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挑战的布莱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莱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布莱尔和他所领导的“新工党”执政以来，政绩颇佳，许多改革措施已经得到贯彻，很受选民欢迎。那么又何谈挑战呢？布莱尔和“新工党”又是怎样对待挑战的呢？
一、居安思危：眼睛紧盯着挑战
1998年9月下旬， 英国工党在海滨城市布莱克普尔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年会。起初，许多代表都以为布莱尔在主旨发言中要大讲特讲工党政府的成绩，代表们会与领袖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夸耀党的成绩，这是政治家们的一贯作法，因为这非常有利于坚定全党的信心和信念，特别是更有利于树立党的领袖的形象，提高他的威望。然而，这些代表们失望了，党的领袖没有给他们饱享胜利感的机会，也没有利用这绝好的机会来摆自己的功劳。布莱尔只是蜻蜓点水式地谈了成绩，而是用主要篇幅来讲工党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如此，布莱尔在讲话中27次提到“挑战”一词，而且还声称1999年为“挑战年”。在自己的党处于顺境时大谈挑战，居安思危，这的确有些不同寻常。
布莱尔眼睛紧盯着挑战是有道理的。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布莱尔和工党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确实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工党的前途和命运。这就是挑战。对工党政府来说，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存在着不少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内政方面，首先是经济上，除了布莱尔所提到的工业生产力低下、投资不足外，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英国的经济正面临衰退的危险，一些外资企业的关闭增加了英国的失业人数。其次是福利制度上，工党政府所推行的改革遇到阻力，难以贯彻实施。管理混乱，体制落后，作弊严重，该救济的不救济，不该救济的反而从中获利，这种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998年7 月，布莱尔因福利制度改革进展缓慢而更换了社会保障大臣，但福利制度改革是个关系到选民切身利益的问题，直接影响到选票，有铁女人之称的前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未敢在福利制度改革上有大的动作，因此工党在这方面改革的前景如何还难以预料。再次是社会其他方面，如教育、医疗卫生、治安和家庭，也存在严重问题。比如教育，布莱尔在讲话中就提到，好的公立学校太少，教育质量低下。再比如医疗卫生，存在着服务不周，病人等待看病的时间太长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解决起来难度较大。
在外交方面，最突出的是欧洲问题。从长远来看，归属欧洲符合英国的根本利益。布莱尔已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特别强调英国要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并试图在欧洲政坛上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大多数英国人却对英国归属欧洲持冷淡态度。据不久前的一次莫里民意测验显示，英国人中对欧洲有较强归属感的只占不到40%，而与此相对照，对大不列颠有较强归属感的人则占将近80%，特别成问题的是，对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有较强归属感的人更多，占80%强。这些对欧洲缺乏归属感的人正是政界中欧洲怀疑派的社会基础。欧洲问题曾搞得前保守党梅杰政府焦头烂额，并促进了保守党内的分裂倾向，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望。工党内部虽然没有强大的欧洲怀疑派，但是也存在相应的政治势力。目前在英国包括在工党内部，反对英国加入欧元的势力还很大，这严重制约了布莱尔的欧洲政策的实施。正是因为这样，在1998年年会上，布莱尔呼吁英国公众放弃陈旧的“光荣孤立”观念，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但是，凭英国的经济实力，在欧洲事务中又很难与德、法两国相匹敌，这也是欧洲怀疑派的根据之一，他们认为，英国归属欧洲只能是充当德、法的小伙伴，沦为欧洲二流国家，这有损英国的利益。1998年10月3日号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上有一幅图片， 反映了这些人的心态，在科尔的高大身影下，布莱尔俨然是科尔的跟班。
除了治理国家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外，布莱尔还面对着相当严峻的来自党内的挑战。由于工党政府推行的政策主要是面向中产阶级的，与“老工党”的代表下层劳动群众利益的政策距离较大，因此使许多坚持传统思想、观念的老党员失望。据一些舆论调查显示，布莱尔在党内的支持率已经开始下降，尤其是党员队伍已由1977年7月最高峰时的40 万人下跌到30万以下。与此同时，党内左派的力量有所上升。在’98年会的工党执行委员会改选中，由党员直接选举的6个席位，左派分子就占了4个。这表明了普通党员的政治倾向和左派的影响力。而左派对布莱尔的路线和政策一直持反对态度，他们攻击布莱尔背叛了工党的事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此外，在工党领导集团中，也时常出现一些不够和谐的声音。比如，一心想当布莱尔继承人的财政大臣高登·布朗就时常喊出一些“老工党”的口号；外交大臣罗宾·库克也不时地将党的总政策做“左倾”的解释。这些都会干扰布莱尔领导全党贯彻既定的方针、政策。
从上述可见，布莱尔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位的、严峻的。不过，好在他有很强的挑战意识，早已做好了应对挑战的准备。
二、继续改革：应对挑战的法宝
布莱尔是个改革家。他由改革起家，也只能用改革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他曾说过：“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工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当今世界正处于改革的时代，英国和工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是没有出路的；不正视英国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固守传统的理论教条更没有出路。布莱尔认为，不改革就是犯错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没有别的选择。正是从英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布莱尔极力倡导第三条道路，主张突破传统政治概念和模式，走一条非左非右也非左右之间的道路，建立一个既非放任自流主义也非国家干预的完全新型的管理模式。
