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东扩对区域内初级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内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欧盟东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 言
2004年5月1日，8个中东欧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马耳他、塞浦路斯共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此次东扩的10个国家与欧盟原有成员国之间在人均收入水平上相差悬殊，贫富差距程度远远大于以前陆续加入欧盟的国家（注：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人均GDP的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GDP per capita)作为研究劳动力要素稀缺性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有部分研究把当地劳动力的年均收入作为辅助参考指标加以综合考虑。）（见表1）。由于欧盟原有成员国与东扩国的人均收入以及工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很多研究学者担心，此次东扩将使整个欧盟劳动力市场的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同时将对欧盟区内原有各阶层工人的收入带来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
通过表1可以看出，此次东扩的10个国家无论从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年平均收入情况还是从人均GDP的购买力平价等方面来看，都明显低于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平均水平，各国失业率却有很多国家高于欧盟现期的平均水平。由于东扩国的劳动力充裕且一般性劳动人口的使用成本普遍较欧盟原有成员国低，因此很多欧盟问题专家担心，欧盟东扩后，欧盟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东部劳动力西流而西部劳动岗位东移的现象，从而导致欧盟原有成员国国内非技术工人(unskilled worker)生活质量的恶化。根据H-O-S定律，经济一体化以后，各国都能从他们彼此之间资源禀赋的初始差异中获得收益。与此同时，H-O-S定律认为，经济一体化后各国国内稀缺性资源的价格将不断下降而充裕性资源的价格会不断上升，直到整个一体化区域内要素价格出现均衡为止。尽管此后Grossman和Helpman在研究中进一步指出，经济一体化区域内，单一国家某一产业可以从规模经济和产业内贸易中获取额外收益，但是他们的基本框架仍然沿袭了H-O-S的分析范式[1]。由于在H-O-S定律中，产品贸易和要素流动可以相互替代，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一旦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完全取消，那么理论上生产要素就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在此基础上，套用H-O-S定律分析欧盟东扩中的劳动力要素，我们会发现，上述那种对欧盟东扩后原有成员国非熟练工人生活质量可能出现恶化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由于欧盟原有成员国国内劳动力要素相对于东扩国而言属于稀缺性资源，因此欧盟东扩必然造成欧盟原有成员国劳动力价格的下降，在此情况下，如果各国继续保持国内劳动力要素价格不变，则会导致原有成员国失业率上升以及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净损失。
表1 东扩国(10)2002年人均收入与欧盟原有成员国(15)的同期对比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Eurostat,World Bank,OECD和national sources综合整理后得出。*为塞浦路斯政府所控范围内的统计数据；**为1999年数据；***为2000年数据；****为2001年数据。
但是，通过深入分析后我们认为，在用H-O-S定律分析欧盟东扩中的劳动力要素时，不能盲目套用H-O-S的有关结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第一，欧盟原有成员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比东扩国大很多，如果把原有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而东扩国作为另一个整体来考虑，那么原有成员国无疑是一个大国，而东扩国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国。H-O-S定律的隐含前提是，各国之间的经济规模相当，不存在大小之分，但如果两个国家经济规模相差悬殊的话，经济一体化后小国对大国初始要素禀赋的影响程度必然会大打折扣。第二，退后一步说，即便假设东扩国和原有成员国是两个经济实力相当的国家，如果考虑要素流动需要花费巨大成本、流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障碍比比皆是以及要素流动过程中获取信息的不完全性等各种现实情况的话，那么生产要素肯定不会出现如经典理论中描述的那种自由流动。第三，由于东扩国和原有成员国之间在技术和要素密集度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只要要素的替代弹性在生产不同产品时存在差异，那么就极有可能出现所谓“要素密集度逆转”，即一国将违背比较禀赋优势理论出口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或产品，而均衡的相对要素价格由资源禀赋、奢好及要素在不同国家产业间的替代弹性决定。由此可见，经济一体化后的区域内部出现要素价格均等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理想化结果，由于现实中的种种原因，这一结论在实体经济中无法完全得以实现。
