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劳动条件下剥削及危机的新形式——基于马克思的立场对哈特和奈格里观点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里论文,马克思论文,条件下论文,哈特论文,新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非物质劳动所推动的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既然劳动范式转型了，那么剥削方式有没有发生转变？说实话，能够沿着这一思路来展开学术观点的学者在当代西方学界已经不多了。且不说那些专注于解读资本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学者不会对此感兴趣，即使是像曼德尔这样从经济的角度来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的学者，也大多会跳过剥削这一理论环节，直接从资本主义国家无力解决其内在矛盾的角度来展开对危机的阐释。相比而言，哈特和奈格里对当代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解读是较有理论个性的。他们不仅研究了非物质劳动条件下新剥削方式的内容，而且还把它与帝国的危机与大众的解放潜能联系起来。这是跟他们在主体—政治的线索上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生成性作用有关的。法国调节学派的米歇尔·阿格里塔、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等人也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但他们不是从主体—政治的维度，而是从客体性的调节方式的维度来展开解读思路的，因此，他们不会像哈特和奈格里那样重视剥削方式的学术意义。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对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帝国条件下的剥削及危机的观点进行解读，既有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西方左派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的学术观点，也有利于我们通过发现他们思路中尚存在的问题，来思考我们自身在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化的过程中应注意些什么。
一、生命政治的剥削：真空地带中的新剥削方式
哈特和奈格里尽管非常强调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之间的区别，但他们并没有说非物质劳动范式意味着剥削的终结，相反，他们还致力于探索非物质劳动即生命政治的劳动的条件下新剥削方式的特征，并把它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范式的危机联系起来。在《帝国》中，他们指出：“说帝国是‘自在的善’并非等同于说它是‘自为的善’。尽管帝国在埋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同时它又建立起了它自己的以剥削为基础的权力关系，在许多方面新权力关系比已被摧毁的旧权力关系更野蛮。现代性辩证法的终结并未带来剥削辩证法的终结。”(哈特、奈格里，第47页)在《大众》一书中，他们也明确地指出：“我们并不是说非物质生产范式是某种我们可以在其中自由地共同生产并且平等地分享共有的社会财富的天堂。就像物质劳动一样，非物质劳动仍然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受着剥削。”(Hardt and Negri，2004，p.149)实际上，哈特和奈格里并不想通过指认一种新的劳动现象来直接地建构一种理想社会，这不符合他们基于主体—政治维度的解读思路；他们想要做的是通过揭示新劳动范式中剥削、阶级斗争等的新形式，来建构一种新的主体性理论。
哈特和奈格里把非物质劳动即生命政治的劳动(这两个概念对他们来说是同一个意思，区别只在于表述角度的不同)范式中的剥削称为生命政治的剥削(biopolitical exploitation)，并且认为马克思以工业社会为背景所提出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这一概念已经过时了。其原因有二：一是非物质劳动的成果是无法像物质劳动的成果那样被定量分析的。由于非物质劳动所生产的是知识、信息、合作关系、情感等内容，这些东西显然无法用单位劳动时间的尺度来加以测量。一个人如果没有生产非物质劳动成果的能力，他即使坐在办公室里一整天，也无法生产出真正的劳动成果。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语境中需要加以修正的原因。二是非物质劳动的成果已经越出了资本所能控制的程度。在他们看来，生命政治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是一种主体—政治维度上的价值，他们有时也直接称之为“政治价值”。