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和对外文化交流——以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验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德国论文,英国论文,为例论文,文化交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3·14事件”之后，面对西方传媒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围绕着人权问题对中国的围攻，广大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击，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交锋。在对此现象进行反思时，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在消除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误解、使其更了解中国的国情、文化和价值观方面，中国民间社会应该、也完全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民间非政府组织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非常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事实上，欧洲国家很早就开启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非常引人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非政府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对外文化交流机构“法语联盟”，遍布世界133个国家，在世界各地拥有1070余所分支机构，注册学生45万，每年参加其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达600余万人次，“法语联盟”在中国北京、上海等11座城市设有培训中心，注册学生超过2万人。①英国最大的国际文化交流组织英国文化协会在全球109个国家的223个城市设有办事处，雇有7500名员工，其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3年，当时在重庆建立了办事处，在亚洲各国中是最早的。目前，英国文化协会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都设有信息中心。在信息中心可以免费进行信息咨询、上网、浏览最新英国期刊、查阅英国留学和有关英国的综合信息，了解当代英国最新的发展和科研成果。②德国最具实力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目前在全球81个国家设有147个分院，其中包括在中国的北京和香港地区开设的分院。③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国家是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府本身担当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工作？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欧洲国家的经验进行探讨。
一 对外文化交流的先行者
在欧洲，有组织的对外文化交流最初是由非政府组织发起的。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国家公民大举移居海外，但他们普遍希望使其子女能够继续延续与其母国的文化血脉，因此产生了让他们在海外也能够接受母语教育的强烈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各样民间创办的“法语学校”、“德语学校”等应运而生，初衷就是服务于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国民以保持统一的文化认同意识。但人们很快发现，不仅移民的子女，而且很多当地人也非常愿意到这样的学校就学，通过学习法语或者德语语言，使当地人有机会接触法国和德国文化，从而增强了对这些国家的了解，进一步产生了对这些国家的好感，因此这些学校开始向当地居民敞开了大门，由此导致了世界各地对这些学校的需求急遽上升。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一些民间机构纷纷建立，例如法国1883年成立的致力于在海外进行法语教学的“法语联盟”、1902年成立的致力于海外非宗教教育的“世俗传教士”(Lay Mission)和1910年成立的致力于学校包括高校交换项目的“海外办事处”(Office National)。④这些机构建立后，开始系统和有针对性地培训法语教育人才，然后把他们派往世界各地，使得海外教育更富于组织性，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网络，同时海外法语教育也更加规范化，极大地提高了质量。“法语联盟”至今仍是法国最富于影响力的海外文化交流机构。
德国于1881年在柏林成立了民间机构“保持海外文化认同德意志学校联合会”(Allgemeine Deutsche Schulverein zur Erhaltung des Deutschtums im Auslande)，其功能与法国的相关组织类似。截至1902年底，它拥有世界各地282个地方性分支组织、33594个成员，年度支出126498马克。⑤为了进一步整合相关的工作，1925年在慕尼黑大学成立了德国学院，主要的工作形式也是开设德语语言培训班，以此为平台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传播德国文化。德国学院于1945年关闭。1951年联邦德国成立后，在慕尼黑成立了培训外国德语教师的专门教育机构歌德学院，但它并非一个全新的机构，而是原德国学院的延续。⑥目前，歌德学院已经遍布世界，是德国最庞大的海外文化交流基地。