Tito Boeti(2001)采用Barro(1991)、LevineRenelt(1992)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对中东欧国家以及欧盟原有成员国中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三个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进行对比估算后认为，即便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完全享受欧盟的单一市场待遇，且可以继续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态势，其国内人均收入至少也需要15-30年的时间才有可能赶上这三个经济增长相对较慢的欧盟原有成员国[2]。结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一方面，欧盟东扩后，东扩国对欧盟原有成员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冲击的力度并不会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么强烈；另一方面，尽管欧盟东扩对原有成员国的劳动力市场冲击相对较小，但并不意味着欧盟东扩不会对原有成员国的劳动力市场造成影响，这种影响是局部性的，一些特定产业和部门的工人可能会因此遭受工资损失或失业冲击。因此，我们试从贸易、FDI和移民三个角度探讨欧盟东扩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趋势以及劳动力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
二、贸易对欧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加入欧盟后，中东欧国家理应能够获得完全的市场准入资格，这就意味着今后东扩国将进入欧洲单一市场，随着欧盟对中东欧国家贸易壁垒的取消，中东欧国家自然会扩大本国在区域内贸易晶的出口数量。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如果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差异的国家之间开展自由贸易，那么他们将出口各自要素密集度高或相对具有技术优势的产品，从而使贸易双方都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的帕累托优化。但是，在整个社会福利帕累托渐近优化的同时，将会减少本国原本稀缺性资源的收益。当前，欧盟原有成员国主要向东扩国出口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从东扩国则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近10年来，尽管贸易品垂直一体化生产推动了原有成员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数量的增加，但是相对于原有成员国与中东欧国家由于要素禀赋差异而造成的产业间贸易而言，其贸易额还是非常少量的。比如，通过统计最近几年欧盟的进、出口类目，我们发现欧盟原有成员国当前主要向中东欧国家出口通讯设备、测量仪器、电脑以及大型运输设备，而从中东欧国家进口服装、鞋帽和橡胶塑料制品。因此，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随着欧盟和中东欧国家之间贸易壁垒的消除，中东欧国家会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从而造成欧盟原有成员国资本密集型产品价格的上升和本国非熟练劳动力价格的下降。但是，正如前面所述，首先，欧盟原有成员国是人口和经济大国，而中东欧国家则是经济和人口小国，在国际经济学的开放经济理论中，小国对大国的经济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即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源源不断地由小国流入大国，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大国市场的价格影响可能也是极为有限的。其次，由于欧盟原有成员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贫富差距较大，必然会导致其国内消费者偏好存在差异。原有成员国的消费者在初级产品的消费观念上可能与中东欧国家存在明显不同，由此会出现中东欧国家生产的初级产品在欧盟原有成员国不受欢迎的情况发生。此外，随着发达国家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的替代品不断涌现，将进一步减少原有成员国对中东欧国家初级产品的需求量，也会导致中东欧国家初级产品出口量的减少。
表2体现了2002年欧盟原有成员国(15)与欧盟候选国之间的贸易规模。通过表2可以看出，欧盟候选国与欧盟原有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仅占欧盟整体贸易量的6%左右，远远低于欧盟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甚至还低于欧盟原有成员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量（注：2002年欧盟原有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以及欧盟原有成员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量分别占欧盟贸易总量的60%和9%（进口）、7%（出口）。）。此外，从表2还可以看出，由于存在运输成本，中东欧国家更多的是与奥地利、德国、希腊、意大利和芬兰等与其接壤的欧盟原有成员国之间发生贸易往来。上述5个国家与欧盟候选国之间的贸易量占到欧盟原有成员国与候选国贸易总量的65%左右。因此，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由于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原有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量占欧盟整体贸易量的比例较少，所以中东欧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冲击和影响将仅仅是有限的，绝对不可能形成对欧盟原有成员国劳动力市场的所谓“毁灭性”打击。此外，由于运输成本对贸易活动的限制，欧盟市场向中东欧国家开放后，那些与东扩国接壤的国家内部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受到更直接的影响。
