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协商消解民粹：数字时代下网络民粹主义的应对之策*
张 霞 刘学军
【提 要】 新近在欧美兴起的第三波民粹主义，已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这种民粹在当下中国虽不存在，但以网络民粹主义的特有形式展现出来。网络民粹主义作为民粹主义的一种特有现象，既具有民粹主义的一般特征，又具有因网络技术的应用而衍生出的独有特质。网络民粹主义虽然具有一定的促进参与、让人民发声等积极意义，但是它的非理性、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反建制倾向则需要有效规制。无论是在理念价值、制度规范还是在实践层面，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都是对网络民粹主义的有力回应。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倡导的理性协商、多元共识、制度化路径可以逐步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负面效应，发挥正向有序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实现从网络民粹向网络民主的转变。
【关键词】 网络民粹主义 协商民主 理性共识 有序参与
近几年，民粹主义无疑是中西方学者都比较关注的社会热点现象，位于当今世界范围内社会思潮关注度的首位。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商人特朗普当选总统（佟德志教授运用数据分析软件Nvivo对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重要讲话进行分析得出，人民一词总计出现686次，加权百分比达到了0.68%[1]）、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等事件的发生，外加反全球化、反移民等政策的实施，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已经演变为一项政治运动。但是在我国稳定有效的政治体制下，民粹主义并未形成一种政治运动。尽管如此，对于这种异军突起的社会思潮，仍应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特别是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网络民粹主义在我国应运而生，且愈演愈热，属于我国民粹主义的主要展现。在人们的固有思维中，一提到“民粹主义”，第一反应往往是消极、负面的，对待网络民粹主义亦如此。就目前研究网络民粹主义的文章来看，学者们往往将网络民粹主义看作是一种反面的现象和问题来分析，大多只是通过分析概念、特征和影响等途径就网络民粹主义来谈网络民粹主义的对策，有很大的局限性。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提出应客观看待我国网络民粹主义，它既有积极作用亦有消极影响，但网络民粹主义的正面积极作用往往被学者所忽视。在认识到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从协商民主的视角来进一步透视当下中国网络民粹主义，以期通过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路径来逐步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激进、非理性、对立的层面，转化至包容、理性、共识的层面。
一、网络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中国形式
民粹主义近几年在西方愈演愈烈，用“异军突起”来描述这一现象是再形象不过了。在西方，民粹主义不仅表现为一种社会思潮，更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西方自由民主的固有困境无法消解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透过西方危机审慎反思我国，在我国并不存在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而是以网络民粹主义的特有形式表现出来。可以说，网络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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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粹主义的源流
民粹主义思潮反精英、反建制、反代议制，诉诸人民大众，往往将人民视为一个整体，其他精英管理者则被认为是人民的对立面，是人民的敌人。在民粹主义的思维里，就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并不存在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中间地段，也即没有可以商量协商的余地，是一种零和博弈。但人民这个概念往往也是模糊不清的，会根据不同情况的变化来决定哪些是人民的范畴，剩余的自然就是人民的对立面。
民粹主义和民主虽然都诉诸人民，将人民作为从事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根基。但是此人民却非彼人民。在民粹主义中的人民是充满激情、非理性的、要求人人都积极参与。但是现代西方民主政体下的人民则往往是冷漠的，并不需要人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人民只需要通过投票来决定政治候选人，剩下的则是代表和精英的事情。民粹主义总是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没有核心的价值追求，只是单纯的批判，批判有余而反思不足，为此，民粹主义形不成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只能是一种社会思潮或社会运动。它既是进步也是保守主义的工具；既能为民主主义者服务，亦能为独裁专制者所用；是左派的同盟，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正如保罗·塔格特指出：“这种适应性源于民粹主义的‘空心化’：民粹主义缺乏一种能为之献身的价值。”[2]
