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原型——莎士比亚创作的基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基石论文,原型论文,圣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圣经》中的原型是全人类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更是希伯来人世世代代普遍性心理的长期积淀。由于作为语言符号生成基础的人类感觉和联想的共通性，所以它具有一种跨文化的语义普遍性，得以成为了世界性的文学原型，在后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弗莱曾将《圣经》称作“文学象征的渊源之一”。他断言，“由于《圣经》具有丰富的原型内容，熟读《圣经》便成了为全面了解文学的必要前提。”[①]莱肯也指出：“《圣经》包含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原型。”[②]《圣经》中的许多原型都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得以显现。鉴于他对《圣经》的熟知以及他所处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和西方文学视《圣经》为其源泉之一的文学传统，我们有理由说，这是受《圣经》影响的结果。莎士比亚在重现《圣经》原型时，又往往将它置换成他所处时代的生活，在原型的链条上添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根据荣格和弗莱对原型的定义，原型可能是情节、人物、意象母题，也可以是结构单位。下面我们从情节、结构、人物、意象等几方面论述《圣经》原型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影响。
善与恶的冲突是贯穿《圣经》的主要情节冲突。莱肯曾说“圣经文学的情节就是以善与恶之间的巨大神灵冲突为中心”[③]展开的。他认为《圣经》中的大量细节构成了这个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人物方面，则发生在上帝与撒旦之间，上帝与叛逆的人类之间，上帝的天使与堕落的天使之间以及善人与恶人之间；表现在故事背景方面，则发生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表现在人的内心世界方面，则发生在上帝的旨意和魔鬼的诱惑之间。亚当夏娃的背叛与上帝惩罚他们的情节可以说是《圣经》中善与恶的第一次冲突。他们背叛上帝的旨意而听从蛇的谎言，形成了一种原型的情节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圣经文学中的每一事件几乎都是这种善与恶的原型情节冲突的重演。”[④]莎士比亚在许多作品中都借用了这一情节模式。不少研究者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把社会性的冲突归结为抽象的善恶斗争，事实的确如此。在表现善与恶的情节冲突时，在人物方面，莎士比亚往往用善人与恶人之间的冲突代替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冲突。《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的主要冲突是战功赫赫、谦虚正直、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罗马大将泰特斯与狠如豺狼、毒如蛇蝎的哥特女王塔摩拉之间的冲突。《维洛那二绅士》的主要冲突是单纯的凡伦丁与奸狡的普洛丢斯之间冲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要冲突是代表爱情、友谊和理想的罗密欧、朱丽叶与代表封建保守思想的两家家长之间的冲突。《威尼斯商人》的主要冲突是贪得无厌、凶狠歹毒的夏洛克与代表仁爱、友谊的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及鲍西娅等人之间的冲突。《哈姆莱特》的主要冲突是代表时代先进力量的哈姆莱特与代表社会恶势力的克劳狄斯之间的冲突。《李尔王》的主要冲突是诚实、善良、天使般的人文主义理想的象征、美的化身的考狄利娅与虚伪、恶毒、违背天理、丧尽天良的高纳里尔和里根之间的冲突，以及心地善良、“从不会算计别人”的爱德伽与“彻头彻尾是一个可憎的逆贼、粗野无礼的淫荡之徒”的爱德蒙之间的冲突。《麦克白》是有“跃跃欲试的野心”和“黑暗幽深的欲望”的麦克白同“秉性仁慈”的国王邓肯和具有“高贵的天性”、“保持着清白与忠诚”的班柯以及“高尚明理而又有见识”的麦克德夫的冲突。他的绝大部分作品的情节冲突都是他心目中的善人与恶人之间的冲突。当然，由于时代、阶级的原因，他评判善人与恶人的标准与我们的理解是存在着差异的。在我们看来，他心中的善人，有时也存在着弱点和不足；而他心中的恶人，往往也有值得肯定和同情的地方。同时，有些彼此冲突的人物之间，善恶界线并不是十分明显的。不像《圣经》中的上帝与魔鬼，前者是绝对的善，而后者是十足的恶。