需要补充的是，由于原有成员国与东扩国之间发生贸易增长的数量很难准确测量，因此东扩国与原有成员国因贸易量的增加而对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度也很难定量化。Brenton和Mauro(1998)曾使用贸易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对欧盟原有成员国与候选国之间的贸易流量进行了计量研究，结果显示，欧盟原有成员国与候选国之间的现实贸易流量已经达到了理论极限，甚至超过了名义贸易流量(Normal trade flows)[3]。但是，如今欧盟原有成员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现实贸易流量已经超过1998年Brenton和Mauro统计时的现实贸易流量2倍还要多，而且这一数字还在进一步扩大。对此，Schumacher(1999)对Brenton和Mauro统计的数据进行了修正，用GDP的购买力平价取代单纯用名义汇率折算而成的GDP作为研究变量，重新进行统计后发现，1998年欧盟原有成员国与候选国之间的现实贸易流量仅是名义贸易流量的40%-50%。Schumacher进一步指出，名义贸易流量与现实贸易流量之间的差额可能更多地在与候选国接壤的那些成员国中发生[4]。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贸易对欧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可能更多地发生在那些与东扩国邻近的国家里，进一步说可能主要集中发生在这些国家与东扩国接壤的某些区域内。由于面临东扩国廉价劳动力的竞争，这些区域内的制造业、纺织业以及服装业非熟练工的工资水平会出现下降的情况，甚至部分岗位将由来自东扩国的劳动力所取代。
表2 2002年欧盟原有成员国(15)与欧盟候选国之间的贸易规模
单位：百万欧元
数据来源：Eurostat。
注：2002年欧盟候选国包括：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土耳其。
三、FDI对欧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东扩国加入欧盟后，国际资本尤其是FDI将会相对自由地在东扩国与欧盟之间频繁流动。通过追溯欧盟南扩历程我们发现：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986年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后，随后几年两国的FDI都出现了比较快速的增长，其中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投资占了绝大多数。东扩国也可以以此为契机，在未来几年内从欧盟吸引更多的投资。但是，由于东扩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金融和监管体系还相对比较落后，所以我们认为，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的短时期内FDI向东扩国流动的数量不可能出现质的飞跃。随着FDI的不断涌入，东扩国的资本劳动比例会不断上升，势必会提高当地劳动力价格，对区域内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影响。
很多研究学者认为，一方面由于资本流动无论从效率、成本、规模以及灵活性上都远远高于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另一方面，东扩国的劳动力成本低，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要明显高于欧盟原有成员国，欧盟东扩后，这两种因素会共同促进欧盟内部流入东扩国的FDI，欧盟内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基地将因此在原有成员国和东扩国之间重新定位[5]。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分析欧盟原有成员国向东扩国进行FDI的构成，才有可能验证上述解释是否具有说服力。根据欧盟的统计资料显示，最近几年中东欧国家源自欧盟成员国的FDI中近一半份额都投向了非贸易部门，如公共设施建设、通讯工程建设等等。另外，很多来自欧盟原有成员国的跨国公司都是基于获得东扩国市场完全准入的目的而向这些国家追加FDI的投资数量的，在欧盟原有成员国向东扩国FDI的总量中，仅有1/5的份额投向了产品附加值较低的诸如服装、鞋帽、橡胶和塑料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通过分解流入东扩国FDI的用途后，可以看出东扩国从欧盟原有成员国中吸引的FDI中仅有很少一部分用于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FDI从欧盟原有成员国流入东扩国会导致欧盟原有成员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大量岗位流失是一种缺乏根据的说法。很多理论研究证明，跨国公司出于市场准入目的而对东扩国追加FDI，不会对母国的劳动力就业构成直接威胁，两者缺乏明显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乐观地认为这部分FDI可以提高东扩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使中东欧国家的劳动力有机会扩大消费品，尤其是附加值较低的初、中级产品的选择种类和范围。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此为契机，凭借其产品类别多、功能差异性大等竞争优势扩大对中东欧国家初、中级产品的出口数量、种类和范围。这样一来，欧盟原有成员国增加对中东欧国家FDI的规模不仅不会造成本国劳动岗位的流失，反而会提高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机会。当然，不可否认原有成员国出于降低劳动力成本的考虑而向中东欧国家追加的FDI的确会造成母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岗位的流失，但是这部分FDI却可以提高母国的资本收益率，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整体水平的优化。原有成员国政府可以通过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从增加的那部分投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用于补偿因劳动岗位流失或工资水平降低而蒙受损失的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非熟练工人，实现资源禀赋的平衡优化。
