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源供给瓶颈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瓶颈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资源供给面临极限
1972年，唐奈拉·梅多斯等人出版了罗马俱乐部的一部名著《增长的极限》，该书对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五种主要因素：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资源消耗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基本结论是：如果上述五因素按照70年代初的增长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在未来100年内，人类将面临全球规模的增长极限。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两方面发生非常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落。本文认为，这种工业的衰落在中国也将有可能出现。为便于分析，本文作者将梅多斯的五因素分析改为一般经济学的三要素分析。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三个要素的供给：资本、劳力和自然资源的供给，这三要素一旦缺了其中的一个，经济发展的进程就会立即停顿。中国经济增长迅速，是因为迄今为止这三大要素中的两项：资本与劳力的供给丰富，而另一要素：资源供给，由于近20多年来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期，发展所需资源的数量相对有限，故供给在这段时期内尚可勉强跟得上，从21世纪来临之时起，中国经济发展完全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自然资源的供给是否仍然跟得上，仍然不会断档，就成了一个严重的大问题了。换言之，中国资源供给已经面临极限。
据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未来20～30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不可持续。今后20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储量的2～5倍。（注：本段的数据，见黄钟：《警惕中国增长的极限》载《南风窗》 2004年5月1日。）据统计，中国现有煤炭的探明储量为818亿吨，在2000～2020年间，中国20年累计需煤247亿～268亿吨，最多不过现有储量的1/3，因此，煤的供应在中国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存在瓶颈。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短期内煤的供应不存在瓶颈，中国能源供应的瓶颈主要在油、气方面，中国现有石油的储量为25亿吨，2000～2010年间累计需石油85亿～92亿吨；中国现有天然气储量5．4亿吨，2000年～2010年间累计需天然气9．2亿～10亿吨。可见中国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不足今后10年之需。为满足油、气的国内之需，到2020年，中国石油的进口量将超过5亿吨，天然气将超过100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达70％和50％。未来20年中国石油需求缺口超过60亿吨，天然气超过2万亿立方米。
不仅是能源资源存在瓶颈，在铁、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上，中国同样面临供给瓶颈。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研究指出，2012年～2014年，中国将迎来2．4亿～2．6亿吨铁的年消费高峰，21世纪初20年缺口将达 30亿吨；2019年～2023年，将迎来530万～680万吨铜的年消费高峰，21世纪初20年缺口将达5000万～6000万吨；2022年～2028年，将有1300万吨铝的年消费峰值，21世纪初20年国内铝供应缺口达1亿吨。
尽管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结果，但未来20～30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不可持续却是不变的事实。这种不变的事实还可从表1看出。
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的水资源缺乏和相关的水污染都甚严重。例如，仅仅在90年代初，中国的湖泊面积已经日益缩小，以洞庭湖水面积为例，就减少了 37％，其容积下降了40．6％。白洋淀是中国华北最大的淡水湖泊，素有“华北之肾”的美称，但近年来，白洋淀“遥看白洋水，帆开远树丛，流平波不动，翠色满湖中”的昔日诗意正渐渐消失。中国的水利工程近年来严重失修，效益骤减，40％的水库处于病险状态。中国水体污染至今没有减轻的趋势，90年代初的调查已经表明，63％的城市地下水和82％的主要河流受到污染。到2000年，全国约70％的淡水资源受到污染；主要农牧产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综合食品卫生评价指标已达中污染型，其中蔬菜等食物已接近不能食用的地步。（注：这一段的资源主要来自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第55～56页。）近几年以北京为首的大中城市水价多次调高，预测明年还将继续升高，华北地区的人们对“南水北调”工程望眼欲穿，都说明水资源缺乏及相关的水污染在 21世纪不可能不在长期内拖住继续工业化的后腿。
表1 中国的资源消耗
占全球总消耗量
百分比（％）1994年 2002年 2003年
