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初期，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七次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期论文,错误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此时，随队转移的毛泽东尽管已经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以高度的责任感，“不在其位”仍坚决反对“左”倾错误的指挥。从1934年10月到黎平会议召开，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斗争至少有7次。
会昌之争，毛泽东实事求是：我们应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湘南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转移路线选择在西南方向突破粤军设置的封锁线，然后走赣粤边界进湘南，沿着红六军团西进路线渡过湘江，再掉头北上湘西地区，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战略转移的最终目标是反攻打回，恢复中央苏区。
但是，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这样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问题，博古和李德却一直秘而不宣。他们不仅没有向各级干部、战士和群众进行传达解释，甚至中央政治局也没有开会讨论过，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知道。
被排斥在中央决策层外的毛泽东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及对形势的分析，认为：宜章到湘江之间，敌人的防御力量薄弱，湘南广大地区尚无堡垒，红军可同敌人进行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不仅如此，湘南地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利于红军开展斗争。因此，他提出，野战军应西渡濂江直下南康、崇义、越过诸广山进入湘南，跨过粤汉路到水口山地区休整补充待机。但他的建议遭到拒绝。
当毛泽东知道最高“三人团”决定只带少数机关人员，并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时，又马上坚决反对。他认为行军途中领导同志在一起，可以相互沟通思想，彼此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从而形成集体智慧，以利在艰难的突围中少犯错误，减少牺牲。所以，他主张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他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的支持，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各梯队。
城口之争，毛泽东痛心疾首：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就像“叫花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
10月21日晚，部队开始突围。由于红军与广东军阀陈济棠有“借道”的秘密协议在先，所以部队很快在王母渡、韩坊、古陂、新田之间，突破了陈济棠部所构筑和防守的、由信丰至安远的第一道封锁线。粤军采取让路保境政策，避免与红军硬拼消耗实力。25日，部队全部渡过信丰河。
中央红军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后，国民党军并未弄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因此，蒋介石举棋不定，一面电令“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主力集结待命，一面电令南路军和西路军火速调兵，在湘粤边境构筑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蒋介石的举棋不定给中央红军创造了战机。当中央红军迫近湘南时，汝城只有地方部队两个团和新调来的第六十二师一个旅，第六十一师一部分，仁化地区仅粤军一个旅。这时，中央红军如能抓住敌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比较困难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打一两个歼灭性的胜仗是有可能的。
但是，急于夺路西进的博古、李德等人，采取了避战的方针，决定向文明司前进，在坪石过粤汉路取宜章、临武。对此，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应该挥师向北越过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转到永丰、蓝田、宝庆地区摆开战场，歼灭围追敌军。然而博古、李德等人置之不理，仍然命令红军沿湘粤边界的崇山峻岭西进。
当时，红军采取的是“大搬家”式的行军方式，携带大批物资，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行动十分迟缓，有时一天只走10到15公里。结果部队白白地浪费了一个星期的宝贵时间。11月6日，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占领广东仁化城口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批评“三人团”特别是李德确定行军方向和方式的错误，延缓了前进时间。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大搬家”式的行军，认为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使主力红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手脚完全束缚起来，既严重影响了红军主力的机动能力，又失去了一些主动出击歼敌的良机，没有办法进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结果只能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毛泽东还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在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指责他们碰到敌人一打就拼命退却逃跑。口头上天天喊“备战”，实际上天天在“避战”。敌人来了打一下，赶快转移，而不想办法消灭敌人。这样的方式，就像“叫花子打狗，一边打一边走”。叫花子一边走，一边打狗，狗咬不着就行了，也不准备把狗打死。使红军失掉战机，对前进道路上能够消灭的敌人也未能消灭。
宁远之争，毛泽东心急如焚：要寻找有利的时机、地点与敌人决战
