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来英美城市社会极化问题及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美论文,年代论文,社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79(2003)04-0001-08
极化是指事物或事件沿某一个方向持续发展并达到顶峰，它表示事物发展的动态过程，也表示其发展结果[1]。社会极化，一般地被认为是经济地位、社会背景、发展机会等不同的人群之间差别的扩大，包含收入极化、人口极化、居住极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举世瞩目的现代社会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不仅注意到了地区之间的极化现象[2]，同时更把城市内部的社会极化作为研究的焦点。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从经济转型、种族、职业收入、财富分配、家庭结构和教育等多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着重介绍1980年代以来英美学者对社会极化问题的解释与论证，主要包括对城市社会极化的认识、新城市贫困（尤其是大城市中心区）的成因、种族隔离对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的影响等方面。
1 对城市社会极化的认识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社会极化被美国一些城市理论家认为是与所谓的“全球性城市”的出现相联系的一个过程。如Sassen等人认为[3]，全球性城市是“一个新的特殊的城市化发展形式，是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调整的结果。”像伦敦、纽约、东京、洛杉矶等大城市，它们是世界经济组织的集中地，也是金融和其他专业服务公司的集聚地，是重要的产品市场和技术创新源地。Sassen认为，在这些大城市中收入分配和职业分布的极化、工作机会的变化、因制造业的衰落而造成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减少等，导致了极具特色的社会极化形式。Marcuse认为，“全球性城市”的社会极化呈鸡蛋—沙漏形(the egg and the hour glass)，城市人口的正常分布犹如鸡蛋，大部分集聚在中心，由中心向外围人口逐渐减少；中心人口受挤减少而外围膨胀（中心人口外迁之郊区），形成极化，如沙漏形[4]。
然而，Hamnett却对此持不同见解[5,6]。首先，他质疑Sassen立足于职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论点，认为这种“社会极化”概念模糊，忽视了“绝对极化”（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了大量的低技术、低报酬的工作）和“相对极化”（高比例的低技术、低报酬的工作）的巨大差别。Buck曾指出（注：Buck,N.,Social polarization,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labour markets change in London and New York.ESRC Research Center Occasional Paper2.Colchester:University of Essex,1991.），即使没有职业极化，随着失业人员的增加、收入的下跌、高学历工作者收入的上涨、单亲家庭的增多等等，收入极化也会加剧。其次，Hamnett认为，Sassen没有很好的考虑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实际情况，如伦敦市就业结构就是逐渐呈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而非极化。再次，纽约、洛杉矶的极化也许与大规模的移民涌入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有关，由此来推及其他全球性城市显得过于草率。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M.Castells认为，在信息时代黎明之际和网络社会形成阶段，美国所经历的社会不平等及社会排斥仍将是世界上其他地区即将经历的时代所面临的征兆，特别是欧洲地区更是如此。在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曾在1947-1967和1967-1973两个时期高达2.8%和2.6%，但1973-1979、1979-1989和1989-1997三个时期则分别减少为0.6%、0.4%和0.1%。1977-1997年，美国最富裕的1/5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44.2%提高到50.4%，平均税后收入增长了38.2%；而最贫困的1/5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则由5.7%减少为4.2%，平均税后收入反而减少了12%。即使在经济非常景气的加州，1993-1998年所有劳工的平均薪金却减少了1%，而男性劳工则减少了5%。M.Castells认为，美国社会极化的形成主要与6方面相互影响的过程有关：(1)由工业经济向信息化经济转移，连带的劳动力部门产生结构性转化；(2)信息化经济对高教育程度者的酬金，联系着获得高品质、州立教育的机会日益更加不平等；(3)产业生产、劳工及市场全球化而产生的冲击，其中包括“去工业化”的过程；(4)劳动过程个体化及网络化；(5)移民在劳动力组成中分量增加，而他们总是处于遭受差别待遇的状况之下；(6)在充满父权歧视的情况下，女性被纳入信息化经济的有工作者的行列，以及因父权家庭危机而造成的进一步经济负担[7]。
Ray Pahl依据他对希佩岛(the Isle of Sheepy)的研究[8]，把从事工作（含无报酬的家庭劳动）的家庭作为一极，那些没有工作和没有正常工作的家庭作为另一极，论证了英国社会极化的过程。而健康、住房等具体情况的差别又加剧了这一过程。社会极化也因此被看作是多个挣钱者和从事多种工作的高收入家庭与没有挣钱者和低收入家庭间差距的扩大。Dale和Bamford也以自己的实证研究，分析了英国社会极化状况，认为英国城市社会极化，就属于这种家庭分化型[9]。
