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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国家秩序和国际秩序变动极为频繁的世纪。百年中围绕秩序问题的斗争从未停歇。东西方冷战结束1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呼吁和平与稳定，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是美国与西方一些大国不惜采取战争方式确立世界新秩序的一次重大尝试。这场战争将建立新秩序问题推到了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最前台，反映了新秩序斗争的新态势、新动向。
一
从斗争态势看，美国等反客为主，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攻势，企图全面推进。
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原本是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为之奋斗的一个战略目标。它们曾经通过民族解放斗争、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石油斗争等，对殖民主义体系、霸权主义秩序和美苏冷战秩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这些斗争使殖民体系终于瓦解，使和平共处等原则成为普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使联合国特别大会于1974年通过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并为打破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旧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冷战秩序崩溃时，美国、西欧和日本也纷纷打出了建立“新秩序”的旗号，并逐步转守为攻。特别是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口号，其后还提出有关原则和由它当“领导”的要求。从此，美国通过“超越遏制”、“参与和扩展”等战略的实施，全方位地展开了谋求建立由它主宰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新秩序”的努力。政治上，利用苏联、东欧的剧变、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力量遭受严重挫折的机会，利用第三世界整体合力明显下降的机会，大力在世界各地进行和巩固西式民主化。经济上，利用世界市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强行推广经济自由化，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美国发展模式的扩张。军事安全上，利用各国人民普遍对和平、安全、稳定的渴望，以冷战军事同盟关系为基本框架，构筑全球安全体系。文化上，利用手中掌握的高新信息技术和西方新闻媒体，四处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和美式“文化快餐”。
科索沃战争只不过是上述行动的继续和最新发展。它表明美国以及西欧一些国家谋求建立“新秩序”的努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并谋求取得新的突破。
二
美国等一些西方大国通过科索沃战争，将主权与人权之争推到至高点，基本目的是要将“新干涉主义”敲定为国际法原则，使之披上合法的外衣。
包含干预集团外事务内容的“北约战略新概念”在科索沃战争之前即已酝酿。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后，西方一些领导人和西方舆论就“新干涉主义”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炒作。美国领导人声称如今后其他地方出现“民族清洗”，美国也将进行干预。美国高级官员在第六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宣称，民族国家已经不是国际体系的基石，国际社会应制订新的国际规则。英国领导人说现在是“构建新国际主义的机会”，为进行国际干涉确定“新的全球规则”是必要的。1999年11月欧安组织首脑会议制订的《欧洲安全宪章》称，55个成员国中任何一国境内出现“对民主与人权的践踏”、“人道主义灾难”都不属于一国内部事务，欧安组织有权进行干预；“欧洲安全概念”包括“人道安全”，应推动“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体系和实践体系”的建立。
所谓“联合国宪章过时”、“主权有限”、“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涉合法”等等论调，以及以一些西方领导人的姓氏作为标签的种种“主义”，多是通过利用市场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人类社会生活信息化等历史性发展或歪曲其实质，炮制炒作出来的“新干涉主义”借口，并无多少新意。
主权与人权之争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从16世纪博丹提出国家主权理论到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从17世纪国家主权原则被确认为国际关系准则到后来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扩张，从20世纪殖民帝国的衰落到《联合国宪章》的产生，西方资产阶级常常对主权和人权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针对神权或君权，它们强调人权和国家主权，那无疑是历史的进步。针对殖民地人民，它们既不讲主权也不讲人权，那是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从殖民地人民推翻殖民统治建立主权国家之后到如今，西方大国仍然常常在主权和人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现在，它们再次将主权和人权问题聚焦于科索沃战争的火光与血光之中，无非是要借口人权削弱国权，削弱不接受霸权的国家主权，从而突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最后防线”，使它们的“新干涉主义”合法化，为它们推行“新霸权主义”开辟道路。至今，诸多国际调查都没有找到南联盟制造“种族大屠杀”的足够证据，相反却有充分事实表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给南斯拉夫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人道灾难。
第三世界国家不能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等新的历史性发展。它们也从不否认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的普遍意义。但是，它们从自身经历中懂得，正是有了国家主权人民才获得享有人权和逐步改善人权状况的机会，正是有了国家主权自己才得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才得以抵制国际霸权对本国主权和人权的侵犯。在当代国际实践中，主权是可以自主让渡的，但那是为了国家间的正常合作，而不是为了满足干涉主义者或霸权主义者的需要。从科索沃战争之后的一系列国际会议来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主权和人权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它们强调了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在建立和维护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它们对一些发达国家谈论人权而不真心关注人权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强烈不满。非洲国家指出，“主权是我们防止出现不平等世界规则的最后防线”。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准则处理他们的相互关系。”