莎士比亚往往用理想的世外桃园与丑恶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代替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冲突。比如在《威尼斯商人》中，是洋溢着生命和青春的欢乐、美丽和谐的神话王国贝尔蒙特与充满尔虞我诈、金钱和罪恶、骚乱和丑陋的威尼斯之间的冲突。在《皆大欢喜》中，是充满真、善、美和爱的亚登森林与篡位夺权、兄弟仇杀的宫廷之间的冲突。在《哈姆莱特》中，尽管作者对德国威登堡大学着墨不多，同样隐含着他的良苦用心，那里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中心，它与丑恶的丹麦宫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李尔王》中爱德伽所想象的景色迷人、如同海市蜃楼般的多佛悬崖，也与暴风雨中的“荒野”和不列颠宫廷形成了对照。
在内心世界方面，《圣经》中的人物往往面临着上帝的旨意和魔鬼的诱惑之间的选择，于是产生了称之为心灵选择的戏剧故事。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心灵选择的戏剧故事。他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里往往隐藏着善与恶，面临着善与恶的选择与较量。无论是克劳狄斯、理查三世、爱德蒙、麦克白，还是安哲鲁、奥赛罗、哈姆莱特、李尔王和考狄利娅，都曾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矛盾与选择之中。克劳狄斯谋杀兄长之后曾忐忑不安，受到了良心的折磨。他一度也有过向善的动机，承认自己的“灵魂负着一个原始以来最初的咒诅，杀害兄弟的暴行”。在恐惧之中向上帝祈祷，“求上帝赦免我的杀人重罪”，呼唤天使“救救我”。[⑤]然而他最终仍没有抵抗住魔鬼的诱惑，在恶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作恶多端的爱德蒙心中存在着善的基因，在临死之际，被爱德伽的话所感动，对自己的罪行表示了忏悔，说出了谋杀李尔王和考狄利娅的秘密。奥赛罗面临的是在象征神明的苔丝狄蒙娜与代表恶魔的伊阿古之间的选择。考狄利娅面临的是说假话和说真话的选择，选择前者立即会终身幸福，而选择后者则会一无所有。”哈姆莱特面临的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如同考狄利娅一样，选择前者则必须同流合污，亲近魔鬼；选择后者，可以拯救人类，但却要导致自身的毁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麦克白，莎士比亚细致深刻地描写和展示了他在善与恶选择和搏斗面前的矛盾、痛苦和犹豫心情。他并非天生的恶魔。弑君以后，他身上原有的道德情感，使他处于极度的精神痛苦之中，良心与野心，善与恶的冲突在他心中激起了汹涌的波涛，将他的灵魂撕裂成了碎片，几乎到了疯狂的边缘。然而，一不做，二不休，以不义开始事情，必须用罪恶使它巩固。他的灵魂终于彻底地倒向了作恶的一边。不过莎士比亚笔下人物内心的冲突又与《圣经》中人物的内心冲突有不同之处。《圣经》中的人物面临的主要是一种信仰冲突，任何选择与冲突都是信仰上帝旨意与违背上帝旨意之间的冲突，是对外界现实作出反应时的内心冲突，而不是与外在事件和周围环境的冲突。而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内心冲突只是一种现实冲突的内化，主要是人与外在事件和周围环境的冲突。因此，将他的作品的冲突单纯地理解为人物内心的冲突或者认为他的作品纯粹是表现一种现实冲突都是不全面的。