多元性是协商民主的前提，也是符合现实社会的理论回应。培育人民群众的理性思维，逐步消解二元对立思维。在网络民粹主义的思维下，普通大众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为此，需要通过协商、讨论来消解这种集体无意识，逐步养成协商和讨论的习惯，实现网络民粹主义向网络有序参与的转变。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是在政治哲学层面提出的，并没有在政治科学领域得到过多关注。当代西方主流政治体制的运作仍然是竞争性选举的自由民主体制。随着自由民主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多元主义和“后物质主义”时代的到来，特别是民粹主义的兴起给主流自由民主带来巨大挑战。英国通过全民公投脱欧，美国特朗普总统当选及当选后的反移民、反全球化等一系列逆民主政策，这些都是在自由民主体制下合法产生的行为，显然目前的自由民主无法摆脱这种困境。那么，为弥补自由民主不足的协商民主能否拯救西方民粹主义，又具有多大程度的现实操作性？还是仅仅只能在理论层面对民粹主义思潮予以回应？虽然西方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成为主流成功的民主理论，也带来较好的效果，但是现在西方政治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有很多表现形式，全民公投就表现出一种民粹主义倾向。全民公投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民粹主义。但是当下全民公投表现出来的多是民粹主义思潮。而协商民主所强调的是政治参与能力和理性能力，与全民公投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之间显然存在悖论。如果西方协商民主仅仅是一种理论设想，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实践层面西方协商民主并不能实际应对民粹主义运动的困境，那么，中国的协商民主能否有效应对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亦或者说中国的协商民主能否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的经验，反思并超越其实践不足，以期在实践操作层面进行有效应对呢？
在我国，民粹主义主要以网络民粹主义为表现形式，并未像西方国家那样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或“民粹主义动员”[3]的政治实践。但正视当下中国的网络民粹主义至关重要，因民粹主义具有随环境变而变的适应性，可以为很多势力所操弄。网络民粹主义同样自带这种特征，如不对其加以重视，它的负面效应很可能攀附其它势力，走向极端化，进而演变为一场不受控制的社会运动。
南部帮浦东段矿区发现的F1、F2，走向近EW，F1、F2是热液充填型高品位铅锌矿体的主要赋存部位，F11、F12及F13则是产于岩体内的次级断裂。北部笛给矿区总体构造格架为一系列的向南倒转的复式背向斜组合，背斜主要构造线走向近EW，向斜相对开阔舒展而背斜往往紧闭，岩层产状多陡倾。其中矿区中部发育一条背斜，走向近EW向，贯穿于整个矿区，核部地层为典中组凝灰岩，两翼岩层倾角均呈陡倾状，区内复式向斜南部和北部有多个由古近系典中组火山岩组成的较大的向斜盆地构造，中间为由二叠系旁那组片岩组成的次级背斜。铅锌矿体产于南部两个较大的倒转向斜盆地南翼凝灰岩中近EW向断裂中。
（二）网络民粹主义的逻辑与形式
网络民粹主义作为民粹主义的一种特有现象，需首先明确其表现和特征。网络民粹主义，从字面意思理解，即网络与民粹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依托网络平台而发展起来的民粹主义。因与传统民粹主义发生的场域不同，网络民粹主义除了具备民粹主义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外，网络民粹主义还衍生出一些独有的特质。林伯海指出：“网络民粹主义是传统民粹主义在当代的具体表现，是对传统民粹主义承继与衍化的结果。”[4]网络平台使得网民参与无门槛，去权威、去中心化，促使政府吸收接纳民意，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真理总是愈辩愈明。倾听民意是政府做决策的重要一环，自然网民的心声也不容忽视，尽管这种民意是非正式化、非成熟、非理性的表达，很多时候是一种情绪宣泄。在传统政治体制下，普通民众的诉求需借助精英来表达，但在自媒体时代下，普通网民即可通过微博、微信、论坛等来直接表达利益诉求，无需借他人之口来表达自己。为此，不需要代表来代表我，在互联网上我可以代表我自己。显然，自媒体时代的网络民粹主义具有明显的反体制、反制度化特点。在网络民粹主义的场域中，制度和体制不但多余，还起到阻碍限制作用。普罗大众完全可以借助网络直抒胸臆，他们无需通过制度化途径按层次上传。网络表达的方法更直接、简单，必然会拒绝受程序性限制的制度化途径。
网络民粹主义不满于现存体制，对通过制度化途径解决诉求抱怀疑态度，或因寻求制度化途径受挫或受到不公正对待，转而通过网络渠道散布、发布相关言论，通常言论带有偏激、敌对意味，往往仇官、仇富。如席尔斯所言：“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有民粹主义。”[5]非客观、非理性，不信任官方言论，与官方唱反调。民众通常是从自己主观意愿、个人好恶角度来评判、推测事件，认为跟自己意愿相符的才是真实的信息。且偏重于从思维定势来分析，认为警察、城管、政府工作人员等强势一方是错误的、不公正的，受害者永远是弱势群体一方。外加网络平台的虚拟性，个别媒体和煽动家为博人眼球，增加关注度，会肆意宣扬，歪曲事实，以求增大影响，但产生的往往是消极负面的影响。无论是对制度化还是法治化都有严重的削弱，网络民粹主义的参与如突破制度化的限制，较之政治冷漠有更大的危害。它往往打着人民名义、弱者的旗号来挑战权威、挑战秩序，排斥包容和妥协。