(参见哈特、奈格里，第31页)这种政治价值在内涵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资本从中榨取剩余物的那种价值的内涵边界，资本对此无计可施，因为“资本永远无法控制整个生活过程”。(Hardt and Negri，2004，p.146)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从生命政治的剥削的角度来看，非物质劳动所生产的其实并不是产品，而是一种虚拟性财富：“当资本主义的史前史走向终结之时，社会和主体的合作不再是一种产品而是一种假定，生活原貌被提升到生产力的高度，或者就在它显现为虚拟性财富之时。”(哈特、奈格里，第352页)这种虚拟性财富与物质劳动条件下的物质财富相比，具有不受稀缺性法则制约的特点。也就是说，当我占有了某种信息、知识或情感的时候，并不影响他人来同时占有它们。这跟物质劳动条件下工人占有的劳动财富如果增加了，就会带来资本家所占有财富的减少的情况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哈特和奈格里说：“工业没有生产剩余物——除了社会活动的产物——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埋藏在伟大生活中的价值超越于标准之上的原因。如果生产没有完全被社会智力、一般才智同时也没有被情感表达所激活，将不会有剩余物，而情感表达决定着社会关系并统治着社会存在的体现。如今决定价值过量的因素有情感、知识交叉的身体、大脑的智力和纯粹的行为能力。”(同上，第351页)如果认可对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的追求只在财富稀缺性的前提下才会出现，那么，要理解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生命政治的劳动中没有剩余物的观点倒是不困难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生命政治的剥削？为什么他们要把它称为真空地带的剥削方式呢？这还得从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条件下资本的生产力的衰退的阐释谈起。在《共有之物》一书中，他们指出，物质劳动条件下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是与资本的生产性角色的发挥直接相关的。资本通过购买把活劳动变成劳动力商品，变成可变资本，把原材料变成不变资本，并迫使工人在工厂中按照资本所设计的方式进行劳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资本本身是生产性的，因为是它推动了上述劳动过程的实施。但一旦进入非物质劳动状态，情况就会发生很大变化，“让人重新想起异化的范畴，当然还跟如下事实相关：资本身上的一些跟剥削紧密相连的特征，尤其是那些能够用来界定资本的生产性角色的特征，现在已经衰退了”。(Hardt and Negri，2009，p.140)也就是说，资本的生产力已经不再是一个当然的概念。在马克思时代，资本家只要把钱投入生产过程，就能获得利润或剩余价值。但在非物质劳动时代，资本家即使投入再多的钱，但如果没有具备创造力的劳动者，那也是没用的。因为对于非物质劳动者来说，生产过程中的合作并不能由资本来建构，而只能由劳动者本身来自主地建构。
因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的剥削其实是指资本对非物质劳动过程即生命政治的劳动过程所创造的劳动成果的占有或剥夺，譬如，资本通过购买专利的方式对作为共有之物的非物质劳动成果的占有便是如此。由于非物质劳动过程中最核心的要素是有创造力的人而不是资本，因此，资本对非物质劳动成果的占有实际上是对某些外在性的占有，即对自身并未加入其中的劳动过程所创造的成果的占有：“通过生命政治的剥削，资本俘获和征用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外在于它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这就是随着生命政治的生产越来越获得霸权性，经济学家们更喜欢用‘外在性’概念来理解价值的增加与减少的原因。”(Hardt and Negri，2009，p.141)再进一步，我们应该看到，对资本来说的外在性如果放在主体—政治的维度上就不再是外在性，而恰恰是最重要的内在性要素了，而哈特和奈格里所强调的就是这种主体—政治的解读维度。于是，非物质劳动过程并不只是生产非物质劳动产品，而且还生产出新的主体，这些新主体当然具有新的政治诉求。这就是为什么在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中，新的价值理论与新的主体性理论同时存在的原因。也因为如此，资本通过专利等方式对非物质劳动产品的占有，同时也是对非物质劳动者主体性生成路径的切断，以及在主体—政治维度上所取得的成果的剥夺。正因为如此，哈特和奈格里说，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剥削更应该被理解为马克思早期所讲的异化，而不是马克思后期如《资本论》中所讲的基于剩余价值的那种剥削，因为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概念除了指涉劳动产品的异化外，还指涉内含着自主、自由的主体性生成的那种劳动过程的异化：“在分析生命政治的生产时，我们会发现自己被迫从剥削概念转向异化概念，这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轨迹正好相反——当然，我们并没有回到他早期的那种人道主义理论”。(ibid.，pp.139-140)