除善与恶的冲突的情节原型外，“性格弱点导致悲剧”是《圣经》中另一个较为突出的原型情节模式。与希腊悲剧不同的是，《圣经》中的悲剧是典型的性格悲剧。悲剧往往是按照“陷入困境——作出选择——落入灾难——遭受痛苦——逐渐觉醒——最后覆灭”这样一个结构进行创作的。在希伯来悲剧中，主人公作出选择时，往往是因为自己性格上的原因而导致了选择的错误，最终落入灾难，遭受痛苦。《圣经》中的悲剧描写是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开始的。这个悲剧，事实上是一个原型性的悲剧，它成为后来所有悲剧所仿效的范本而被奉为圭臬。亚当夏娃的悲剧成因是他们轻信蛇的谎言，《圣经》中所有的悲剧几乎都遵循这一原型模式。《圣经》中的这一原型情节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得以显现，他往往将导致悲剧的原因归结为悲剧主人公的性格弱点。莎士比亚悲剧成因是十分复杂的，决非人物性格上的弱点所能概括得了的。但又不得不承认，性格上的弱点的确是悲剧形成的重要因素。《哈姆莱特》的悲剧是因为哈姆莱特的延宕（无论延宕的原因是什么），《李尔王》的悲剧是因为李尔王的刚愎（尽管他后来改正了这一弱点但为时已晚），《奥赛罗》的悲剧是因为奥赛罗的轻信和嫉妒（他在剧终后悔不迭，但已来不及了），《麦克白》的悲剧是因为麦克白的野心与盲目的坚定（尽管他想改变这一弱点但最终仍被这一弱点所吞食）……然而莎士比亚悲剧又与《圣经》悲剧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圣经》浓厚的神性意识使得它将悲剧主人公性格上的一切弱点都看成是对上帝旨意的违背，这是《圣经》悲剧产生的客观原因。然而，造成莎士比亚悲剧的客观原因，却是戏剧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
从结构上看，《圣经》也成了一种后人模仿的原型模式。U型结构是弗莱等人总结出来的《圣经》的一种典型结构模式。弗莱认为整部《圣经》的叙述结构都是遵循着乐园、犯罪、受难、忏悔、得救这一模式。《圣经》讲述的是上帝创造了人类和乐园，而人类却背叛上帝，犯下了原罪，失去了生命与水，最终经过种种磨难后，又向上帝忏悔，并在《启示录》中重新找到了它们的故事。《圣经》可以说是由无数个阶段性的悲剧组成的一部大喜剧。这一结构模式与“希伯来民族宗教的一神观和善恶观是密切相关”的。[⑥]在这一结构模式中，包容了整部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它的欢乐与悲哀。在整个大的U型结构中，又包容着无数小的“U”型结构。约瑟的故事呈现的是这样一个模式：被父亲宠爱的约瑟，经过低落的灾难性事件，最后得到了幸福的结局。《士师记》的结构，也是将一系列传说中的部落英雄的故事纳入以色列人叛教和复兴的不断重复的叙述模式之中。这种结构形成一种原型结构模式。
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喜剧和传奇剧的结构是与这一结构相吻合的。比如《维那洛二绅士》，两位自幼相好的年轻绅士，因为其中一人对爱情和友谊的背叛而几乎使他们之间的友谊破裂，但由于另一人对友情的忠诚以及宽恕、仁慈的精神，终于使两人又言归于好，双方带着自己的情侣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再如《仲夏夜之梦》，两对有情人中，一对因为女方父亲的干涉，另一对因为男友的见异思迁都陷入了痛苦的爱情纠葛之中。但由于仙王的奇妙“花汁”的作用，两对有情人又重归于好，爱情纠葛得以圆满解决。还有《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终成眷属》、《冬天的故事》、《暴风雨》等都体现了这一叙述模式。不仅如此，综观他的整个创作过程，也呈现出一种U型结构。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喜剧呈现的是一片乐园的景象，充满了乐观明朗的情调。在他的笔下，一切事物都是美好的，到处是春天、阳光，诗一般的和谐。尽管生活中也有坎坷和泥泞，存在着着荒谬和不如人意的地方，但作者是通过欢笑的方式来展示和批驳这些不如人意的东西的。如同《圣经》中的伊甸园一样，莎士比亚的喜剧是以幻想中的异乡他国和充满诗情画意、生机盎然的绿色世界作为背景的：幽静的森林，皎洁的月光，争艳的花朵，啼叫的禽鸟。展示的是爱情与友谊的主题，推崇的是人文主义的道德和婚姻关系，表现的是乐观向上的精神。在他早期的历史剧中，也有血与火的冲突；君王的暴虐，野心家的狰狞，贫民的饥苦，没落贵族的丑行。但作者有信心，有勇气去克服和战胜这些阴暗面。“犯了错误得到纠正，有要求得到满足，人人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⑦]如同上帝喜欢义人挪亚一样，他对理想的君王推崇备至。