我国网络民粹主义既有正面影响，如实现民众发声、促进参与，但亦有非理性、短视、裹挟民意等负面影响，为此，对我国网络民粹主义应客观地从正反两方面来看，不能偏颇一隅。应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路径逐步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负面效应，扩大正面积极作用，并使之成为数字时代人民有序参与的平台和途径。
在公共协商过程中，通过讨论、辩论可以起到教育和培养普通大众提高参与的能力。佩特曼认为有效的参与，特别是普罗大众在关系他自身切身利益的基层参与或者工作场所的参与，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政治效能感，也即政治能力。进而有助于他们参与全国范围的政治事务，参与不能是抽象的理论逻辑设想。当然，协商民主所强调的参与，又不同于参与民主理论仅注重参与的扩大、参与形式的丰富，而是更注重参与的质量。希望通过参与起到真正协商的作用，不是仅就参与而参与。进行协商的前提是你对该公务事务有判断、认识，我对该公务事务也有我自己的判断和认识，基于更好的公共利益实现，我们相互交流、讨论，彼此吸取对方有益的观点来完善、修正自己之前的想法，最终达成共识。显然，协商民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不同于精英民主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前提，只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在社会机制的作用下会形成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协商民主是连续性参与，不同于选举民主的断点式参与，连续性的参与更能有助于培养公民的参与能力，养成参与习惯。
二、缘何产生：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
鉴于我国民粹主义并未形成一种政治运动，只是以网络民粹主义这种特有的现象展现，因而单纯从理论上剖析网络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或许行不通。林红总结了西方学者研究民粹主义的四种理论范式，“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民主化理论”[6]。但是这四种理论范式都属于规范性研究，缺乏经验性研究。对应我国网络民粹主义的研究，就不适用于一种规范性研究，将网络民粹主义的表现囊括进某个理论范式中，“将所有个案置于一个统一的理论之中”[7]，显然有失偏颇。笔者试图通过对近几年发生的网络民粹主义事件的经验性分析，梳理出其背后产生的共性原因。
（一）根源：现代化进程中多元主体的利益未得到公正满足
[1]佟德志：《解读民粹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2期。
现阶段，我国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过程中，主要存在2个问题：（1）农民参与频率不高。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多数农民并未认知到该项工程开展的重要性，在建设期间也并未积极参与实际的管理与后期维护工作[2]。（2）建设运行管理制度有待健全。大部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与维护工作开展经费十分有限，缺少相应的维护费用必然会导致维护工作的开展效果受到影响，最终造成水利工程出现建设3年内就出现各类使用问题。
（二）过程：公共事务处理不当造成的困境
1.“信息孤岛”。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信息的精准推送和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会导致信息孤岛和信息极化，即如果A关注某方面的信息，网络则会根据他的浏览偏好推送类似同类信息，这样A只会关注到此类相关信息，而忽视其他多元信息的接收，人民过滤所读所看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长期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信息孤岛的产生。凯斯·桑斯坦指出：“他们各自在封闭的情形下作出自认为完全理性的选择，汇集在一起后，往往与民主的目标背道而驰。”[9]而这恰恰是协商民主所极力反对的，协商民主理论主张的是信息共享，每个参与者只有在充分接收了解掌握信息的前提下，才能确保协商、讨论、辩论的进行，如果有些人掌握信息，有些人对信息和情况毫不知情，这导致二者处于非平等状态，是无法就同一议题进行讨论的，更不用说达成最后的共识了。如果讨论开始的基础不同，是无法进行对等交流和讨论的，这样接收信息不全的一方会认为被接收信息全面的一方所压制，话语权是被对方所主导和控制的。正如网络民粹主义所表现的不信任官方话语，实质就是由信息不对等造成。如果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注重宣传，不注重话语体系的建设，会逐渐被“信息孤岛”隔离和淹没。
2.“邻避效应”。垃圾焚烧厂、核电站和殡仪馆等选址带来对附近居民的影响，普遍遭遇周边民众抵制。原本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共项目，难免会影响项目周边居民的利益（大多时候是居民想当然的利益受损，认为建在我家旁边就是不好），他们不相信政府和项目评估方的报告，对项目往往采取主观情绪化评价。更由于政府在“邻避项目”决策过程中未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导致“邻避效应”。“邻避效应”对政府决策带来巨大考验，如何兼顾公共性和负外部性成为处理难点。美国著名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教授约翰·克莱顿·托马斯教授在《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一书中所论述的，“政府应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适当地使用不同层次的公民参与形式”[10]，这对政府形成有效决策至关重要。如果处理不当，会演变成集体反抗事件，如厦门PX项目事件。
