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当代论文,农村劳动力转移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特别是在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劳动力转移思想，虽然这些内容因未能集中论述，显得不够系统和完整，常常被他的同代人和后来者所忽视。但在农民工剧烈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生活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全社会上下一心筹划和建设新农村、破解城乡二元经济困局的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国，马克思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从人类演进的宏观视角，站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高度，根植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运动规律，深刻地揭示和概括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历史根源，科学预言了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农村的巨大变迁和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马克思不仅从小生产者的历史局限性、独特性、资本主义生产的双重性和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中揭示了政府在促进劳动力转移中的主要作用，而且从工业化生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提升中，阐述了普及初等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对转移劳动力的重要作用。
一、劳动力由农业向现代工业、服务业转移，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切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其经济的起飞和工业化的过程中都经历过一个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从发展趋势上看，“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 马克思在考察这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就业的居民阶层”时，把他们看作是“资本的轻骑兵”，他们按资本自己的需要，“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② 当然，劳动力的“流动”转移只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过渡状态，更多的劳动力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稳定下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因此，农村劳动力的分化和劳动力转移，“它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且是很现代的……它是和一个完全特定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③
历史形成的生产技术的累进、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为现代产业的演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7-18世纪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不仅确立了现代工业的物质技术条件，也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生产力基础。
第一，马克思从小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局限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趋势上论证了农业集约化、社会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小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是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的，任何劳动的社会形式的改进、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任何累进和应用都会促进它的瓦解和衰亡，是因为：“它的正常的补充物即农村家庭工业，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消灭；处于这种耕作下的土地逐渐贫瘠和地力枯竭；共有地为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作为种植经营的大农业或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加入竞争。农业的各种改良一方面降低了土地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要求较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这些也促进了上述土地所有权的灭亡”④。这种土地所有权最终衰亡也“表明了它的限度”：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互相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和生产资料越来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⑤ 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⑥。
第二，马克思从生产率不断累积、提高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论证了传统经济发生社会分工的历史趋势。从沿袭数千年的自然经济中分化出现代农业和工业的社会分工或农业生产劳动和工业生产劳动的专业化分工，是农业生产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它以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为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为前提。“社会上的一部分用在农业上的部分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劳动者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⑦ 有关史料显示：在工业革命之前，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农业剩余的扩大，不仅为工业革命发生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技术条件。在18世纪初期以前，传统的农业制度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结束了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随着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把农业生产的平均剩余率由以前的25％左右提高到50％以上，⑧ 从而为随后出现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农业革命”，它对之后的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经济，不仅为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可能，而且客观上要求最大限度地转移农业劳动力。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的需求是派生的需求，劳动力的就业流动和分布格局取决于经济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基于一定生产率水平的经济规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也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证。工业革命造就了现代经济的社会大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而且使经济的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农业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产业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弱势产业，伴随着工业部门的迅速崛起，服务业也快速成长为强大的优势产业。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不仅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也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条件。
(1)现代机器工业为高效率的经济组织提供了物质条件，这些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大批量廉价商品不仅是资产阶级征服世界市场，也是彻底占领农业部门的锐利武器。“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⑨ 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⑩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欧洲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在所有权和基于所有权的制度安排中形成一种持久不竭的经济激励机制，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大于或接近社会收益率的经济效益。(11) 对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从而对生产关系、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的变革，构成了这个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不同地方。(12)“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但凭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它一方面是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脱出来”(13)，这样就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农业生产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形成大量“潜在过剩人口”，客观上要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减少到最低限度。据有关史料记载，英国直到16世纪，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75％，经过工业革命，到1801年和1851年才下降到不足35％和16％。(14)
