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南北朝论文,清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5919 （2000）02—0070—10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1]，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 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它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南朝政权的士族政治更为典型，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西省散官。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 ]（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3]
然而当把目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
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 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自然还有相当距离。
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注：《隋书》卷二六《百官上》：“开府仪同三司位次三公，诸将军、左右光禄大夫优者则加之，同三公置官属。”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便置官属。《南史》卷十五《傅亮传》有“左光禄大夫府”，《南史》卷十九《谢几卿传》有“左光禄长史”，皆是。）。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传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种反复加授的情况，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 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 （《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 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袴褶驱使”（注：“袴褶”即军装，参见《晋书·舆服志》、王国维《观堂集林》二二《胡服考》，及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齐书札记·单衣”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页。）， 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
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为此北齐统治者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4]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 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二、南北“清浊”观念之异同
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
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观念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5]（梁书·卷四九庾於陵传）、 “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6]（陈书·卷三四文学蔡凝传）、 “秘书丞天下清官”[7]（南史·卷三一张裕传附曾孙张率传）之类， 已经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注：《宋书》卷八四《孔觊传》：“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浙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凌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既而常侍之选复卑。”又《梁书》卷二一《江蒨传》：“初，天监诏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门下二局入集书，其官品视侍中，而非华胄所悦。”）。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当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门阀身份崇高、位据切要。其次是要“清闲”，如此才能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是如此。其三，许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例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因为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5]（梁书·卷三七谢举·何敬荣传论）， 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 8]（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何法盛·中兴书·太原王录）；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9 ]（南齐书·卷三二王僧虔传）。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在“清官”之列。
当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著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5]（梁书·卷四九钟嵘传）， 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注：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闲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规律，实际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注：在此可以参考黄惠贤先生的一个观点：北魏初期建立了鲜卑拓跋军事贵族专政，孝文帝结合胡汉门阀联合专政，但任何胡汉大族都不能与皇权分庭抗礼，因此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贵族政治”，而只不过是君主政体下变相的“官僚政治”。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4 卷（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本文所谓“军功贵族政治”，是就“贵族政治现象”而言的，并不认为北朝政体是“贵族政体”。）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军功贵族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都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注：分见《北史》卷三七《皮豹子传》，《魏书》卷三四《王洛儿传》，《北史》卷八四《孝行乞伏保传》，《北史》卷二五《娥清传》，《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例如秘书监伊馛：“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10]（北史·卷二五伊馛传）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10]（北史·卷六八贺若敦传）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经常淡薄如纸。
当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观念。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层次其实有三。第一层次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层次是所谓“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注：《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元澄传》：元雍拷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元澄申言“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按奉朝请从七品下，门下录事从八品上，二官品位并不算高，但因其列在九品之内，便被视为“清流”。同时“九流”之内又有“三清”和非“三清”之别。《魏书》卷七七《辛雄传》，魏孝明帝时辛雄“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是北魏“三清”此前不涉郡守县令。但《魏书》卷四一《源贺传》却说：“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刺史、郡守及县令均在“九流”之内，所以都可以视为“清流”。）第三层次，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殊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观念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11]，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12]，“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11]。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注：参看《唐六典》卷二：“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谓从流外及视品出身者”；“清望官：谓内外三品已上官，及中书黄门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并太常少卿、秘书少监、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率及国子司业”；“四品巳下八品以上清官：四品谓太子左右谕德……。”又《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授补。又以三品巳上官，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主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太子左右谕德……为清官。”）。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