3．“公权力失范效应”。有学者通过对我国2009—2014年606个民粹倾向明显的网络事件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公权力遭质疑”占比达78.55%，远超出“贫富对抗”“底层叙事”“智识阶层素养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和“裹挟爱国主义”占比的总和。[11]近年发生的鸿茅药酒事件、狂犬疫苗造假事件、西安千亿国企80后董事长事件、泉港碳九泄露事件等对公权力的运用产生严重质疑，特别是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下，又集中出现多起公权力失范案件。而且大多都是通过网络媒体的曝光而迅速传播，是在网络媒体和群众舆论监督压力下才正式进入官方解决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合法性的质疑。反过来，又进一步催生了网络民粹主义的发酵。
4.“塔西佗陷阱”。特别是在网络舆情事件中，政府公信力一旦丧失，无论政府再做什么，人民群众都会认为政府是不可信的。外加政府公共部门在应对网络舆情事件方面的不及时，时间延迟导致主流话语权威的丧失。“塔西佗陷阱”的产生，恰好提供给网络民粹主义可乘之机。由于网络民粹主义的发声占有先机，对于之后官方的澄清说明，网民往往受自己主观意愿的评判，选择性地接收信息，而不是从事实和证据出发去选择信任政府。
（三）途径：被动的制度化参与途径适得其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和行为也不断提高。但是参与热情的高涨与制度化参与途径的不足形成矛盾，导致出现参与真空。互联网的广泛运用，特别是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普及，在真空地带得不到回应的民意，迅速在网络和自媒体平台实现聚集。一旦有公共事件爆发，急速转变为网络民粹主义。此外，目前我国政府整体的信息公开程度有限，特别是基层政府，这就加大了普通民众信息搜集的成本，使得个体公众很难获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所需要的信息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政策制定过程中所谓的公众参与结果不是流于形式，就是质量不高。也即公众不信任传统由政府主导的参与平台，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听证会往往变成了“涨价会”。这种走过场式被动参与使得普通民众主动寻求网络渠道，借助网络平台发声，进一步为网络民粹主义提供了资源。
三、网络民粹的消解路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解决之道
民粹主义推行极端平民化，否定精英在政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我国而言，需要强有力的政党、有效政府和政治精英的顶层设计和推进，但是民粹主义恰与此进程和要求相反，为此必须探索有效途径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反制化倾向。正如丛日云教授所指出的：“如果精英被彻底边缘化，民众直接走到前台，制定公共政策，这种没有精英引导的民主往往是民主的一个怪胎”[12]。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强调平等公开对话、协商、讨论，众人的事情由众人来商量，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可以从根源上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负面效应。基于此，笔者从理念、制度和实践操作三个层面探寻消解网络民粹的有效路径。
（一）理念层面：以多元共识消解二元对立
在当下中国“民粹主义不是也不能是主流思潮，不要妖魔化、污名化对待”[13]，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各方面改革已进入攻坚深水区，必然存在多种矛盾、多样利益诉求、多元主体，不可能存在完全平等的单一性大众。作为整体性、同质化要求的民粹主义，这个人民只能是想象的共同体，在现实生活中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如果只强调多元，而否认共识，又会走向虚无主义。正确的理念应当是，各种复杂矛盾需要通过协商民主，在多元中寻求共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需要通过商量达成共识来逐步消解民粹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认识到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问题，不是通过简单的对立划分、一味抨击否定就能解决的。
本项目新建约6000m的亲水步道及景观绿道，拟建卧床式液压翻板闸式的溢流坝2座。驳岸工程新建及加固护岸结构长7686m，约6000m的亲水步道及景观绿道。溢流坝工程旨在不影响河道行洪排涝的基础上，通过新修2座溢流坝控制上游水位、维持上游水域面积、美化景观，开发沙河休闲、亲水功能。本项目引水工程从运河选取2处取水点，对沙河上游进行补水，增强水体流动性[1]。
（二）制度层面：以制度化和法治化齐头并进规制情绪化宣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促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做到广泛，就需要将网络民粹主义囊括进协商民主的范畴。只有网络参与还远不够，还需确保网络参与的有序性，这就急需制度化和法治化规范。正如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萨缪尔·亨廷顿指出，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强有力的政党和有效的政府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制度的有效，才能确保民主化进程。否则，如果没有稳定政治秩序的保障，先期进行的民主化成果也会被军人政权或动乱所取代。中国协商民主所倡导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应对网络民粹主义提供了制度化途径。