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在郴县、宜章、乐昌间突破了湖南何键部、广东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进至蓝山、嘉禾、宁远。
这时，红军西征已一个月。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尽管没有打大仗、硬仗，但长途行军、气候渐冷、水土不适等，也使红军减员2.2万余人，主力红军只剩6.4万人左右。看着红军队伍一天比一天少，毛泽东心急如焚，如果像这样走下去，红军是没有前途的。尽管每次提出的建议都被李德、博古拒绝，但出于对中国革命负责，对红军负责的高度责任感，他仍然坚持提出自己的建议。
当红军到达湖南宁远之后，敌情越来越严重。此时，逐渐判明红军西进意图的蒋介石，利用交通工具的优势，调集主力16个师77个团，“决分五路追堵，与桂、粤两军协力将匪包围于漓、湘两水以东地区而聚歼之”。蒋介石命令各军：“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白天遭敌机干扰，大路受敌阻击，大量部队只能利用夜间行进在偏僻的乡间小道，又带着大量辎重，因此行进迟缓。当西进至湘江一线时，毛泽东建议：红军不要过潇水、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北上，攻占零陵粟山铺，再转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与敌作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毛泽东这个建议的意图，就是打乱敌人的阵脚，寻找有利的时机、地点与敌人决战。然而，这个关于红军进军方向的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却被李德、博古拒绝。
湘南之争，毛泽东苦口婆心：红军应到宝庆地区，诱敌决战，歼敌一路或一部
11月18日，红军分兵两路，一路前出道县，一路前出江华。11月22日、23日，红一军团红二师抢占道县。蒋介石十分害怕两支红军会合在湖南重建根据地，将湘鄂川黔的苏区连为一体，形成更大的红色区域。因此，在红军还未完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就任命老牌反共干将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统领湘、粤、桂军和中央军26个整师、30余万兵力，分五路前堵后追，左阻右截，迫使红军进入湘江以东的全州、灌阳和兴安三县交界的东西不足60公里、南北不到100公里的三角地区。并沿湘江、潇水两岸建起大小碉堡550多座，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妄图以其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再加上潇湘“天堑”，将红军“围歼”于此，蒋介石亲往南昌行营督战。
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不顾李德、博古的排挤、打击，以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以革命利益为重，又一次提出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湘桂铁路到宝庆地区，诱敌决战，歼敌一路或一部，夺取反“围剿”胜利的建议。
毛泽东的想法是，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在湘南地区杀一个回马枪，集中红军主力，寻机歼灭敌人一路或一部，打破敌人“追剿”计划，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李德、博古仍然不屑一顾。
对李德、博古的蔑视，毛泽东并不放在心上，他仍然耐心地解释说，目前时局十分严峻，湘江边敌人的兵力有15个师，而且装备上超过我们，他们可以凭据湘江之险，以逸待劳，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过多指望在蒋介石与军阀的矛盾上做文章，何键和白崇禧都是铁了心的反共先锋，跟他们遇上了只有靠硬打。
但李德认为，我们要过湘江，牺牲是难免的。我们突围就是要向西挺进，渡湘江是势所难免。沿潇水西岸北上，最终还是要渡湘江，所以北上是没有理由的。湘江边敌人的力量虽然很强大，但越到北面，就越是深入到敌人的腹心，更加不可取，牺牲或许更大，对红军更危险。
毛泽东心中明白，李德和博古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红军的危险，他也明白李德和博古的顽固，但他还要努力争取，哪怕有一丝希望，他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他进一步说明了北上的理由：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之后，红军的行军意图已暴露得十分明显，蒋介石不会看不出来，他不会让红军顺利地渡过湘江的。相反，北上可以隐蔽红军的行军意图，打乱敌人的部署。目前，红军离开了中央苏区，需要的是机动战，不是正规战。
对毛泽东的苦口婆心，博古等人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红军队伍庞大，有众多的后勤机关和军用物资随队转移，这就决定了其必须要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而不能在转移途中跑来跑去地打游击，这样会给蒋介石留下更多的堵截机会。他们顽固地坚持既定方针，要从桂北渡过湘江，向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军第二、六军团所在地湘鄂川黔根据地前进。
渡江之争，毛泽东反复说明：不能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兵分两路渡湘江，渡河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红八、红九军团等部为侧应，从后面和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而这时的蒋介石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红军在全州过湘江时，一举将红军全部消灭在湘江。
面对如此的严重情况，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博古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正像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记述的那样：“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他要求同周（浑元）的军队进行一战。洛甫和王稼祥支持他的意见。最后在军事委员会中进行表决。”结果决定仍按李德的计划进行。
当红军进入广西边境时，毛泽东再三向中央郑重地提出建议：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西渡灌水，也不应在界首渡湘江翻过越城岭高山，而应该转师北上，在黄沙河渡湘江，经白牙市（今东安）转沿扶夷水东岸，向东北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歼敌。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