(3)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城市的工商业得到迅猛发展，也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机会和空间。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逐步摆脱了旧的法律和习惯的束缚，获得空前迅速的发展，仅18世纪工商业的实际产值就增加了4倍。整个欧洲主要的工业产品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蒸汽机的动力从1840年的860千马力增加到1896年的40300千马力，增长了5倍。(15)
(4)农业生产的合理化要求发展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现代农业，而现代农业的发展必然大幅度地减少农业劳动力。“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16) 农业的合理化，一方面，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变成纯粹经济形式，就为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前提，“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17)。
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根植于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劳动力转移由于改革前失误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业已形成的不合理的户籍管理制度而长期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生活的变化。到1978年，我国工业化率已到达到72％，而此时的农村人口竟高达82.1％，农业就业比重高达70.9％。据测算，1949-1985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率只有0.24％，只相当于世界同期平均水平的1/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加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年均转移1300万人左右，但由于不合理的户籍管理等制度的藩篱阻隔，我国的城乡就业结构远低于国民经济的产值比例结构。2005年，我国农业产值已降到12.5％以下，但在农业就业的劳动力竟仍然占40.7％(2004年)。仅非农就业率与城市化率就相差18.6％，这就意味着我国有流动农村劳动力1.45亿人之多。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村目前仍滞留剩余劳动力1.5亿～1.8亿人。
二、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深刻的社会嬗变过程
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在这一进程中，无论是劳动力本人，还是整个社会包括农村都会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1.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业的征服是一个缓慢不均衡的过程，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起始阶段，各个国家的经济都存在一个十分庞大的传统的农业部门，而只有现代工业部门的崛起和壮大才能带动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从史料看，工业就业人口超过农业就业人口，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大都至少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缓慢地、非均衡地侵入农业。”(18) 自耕农转化为雇佣工人和新的小农经济，“实际上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最后一次征服，所以这些不平衡在这里比任何其他产业部门都大。”(19)
历史上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造成。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两个世纪内，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两次显著的变化：占支配地位的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革命阶段；随后转变为农业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工业增长速度逐渐放慢或者稳定不变，而服务业大幅度增长的“服务业革命”阶段，这就是由经济学家威廉·配第首先发现的“配第-克拉克规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路径就是现代工业和服务业，而这些部门的发展和壮大一般都要经历一二百年的历史。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是农村劳动力日益分化为现代工人、现代农民和企业家的过程。在劳动力转变的过程中，沿袭几千年的小生产者变成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马克思称之为“真正革命化的道路”，“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20) 工业革命在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21)。这个新的小农阶级一方面具有自给自足性，另一方面日益依赖市场，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者对于自己产品的货币价格的依赖性”，但他们越来越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农民变成了商人和产业家，但没有具备那些让他们能够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来进行生产的条件。”(22)
3.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经营的日益“合理化”是一个交互作用和影响的过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它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同时拼命扩大资本积累，不断推进经济生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而不断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马克思说，“在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而在农业中，工业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渗透和推广，“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23)，农业劳动力的逐步减少使农业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24)，又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减少了农业劳动力，从而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
4.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资本的投入和经营的社会化。由于小农业生产的顽强性和独特的生产率适应性，由于大农业适应了现代农业集约化、工业化和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要求，所以，马克思认为：“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25) 但农业生产扩张到一定程度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土地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农业劳动力的不断减少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都加强了农业“合理化”的趋势，也就是农业生产和经营的日益社会化。所以，从农业生产的长远发展或者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定的发展阶段来看，“土地所有权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26)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农业土地所有制为农业的社会化发展提供了条件，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27)“当耕作达到一定的水平，地力已经相应地耗尽的时候，资本(在这里指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就成为土地耕作的决定要素”(28)。
5.劳动立法保护劳动力正常的再生产条件，已成为保障劳动力转移的社会要求。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现代工业“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所以，“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面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也普遍化的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29)
马克思在这里描绘了一幅全景式的社会变革图：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土地制度、经营流转方式的变革以及新型农民、企业家和工人的诞生等等，劳动力转移不仅伴随着劳动力自身生活、素质的巨大变化和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而且带来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同时也对社会和政府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和要求。我国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不仅剧烈地改变着劳动者自身的思想观念、素养，而且通过劳动力转移不断地改变着城市，也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他们走出去的乡村。仅从农村就业结构的变化，人们就可以感受到近30年来的巨大变革：乡村人口从改革初期的82％下降到2005年的57％，农村就业人口从1978年的76.3％下降到2005年的64％。变化最大的是农村就业在全国就业中的结构变迁：2004年农业就业下降到86.8％，而工业(包括建筑业)就业则上升到52.1％，服务业就业也达到44.7％，也就是说传统的农村就业主阵地，非农村居民已经占了1/6，而传统城市居民就业的工业(包括建筑业)，现在已经是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领域，占到52％以上，(30) 就连服务业也占据近半壁江山，这种变化早已经颠覆了城乡就业的区别和领域。未来20年将是城镇人口迅速超越农村，劳动力城乡配置发生剧烈变革的历史时期，这对于城市和劳动者本人都将是历史性的巨大变迁，对于现有的市政建设、体制和劳动法律、制度都将是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三、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