三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军事安全秩序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一）在早已付诸实践的“霸权稳定论”、“均势论”、“集体安全论”等安全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民主和平论”、“相互依存论”、“国际机制论”等旧有的思想，并提出了“软权力”、“合作安全”、“和平伙伴关系”、“文明冲突”、“预防性防务”等新的安全观念。这些安全观念之中有些具有合理成分，但对美国来说多数是为“单极稳定论”服务的。
（二）在东西方冷战时期的军备控制机制的基础上，谋求建立一整套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机制，包括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等。从美国谋求修改反导弹条约和美国参院拒绝批准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实际情况看，美国搞军备控制仍然主要是为了控制和削弱其他国家。
（三）在冷战军事同盟的基础上，经过调整更新，扩大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军事同盟的职能；在大力推进北约东扩的同时，企图通过种种方式，使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军事同盟地区化，使欧亚大陆的多个军事同盟体系化。
（四）利用军事同盟和地区组织争夺势力范围和进行战略分工，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动向。北约东扩与“和平伙伴关系”的发展，既有建立全球安全体系的考虑，同时也包含着美欧之间对势力范围的争夺。北约与欧盟决定建立的独立防务之间的分工，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所体现的分工，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五）美国还决定连年增加军费，大力发展高新军事技术，推进“新军事革命”。特别是企图通过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使全球战略平衡进一步向美国倾斜，谋求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应对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有着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安全环境和战略处境。不少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因经济不发达、民族、种族、宗教、边界和外部干涉等问题引发的内部动乱和地区冲突。它们努力开展全方位外交，多方修好，希望获得外界对自身经济发展的支持，并缓冲大国间的竞争。同时，它们积极谋求区域安全合作，通过地区安全机制与联合国的协调，尽可能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东盟和非统组织等区域合作组织在稳定有关地区局势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否定的。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积极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认为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它反对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也努力寻求安全合作。它同俄罗斯和中亚的哈、吉、塔三国达成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等协定，同东盟等国建立了安全对话机制，并本着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同周边等地区不少国家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伙伴关系，希望新世纪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更有保障。
四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要求。经过它们坚持不懈的努力，1994年特别联大通过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主张和建议，如改革国际金融体制、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等等。但是，此后的南北对话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大多数倡议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美苏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的焦点进一步转到经济领域，世界市场由一分为二变为合二而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这本来也是建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经济新秩序的机会。然而，美国等西方大国并不愿意发展中国家分享“和平红利”和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它们将经济新秩序问题纳入它们的冷战后战略设想之中，极力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资金转移和贸易优惠与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价值观西方化等挂钩。国际金融、贸易体制的改革完全需服从它们的日程安排和利益考虑。
1997年东亚发生的金融危机和其后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动荡更进一步暴露了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严重弊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趁火打劫，其次是借机强加美国等西方发展模式，最后才是国际经济体制的调整问题。
经过金融大动荡的冲击，国际社会要求建立经济新秩序的呼声进一步高涨，纷纷提出种种方案，包括建立“新的世界经济架构”设想。在此情况下，去年西方七国首脑科隆会议发表了《七国集团声明》，也讲改革国际金融体制问题，并就稳定全球金融形势提出了一些措施。但是，它们讲的“改革”不可能触及旧秩序的基本框架，它们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要继续推行金融自由化和进一步增加透明度。
在贸易秩序方面，各方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和矛盾。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以便自己占优势的金融、电信、保险等行业长驱直入，同时却对发展中国家拥有优势的纺织、钢铁等行业实行保护主义。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没有认真履行乌拉圭回合协议的情况下，还要求将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与世界贸易组织职能无关的问题纳入新一轮贸易谈判。这些不公正的做法自然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分享世界经济决策权、农业补贴、食品安全等问题。世界各国曾经普遍期待去年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能够启动“千年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因多种分歧难以弥合，会议无果而终。