如：根据不同地质类型进行砂、石取样，以上、中、下三层为主进行等量分层样品，合并后作为试样，避免仅以下层或某一层为试样，导致实验室样本缺乏代表性，增加检验结果与真实情况的差异。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14]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发展，制度化体制机制就是基本的保障。如果没有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各层级、各人民团体、各界别则无法实现有序的协商。因此，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坚定制度自信。
尽管基层协商民主在制度层面还不尽完善，基层群众对协商民主的制度认同也较低，为此，才借助互联网平台抒发情绪、表达不满，诱发网络民粹主义的产生。我们不能因制度的不健全就放弃积极探索实践。在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进一步完善解决，而不是放弃改革开放，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这显然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思维。同样，如果我们因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不完善而不去运用和改进，会导致基层群众去寻求其它他们认为便捷有效的途径，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网络民粹主义的发展。诚然，制度化缺失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和增进普通民众对制度的认同来解决。正如俞可平指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法治进程，是防止和克服民意政治畸变为民粹主义、网络暴力和暴民政治的根本途径。”[15]
在协商过程中，情绪化诉求不能起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合理的观点和有道理的阐述。亦即在协商民主真正发挥作用时，必然会抑制民粹主义中的情绪化、感情化诉求。协商的目的是为了达成共识，形成决策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争高下、论对错。
（三）实践层面：以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参与解构一元场域
我国协商民主的广泛性并不是指协商的规模，林尚立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人民及其所形成的社会与国家和执政党之间的协商（即从中央到基层，从党的领导到国家的立法和行政都存在这种协商关系）；国家权力运行的全过程都有协商参与其中；任何有参与权的公民都可以参与国家权力的组织和运行”[16]。也有学者从“政治协商、政策协商和社会协商三个层次理解，认为这三个层次有各自不同的开展逻辑、场域、议题，勾勒出我国协商民主的立体图景”[17]。
总而言之，当前旅游管理还存在着很多乱象，旅游企业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资源使用效率以及生态环境。土地的效能随着经济发展日益加深，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国家应提倡发展污染小、技术性高以及收益大的产业，改变以前的农业发展结构，将科技与农业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土地价值。土地使用效率提高、农业结构改善、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对于农民收入增加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网络民粹主义是新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一种表现，它有助于民众参与和表达，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精英和政府的作用。但是更多情况下，网络民粹主义却是一种非理性、偏执短视的负面情绪化宣泄，是仇官仇富仇体制的极化思维，是裹挟民意的平民运动。尽管在我国，网络民粹主义并没有形成一种政治运动，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内各种利益矛盾错综复杂、国际社会风云动荡的情况下，应以审慎的态度待之。无论是在理念价值、制度规范还是实践落实层面，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对网络民粹主义的有力回应。通过各层级广泛协商，将各种诉求归置法治化、制度化路径，在制度化范围内进行商谈、讨论，形成共识。在法治化框架内实现精英和大众、国家和社会动态平衡，避免极化。
注释
当然，今天的我们都知道了，美国与其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确实也曾遭遇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诸如瓶装水、管道空气之类无疑是误解：瓶装水或许是可乐与纯净水；而管道空气或许与“氧吧”之类东西有关。它也可能是一种夸张，为了诠释某种观点而演绎出来的类似今天的段子的“故事”。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成功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都显著增强，吃饱穿暖已不是当下人民群众关心的重要问题，普通大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我国而言，经济领域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法治化不完善，文化领域多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和西方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社会领域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公共资源分配不公问题，导致多种冲突和矛盾。且存在改革红利没有为广大群众平等充分地享有。可见，“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满意度下降才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8]。