尽管莎士比亚的早期创作体裁多种多样，情节故事林林总总，人物形象形形色色，与《圣经》中的伊甸园的故事相比有点不伦不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具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正如夏娃、亚当经不起蛇的诱惑而偷吃禁果，违背上帝的旨意，犯下了原罪一样，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尚未死尽的旧世界的邪恶势力，还是“新兴的资产阶级，都无法抵挡金钱，财势和女色的诱惑，走向了杀人越货的罪恶深渊，于是出现了他中期创作的悲剧。《圣经》中的人类失去生命树和水后，经过他们的忏悔，最终得到了上帝的宽恕与救赎。在莎士比亚创作的后期，他创作了类似《启示录》的传奇剧，这些传奇剧从中期那种阴沉，悲愤的情调回到了早期那种阳光明媚的天地。与早期喜剧不同的是，作者给我们描绘的是他心中的理想世界，而这一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想世界与《圣经》中的人类救赎也有不同之处。《圣经》中使人类得救的是上帝，而莎士比亚的理想世界是爱、宽恕、偶然的巧合、神秘的鬼神和魔法等超自然的力量使然。但他们都是对理想世界的憧憬与幻想，都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不可愈合的距离时所产生的一种对现状的不满，从而孕育出的对未来的热切期望。只是莎士比亚没有上升到宗教的高度，而是在虚无飘渺的幻想的世界里求得安慰。
莎士比亚借用了《圣经》中的U型结构，同时又溶入了时代的内容和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将这种原型结构置换成了各种不同体裁和美学风格的作品。
作为一种人物类型的《圣经》原型，对莎士比亚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基督——替罪羊”原型就是《圣经》中最为典型的一种人物原型。希伯来民族是个游牧民族，羊是他们主要的饲养动物。因此在希伯来的仪式中，是以羊作替身的。在《旧约·创世纪》中，当亚伯拉罕准备将他的儿子作为燔祭奉献给上帝时，这次献祭没有替罪的意思，亚伯拉罕对上帝的献祭所表达的仅仅是他对上帝的敬畏。在《旧约·利未记》中，亚伦献给上帝的公山羊就完全全可称为“替罪羊”了。此后，《圣经》中又有许多用羊作为世人罪恶的替身而奉献给上帝的事。但世人的罪恶日益加深，已不是作为动物的羊所能负载得了的了。于是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拯救民众，亲自负载着世人的罪恶，并作为他们的替身走上了十字架。因此，替罪羊这种世世代代人的心理积淀，终于形成了“基督——替罪羊”的人物原型。
英国当代研究莎士比亚的著名学者威尔逊·奈特在仔细研究莎士比亚的作品后指出：莎士比亚的作品，无论是喜剧、历史剧还是传奇剧都几乎像宗教仪式一样，“至于他的悲剧，则总是或隐或现地透露着耶稣基督受难神话的反光”。[⑧]在《享利四世》、《裘力斯·凯撒》、《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李尔王》等许多作品中，莎士比亚都借剧中人之口表达出关于牺牲、祭献的宗教观念。他认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许多悲剧英雄都是作为牺牲者死在舞台上的，通常还占据舞台的中心位置，架在高处，像安放在祭坛上的似的。他举例说：“哈姆莱特由四个士兵抬下，波林勃洛克跟随着理查二世的灵柩，勃鲁托斯死后隆重地停放在渥大维的帐营内；又如克莉奥佩特拉死前死后都有侍女殉主，很像《新约》中耶稣和两个强盗被钉的三副十字架。莎氏经常用这种生动的形象，表现牺牲的积极意义，这在其他悲剧作家中是很少见的。”[⑨]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在莎氏的悲剧世界里，基督的这一独一无二的牺牲行动占有中心地位。莎氏的作品就是对这种牺牲仪式的诠释，把它解释成为人的各种各样的牺牲行为。”[⑩]他认为“莎氏笔下的英雄每个都是一个小型的基督”。[(11)]理查二世在被推翻以后曾自比耶稣，对那些谋害他的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你们中间有些人和彼拉多一同洗过手，表示你们表面上的慈悲，可是你们这些彼拉多们已经在这儿把我送上了痛苦的十字架……”[(12)]特别是看到李尔在荒野里高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何抛弃我”[(13)]时，我们更觉得他与耶稣相似了。