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鹏飞[1]2004年在《具备怎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个人更倾向于从事自我雇佣以及更易于在自我雇佣中取得成功》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种普遍的就业状态,自我雇佣在研究中得到的重视远远不够。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对于鼓励从事自我雇佣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解这些从事自我雇佣的微型企业家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的哪些个人特征会影响到他们的自我雇佣成功。因此,什么样的人更倾向于从事自我雇佣?什么样的人更易于在自我雇佣中取得成功?这便是本项研究的中心议题之所在。论文首先就理论界对自我雇佣认识的发展进行了回顾,接着阐述了不同学科对“谁更倾向于从事自我雇佣以及更易于在自我雇佣中取得成功”这一问题的研究,指出了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从而引出论文的研究视角——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在考察了前人有关文献中关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企业家行为以及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的研究后,论文具体结合我国的制度转型背景,提出了一系列有待检验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假设;最后,论文在西安和杭州两城市调研数据的基础上,对所提出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假设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调研数据基本支持论文所提出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假设。 论文的结论是,在对“具备怎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个人更倾向于从事自我雇佣以及更易于在自我雇佣中取得成功”这一问题的实证中,代表市场经济原则的人力资本的基础性作用已经得以确立;另外,虽然政治资本和干部性质的社会资本网络仍然对所研究的问题存在某种程度的影响,但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这种影响正在逐渐减弱;研究最后指出,企业家精神也是影响自我雇佣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企业家精神氛围的地区差异使得个人的企业家性质的社会资本网络在地区间的自我雇佣行为中扮演了极为不同的角色。
何爱国[2]2005年在《东亚发展观研究》文中认为现代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主题。发达国家在反思现代化,既而改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在启动现代化,既而推进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尤其引人关注,不论西方还是发展中国家本身都在寻找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最佳路径。现代化研究和现代性研究是当代学术界的研究重心所在。现代化理论是人文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学科理论。历史学科也不例外。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很成功,而东亚经济确实从70年代以来(日本从50年代中期)有了持续的高速度增长,因而对东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成为现代化研究的焦点和热点。所有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都没有忽视东亚,无论是主张东亚必须走西方道路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还是不认为东亚会走西方道路的各种新现代化理论、反现代化理论等,或者是反思、批判,既而主张改进现代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化理论,甚至是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认为这个体系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以拉丁美洲为研究中心、强烈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脱钩的依附理论,也没有回避东亚的挑战。“东亚研究”在现代化研究中要么是比较研究的对象或参照,要么是直接研究的目标。这就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东亚现代化理论”,我们可以称为“东亚发展观”。对东亚发展观的研究既可以透视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侧面,也可以探索种种发展观对东亚、中国或其他正在进行或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提供理论反思和战略决策的参考。“东亚发展观”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视点。 历史地看,战后的东亚发展观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毕竟东亚发展观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经验性的依托。大体来看,可以分为叁期,20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期,“经典”现代化理论主导了东亚发展观,这一时期的西方发展问题专家几乎都认为东亚的发展道路是“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实际上是“美国化”。美国现代化模式是全球道路,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守,争论的仅仅是如何实施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西方发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性、重要性和普适性,但也要看到其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作为标准模式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现代化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推崇西方现代化模式,尤其是美国现代化模式为普世模式呢?一则,因为只有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且只有美国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是经济最为发达和实力最为雄厚的现代化国家,西方现代化经验是惟一成功的现代化经验,而美国现代化经验则是现代化最为“成功”的“范例”;二则,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百废具兴,渴望实现西方国家的那种物质上的丰裕,认为只有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才能够达到;还有第叁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袁松[3]2012年在《富人治村》文中研究说明进入后税费时代，“富人治村”已成为乡村治理中的主流模式，这一权力结构变化背后有经济背景、社会基础、制度与政策因素的复杂作用。一方面，税改后的农村基层政治在摆脱了资源汲取的压力之后开始初步民主化，对选举的控制逐渐放开；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剧烈的分化，与此同时国家也在通过大幅下渗公共品资源缓解农村的衰颓。在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进程中，城镇周边农村的超级地租开始出现。新的时代背景下，顺利承接资源、完成土地增值开发、引导农民致富成为农村基层工作的中心任务，基层组织建设中的“双带方针”由是兴起，农村先富能人阶层在地方政府基础性权力不足的情况下成为基层工作达致目标的支柱力量。然而，当由权力主导的巨大利益空间出现之后，村两委选举及人大代表直选便被财富所左右，“贿选”进入相当普遍而难以监管的灰色地带。村庄政治的公共性严重萎缩，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下阶层被排斥出去，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难以实现，规范利益分配的各种制度设计在权力实践中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趋于寡头化。个体的富人出于桑梓情怀回报家乡的类慈善行为并不能代表富人阶层的参政动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投资遵循“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竞争逻辑，而且前提是自身获利更多。虽然他们的投入客观上能使局部地区获得资源，但却以更多地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因为他们所要承接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横亘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寡头结构放大了基层场域中权力-利益网络的“结构洞”效应，从上至下输入农村的资源在流动过程中被大量吸食，且流量愈大吸食愈深，乡村治理发生了内卷化。这与税改前发生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如出一辙，只不过资源流向发生了逆转。所以，如果不能在将乡村社会加以组织的基础上设法以协商民主的政治过程代替权力主体的利益博弈，那么权力-市场的结盟不仅会使国家下渗资源的战略意图落空，还会将经济社会运行带入“转型陷阱”中，停滞、溃烂。
参考文献：
[1]. 具备怎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个人更倾向于从事自我雇佣以及更易于在自我雇佣中取得成功[D]. 罗鹏飞. 浙江大学. 2004
[2]. 东亚发展观研究[D]. 何爱国.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3]. 富人治村[D]. 袁松. 华中科技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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