四、移民对欧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很多研究学者喜欢夸大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可能性，事实上近20多年来，除了东欧巨变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外，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现象(Faini,de Melo and Zimmerman,1999)。Scott的统计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各年通过合法程序移民发达国家的总量占发达国家总人口的比率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以1997年为例，1997年发展中国家向美国输出的移民总人数是73.7万人，向欧盟输出的移民总人数是66.5万人，这些人数仅占发展中国家潜在移民(potential immigrant)总量的0.04%(Scott,2001)[6]。原因在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在现实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首先是政策制约。以中东欧国家为例，根据入盟协议，东扩国加入欧盟后，其国内工人不能立即自由流动到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去寻找工作。尤其是与东扩国毗邻的奥地利和德国，将在未来7年内有权限制东扩国劳动力的流入数量，以“保护”本国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注："Enlargement Dispute Solved",EU observer,June 1,2001.www.euobserver.com/index.phtml?aid=2479）。其次，劳动力跨国流动还受劳动力迁移成本以及目的地国家劳动力市场吸收能力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再次，劳动力跨国流动还受到语言、文化差异以及劳动者无法及时、准确地获取劳动市场信息等方面的制约。根据欧盟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0年底，欧盟原有成员国共接收了约85万来自中东欧国家的移民，占欧盟当时人口总量的0.2%，其中约有80%的移民定居到了与中东欧国家接壤的奥地利或德国。此外，这85万移民中劳动人口大约有30万人，占欧盟当时劳动力人口的0.3%（注：这是官方统计数据，其中没有包括来自中东欧国家非法移民的数量。）。
Tito Boeti(2001)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模型，以预测中东欧国家正式加入欧盟后，欧盟内部劳动力的流动情况。该模型假设中东欧国家人均收入以年均2%的速度向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平均水平逼近，同时欧盟原有成员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失业率保持不变，劳动力流动受不同区域人均收入差距的激励，同时也受劳动力转移成本、目的地劳动力市场吸收能力等条件的制约。该模型统计得出的结果显示：因欧盟东扩衍生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将持续30年左右的时间，转移人口由2000年底的85万上升到390万左右。另外根据激励和制约条件的不同，TitoBoeti认为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最终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在290万到490万之间[2,7]。2001年欧盟原有成员国的总人口数为3.787亿，扣除这些国家人口的自然增长，中东欧国家最终劳动力的转移人口也仅占欧盟15国2001年总人口的0.7%～1.3%。由此可见，按照Tito Boeti的预测结果，欧盟东扩后，来自东扩国的移民人口不会对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过大的冲击。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在受到迁移成本、语言障碍以及劳动者对目的地劳动力市场信息掌握程度有限等因素的制约后，中东欧国家向欧盟原有成员国移民的人口中，可能更多的是那些既能支付足够的迁移成本，又具备良好知识涵养，可以对目的地的劳动力市场做出正确判断的技术工人。Dutt(2001)曾把工人划分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两种类型，分别就这两种劳动力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跨区域流动进行了分析。该模型结果显示，如果技术工人的跨区域流动不受限制，那么技术工人从不发达国家流入发达国家将导致发达国家技术工人平均工资水平的下降，而非技术工人工资水平的上升，但是工人总体的收入水平将得到提高[8]。同时，我们应注意到，中东欧国家当前劳动力发达程度较欧盟原有成员国低，是由于中东欧国家以前采用前苏联职业式教育的历史原因造成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东欧国家纷纷采用了西方教育模式，中、高级教育得到了很好的普及和发展，2002年中东欧国家接收中级以上教育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5%以上。由此可见，东扩国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并不一定会给欧盟原有成员国初级劳动力市场带来致命的冲击，而且随着东扩国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今后流动到欧盟原有成员国中的可能更多的是中、高级技术人员，他们对提高原有成员国劳动力的整体层次是大有好处的。
五、结论
本文从贸易、FDI和移民三个方面，探讨了欧盟东扩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趋势以及劳动力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东扩国向欧盟原有成员国的人口流动不会出现无序、失控的局面，而且流动的规模不会对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十分强烈的冲击，更不可能造成欧盟原有成员国劳动力市场的“雪崩”。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因为此次东扩的10个国家无论从人口数量、经济规模还是从政治实力来看，相对于欧盟原有成员国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小国，难以对欧盟原有成员国产生太大的影响，更不可能撼动欧盟已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二是因为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受诸多条件的制约，劳动力要素相对于资本和技术要素而言，是最无法在实体经济中快速、高效流动的要素；三是由于一旦各国在产品奢好或同一要素在各国生产不同产品时的替代弹性存在差异，就会发生“要素密集度逆转”这一违背H-O-S定律的现象。所以本文认为，欧盟东扩后，东扩国工人的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而且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不会对欧盟原有成员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过于强烈和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