在欧洲主要国家中，英国是有组织的对外文化交流起步较晚的一个国家。在1934年之前，外交部、驻外使馆和外贸部等不同的政府部门虽然也从事在海外宣传和树立英国形象的工作，但它们的工作缺乏系统的规划和必须的资金，相形之下一些民间组织如“世界人协会”(All Peoples Association)通过设置高校学术交流项目、创办杂志、对外广播、建立人际联系等，采取更“全方位”的方式致力于海外文化交流。因此，在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支持下，1934年在“世界人协会”这个民间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负责全面整合和协调英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如法国和德国日益强烈的竞争和挑战，这个组织就是英国文化协会，它至今仍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机构并自始至终保持着非政府组织的地位。⑦
从以上简短的回顾可见，在欧洲主要国家，民间组织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先行者，这反映了它们由于根植于民间，最先捕捉到了新的社会需求，在政府还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且没有推出相关的政策和建立相应的机构进行处理和解决时，社会先行组织起来，整合资金和力量，在这一领域开展有效率的工作，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这一事业的发展。那么，各个国家的政府对此又相继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二 政府为对外文化交流提供的有力保障
民间组织的先行工作，让政府看到这些海外学校完美地担当着文化交流的媒介和使者，如1943年在“法语联盟”成立60周年之际，戴高乐将军的临时政府曾公开宣称，“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精神和道德的自由碰撞使我们的文化得以传播，让所有人从中受益。组织这样的碰撞和交流，就是‘法语联盟’诞生的原因，也将是‘法语联盟’继续存在下去的原因。”⑧而这种文化交流无疑非常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法国的国家形象，从而进一步推动政治和经济等其他层面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因此，法国政府在20世纪初期便开始认识到文化在对外交往中的重要性，并决定把文化外交纳入到法国外交体系当中，并将之视为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海外传播法国文化由此成为“神圣的使命”。⑨
德国在1871年实现统一之后迅速崛起为欧洲强国，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拉姆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在1913年致信当时德国首相冯·贝特曼·霍尔维格(von Bethmann Hollweg)，建议德国应该向其他的西欧国家如法国学习，把有创意的对外文化交流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但遗憾的是，首相虽然对他的观点予以赞同，但并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和政策。⑩二战结束后的1966年，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的威廉·勃兰特首次明确指出，文化关系是继政治和贸易之外国际关系的“第三个层面”，文化应与政治和贸易一起并列为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勃兰特的观点不仅确定了文化外交在德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同，如美国把文化视为政治、贸易和军事之外对外关系的“第四个层面”。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非政府组织为应对民间诉求开拓了对外文化交流这一全新领域，从而促动法国和德国政府在国家层面上确认了文化交流对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开始把对外文化交流视为国家整体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接下来国家是不是把这一块工作全部从民间接手、由自己承担下来？事实上，英国、法国和德国政府并没有包揽民间组织已经展开的文化交流活动，而是采取不同的体制，给予它们的工作以更有力的支持。
法国把“法语联盟”等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纳入到政府的整体外交体系之中。1910年，法国外交部创建“海外法国事务和学校办公室”，统管法国境外的法语教学，通过一个政府的行政单位来协调和组织文化交流事务，这是世界上的首创。1945年，法国外交部成立“对外文化关系和法语事务总司”负责相关事务，这是“文化”一词首次应用于官方机构。二战后，法国更是把对外文化交流视为其外交事务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在中央政府设有跨部门的“国际合作和发展委员会”，由总理主持相关会议，制定对外文化事务的总体政策，外交部的“国际合作和发展总司”负责协调和执行。作为法国文化外交的“总部”，该部门在巴黎有600名工作人员，管理着全球7000多名工作人员，占外交部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总司的年预算占外交部整体预算的40%。近几年法国用于对外文化交流的费用逐年增加，每年都保持在10亿欧元以上。(11)2006年，法国外交部宣布外交部与文化部联合成立“法国文化署”，将整合外交部和文化部的相关资源，以促进法国对外文化交流，增加法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和“可读性”。