《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13]（北齐书·卷四二袁聿修传）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15]（北齐书·卷四三许惇传）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之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14]（通典·卷二四职官六）。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注：北周小膳部下大夫，相当唐代尚书礼部之膳部郎中。《通典》卷二三《职官五·膳部郎中》：“后周曰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饮食，属大冢宰。”又北周冬官工部有中大夫、上士、中士及旅下士，相当隋唐工部诸职。《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工部》谓北周工部“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隋乃有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二曹，盖因后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职。”）膳部、工部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2 ]（魏书·卷八五文苑温子升传）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 2]（魏书·卷七七高道穆传）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13]（北齐书·卷四五文苑李广传）。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14]（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侍御史）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注：陈琳国：《北魏北齐监察制度的变迁》，《北朝研究》1990年总第 3期；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页。）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14]（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2 ]（魏书·卷十九中元顺传）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
《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议论：“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就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2 ]（魏书·卷七八孙绍传）“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14]（通典·卷十四选举二），宦官、恩倖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2 ]（魏书·卷九三恩倖、卷九四阉官传）。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注：《北史》卷三十《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锢之谮，遂及于此。”《隋书》卷七二《孝义陆彦师传》：“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观念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常侍”、“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注：分见《魏书》卷七二《路雄传》，《魏书》卷三八《刁雍传附刁整传》，《北史》卷二七《寇儁传》，《北史》卷二八《源贺传》，《北史》卷三六《薛辩传附薛英集传》，《北史》卷三五《郑道邕传》，《北史》卷四九《斛斯椿传》，《北史》卷四九《贾显度传》，《北史》卷五三《金祚传》。）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三、“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显示，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魏晋以来，将军号的“散阶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阶化”则相对迟缓。不过由于魏末的“双授”泛滥，诸文散官便与军号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令军阶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阶性质传递给了与之“双授”的文散官，将之“拉”入了散阶序列的境界。这在北周军号、散官两个序列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了。正是魏末泛滥于时的“双授”，使军号得以发挥强劲的“拉动”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阶制度的飞跃。[3]
进一步说，军号序列先于文散官实现了“散阶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深论。秦汉的将军本是将领之职，但在汉末它们已有虚衔化的趋势。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攻战杀伐离不开将士们效死用命，论功行赏方能令士气战力长盛不衰；瞬息万变的战争时分，还经常需要迁黜其品秩而不致变动事任，或变动事任而仍其品秩。这时候更便于灵活处理功过、权责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显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赋予更大权责，迁其军号即足以褒功；而在须加责罚、同时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时，贬其军号是为良法。现代军队依然实行军衔制一点，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军号不仅演化为军阶，而且应用范围在迅速扩展，还成了地方牧守、领兵都督的位阶，中央官僚加军号者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军号之发展为位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功绩制的原则，它并不是专意保障士族权益的品位制度。陈苏镇先生对梁武帝军号改革的有关考察揭示，南朝的军号面向宗室诸王，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 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15]日人高桥彻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看法。[16]士族的高贵地位和特权标志，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即令他们占有了军职和军号，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晋南北朝是官职日趋分离、“品位分等”分外发达的时代。不过由上所论，对此期的官僚等级制，还可进而辨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品位”：一种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浊观念和士族门第等等构成，另一种则是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区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这里的“官品”一词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如前所述，军阶具有更多功绩制色彩，要更多地服从于军政考虑，它正是一种由君主操纵而依功加授的禄位，由此就蕴含着使之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动力，以便利于中央权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军阶的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与唐代的文武散阶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门品”，当然是指士族门阀的传统门第了，它来自士族积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权势。门第、中正品、文武、清浊与官品、官职间错综交织的等级对应，乃是一种基于传习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规划，所以只是“散乱”于不同等级、不同机构、不同职类之中，而非一个外在的、整齐的位阶序列。从“分官设职”的行政规律观之，门品与官职的关系是杂乱无章、不成系统的；可在士族眼中就不同了：这个局面秩序井然，在其中他们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何等门第（如高门、吏门、役门之类）应获何等中正品级，对文官与武官、实官与散官、朝官与外官、命官与府官等等何“清”何“浊”，该由何起家迁转才算“人门兼美”、“才地俱允”，士族了如指掌而轻车熟路。质言之，在士族政治之下，士族不但在居官之时，而且甚至在居官之先，事实上就已拥有一种与官职分离的“品位”了，这便是“门品秩序”的本质所在。不过对士族门阀来说，他们并无意图把这种“门品”化为一种“外在”的整齐序列，因为这种更革只能求助于专制权威才能完成，而且将造成传统权益格局的重大变动。
在对“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加以区分之后，对篇首所揭疑问——为什么在更富“文治”色彩的江左政权下，文散官的“散阶化”反而比北朝缓慢——就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如前所述，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直接得益于军号的强劲“拉动”。正是在这个时候，军阶序列的功绩制意味和官僚政治色彩，便通过“拉动”关系传递给了文散官了。确实，魏末以降的文散官普授、滥授以至“双授”，都出于对浴血沙场的将士的褒奖之需。因此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出于与军号阶官化相近的原因，也具有相近的功绩制性质。
与之相对，南朝“文清武浊”的鸿沟，既限制着文散官向将士普授与滥授，也限制着文武名号的“双授”。南朝官僚结衔，文官例在武职之前；而魏末及北周之“双授”的结衔形式，均以“将军”居“大夫”之前，暗示着武号优于文号的情况，从而构成对比。南朝的文散官，事实上已被组织为“门品秩序”的内在部分，与各种清浊、品位的复杂关系搅成了一团儿，军号想“拉动”这个盘根错节的局面，确是力不从心、太过沉重了。假设江左居然发展一种类似北周、隋唐那种散阶序列的话，它反倒可能是个与士族政治分道扬镳的东西。北周、隋唐的文武散阶，较之汉代的禄秩等级，已浸染了浓重的“品位”色彩；但较之江左“门品秩序”，它却呈现为一个依序晋升的开放性阶梯。这些散阶每每被用于“泛阶”，但“泛阶”毕竟排除了门第尺度，对文武士庶一视同仁。尤其在依劳、依功而授阶的时候，这个序列就已超越了士族政治的束缚，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了官僚政治性质。
至此便可做一总结、收束全文了。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南朝一方的进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向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唐代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注：毛汉光先生认为，唐代的清官概念体现了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具有客观性、一贯性及合理性。参看其《科举前后（元公600 年±300）清要官形态之比较研究》， 收入台湾《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1年版，历史考古组分册，上册。）
五朝政权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部落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民族政权中军人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得到了更大重视。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专制官僚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集权制、等级制、法制和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19]；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收稿日期：1999—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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