氧化铝 10.0％ 19.7％ 21.4％
铁矿石 29.8％ 30.6％ 34.6％
黄金10.3％ 5.5％
6.2％
电解铝 7.6％
16.3％ 18.8％
钢铁14.6％ 22.4％ 26.7％
铜 6.9％
18.4％ 19.9％
镍 3.9％
8.2％
10.1％
锌 10.8％ 18.5％ 20.1％
纸浆2.5％
13.9％ 15.5％
硬纸板 7.1％
11.9％ 13.2％
新闻纸 2.4％
5.5％
5.6％
水泥30.6％ 41.8％ 48.3％
原油4.7％
7.0％
7.6％
乙烯3.4％
5.7％
6.2％
电力7.2％
10.0％ n/a％
国内生产总值（GDP） 2.1％
3.9％
3.9％
出口2.8％
5.1％
6.1％
进口2.7 4.6％
5.7％
注：2003年为估计数据.资料来源：UBS
从国际对比看，中国1986年人均耕地是世界人均水平的32．7％，在国土面积大于10万平方公里的76个国家中居倒数第8位（注：读数据来源，同上注。）。预测到2000年中国人均耕地下降26．5％，土地资源生产力约35亿吨干物质，合理人口承载量为11．6亿人，起载人口1．4亿人。随着 21世纪上半期中国总人口继续增长、国民经济保持继续高速增长目标和资源需求量和消费量进一步递增，这种水、土资源供需不平衡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面临着自然生态的日趋恶化和环境污染的迅速蔓延(其中水的因素上文已有述及)。50年代平均每年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分别为2225万公顷和926万公顷，80年代分别增至3971万公顷和1943万公顷，扩大了78％和110％。森林资源锐减趋势十分明显，森林覆盖率为1950年以来最高时期的13％，下降已按遥感测定的8．9％，净减少超过5亿亩；草原每年退化2千万亩，占可利用草场的 1/3；大气污染严重，且与经济增长呈明显的相差性，社会总产值每增长1％，废气排放量增长0．59％，被称之为“空中死神”的酸雨不断蔓延，已发展为四大区域；在380个城市中，至少2/3的城市处在垃圾的包围之中。 40％的乡镇企业是最大的污染源，农村改革的经济效益将被抵消掉；污染物总量大量增加，与1981年相比， 2000年时废水增长88％，废气增长138％，工业废渣增长84％，尽管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但污染物翻番，人民生活在污染十分严重的环境之中。在如此严峻的生态环境下，表面上由于耕地减少等原因造成的中国粮产量跌至危险水平。中国粮食问题专家警告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998年到2003年连续5年大幅下降，导致库存锐减。（注：资料来源自《卫报》2004年4月22日。）1998年中国人均粮食411公斤，但 2003年降到了333公斤，只相当于1980年初的水平。中国自1949年来经历了两次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第一次是1959年至1961年，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1998年以来，粮食产量经历了第二次下降。
上述这段文字表明：以中国历史上最严峻的生态环境，负担着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人口规模和最大的活动能力，上述压力超越了大自然许多系统的临界平衡极限，超过了本文所说的资源供给瓶颈所涵盖的内容，已直接威胁着后代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并将不断演化为21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的危机之一。
下面就生存危机原因作一下分析。
二、资源供给瓶颈出现的原因
5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工业化发展方式是付出了高昂的资源代价与环境代价的。毋庸讳言，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在本来就很小的生存空间中不断缩小空间，在部分地自毁家园：山在秃，水在臭，河流在干涸，草原在变荒漠……那么，中国是否可以通过进口世界上的资源来解决自己的资源瓶颈?这种可能性在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上是微乎其微的。2003年下半年，中国钢铁缺乏，价格高涨，中国要从国外进口铁矿，结果铁矿价格大幅度提高，高得令中国不可能大规模进口铁矿。另外一例是石油，目前中国人均石油消费不到美国人均的1/18，不到日本人均的1/13。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执行所长盖尔·卢福特前不久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说：如果中国购买石油的数量持续增加，就会给世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中国太大，石油市场没法承受。如果5个中国人要用1个美国人那么多的石油，也就是说中国的石油消耗量跟美国持平，人类就该另找一个星球搬家。那么，中国人均石油消费的比例数在今后是否有可能不断接近美国的比例数呢?——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仍然不变，生活方式模仿美国的思路仍然不变，则中国产业结构也仍然不变，工业化发展方式——重工业增长轻环境增长——这种方式也仍不变，这种人均石油消耗量就有可能不断向美国的人均石油消费比例靠近。
自1997年以来，中国耕地七年间整整减少了1亿亩，其中2003年净减3806万亩，比上年减少2．04％。按此速度，中国很快就会达到粮食供不应求的临界点。（注：注，见常红晓《中国耕地流失优惠》，载《财经》2004年第8期。）