在这最后的关头，李德、博古依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使中央红军陷入损失空前的湘江血战。惨烈的湘江之战，虽然粉碎了蒋介石对红军“于漓水、湘水以东地区而聚歼之”的企图，但红军人员折损过半，部队由6.4万余人骤减到3万余人。
通道之争，毛泽东强烈反驳：行军路线对不对不在于是谁决定的，现实情况才是最好的说明
湘江战役后，毛泽东再也无法容忍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的瞎指挥，他愤怒疾呼：“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
12月11日，红军攻占了湖南最西南端的通道县城。此地向北可通往湖南，向西可进军贵州，而往南则可进入广西群山之中，是名副其实的“通道”。
这时，国民党军为阻止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在通道的东面和北面即城步、绥宁、靖县一带构筑堡垒，集结近20万军队，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去钻。面临五倍于己的强敌，遭受严重损失而且苦战后未获休整的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势必又陷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甚至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也使红军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再也不能照原来的办法打下去了，必须下决心来一个根本的转变。
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外举行了扩大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关于部队作战方案和行军方向问题，会议一开始便陷入激烈的争论。
李德气势汹汹，蛮横地坚持早在瑞金就定下的方针，要红军转向北方，与红二军团建立联系。他认为，依靠红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他狂傲地声称，这是他代表共产国际制定的路线，是不能推翻的。博古一切唯李德马首是瞻，表示同意李德的提议。
对李德这一纸上谈兵的计划，毛泽东坚决反对。他指出，部队不能再向湘西前进，要放弃与贺、萧部队汇合的计划，改道向贵州前进。他还阐明了改道的原因：贵州是军阀王家烈的地盘，一向容不得中央军，而王家烈的部队是“双枪兵”（钢枪与烟枪），战斗力很弱。红军只有择弱军打，向贵州前进，才能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才能获得喘息休整的机会，才能渡过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他大声疾呼，数万红军官兵的流血牺牲该是让人清醒的时候了！不能再执迷不悟了！
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李德十分恼火，斥责毛泽东是反对中央和军委！认为行军路线是中央和军委决定的，毛泽东没有资格改变。并攻击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和“择弱军打”是机会主义路线！
此时的毛泽东对李德的蛮横并不畏惧，他反驳李德说：行军路线对不对不在于是谁决定的，现实情况才是最好的说明！眼前三四十万敌人已经布下口袋，我们为什么还要去钻？如果再按以前的计划走下去，等待红军的将是全军覆灭！
由于毛泽东的分析合情合理，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人的支持。
李德见自己成了孤家寡人，怒气满面，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后，扭转身甩门而去。李德的离开，倒给会议扫除了障碍，大家很快统一了认识，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黎平之争，毛泽东有理有据：红军只要北上到湘西，就必然要钻进蒋介石布下的口袋，只有西进才有出路
通道会议后，由于李德、博古顽固坚持，14日，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5日，一军团二师六团攻占了黔东北的重要城镇——黎平县城。军委决定部队在此休整几天，召开政治局会议，就通道会议的一些问题作出决定。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一所德国教堂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还有总政代主任李富春等。李德借口“发高烧”没有出席，但他在开会前，依然重复他在通道会议上的那些观点。
会上，毛泽东把自己的建议归纳为3条：
一是放弃北进与贺龙、萧克部队汇合及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计划；
二是西进贵州，攻取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三是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
毛泽东发言完毕，与会者大都表示支持，唯有博古表示坚决反对，仍坚持他和李德定下的原计划。于是，博古与毛泽东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博古认为，自己坚持北上是有条件的。他反复强调主张北上与贺龙部队汇合的理由：从贵州北上不会遇到敌人大的抵抗。毛泽东则认为他的这种想法太天真，是错误的。他指出，红军只要北上到湘西，就必然要钻进蒋介石布下的口袋，行不通。
会议在争论中持续了两天。最后，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央政治局同意通过一项书面的决议以认可毛泽东的意见，表达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重大改变，便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堵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使红军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争取了主动。
毛泽东以对党对红军的高度责任感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屡谏屡拒，屡拒屡谏，在维护党的统一的前提下，与“左”倾错误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并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其正确意见也终于被党中央采纳，为以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并最终扭转革命的航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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