[2]【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多维立体化发展，特别是现在全国各地基层协商民主的创新实践，正逐步向街道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推广。社会事务的复杂性也需要多维层次的协商治理，人民大众的需求会在不同层次得到回应和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不断解构网络民粹主义的一元同质性活动场域。
[3]Robert S.Jansen,“Populist Mobilization: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Populism”，Sociological Theory,June 2011,29(2).
(2)混凝土构件护坡技术。 鲍玉海等[16]先后提出了自锁定消浪植生型生态护坡技术和串珠式柔性护岸技术。二者的原理都是通过一种自锁定植生型生态护坡构件相互串联形成柔性护坡结构，无需砂浆砼施工，仅依靠钢筋相互串联和构件体自嵌衔接，铰链式地覆盖在消落带坡面，在砖体种植穴中种植狗牙根、桑树、牛鞭草、香根草等耐水淹植被，在消落区域形成连续的护坡缓冲带，减缓水位消涨对土壤冲击和浪蚀。相比之下，串珠式柔性护岸技术采用更加灵活的设计，能够克服单个构件体积太大、重量太重的缺点，更加便于材料的运输与施工[17]。
实际做法：按照两人一球的方式，让学生进行组合锻炼，先让两个学生之间进行背靠背的方式夹球尝试移动，然后再用头靠头的方式夹球尝试移动。移动的距离均控制为30 m。
[4]林伯海、石立春：《新世纪以来网络民粹主义及其应对》，《思想理论研究》2014年第5期。
Consistent data on the prevalence of malnutrition in gastroenterology units have been limited to a few subsets of patients such as those with cirrhosis[32-36] and Crohn’s disease[37-39].
[5]Edward A.Shils,“The Torment of Secracy:The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cies”,Free Press,1956，p.101.
[6]林红：《民粹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8页。
[7]Margaret Canovan,“Two Strategi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ism”,Political Studies,December 2006,30(4).
[8]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9]【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2型糖尿病患者往往合并有高血压及血脂代谢异常等合并症，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较血压正常的糖尿病患者，其认知功能的下降更加明显。而血脂代谢异常和高血糖共同作用于毛细血管，引起血管痉挛、管腔狭窄、血流缓慢等，引起大脑发生缺血改变，影响大脑氧灌注，使脑组织发生损伤，改变患者认知水平［41］。
[10]【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孙柏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11]石立春、罗钧文、刘思旖：《网络民粹主义演绎特征爬梳与概念的探索性检验》，《电子政务》2018年第7期。
[12]丛日云：《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表现与出路》，《人民论坛》2014年第2期。
[13]庞金友：《挟持民意的民粹主义当休矣》，《人民论坛》2017年第2期。
[14]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15]俞可平：《民主还是民粹》，《中国治理评论》2014年第1期。
[16]林尚立、赵宇峰：《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17]李修科、燕继荣：《中国协商民主的层次性》，《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47（2019）07-0059-07
【DOI】 10.19632/j.cnki.11-3953/a.2019.07.01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理论跟踪研究》（项目编号：14BZZ0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基层协商民主中代表参与机制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7YJC810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 陈景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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