中国，尤其是东部，本来人均耕地就颇少，50多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尤其是20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中国(尤其是东部)人均耕地进一步地不断下降，其中，人口的不断增长、工业用地的不断扩大，商业住房的不断加大、交通道路长度的不断增多，又由于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20多年来因违法批地、价格偏低、划拨土地非法交易、集体土地未经征用即进入市场等土地市场无序现象，使耕地保护面临“制度困境”，（注：注，见常红晓《中国耕地流失优惠》，载《财经》2004年第8期。）是造成中国第二次粮食产量下降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中国土地资源严重流失的原因。
上述中国资源瓶颈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属于我们走的实际上是一条违背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产业结构，也是中国资源瓶颈出现的一个原因。详细分析起来，中国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有两个因素促成（注：详见谢国忠《中国的第一次能源危机》，载《凤凰》周刊2004年第11期。）：(1)中国的服务部门效率非常低。国有企业在许多服务领域占据了发号施令的地位。金融、电讯和交通部门均如此。这样，对资源能源没有什么依赖的服务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不是很多。(2)从物质产品全球贸易的角度看，中国创造的价值链往往只是那些需要资源、能源的物质生产环节。设计、物流、销售和融资等其他非物质环节，常常是在国外完成。对于一个技术落后、低廉劳力众多的正在工业化道路上追赶先进国家的中国来说，在初期和中期工业化阶段往往难免会依赖资源、能源的生产环节，从而带来资源、能源供给问题。由此想起，在21世纪头20年，中国应不应只做“世界工厂”(而印度都可能做对资源、能源依赖度较低的“世界办公室”)。
三、正确的发展战略应该怎样
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而石油消耗占世界的7．4％，原煤消耗占世界的31％，钢铁消耗占 27％，氧化铝消耗占世界的25％，而水泥消耗占世界的40％。（注：见黄钟《警惕中国增长的极限》。另一资料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目前在各种资源上的大量需求：2003年，中国钢铁用量 2．7亿吨，为美、日、德、法四国的总和，水泥8．3亿吨，占全球用量65％，煤碳15．7亿吨，占全球32％，而所有这些资源的使用均还在快速增长之中，这样的现象与趋势，显然走的发展模式受美国模式很大的影响。）这说明中国工业和经济增长是资源消耗式的粗放的增长。五十多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了10倍，而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倍。照这种高消耗低产出的方式，如果中国经济总量再翻几番，哪里去弄那么多资源供中国消耗?无论何种估计，经济快速增长与矿产资源大量消耗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已经不是预测，而是现实。“谁来供给中国资源”将成为一个客观的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从劳动力转移角度来看，中国是沿着阿瑟·刘易斯的二元模式前进的，而且，看起来，这种模式似乎可以使人口过剩的中国有朝一日会走完没有过剩人口的、完全工业化的道路。然而，必须明白，刘易斯理论模式有一个前人没有关注，但却很重要的隐含条件：即工业化的过程中的自然资源的供应无限丰富，资源供给的价格弹性无限大。这种条件，对于一个一般自然条件的国家来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还可以凑乎说符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在国际上明显偏低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已经很勉强，现在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发展的中期，与发展初期相比，资源供给瓶颈的严重性在数年间突然出现，这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极限(尽管在一长段时期内传统的GDP增长仍然可以以7％甚至更高的年率继续增长)。因此，中国今后不可能继续走刘易斯理论模式的道路。因为从资源供给限制的角度看，中国不可能继续走刘易斯理论模式的道路。中国可以走下去的发展道路，应该是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真正要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得抛弃目前嘴巴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际上只看 GDP，只看政绩指标的唯GDP增长是从的道路。
下面我们来看科学发展观及其相关的战略和措施到底怎样：
世界上有两种发展观，一种是美国模式，一种是欧洲发展模式。美国模式是什么?是美国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主张人定胜天，万物皆属于我、皆为我所用的发展观。在这样的发展观之下，美国以全球5％的人口，耗用了全球30％的资源，创造了全球28％的 GDP，以GDP数字论英雄，美国当然是全球的强者。事实上，中国已经走上了同样的路，甚至还有比美国更厉害的趋势。问题是，这样的对全球资源控制掠夺的路中国有没有能力走?走得通否?另外，所谓欧洲模式的发展现又是什么内容?欧洲发展观就是社会的发展一定要与自然协调，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不能皆为我所用。欧洲模式中与发展相关的主要政策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国政策。下面试着论述德国的政策。（注：政策详见于石齐平《欧洲科学发展观启迪中国》，载《凤凰》周刊2004年第14期。）