古典经济学一般把管的最少的政府看作是最好的政府，把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对社会财富和经济秩序维护以及公共产品的提供上，而把经济活动的权利悉数交给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阐释了这样的真理：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尤其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巨大变革过程中，在市场经济的建立时期，政府都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劳动力转移或者自由流动的社会条件的达成，马克思认为是政府运用国家机器暴力掠夺劳动者生产资料的过程，“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31)。之所以运用国家暴力是因为“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利”(32)；“利用国家权利，也就是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了过渡时间。”(33)
1.在现代经济的发展初期，遇到了小生产者“可恶的韧性”的阻力。在资本主义确立的过程中，传统经济由于手工业和农业的富有效率的结合曾经给刚刚崛起的现代工业以顽强的抵抗，“因农业和手工业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34)，不仅使迅速发展的工业所需的劳动力严重缺乏，而且使工业化进程缓慢。“这些限制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清除。”(35) 之所以刚刚起步的现代工业经济会遇到小生产者“可恶的韧性”，“不是因为它的失败，而是因为它的成功”(36)。甚至在工业革命证明其巨大潜力的过程中，小生产者也展示了它惊人的韧性。他们不仅可以通过降低自身的生活水平与现代工业相抗争，而且他们自己的经济也有自身独特的效率，尤其是在资本稀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他们具有特别的竞争力。
2.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条件的达成离不开政府之手。自由劳动力的形成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被马克思看作是一个过程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也确实如此。自由劳动力的形成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起点，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必要的逻辑起点。它不仅是现代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商品的前提条件，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劳动力自由流动或者转移的社会条件，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重要理论前提。创造资本或者市场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传统的小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当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演进使这一过程变得越来越温驯和理性。但借助于国家强制力量发展市场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似乎越来越成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为发展中国家运用政府力量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理论支持。
3.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显著的双重效应，不加以引导和限制就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经济人”对财富的贪婪追逐和市场竞争造成的压力，不断推进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本身的掠夺，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和技术条件，形成“人对物的依赖的自由个性”的同时，也对人类的长远发展带来严重的威胁和对人的自由发展形成诸多不利的限制和影响。
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37)，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主义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建立的初期，由于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力还比较脆弱，它对劳动力的剥夺就会很残酷和野蛮，劳动力的工资就会被限制在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限度以内。特别是对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由于农村劳动力有小土地生产作为工业工资的补充，他们的工资常常被压低到生存工资以下。因此，无论从人力资源的保持和发展还是从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来看，“现在他们的工资太低也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不过这种威胁和以前的不同(原始积累时期，要求的工资太高，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引者注)，而且可能更危险。”(38) 尽管自发的、野蛮的、市场经济的形式成了工人“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政府的积极干预和生产力的足够的发展这样“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的发展的源泉。”(39)
其次，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大工业和按工业经营的农业共同发挥作用，“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40)；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的盲目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城市的日益扩张会不断吞噬农业耕地并造成对土地的滥用和破坏。“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41) 无论是现代农业对土地的掠夺开发还是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的疯狂圈占与滥用，都会破坏“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因此，如果没有政府对土地占用进行科学的规划和积极的调控，就不会形成土地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而毁坏人类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42)。
4.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而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科学技术的工业化，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工业化应用，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为了给现代工业提供合格的劳动力，英国、德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都先后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43)。从有关史料来看，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确立的早期，英国(萨克森)儿童入学率达到99％以上，德国(普鲁士)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7.5％，就连刚刚摆脱不平等条约约束的日本的儿童入学率也在1895年达到了61.24％。由于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现代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与“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的矛盾和冲突，(44) 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法和途径，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45)。虽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但社会生产力的客观发展毕竟对此提出了要求和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日益成熟的社会条件。
在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劳动的不断转换无疑给劳动力个人和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和破坏，而消除和减少这种破坏和影响，只有政府才能做到。马克思对此曾做了精辟的论述。“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动发生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46)
在马克思笔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就是利用国家暴力创造“资本”和“工人”，再配置社会资源的过程。当然劳动力转移并不因资本的原始积累结束而中断。事实上，这一过程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对传统农业的征服的全过程，只不过在随后的过程中劳动力的转移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不是通过政府来推动的。对于有了相对厚实资本积累和工业基础的先导工业化国家，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打破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枷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领农村、统一国内市场保驾护航。而对于存在着大量隐蔽失业人口的后发展国家，政府肩负的经济职能就更为重大。它不仅要拆除妨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堡垒，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肩负为劳动力转移创造经济条件，积极推动工业化进程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常常面对着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庞大停滞的传统农业部门和相对弱小有希望迅速发展的现代工业部门，高速增长的人口、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极为稀缺的资本资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或重新配置剩余劳动力成为推动工业化的主要动力和主要衡量标志。