由于非物质劳动并不局限于资本家的工厂之中，而是散播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譬如即使在走路或洗澡的时候也有可能闪现出新的思想，因此，生命政治的剥削也不可能局限在工厂中的具体劳动上，而必然是对一般性生产能力的剥削：“剥削和支配的对象已不再是具体的生产性活动，而是一般性的生产能力，也就是抽象的社会活动和它所具有的包容一切的力量。这种抽象劳动是没有固定处所的活动，然而它非常强大。它是脑和手、灵与肉的无间合作；它是流动中的广大工人大众的欲望和追求，同时它也是广大智力和情感工作者的智性力量和语言、交往建设。”(哈特、奈格里，第205-206页)哈特和奈格里还专门对劳动的抽象性进行了独特的解读。在他们看来，从资本的角度和从劳动的角度来看劳动的抽象性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是不相同的：“一方面，从资本的方面看，抽象性意味着从我们的行动力量中的分离，由此它是对虚拟物的否定。然而另一方面，从劳动的方面看，抽象物是我们行动力量的普遍规则，即虚拟自身。”(同上，第344页注1)应该说，正是这种作为普遍规则或虚拟自身的抽象劳动，构成了非物质劳动的基本特征，也构成了生命政治的剥削的主要对象。从生命政治的剥削的角度，我们不难看到，劳动及劳动力虽然是虚拟自身，但它们不是无，而是居无定所，这是因为它们占据了一切地方。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就是把上述这种居无定所称为真空地带的，并认为劳动者正是在这种真空地带中遭受着剥削：“新的劳动力居无定所，然而，这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切处所。就在这无边无垠的真空地带中，他们从事生产、忍受剥削。帝国就是世界生产的真空地带，劳动在帝国中忍受剥削。”(同上，第206页)显然，他们在这里所讲的真空地带，跟真空本身没有关系，它所反映的恰恰是抽象劳动的无处不在。资本对这种抽象劳动的剥削，正是生命政治的剥削的主要内容。由这种剥削所引发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也与此相关。
二、生命政治的危机
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劳动或者说生命政治的劳动的危机的论述，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展开的：一是哪里有生命政治的剥削，哪里就有对这种剥削的对抗，因此，哪里就会出现生命政治的危机。他们的这种剥削——对抗——危机的解读思路是跟其对权力悖论的理解直接相关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虽然也谈到了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上的从属，但他像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一样，只看到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的一面，即只看到了过程的单维性。这是因为马克思只停留在经济或文化的层面来思考这一点，而没有上升到权力的高度来进行解读。而“当实在吸纳被理解为不仅包裹了社会的经济或文化维度，而且包裹了整个社会有机体，并且当对实在吸纳的分析关注到规训和/或控制的模态，那么这种分析就可打破资本主义发展那单向、整体的形象。市民社会被吸纳入国家之中，可结果却是，原先在市民社会中得到协调和调解的各种因素将会爆发”。(哈特、奈格里，第26-27页)再进一步，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对这种权力悖论的理解上，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等人尽管也做出了思想贡献，但由于未能与具有崭新本质的非物质劳动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始终未能看出劳动或生产在这种权力悖论中所起的作用。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只有站在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的生产的层面上，才能清晰地看到资本通过对非物质劳动成果的占有而体现出的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对劳动者的自由创造能力和自主合作能力的剥夺和占有，因而也是对一种生成中的新主体性的压制。而一旦站在这个角度上，再联系上面所谈到的权力悖论的观点，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够在解读思路上轻易地转向主体—政治的线索了。他们实际上扛着权力悖论的牌子，轻易地绕过了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权力布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悖论？