英国政府采取不同于法国的体制，由非政府组织做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角，对外交流的策略及其实施都由非政府组织负责，但政府通过外交部向这种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以保障它的正常运作。如英国文化协会，它实际上充当一种媒介，它的一端连接着英国的大学、研究机构、艺术团体和职业精英等等，另一端是它从事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对象国和地区的政府机构、学术单位、艺术团体，参与活动的群体和个人等，把两者链接在一起的是文化协会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处在第一层级的是决策机构，以及为它提供专业意见的咨询委员会和提供财政支持的政府相关部门；第二层级是管理机构，包括管理总部、专家组和项目资源部；第三层级则是文化协会驻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机构及其在当地创办的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它们在当地经常展开英语教学、文化交流项目和活动等等。(12)
德国政府采取的则是一种介于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混合”机制。外交部设有文化关系司，负责对外文化交流政策的制定，但具体的操作则交由非政府组织如著名的歌德学院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等，不过政府会与这些组织签订双方进行合作的框架协议。根据这种协议，歌德学院近年来在海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促进国外的德语语言教学；从事国际文化合作；通过介绍有关德国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生活等方面的信息，展现一个丰富多彩的德国形象。(13)但在此框架内，歌德学院独立展开工作，拥有非常大的自主权。这些从事文化活动的组织的资金也大部分由政府提供。
无论法国、德国和英国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经费都来自政府，以保证其财政资源的稳定性，这是它们能够持续在海外展开工作的最有力保障。尽管英国由非政府组织主导自身的活动，但政府利用其财政支持的强大优势不可避免地把政府对外文化政策的意图和取向渗透到非政府组织的决策当中。德国和法国则通过明确的框架协议或管理机制，使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与国家总体的外交政策步调一致。法国更进一步，把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纳入到政府管理范围里面，使得政府通过整合不同部门资源构筑的最具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官方外交网络给予它们更有力的指导和支持，从而保障它的活动更有效率，使其成为法国外交网络最富于活力和亮色的重要环节，充分反映了法国政府对文化外交的独特认识，即文化外交是一项系统和综合性的工程，需要外交、文化、教育和财政等不同部门的协调和配合，而只有政府拥有这样的整合和调动资源的能力，因此政府对此责无旁贷。
以上分析可见，几个国家尽管采用的形式各异，但在认同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基础上，都把它们的工作纳入到政府对外政策的轨道上，因此这些组织的活动被赋予了相当的“官方”色彩。例如，德国歌德学院目前正在承办一个大型的德中文化交流项目“德中同行”，自2007年8月起利用三年时间，把德国的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集中向中国人民展示，足迹遍布南京、重庆、广州等六座中国城市，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阿克曼任项目总监。这个项目的起源是在2004年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访问德国期间，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举办旨在促进两国友好合作的“德中同行”活动达成共识，然后由德国外交部主办，以“塑造和维护一个积极、富于创新的面向未来的德国形象”，不仅以此“增进德中双方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为长期成功合作奠定基础”，同时进一步“开拓德中合作新领域”，这个项目的具体操作大部分由歌德学院来承担。再比如为了配合德国政府近年来把非洲作为对外交往的一个重点，歌德学院目前正在非洲展开“非洲行动”(Aktion Afrika)的主题交流项目。(14)这里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实际上是政府外交工作的一个延伸。
尽管“官方”色彩不可避免，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法语联盟”、歌德学院，还是英国文化协会，仍然享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它们作为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基本特点始终没有改变。最重要的是，这几个国家在海外的文化交流工作大部分仍然是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政府没有把这项工作全部大包大揽到自己身上，甚至并不直接出面。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政府都做出这样共同的选择呢？
三 独立性保障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
法国、德国和英国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非政府组织都非常注重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例如“法语联盟”在所有国家始终保持非政府色彩，都是根据当地法律建立起来的非盈利性机构，拥有一个志愿工作的理事会，由所在国公民担任主席，理事会的工作不取报酬，不介入当地的政治、宗教和种族争议等，并且所有的法语中心都根据具体情况坚持采用不同的形式介绍法国文化，并致力于与所在国的文化交流，当然前提是他们制定的办学章程须得到法国“法语联盟”的认可。(15)北京歌德学院在其网站上也声称“对于所有积极从事和德国、德语以及德国文化相关工作的人们而言，我们独立负责自己的工作，不带有政治意味。”(16)其工作“目的是通过对话合作建立长期的互相信任理解，以便有助于促进国际文化合作。”英国文化协会在其所从事的对外文化交流领域具有主导权，政府只限于监督并给予它财政资助，英国这一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自主性是最高的。