耶稣为救赎世人，被钉上十字架时，不是也在高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奈特还在基督作为精神世界的王与凯撒、希洛德这些世俗的王之间找到了一种对应关系。耶稣是自愿地、有目的地把自己奉献给毁灭，而凯撒是被动地“当作一盘祭神的牺牲而被宰割”。[(14)]总之，他认为《新约》和莎士比亚悲剧“所记录的是同一事实”。[(15)]但奈特更多的是从仪式结构的角度来阐释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主角同耶稣基督作为一种牺牲和替罪羊的相似性的，而对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悲剧英雄作为替罪羊所产生的作用却论述不够。关于这个问题，另外有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有的学者在分析《哈姆莱特》时，认为哈姆莱特是一位献身英雄，他在剧中扮演的是王子兼英雄的角色。“为了把他的国家从灭顶之灾中解救出来，他不但要替被谋害的父亲报仇，而且还要把自己当作高贵的替罪羊奉献出去……王室乃至整个民族都受到了致命的病毒的威胁，哈姆莱特的任务就是找出这一病毒的根源，然后把它消除。只有进行彻底涤罪，丹麦方能恢复国泰民安的局面，哈姆莱特不愿充当郁积情绪发泄者的角色，这是他迟迟不下手杀死克劳狄斯的主要原因所在。”[(16)]他一下手就可能连自我也一同毁灭，而他如同耶稣在上帝需要他为世人殉难时并不情愿，而是“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17)]祈求上帝“叫这杯撤去”[(18)]一样，哈姆莱特也是不情愿去死的。如同耶稣一样，他也是个不情愿但却是个称职的替罪羊。当他意识到在这个献身仪式中不可能有其他人来替代自己时，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接受了雷欧提斯的挑战，进行那场他怀疑是克劳狄斯安排的战斗。哈姆莱特被“钉死于十字架”，但他的死使丹麦获得了净化和新生。这些论者的分析不无道理。在我看来，无论是哈姆莱特，还是奥赛罗、李尔王、考狄利娅、麦克白、苔丝狄蒙娜、安东尼、勃鲁托斯和泰门，都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观众的。他们运载着世人的罪恶，牺牲自己来达到救赎的目的，显示出一种崇高之美。他们的救赎与耶稣的救赎目的是一样的，但方式上又有区别。耶稣的牺牲是让世人敬畏上帝，以达到救世的目的。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主人公的毁灭则给人一种恐惧和警醒的作用，从而达到救赎的目的。它不是在宣扬上帝的威力，从根本上说是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各种弊病的一种抨击，所反映的是人文主义理想。
蛇是《圣经》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意象母题。蛇是一种遍及世界各地，以它特有的形体和令人恐惧的外表给人类留下深刻记忆的动物，它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而沉淀在人类无意识的深处。由于这个象征符号本身包含着相反的两个方面的属性，因此对这个象征符号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意象旨趣。在《旧约·创世纪》中，它是作为一种邪恶的象征符号出现的。它引诱夏娃偷吃禁果，违背上帝意旨，从而导致了人类的堕落，因此它的意象旨意是诱惑、欺骗与背叛。这个意象凝聚了人类从远古以来长期积累的巨大心理能量，因而具有人类感觉与联想的共通性，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原型。这个原型在《圣经》的其它地方演变成了撒旦和魔鬼。它曾企图引诱义人约伯和救世主耶稣反抗上帝，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折磨。施洗者约翰曾多次将那些刁难和仇视耶稣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称为“毒蛇的种类”。