这种悖论是如何发生的？当然，也不能说哈特和奈格里一点都没有对这种悖论作出解释。在《帝国》中，他们指出：“说民众的斗争预演并预构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其中并没有任何辩证法或目的论成分。相反，各种斗争本身就展现了欲望的创造性，展现了建造在活生生的生存体验之上的乌托邦，以及历史性的潜在作用。”(同上，第56页)原来，他们是用欲望来注解权力悖论中的反权力力量之生长的。注意：千万不要追问欲望是如何可能的，更不要追问欲望是如何发生的，因为它本身只是建立在生存体验基础上的某种东西。哈特和奈格里多次提到的德勒兹，对欲望作出了比他们更为详细的解释：“欲望从不需要阐释，它是实验的东西。……欲望只能在组装或装配成机器时才存在。你不可能理解或构思某一确定组装之外的一种欲望，这个组装是事先并不存在但本身必须建构的一个平面。”(德勒兹，第206页)从根本上说，哈特和奈格里对欲望的理解是跟德勒兹的这种观点相同的。因此，上面提出的权力悖论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能够轻松地撇开对客观历史的批判线索，悠然地站在基于新主体性、欲望的解读线索上，而不去追问这种新主体的社会历史基础问题。既然这种主体—政治的线索的学术合法性不需要追问，那么，“就在这发生的时候，一场本体性的戏剧也将上演，舞台上幕布徐徐升起，帝国的发展变成了它对自身的批判，而帝国的构建过程也成了它倾覆的过程。这是一出关于本体性的戏剧，其原因在于在戏剧过程中，存在被生产和再生产。这出戏剧意义之明确与表达之深刻远非我们的研究所能及”。(哈特、奈格里，第51页)
厘清了这一点之后，下面的思想就很好理解了。哈特和奈格里认为，既然生命政治的劳动所指涉的不是工厂中的雇佣劳动，而是普遍层面上的一般人类创造力，那么，资本对生命政治的劳动所剥削的，就不是可以用单位劳动时间来衡量的经济价值，而是对由自主合作劳动所创造的共有之物(commonwealth)的占有；这种共有之物不仅由于其不受资本控制的生产过程而具有共有性，而且“通过在社会网络中的流通，其共有性变得越来越强”(Hardt and Negri，2004，p.113)。因此，资本对这种共有之物的剥削所带来的反抗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危机也必然具有共有性，即危机会在劳动网络的每一个节点上出现：“与剥削的对抗在全球的生产网络中体现出来，并决定着各个节点上的危机。危机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后现代的整体共同扩张，这是帝国控制所独有的……随着社会被真正吸纳到资本之下，社会的对抗力量可以在每一时刻、在交际性生产与交换的每个阶段作为冲突爆发出来”。(哈特、奈格里，第370页)
哈特和奈格里对生命政治的危机的第二个方面的论述是这样的：资本总想对劳动力进行控制，在非物质劳动出现之前，这种控制的确有成功的时候，以至于经济上的危机和灾难往往成为催生资本主义新的积累机制的要素。但在非物质劳动条件下，这已经成为不可能，因为对于生命政治的劳动力来说，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的控制都是沉重的枷锁：“每一条线索都显示了对劳动力的资本主义控制策略，但我们在每个地方都发现这种控制机制与生命政治的劳动力的生产率是相矛盾的，并且还堵塞了生命政治价值的创造，因此，它只会加重危机。”(Hardt and Negri，2009，p.144)
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生命政治的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已经越出了资本所能占有的程度。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信息、知识、情感等非物质劳动成果由于其自身的特点，资本永远无法全部占有它们。也就是说，总是存在着剩余的共有之物。而正是这种共有之物的剩余中内含着革命和解放的潜能。他们甚至说：“在最抽象的哲学层面上，这种剩余是把对抗转变为反叛的基础。换句话说，被剥夺可以导致生气、愤怒和对抗，但反叛只来自于智力、经验、知识、愿望等共有之物的剩余之基础上。”(ibid，2004，p.212)也就是说，资本家通过版权、专利等方式对共有之物的占有，这只能导致作为新主体的大众的愤怒或对抗，真正的反叛来自于资本家所掠夺不尽的剩余的共有之物。这一思想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解读思路中已经很精致了。有了这种反叛的存在，生命政治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
