农业生产特点所要求的农业生产主体的高度集中性，决定了农业规模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低，现代化的大农业生产技术才能有效地发挥农业的规模效应。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成立，并没有改变传统落后的农业技术水平，只是人数和土地的简单增加，从而大大提高了管理成本。
实现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的结果并没达到预期目标，反而给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破坏，调整农业生产政策已势在必行。
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下的农业经营绩效与分析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体制的表述，最初见于1959 年2月到3月的郑州会议上。 在这次会议所形成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中明确提出：“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1958－1960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和许多人认识到并不是公有化程度越高、生产组织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于是开始大力探索和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经过1年多的试点、调查和总结，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公社和大队继续经营的主要是拖拉机、种子站、水利灌溉设施以及生产队无力或不宜经营的非农产业。1962年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又明确规定人民公社的规模是1乡1社。至此，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基本确立并稳定下来。这是建国以来农业经营规模的第四次重大变化。
人民公社体制形成后，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在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迟缓，农业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农业劳动力人均生产的主要农产品长期徘徊不前，与成立高级合作社前的1955年比，1978年仅增加58公斤，增长率不到5.8%；棉花减少0.8公斤；油料减少8.2公斤，为负增长；水产品增加3.5公斤，增长率为27.5%。造成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劳动率长期停滞的原因，除人口增长过快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后，作为基本经营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其农业经营规模虽比高级社大为缩小了，但是政府对生产队生产经营的干预却比初级社和高级社都大。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都由上级部门统一作出计划和部署，生产队作为基本经营单位，缺乏相应自主权，不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安排生产，而农业生产情况千变万化，在此情况下容易导致瞎指挥、一窝蜂。
第二，人民公社时期虽然缩小了生产经营单位，但劳动者的收入分配与劳动贡献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人民公社化时期“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倾向被全面继承下来，并得到强化，社员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严重抑制，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第三，人民公社时期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极大地牵扯了社员的生产注意力，“政治挂帅”现象十分突出。农业生产不是按自身规律去组织，而是通过搞运动的形式去发展农业生产，这严重违背了农业生产规律。
第四，国家长期把注意力放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上，而相对忽视了农业的发展。195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七届六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1页。）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就是按这一思想制定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工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由农业提供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以支持工业的高速发展。因此，农业自身积累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农业现代化资金极度缺乏，农业机械化进程进展缓慢，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三、改革开放后农业经营规模变动及绩效
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确立后，我国农业形成了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规模。据统计，到1984年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全部生产队的99.5%，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又占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数的98.3%；在全国1.879 亿农户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达1.84亿户，占总农户的97.9%，其中实行包干到户的农户达1.814亿户，占总农户的96.5%。 （注：《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390页。）农业经营规模再次发生了巨大变次。据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1990年的抽样定点调查，平均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是：从事家庭经营的劳动力为2.1人，经营耕地8亩，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1501.9元（其中自有的为1288.7元，与他人合有的为151.5元，承包集体的为26.8 元），农作物播种面积（含复种）11.1亩。（注：《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数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我国绝大多数农业经营单位的经营规模是相当小的，农户成为我国农业的经营主体。
农村经营体制的创新，农业经营规模的变小，推动了1979年至1984年期间我国农业的高速发展，改革的成就非常显著。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者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收入与劳动经营直接联系的新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加上自主经营所带来的生产资料投入的增加，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1984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棉花、油料、糖料分别增长了42.78%、98.68%、64.51%和47.35%，这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是单产增长率最快的时期。二是农作物总产量大幅度增长，基本上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使我国农产品总量在短短6年时间里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84 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总量由30477万吨增加到40731万吨，增长33.645%，短短6年时间跨了一个大台阶。棉花、油料、糖料、 猪牛羊肉和水产品增幅更大，农业的迅速发展和农产品产量的迅速增长，结束了我国农产品长期供应短缺的局面，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三是副食产品供应日益丰富，农产品生产结构得到优化。土地承包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较少一些面积的耕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从而为发展其他农作物腾出更多的土地和人力；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农民有更大的机动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种什么、种多少。于是，除粮食外，其他农产品也获得了较快发展，且远远超过粮食的增长速度，农产品生产结构得到了调整和优化，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各种农副产品供应日益充足，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轻工业的健康高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分析文章已颇多，本文仅强调两点：第一，“包产到户”使农业经营的管理成本降到最低限度。农业劳动工种繁多、作业分散、季节差别大，如实行集体劳动，则要付出很高的管理成本。集体劳动规模越大，则管理成本就越高。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来进行农业生产，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因为家庭是一个最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家庭成员之间最好少利益摩擦和目标差异，因此，家庭成员之间无需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计划每个成员的劳动付出，他们是最易于形成无需另加管理成本的紧密协作体，这样就把管理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第二，持续追加的生产投入成为农业生产率快速增长的重要物质前提条件。在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组织形式中，农民家庭仅仅是个消费单位。在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民的家庭变成一个生产单位、积累单位、独立核算单位，分配体制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分配体制真正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这种经营自主、收益归己的经营机制，鼓励农户不断增加对生产资料的投入，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1979年至1984年这6年中， 我国农村的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农业用电量、化肥施用量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使我国一直比较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善，从而为农作物产量持续快速提高创造了条件。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后，虽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户均耕地狭小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就妨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使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生产力水平最低的位置，从而拖滞了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因此，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仍将是今后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与改革开放前所不同的，这一任务的完成必须在生产力水平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市场作用的引导，在尊重人民自愿的前提下来逐步进行。8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区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方面，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初步进展，现在已形成多种基本经营模式。
由于我国尚处在工业化中期，国家目前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支援农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太高，人多地少的矛盾还一时不能根本解决。因此，农业规模化经营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它代表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大方向，因此应该积极探索。
四、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变迁的启示：
建国50年来，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发生数次大的调整和变化，其中的有益经验和深刻教训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
第一，推行农业规模经营，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的要求。农业规模经营是生产力发展自然形成的结果，农业经营规模必需适合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的需要和要求，不可人为地扩大或加以限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不平衡，推进规模经济在形式上不能搞“一刀切”，不能采取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的做法，应允许多种形式存在，共同发展。要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农业经营规模的大小和具体经营方式，要由农民自主决定，任何违背广大农民意愿和利益的做法，都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
第二，农业经营规模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获得农业规模经营绩效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充分转移。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后，农民人均自然资源相对宽裕，效益型的农业规模经济才能形成。只有国民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部门）有了充分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能够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依次向第三产业转移，农业人口才能绝对减少，效益型的规模经营才能真正实现。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化未获得充分发展时，搞规模经营只是规模的简单扩大，不可能有很好的效益。
第三，发展有效益的农业规模经营，需要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农业规模经济，是与商品生产的生产方式相结合的，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将产品变成商品在市场上卖出去，以获取生产利润。没有市场的充分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就不会有真正的效益，也就难于维持下去。而且，只有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耕地经营权才能在市场调节机制下得以集中，实现耕地与经营者的优化组合，产生出较高的经营效益。实践证明，农业规模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市场调节为主来实现，才能取得成本低而效益好的效果。
第四，对农业规模经济模式的选择和实践，要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传统农业大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农业规模经济模式的选择上，不能照搬外国经验。建国初期对苏联模式的照抄照搬，使我国的农业发展走过了很大的弯路，这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必须从实际国情出发，大胆实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规模经济发展道路。
第五，要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建国以来付出很高代价所形成的各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宝贵的制度资源，不能把它们当作时代产物而加以否定。在新形势下，集体经济组织在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发展农业社会化等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和适时改造，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将有利于农业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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