保持非政府组织独立性，并让其在文化交流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首先是基于这些国家政府和社会对于对外文化交流独特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促进不同合作伙伴之间价值观上的沟通，有助于相互间的深入理解，在自身的价值体系之外，能够承认和理解“他者”的文化个性，从而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寻求伙伴之间的共性，并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展开合作。而合作得以有效地实现，不仅仅只依靠各国政府之间的协同与合作，更为重要的是依靠各国的民间社会。因此文化沟通的最终目标不只是要使一些政府官员之间达成理解和共识，而恰恰是要实现不同价值体系和利益共同体里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理解。民间社会是文化对话和交流的真正主体，例如项目总监阿克曼在向中国媒体阐释“德中同行”时曾明确指出，该项目的主要目标群就是中国的普通市民。因此，利用民间组织在合作伙伴的民间社会中展开工作是恰当的选择。而相比于非政府组织，政府在对外交往中更多面对的也是他国的政府，而政府一旦面对民间社会时，由于地位和角色的不对等和错位，沟通和交流的效果往往不如民间社会之间借助非政府组织进行的直接沟通。
其次，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由于受到不同时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影响，难以摆脱一些偶然性和短期性因素，而文化交流活动则立足于长远，寻求不同市民社会之间的深入沟通和理解，所以由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来承担这项工作，有利于摆脱对外政策偶然性和短期性情况的束缚。这样它既可以先于政治和经济活动而展开，也可以对已经开展的政治和经济活动进行支持和补充。
再次，保持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能够使其相比于政府组织在民间展开工作的优势充分发挥，从而更有效率地推动对外文化交流事业。原因如下：
第一，非政府组织更富于灵活性和创新性，从而探索出与不同市民社会沟通和交流的不同模式。尤其在今天世界不断变“平”的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和平与安全、增长与发展、生态保护、人权捍卫等诸多领域都对人类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世界必须共同应对，而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满腔热情拥抱标识自身认同的“橄榄树”，对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需求前所未有的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不可能只有一个模板，这就要求从事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机构，必须因地制宜、不断创新、探索与不同伙伴的最佳沟通和合作方式。正如北京歌德学院强调，它在中国展开的所有项目，都是由德国和中国双方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共同构思、组织和资助的，包括这次“德中同行”项目所有活动的开展都是德中双方策划和设计的。非政府组织本身就是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所以它更有优势摸索出连接海内外两个不同民间社会的独特途径，它在世界上有多少个合作伙伴，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合作模式，而且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尝试把合作一步步推向深入。正如歌德学院宣称“我们将带来更多的创新”，(17)英国文化协会宣称“英国文化协会携英伦创意与学习机会牵手中国人民，并为建设英国与中国的长期友好关系而努力”。(18)这种文化交流中的灵活、创新和多样性是单纯依靠政府外事部门一己之力很难加以实现的。
第二，专业性。非政府组织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例如，德国歌德学院借助歌德学院、歌德中心、文化机构、阅览室以及语言学习及考试中心等一系列的专业机构和基础设施，并配备专业的教学和管理人员，开展对外文化和教育交流的工作。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为从事德语教学的老师提供研讨会和研究班，为学习德语的学员设立了各种级别的语言班，另有多种考试项目作为语言工作的补充。信息中心／图书馆介绍德国在文化、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最新的信息，为所有对德国感兴趣、想学习德语的人们提供丰富的书籍及其他资料。除此之外，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组织并支持中德文化交流活动，范围涉及现代艺术、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的哲学问题等非常广泛的领域。(19)这种专业优势是非政府组织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政府的外交或者文化管理部门难以具备的，如果政府从头做起无疑需要极大的费用成本，而借助非政府组织已经磨炼成熟的专业优势肯定是节省成本的最佳选择。