我国工业化和市场化则走了与经典资本主义不同的演化道路。工业化资本积累和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1958-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隔离城乡、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城市工业化的战略。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劳动力转移的步伐，而且高速工业化所需的大量的资本是以过度掠夺农业的剩余为代价积累起来的。这不仅严重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而且铲除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基础。事实上，国家正是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为工业部门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工业原材料和资本积累。资料显示，1952-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中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中国自1978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责任制，严格限制劳动力转移的人民公社体制最终解体，但这种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并没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而发生根本变化。事实上，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政府基本上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所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减少对农村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基本是沿着“自为”的路子走过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单靠农村劳动力的“自为”越来越无法保证农村劳动力健康有序而又持续的发展下去了。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凸现很多新问题：农村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日益“枯竭”；农民工权益损害严重；农村因大量高素质劳动力流失而越来越依赖于化肥、农药，粗放经营越陷越深；转移出去的劳动力身份认同和转变遇到素质等困难，等等。
我国的劳动力转移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如何合理的调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节奏，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可持续地分流和转移，不仅是调适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和城市在内的职能部门和居民积极适应和应对劳动力转移带来的深刻而巨大变革的需要，也是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和永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政府责任不是减少了，而是空前的加重了。
四、结论和建议
马克思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若以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发表算起，至今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虽然今天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劳动力转移本身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但该理论以其深邃的思考和独特、宽阔的世界历史视角经受住了历史和现实实践的考验。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实践，以及我国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的社会实践都会进一步丰富和验证这一理论的实践意义和时代价值。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的良性互动发展，为了更好地以工促农，统筹城乡发展，为建设新农村打下坚实的基础，政府要结合新时期劳动力转移的新特点、新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多做努力：
1.转变观念，强化责任，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指导和调控，积极探索和应对劳动力转移及其引发的深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做到未雨绸缪，早做准备。1978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已向非农产业转移累计达1.9亿人，跨地区流动劳动力年均已经超过了1.4亿人，如此巨大规模和范围的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不仅会给劳动力本身带来巨大的改变，也会对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也对政府的管理和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和要求。
2.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积极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适时推进土地生产经营的适度集中、适度规模化，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目前农村按人均田的土地使用权的分配方法，不仅不利于农业科技推广、水利建设，而且也不利于土地的集约化、社会化经营和管理。改革的着眼点就是要取消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探索按实际农业劳动力和经营能力分配耕地的新方法。
3.积极创造条件，开发农村经济资源，搞活农村经济，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农村之所以难以彻底缩小与城市的收入差距，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经济活力不足，农民创业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因此，要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参与农村经济资源的开发，大力培育农村经济活力的力量源头——激励农村劳动力积极投身于农业和各种非农产业的创业和创新活动中，从而造就数以千万的农村企业家。
4.积极推进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大力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目前农村劳动力，不仅是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也是我国工业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因而，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提高，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工业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因素。
5.通过立法和加强监督，强化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积极探索农民工的后续发展途径。现在很多农民工实际上是靠出卖青春来换取眼前的经济利益：劳动力时间过长，强度过大，安全和社会保障条件缺失，严重地威胁着他们的后续发展和未来的出路，也关系着企业的发展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全局。所以，要严格执法和监管，积极创造企业、工人共同发展的新机制，鼓励企业在职培训、鼓励农民工岗位成才，以期形成企业和职工良性互动的发展。
6.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体制，建立良性互动的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的市场平台。随着城乡隔离政策的拆除，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在逐步改变，城乡劳动力由于市场分割形成的“异质性”特征在逐步减弱，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越来越形成直接的竞争和替代关系。所以，建立统一双向互动的劳动力市场，允许有能力在城市发展的农村劳动力成为城市人已经成为历史的潮流，同样，允许愿意在乡村发展的城市人到农村发展，也是必然的要求。
注释：
①②⑥⑨⑩(16)(21)(24)(27)(29)(31)(32)(33)(35)(37)(39)(41)(43)(44)(45)(46)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8、765、873、858、858～859、579、858、781、578～579、576、822、312、861、729、716、563、579、55、560、557、5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④⑤⑦(13)(17)(18)(19)(20)(22)(23)(25)(26)(28)(34)(40)(42)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3卷，713、912、912、716、696～697、697、762、732、373、917、718、137、702、762、372、919、9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⑧(14)(15)[意]卡洛·M.奇波拉 主编：《欧洲经济史·工业革命》，中文版，363、26～27、1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1)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文版，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文版，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30)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5)、《2005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02-28)计算。
(36)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中文版，41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8)转引自约·拜巴斯：《自由贸易的诡辩》，伦敦版，206页，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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