(一)能源政策。德国能源政策是“废核能政策”。德国此项政策与法国正好相反，法国政府是主张大力发展核能发电的，而德国已经走过这一核能大量发电的阶段，德国曾经是国际间最先进的、最发达的核能发电国家，九十年代决定“废核能电厂”，主要是考虑环保因素，预防核能厂万一出事故，污染后果将是长期而且相当严重。目前决定在30年内废除所有核能电厂，还做到不输出核能设施、技术到国外，以免核能的污染输出，德国一座未曾使用的全新核电厂以低价卖给中国之议，也被“绿党”给反对掉了。
解决办法之一，德国尽量以无污染发电为主。例如德国的风力发电技术已达到一个风车发电功率达5千瓦(中国只能做到30瓦)。因此，以一座电厂核能电功率100万瓦计算，有200个风车就够了。解决办法之二，是舍弃大发电厂和大输配电系统的做法，因为输配电过程中电力大量耗损，且输配电系统不能根据各地动态需求变化作弹性调整，从而不是造成不足，就是过剩而浪费。替代的政策是发电力求“当地化”，各地、各厂都以努力提高发电的自给率为目标。各地、各厂努力利用本地资源，如天然气、风力、沼气等来发电，满足本地电力需求。德国出现一个能源目标的很有远见的想法，备用电力才是主要电力。
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正在积极发展原子能发电，现在就准备学习德国废除核电能发电尚为时太早，但努力做到无污染发电、发电多元化这两种政策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二)“垃圾处理”产业和反污染
欧洲的一个观点认为，处理垃圾是一种产业，人类制造的所有垃圾，都不要以“垃圾”的形式再回流到大自然的循环系统之中。欧洲对工业污染的防治有很严厉的法规，而美国却不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际公约上签字。对于中国，参考意义在于提高环保部门对投资项目的监督、审查作用。
(三)交通政策。美国地上交通高度依赖小汽车，而欧洲一般国家的城市之间和城市之内，轨道交通如铁路、地铁、轻轨等的比例很高，与公路相比，轨道运输更节约使用土地，更节约石油消耗和较少污染。为节制小汽车的使用，对汽、柴油均课以重税，每公升汽、柴油收税在1美元以上。
交能政策对于中国，参考意义在于如何将发展小汽车(家用车)与节制使用小汽车相平衡来重新制订中国今后的家用车发展战略。
根据上文所述中国将受到的资源供给瓶颈约束和对欧洲式发展观的参考，中国应调整其21世纪上半叶的经济发展思路。这些思路，除了上文所涉及的几点以外，还有以下几条：（注：参考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P155-158：“新模式构惠”和赵仁庆等主编《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经济济问题》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
这一发展模式包括如下方面：
1．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内容的农业生产体系；将来宜改变土地公有制为私有制，从而在源头上遏制土地流失。2．建立以节材、节能为中心内容的工业生产体系；以核能为主的能源多样化策略，还要大力发展省林、省能的服务产业。（注：虽然以科学发展观和德国能源政策看来，核电发展并非最佳策略，但中国应试一试，中国还没有保护从遥远的地方、从海洋进口石油的能力，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不妨向谨慎的核能开发倾斜。）3．建立以节约运输力为中心内容的交通运输体系；要实行家用轿车的发展与公共交通的发展两者相平衡的政策。具体地说，要抛弃以小轿车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国家政策。4．建立以节约资本和节约资源为中心内容的科学技术体系。这方面要加强国家与企业对研究开发投资的政策。有重点地解决某些重要资源回收利用技术，如木材造纸等。加强地质科学研究，采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发现过去难以发现的矿床，扩大能源、矿产资源的工业储量。5．建立以适度消费为中心内容的生活体系。如何采取措施抵制来自发达国家的消费示范效应。其膳食结构仍以植物型食品为主，而不向以动物型食品为主过渡。保持较低的住房水平目标，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不超过10～15平方米。也就是说，房地产业也不宜定为支柱产业。
该模式要求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均各类主要资源消费水平大体保持目前的水平，并且在上述消费数量的约束下调整结构，提高质量。这是一种低度的经济现代化模式，也不是理想的模式，它与消耗、破坏后代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支持系统和资源基础的巨大代价相比，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但它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副作用，引起各种利益集团在分配和消费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也考验政府在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大潮下如何发挥该模式实现必不可少的政府调节机制，如何处理发达国家的“消费示范”效应对模式实现的冲击。总之，真正抛弃只重GDP增长的战略，用科学发展观作指导，真正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节约资源的经济体系，是一项十分艰难又必须实现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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