第三，编织人际网络。文化交流的实质是以文化为媒介连接不同的社会和公民，文化是由人来承载和传播的，文化当然有物化的载体，但人无疑是文化最直接和生动的载体，在法国人的观念里，真正的文化接触必须以见面和交谈、以人的联系为前提。(20)因此通过文化交流，可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编织理解和认同自身文化价值观念的人际网络，从而为其他层面的相互合作积累资源和奠定基础。非政府组织恰好在这方面拥有政府组织所没有的优势。例如“法语联盟”或者歌德学院派出的语言教师，无疑充当着法国或德国文化的使者和“代理人”，而他们又在世界各地培训当地人成为语言教师，这张文化传播的人际网络势必不断地扩充。其他的非政府文化机构如大学在吸收外国留学生，培养其他国家的专业人才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和贡献。2008年11月7日至9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首次在北京举办中国校友会，邀请全国各地曾经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和进修的各专业领域人士齐聚北京，柏林自由大学的校长和第一副校长亲临聚会并介绍了学校近年来的发展以及今后的攻坚方向。尽管这是自由大学的一次自主活动，但活动所需经费都是由德国最大的学术交流组织也是非政府组织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提供的。这个组织与歌德学院一样，都是在文化外交框架下主要由政府资助展开交流活动的。可以想见，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协调和资助下，如果各个高校以及其他一些团体都举办类似的活动，那么这个人际网络会越来越庞大和细密，对文化交流无疑是极大的推动和促进。
总之，无论法国“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还是英国文化协会，这些非政府组织不仅是对外文化交流领域的先行者，而且直至今天一直承担着这些国家文化交流的大部分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果。非政府组织之所以成为文化外交的一支“主力军”，离不开这些国家对文化外交的目标和重点，即在于从价值层面上争取“他者”民间社会认同的定位，及其对文化外交工作特有的规律的认识和尊重。与其他的民间组织不同，这些非政府组织不以追求商业赢利为目的，从事的是文化传播和沟通工作，不过与其他民间非赢利组织不同，由于它们的工作受到国家利益的制约与影响，国家对它们予以财政支持和方向性导引，以保证它们的活动与政府设置的对外文化政策的整体目标是一致的，而且能够配合政府运用其社会的力量践行政府的政策，因此它们的活动被赋予了“官方”色彩。但同时在另一方面，政府却保障了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使其在文化交流领域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出来，提高文化外交的效率。因此，这些组织同时具有“半官方”和“半民间”的性质，是介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部门”，不仅在国内政治中充当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媒介，以实现既满足民间社会诉求与创意又贯彻政府政策意图之间的平衡，而且从我们以上的分析可见，在国际文化交流领域它们也能够发挥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这是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些国家文化外交成功的一个体制上的经验。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文化外交本质上是这些欧洲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体系，它们不仅起步很早，而且直至今日仍然为在世界上继续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不断努力。
注释：
①资料来源：http://www.ccfpekin.org。
②资料来源：http://www.britishcouncil.org。
③资料来源：http://www.goethe.de。
④J.M.Mitchell,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London:Allen&Unwin,1986,p.23.
⑤资料来源：http://www.zeno.org。
⑥张帆、王红梅：“文化的力量：德国歌德学院的历史和启示”，《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第11期，第23-27页。
⑦J.M.Mitchell,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pp.38-42.
⑧华静：“法语联盟在中国”，中国侨网，2006年7月10日，http://www.chianqw.com.cn。
⑨J.M.Mitchell,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p.2.
⑩J.M.Mitchell,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p.25.
(11)苏旭：“法国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努力”，郑秉文等主编：《走进法兰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405页。
(12)J.M.Mitchell，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p.74.
(13)资料来源：http://www.goethe.de。
(14)资料来源：http://www.suswaertiges-amt.de。
(15)华静：“法语联盟在中国”。
(16)资料来源：http://www.goethe.de。
(17)资料来源：http://www.goethe.de。
(18)资料来源：http://www.britishcouncil.org。
(19)资料来源：http://www.goethe.de。
(20)［法］多洛：《国际文化关系》，孙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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