经济全球化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其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如果美国等坚持垄断世界经济的决策权，经济规则之争将难以缓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将得不到应有的规范，最终受损害的将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
五
关于国际组织和联合国问题。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20世纪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可以是一定国际秩序的必要保障，也可能使一定的国际秩序遭到扭曲或破坏。
美国等一些西方大国对不同的国际组织采取不同的方针和做法。对难以主控的重要组织，一般是能用则用，争取主宰，如对联合国和一些非西方主导的重要地区组织。对自己可以主宰的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经济性组织，则充分加以利用，甚至赋予非经济职能，使之尽可能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它们还大力抬升可以利用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使之成为某种工具。
广大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视国际组织的作用。它们对联合国寄予厚望，同时也纷纷以泛地区、次地区和跨地区组织为依托或纽带，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协调，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联合国的走向是现阶段斗争的一大焦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直期望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冷战结束之后，它们期望联合国从此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民族独立、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做出更多、更实际的努力，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新秩序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美国凭借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试图将联合国完全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它一方面不能不承认该组织负有《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同时又宣称“我们从不认为没有授权就会限制我们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美驻联合国官员语）。在未经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美英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狂轰滥炸，这无疑是对联合国权威的严重挑战。北约和欧安组织先后出台包含“新干涉主义”内容的“战略新概念”和《欧洲安全宪章》，使《联合国宪章》的合法性受到严重伤害。实际上，联合国面临着安全职能虚空化、人权职能中心化、经济职能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
从科索沃战争之后联合国的有关辩论情况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仍然认为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取代。避免重蹈冷战时期的覆辙而被一两个、两三个大国所“劫持”，避免因大国相互制衡而在帮助广大中小国家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无所作为，避免因霸权主义作祟而在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方面无能为力，这是联合国面临的既严峻又现实的挑战。
六
美国等一些西方大国在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军事同盟体系化等方面已经苦心经营了十来年。它们通过国际经济组织、联合国人权机制、国际法庭、西方新闻媒体等，已经就“重新界定”国家主权做了无数的文章，已经在法理上、舆论上乃至实践上做了种种准备。它们还根据“霸权战争在历史上一直是世界政治体系变革的基本机制”这一西方传统，趁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之机打了海湾战争，并制造借口打了科索沃战争。应当说它们在建立冷战后新秩序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还远不能说它们已经建立起什么新体系。
在“规划”冷战后和平问题上，美、欧、日从一开始就是各有打算。美国谋求“美国治下的和平”，法德等国谋求以欧盟一体化和欧盟东扩南下为基础的多极共管体制，日本曾经设想建立美、日、欧三极主导的新秩序。它们在争夺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方面的矛盾很难调和。它们虽然在更新军事同盟关系方面达成了一致，但美国要谋求主导和控制、欧盟和日本要“借鸡生蛋”或“借船出海”的基本考虑不会改变。
美国等推行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在俄罗斯、中亚和非洲等地遇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特别是经过种种经济、政治、社会危机的冲击之后，经过种种民族、种族、宗教冲突的困扰之后，许多国家对经济全球化趋势、西方模式和自己应作的选择有了更明确的判断。
面对美国等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攻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无动于衷。它们承认北强南弱、西强东弱的战略态势，但它们也认识到世界格局多极化或多元化趋势是难以逆转的历史性潮流。它们懂得建立一种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现实的斗争也是难以回避的。它们相互理解各自不同的处境，但同时也切身体会到，通过地区合作、跨地区协调和全球性磋商，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从1999年的种种情况综合判断，美国得了一些分，同时也失分不少，它发动科索沃战争的政治目的远没有达到。
2000年是世纪交替之年，世界各国都希望借以寻求一个新的起点。联合国将举行“千年首脑会议”、“千年议长会议”等重要活动，这无疑将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提供新的舞台。美国等一些国家或某些组织可能继去年的北约首脑会议和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之后，将建立“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体系和实践体系”的问题再次搬到全球性舞台上，围绕国际新秩序问题的斗争将会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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