布莱尔认识到，改革是会遇到种种困难的。在’98年会的讲话中，他承认，改革会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会遭遇到许多反对派的压力。但是，他表示决不退却，改革的决心决不动摇。改革是各种利益的再分配，必定会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因此总是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布莱尔很清楚这一点。他说：“你要改革福利制度，有人说你背叛穷人。你要打击犯罪，有人就提到人权和自由。你要控制利率，有人说你在毁灭工业。”正因为这样，他坦率地承认，改革会让一些选民付出代价，进而他呼吁公众对改革要理解和有耐心，要有远见，应该支持他的改革，同他一起克服困难，把改革深入下去。
布莱尔要用改革来缔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新英国”，以此来征服选民，让工党实现连续执政的愿望。他雄心勃勃地宣称，20世纪是保守党的世纪，因为保守党呆在唐宁街的时间加起来超过70年，但下个世纪应该是工党的世纪。
三、制度创新：构建党的组织
布莱尔在履行首相职责，推行改造英国的“新政”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他的党的领袖的职责。在这一点上，他汲取了被他赶下台的梅杰的教训。梅杰只顾政务，忽视党务，导致保守党内危机重重，最后在同工党的竞争中失败。在英国，执政党也是领导国家发展的核心力量。布莱尔任领袖后，曾对工党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的既定目标。工党正是凭此赢得了1997年大选，结束了18年的在野生涯，而布莱尔也借此入主唐宁街10号。布莱尔深知，要想实现他的改造英国的宏伟蓝图，应对他所面临的挑战，还是要依靠党的组织力量。为此，他继续推行他的改革工党组织体系和制度的方案，使其达到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
全国执行委员会是工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是议会外的最重要机构。以前通常由29名委员组成，其中7人是由党员直接选举。 现在执委会委员增加到33名，但是党员直接选举的数额却减少到6名。这样， 实际上是减小了党内左派控制全国执委会的机会，同时增强了领袖本人对执委会的影响力。在参与决策上，执委会的委员只是在各个分委员会里有投票表决权，而各个分委员会的组成又由执委会来决定。这也限制了左派分子的活动空间和影响力。1998年新当选为执委会委员的马克·塞顿抱怨说：“我不抱任何幻想，我在分委员会中只不过能看看花是怎样摆放的而已。”
在制度创新上，布莱尔的更重要的举措是通过一系列被称作“执政伙伴”的改革来进一步加强领袖的地位。以往，党的政策要在年会上表决通过，而新制度则使年会表决变成象征性的，实际上只是表示同意。按传统作法，新政策的出台过程大体如下：一般是由工会和选区工党先提出动议，然后将相近内容和观点的动议融合到一起，形成“复合”动议，年会就复合动议进行投票表决。在两次年会之间，则是由全国执委会负责政策制订。“执政伙伴”改变了上述做法。政策制订工作被交给三个新成立的机构：第一个是由布莱尔亲自任主席的名为联合政策委员会的指导小组；第二个是每年召开两次会议的全国政策论坛；第三个是八个具体的政策小委员会，负责准备有关诸如健康、经济政策和犯罪问题的报告。一些工党官员称这项改革扩大了党内民主。党的新任总书记玛格丽特·麦克唐纳说：新制度使“全党从下到上都能参与决策”。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指出：“在旧制度下， 地方党组织在年会上至多只有3分钟时间去就它们的提案进行答辩。现在他们可以在全年的任何时间将其想法灌输给政策小委员会。”更有意义的是，新制度可以使党的领袖更有效地控制政策制订过程，这可以避免政策制订过程的无休止争论以及好政策难以出台这种现象发生。同时，在对新政策进行最后表决这一关，新制度使表决票数大为减少，这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这并不影响表决前对新政策进行广泛的辩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让更多的党员发挥作用。
布莱尔还修改了遴选工党的国会、地方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规章。在遴选国会议员候选人方面，新规章削弱了选区工党的作用。以往这项工作基本由选区工党从事，现在则是由全国执委会建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将要实施的“99工程”也将在遴选地方议会议员候选人方面建立起相似的制度。在遴选欧洲议会议员候选人方面，新的规章将权利交给了全国执委会和地区执委会，由它们组成一个遴选委员会。各种遴选议员候选人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党的领袖对遴选过程的控制和影响，促使成功的候选人必须靠近党的领导层。
总的来看，布莱尔对工党组织体系和制度的改革，加强领袖集权的成份更多一些，这更便于建立领袖的权威，提高党组织的工作效率。同时，这些改革措施明显地具有打击党内左派势力的意图和倾向，所以这些改革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左派的攻击，被说成是对党内民主的破坏。但是从全党利益的角度看，这些改革是值得肯定的，它们有利于在保持相当程度党内民主的前提下，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和团结。从工党历史上的教训来看，左派往往是从基层和地方党组织中发展起来的。那些善于用美好但脱离实际的理论词句吸引眼界不够开阔的下层群众的左派分子很容易取得基层和地方党组织的支持。而旧的组织和工作制度很便于他们跻身到党的领导层。这些自恃掌握真理的人又往往不顾及党的团结和长远利益，热衷于空洞理论的说教和争论，其结果是引发党内斗争，分散党的注意力，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在90年代以前，英国社会和阶级矛盾的变化往往不是通过保守党和工党力量的消长，而是通过工党内部左、右两派力量对比变化反映出来的。这是很值得反思的事情。从激烈党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布莱尔，深知左派的危害，因此从组织和制度上入手缩小左派的发展空间和基础。这对工党来说具有战略意义。工党内争不已、窝里斗的状况看来真的要成为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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