哈特和奈格里还专门研究了非物质劳动条件下资本对劳动进行控制的三种策略，并分别说明了这三种控制策略为什么都是跟生命政治的劳动的生产率相矛盾的。第一种是资本通过内在或外在的策略来控制生命政治的劳动形式。就内在的控制策略而言，主要有私人机构或国家通过约束、惩罚等方式来对社会生产过程进行监管和调制等方式，这些控制方式对生命政治的合作性劳动过程进行了分割与碎片化；也有通过对初级教育的私有化等方式来解构公共教育机构，以此来压制公共教育这一生命政治生产的基础性资源。就外在的控制策略而言，主要是指金融体系通过对内在于积累起来的知识、符号、情感实践等之中的共有之物的占用和私有化，来达到对生命政治的劳动的干预和控制。金融体系通过提供资金等方式对共有之物强制进行私有化，这当然不利于生命政治的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第二种控制策略是通过解构劳动的稳定性来阻止生命政治的劳动的拓展。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资本迫使劳动进入到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之中，以此来控制劳动者的生产节奏，并使劳动者推动对自己的劳动时间的控制权。而这恰恰是跟生命政治的劳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特性相违背的：“生命政治的劳动的生产率，尤其是内含在生命政治生产中的创造性，需要生产者拥有管理自己劳动时间的自由；但基于不稳定工作的控制策略却把劳动时间拿走了，因此，当你在一种不稳定状态中进行工作的时候，你的时间其实并不是你自己的。当然，你可以根据需求来思考并生产出结果，但那只是一种固定的、机械的生产方式，创造性和潜在的生产率是很有限的。”(ibid.，2009，p.147)第三种控制策略是针对劳动者的自由流动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设置移民障碍来阻止外国移民的进入，通过在国内的城市与乡村、城市内部进行区隔化，来阻止各种劳动者进行文化及社会层面的融合。而这恰恰是跟生命政治的劳动对劳动者的要求相对立的：生命政治的劳动的创造性“需要一种开放的、有生气的平等主义文化，它来自于文化之间的不断流动与结合。通过空间的关闭及社会等级的设置来实施的控制，对生命政治的劳动的生产率来说只能是一种枷锁”。(ibid.，p.148)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上述三种控制策略只是说明了资本想要控制生命政治的劳动，但结果必然是它们都不可能真正实现其控制劳动者的目的，这是由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特性所决定的。这种控制策略的张牙舞爪只能说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生命政治的生产的层面上以一种更为剧烈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三、马克思的剥削与危机理论过时了吗？
哈特和奈格里一开始就把自己的非物质劳动理论与工业社会时代的物质劳动理论区分开来，把自己的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剥削与危机理论与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剥削与危机理论区分开来，这使他们可以毫无负担地去谈论主体—政治维度上的价值理论及新主体性理论。但问题是，他们所做的这种切割是否真的成立？如果不能成立的话，他们所展开的理论线索中就一定存在着逻辑漏洞。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关于生命政治的剥削的观点。哈特和奈格里的一个基础性论点是非物质劳动成果不像物质劳动成果那样可以基于单位劳动时间来加以测量，因而，非物质劳动成果越出了资本所能控制的程度。从表面上看，这一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他们所讲的物质劳动成果可以用单位劳动时间来加以测量的观点，应该是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即“商品章”中的如下观点：“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8页)有人从上述这段话中得出结论：任何一种复杂劳动都能用简单劳动的单位量来加以测定，譬如生产一把二胡的复杂劳动量可以用生产筷子的简单劳动量来加以测量。说实话，如果硬要把这种观点强加给马克思，那是冤枉他了，马克思并没有能力把单独的一把二胡的复杂劳动量与单独的一根筷子的简单劳动量进行对比及测量；而且，严格地说，这种提问的方式已经越出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视域。因为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所有思考都是建立在已经发生着交换关系的商品之基础上的而不是孤零零的物品之基础上的，马克思这一章的标题是“商品”而不是“物品”。其实，只要我们把紧接着上述引文的文字看完，就不难完整地把握马克思的观点了：“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同上)请注意，马克思讲得很明确：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多倍关系，或者说，复杂劳动的可测量性，不是由作为理论家的马克思或作为生产者的工人去确定的，而恰恰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交换过程所决定的。