蛇作为一种邪恶的象征符号，在文学史上繁衍出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作为艺术的原型和母题，它并非完全是丑的，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在《圣经》中，它引诱人类的始祖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导致了恶的诞生。然而这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它作恶的同时，也造了善。它使人类迈开了进化的第一步，使他们从沉睡中睁开了惺松的眼睛。它对始祖夏娃的耳语正是写在太阳神阿波罗神殿的大门上的箴言：“了解你自己”；它使约伯和以色列人认识到了上帝的全知全能，只有敬畏和信赖上帝，人类才能得到救赎；它使耶稣百炼成“仙”，向着“灵”的境界飞升。蛇的原型在莎士比亚笔下置换成了人，它同伊甸园的蛇一样，具有欺骗、诱惑、背叛等邪恶的性质。《哈姆莱特》中的鬼魂就将那个杀害国王、欺骗世人的克劳狄斯称作“毒蛇”。哈姆莱特不仅将克劳狄斯比作“毒蛇”，而且还骂那个叛变了他，替克劳狄斯盯梢，时时跟踪他的朋友称为“两条邪恶的毒蛇”。在《奥赛罗》中，奥赛罗就咬牙切齿地骂那个引诱他犯罪的伊阿古为“恶魔”，而罗多维科则称他为“毒蛇”。在《李尔王》中，李尔骂里根为一条“金鳞的毒蛇”，称“用她毒蛇一样的舌头打击我的心”。在《麦克白》中，麦克白骂女巫为“欺人的恶魔”，引诱他犯罪的毒蛇。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莎士比亚将克莉奥佩特拉化作一条“尼罗河的花蛇”、“女花蛇”、“埃及的蛇”……《圣经》作者是将诱惑、欺骗、背叛这些经验中的事，通过动物和魔鬼使之具象化，而莎士比亚作品中代表这种理念的则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他用“蛇”搅乱了幻想世界的和谐与宁静，破坏了人文主义者心中的梦境，让人们从梦中惊醒，对理想、现实和自身作出观照，认识到现实的丑恶、自身的的弱点和邪恶势力的强大。没有了这些“毒蛇”，就没有了艺术世界中的悲。它把英雄推到了舞台的前沿，让他们在与邪恶势力的搏斗中闪耀出理想之光，在壮烈的献身中体现出崇高之美。因此它不单是恶与破坏、它也能造善。正如歌德在《莎士比亚的命名日》中所说：“我们称为罪恶的东西，只是善良另的一面，这一面对于后者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必然是整体的一部分，正如有一片温和的地带，就必须有炎热的赤道和冰冻的拉普兰一样”[(19)]。没有了恶，就没有了地狱，救赎也就失去了意义。蛇以它特有的形式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体现出了自己的美学价值。
《圣经》在艺术上对莎士比亚的影响远远不只这些，还表现在典故的运用和母题的借鉴等许多方面，限于篇幅，不一一论述。莎士比亚作品精湛完美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固然是他自己的一种创造性的产物，但与他汲取《圣经》艺术上的养料也是分不开的。他正是在继承《圣经》艺术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的。
注释：
①②③④ 转引自《圣经与文学》，勒兰德·莱肯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3、17、18页。
⑤(12) 《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卷第84页，第6卷第452页，第4卷第376页。
⑥ 《〈旧约〉与西方文学》，载《湖北师院学报》，1988年第四期，第14页。
⑦⑨⑩(11)(13)(14)(15)(16)(19)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3、419、424、422、423、424、423、418、418页。
⑧ 《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叶舒宪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0、174页。
(17)(18)《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年版，第57，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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