马克思做的只是用劳动价值论去说明这种已经在经验领域发生了的交换过程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他的研究结论是：因为不管是复杂劳动还是简单劳动，它们都具有价值，正是这种价值使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发生交换，因而可以由一定量的简单劳动来加以说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那种把孤零零的一把二胡和一根筷子放在面前，硬要去测量前者的复杂劳动是由多少倍的后者的简单劳动量所构成的，这种提问的思路就是仅限于数量关系的非社会历史性思路；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所要说明的是一种社会交换过程的本质，而不是孤立的两个物之间的关系。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由此，当哈特和奈格里说只有物质劳动成果才是可测量的，而非物质劳动成果是不可能测量的时候，他们是完全理解错了：如果只是一种孤立的东西，那么，不管是物质劳动成果还是非物质劳动成果，其价值都不可测量，如谁也无法说明一只孤立的高级皮包的价值是多少。而如果是已经处在交换关系中的某种商品，那么，不管它是物质劳动成果，还是非物质劳动成果，其价值都是可以测量的，其内含的复杂劳动量都是可以用多倍的简单劳动量来加以计算的。因为它们事实上已经在进行交换，马克思只是去说明这种交换过程为何能发生，而不是去通过预先的测量来为这种交换提供条件。由此，只要知识、信息、情感等非物质劳动成果已经处在商品交换关系中，譬如，房屋中介的一条信息已经在市场上以100元价格出卖，那么，假设生产一根筷子的简单劳动是10元，我们就可以说，上述这条信息的复杂劳动量是10倍于生产筷子的简单劳动量的。其他任何的非物质劳动成果都是如此。
再进一步，哈特和奈格里说非物质劳动成果因为具有主体—政治维度的内容，因而已经越出了资本所能控制的边界，是资本想控制都控制不了的。他们这是通过强调非物质劳动的特殊的性质及效用，来说明它已经越出了劳资关系的边界。然而，难道马克思说过只是因为物质劳动集中在工厂中，所以资本才能控制它吗？说过物质劳动只是因为生产物质产品，所以才容易被资本所控制吗？没有说过。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生产劳动是对劳动所下的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效用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定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53页)也就是说，不管是裁缝的劳动、鞋匠的劳动等物质劳动，还是软件开发等非物质劳动，其劳动的特殊效用对资本来说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种劳动能否提供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是建立在劳动力及劳动成果必须被纳入到商品交换关系之中这一前提之上的。不管是物质劳动成果还是非物质劳动成果，如果不纳入商品交换关系之中，都是无法被资本所控制的；相反，如果已经处在商品交换关系之中，那么，它们都能被资本所控制。因此，哈特和奈格里要想证明自己的观点，首先必须证明当代资本主义的非物质劳动成果可能处在商品交换关系之外，但这是不容易的。
其次，我们来看看哈特和奈格里关于生命政治的危机的一个基础性论点：权力悖论中反权力力量的生长源自于欲望，而各种斗争是欲望的创造性的表现。客观地说，就像他们在理解价值问题时无法站在社会历史性层面上一样，他们在理解权力问题时，也只是把它理解成权力本身，而看不到导致这种权力出现的社会经济过程。站在静态的、实证的层面，我们的确只能看到资本权力的全面布局。但如果站在社会历史观的层面，我们就不难发现资本的这种看似天衣无缝的权力布局，其实是由社会经济过程的矛盾所决定的。当这种矛盾爆发(如经济危机等)的时候，权力的架构也就自然会出现危机。如果具备了这种思路，那就根本没必要花费那么大的力气，从欲望处绕个圈来解释反权力斗争的源头了。严格地说，从欲望的角度来解释的斗争，无法解释特定历史时期的斗争只会采取特定的形式这一历史事实。仅从欲望来谈斗争，只是说明了斗争的义务，而没有说明我们在现时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义务而不是别的义务。当然，笔者承认哈特和奈格里的确是想建构一种新历史观，一种不是基于客观历史过程而是基于主体的创造性行动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理论层面的确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但这不妨碍我们做如下的学理追问：这种新历史观或者说新主体性理论真的能解释社会生活的未来发展历程吗？未来的社会进步真的建立在生存体验的乌托邦之上吗？笔者以为，哈特和奈格里在对生命政治的剥削与危机的解读上过度地依赖于政治，并同样过度地弱化了历史辩证法的力量，这使得他们不管在理解马克思的观点还是在建构自己的价值理论和主体理论时，都过度地迎合了政治斗争的逻辑，而忽略了对政治斗争之社会历史基础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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