相对于Marcuse的鸡蛋—沙漏形设想，Pahl根据洋葱和哑铃(onion and dumb-bell)的形状，提出了他的社会极化构想[10]。依据对英国、美国的观察研究，Pahl指出了两国之间的差别：英国中产阶级人口庞大，而上层、底层阶级相对较少，颇似一个硕大的洋葱；美国则因中产阶级财产的收缩而显得两端大而中间小，像哑铃的形状。基于财产拥有量和基于不同阶级人口数量的极化形式有很大的区别，中产阶级的缩小更多地与财富拥有量而非人口数量相关；根据哑铃模型，底层家庭众多而财产拥有量较少。不同的家庭结构、收入方式、移民以及少数民族所扮演的角色和不同的社会福利体系，使英美两国社会极化有所区别。
2 新城市贫困
在对城市社会极化的研究中，学者们更为关注的是城市贫困，尤其是大城市中心区聚集了大量的贫困人口，成为都市中的一极。美国60年代以来实施了“向贫困开战”(War on Poverty)计划，然而街区贫困仍然是都市的一个主要社会特征。“也许更令人头疼的是城市贫困更加集中，特别是在大都市街区，在这里极度贫困率大大地膨胀了[10]。”传统的贫困以老年人为主体，而这种贫困的主体则是失业者和单亲家庭，可以说是“新城市贫困”。其“新”主要表现在：生活艰难的少数民族和妇女、儿童的高比率，无家可归者、毒品罪犯、街道小贩和乞丐的增多等[11]，同时也表现为仅靠工资过活的工作者和家庭的广泛影响[7]。1997年，美国全国的贫困率为13.3%，但18岁以下儿童的贫困率为19.9%，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贫困率为31.6%，高中辍学者的贫困率为24.1%。从种族看，白人的贫困率为11%，而黑人的贫困率为26.5%，西班牙裔人的贫困率为27.1%，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儿童的贫困率高达37.2%和36.8%，黑人和西班牙裔人中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贫困率更高达39.8%和47.6%[12]。1971-1989年，美国婚姻家庭变成单亲家庭的趋势，几乎使儿童收入不平等状况增加一半；1989-1994年，美国非家庭式的个人贫困所占的比例增长了2.2%，占全部贫困人口的比重提高到21.5%；但同期以女性为家长的家庭所占的比例也增加了2.2%。1997年，大约有28.6%的美国劳工赚得的收入是位于贫困水平的工资，而这一数字在1973年是23.7%[7]。
Jargowsky分析了1970-1990年间美国都市贫困区的变化，发现其大小、居民人口、贫穷人口及其占都市人口的比率都有所扩大[13]。例如，他以40%人口的收入低于贫困线作为高贫困区的标准，发现1970-1980和1980-1990两个时期，生活在高贫困区的都市人口分别增长了25%和54%，而两个时期美国都市人口总共才增长了13%。到1990年，他分析所用的239个大都市中具有将近3000个高贫困区，其人口高达850万。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经济变化是分不开的。Wilson通过对芝加哥的研究，把70年代都市中心贫困区数量和贫困人口的增加看作是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引致的城市经济结构转变的结果，主要是产业空洞化过程，即制造业衰落而造成的工作机会减少[14,15,16]。依据这种观点，城市贫困的增长是与内城由生产和分配中心向服务业和行政中心转变相联系的过程，它造成对低技术水平和低教育程度的蓝领工人的需求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拥有较高技术水平和教育程度的精通业务的白领工人[17]。内城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更易受这一过程的影响。因为低技术工作正是当初将黑人移民吸引到都市内城地区进而成为他们稳定且重要就业岗位的来源。Galster、Mincy和Tobin也研究了都市经济调整与街区贫困的关系，认为经济变化对以黑人为主的街区影响更大[18]。Johnson和Oliver也持类似的观点[19]。
然而，Hughes认为就街区这一水平而言，产业空洞化对城市贫困增长的影响很有限[20]。Wilson的研究集中在芝加哥这一经历了70年代产业空洞化的老工业基地，对那些并非是重要的制造工业基地的城市来说，产业空洞化的影响不是很大[14,15,16]。Jargowsky也指出[13]，有一些都市区虽然经历了制造业的衰落，但是其贫困也降低了，这显然与Wilson的观点相冲突。John B.Strait研究了1970-1990年的贫困状况，认为街区贫困人口的增长及其原因由于种族、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同样的都市经济变化对各种族的影响程度不同，而且经济变化对贫困增长的影响在70年代要比80年代大[10]。
除此之外，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劳动力和住宅市场管制的放松等，都会对城市贫困产生一定的影响。
3 种族隔离对少数民族（黑人）的影响
美国种族的居住隔离是一种倍受注目的社会极化现象。二十世纪40年代，由于南部黑人大量向北部和西部迁移，同时由于战时快速的工业扩张、郊区化及严格的住房建设控制，致使住房和劳动力市场十分紧张，黑人和白人住区的分割明显增加，大量黑人移民聚集在被联邦政府住屋及交通政策支持的郊区化过程而空出来的邻里之中。50年代，战后住房的大规模膨胀促进了一些城市种族隔离的下降。但到1960年，以街区资料统计，美国207个城市黑人被隔离的“相异指数”（dissimilarity index——表示为了在空间配置上达到一种完全的整合而必须更换住所的种族人群比例，以使在每个人口普查区的区域某种族人群组成与大都市地区总体的种族组成相同）仍高达60.4-98.1[22]。1970-1990年，美国的种族隔离在绝大多数城市有所下降，但在东北部和中部地区、大的都市区以及具有更大退休人员比例的都市区，黑人与白人的隔离的程度虽然也有所下降，但隔离水平仍十分惊人，且明显高于西班牙裔人与白人和远远高于亚裔人与白人的隔离水平（见表1）。到1990年，芝加哥、华盛顿、费城、底特律等大都市区的黑人、西班牙裔人，半数以上居住在黑人人口至少占90%的社区[12]。由于中心城区大多是种族贫困区，毫无疑问会产生种族隔离问题。Marcuse把贫困人口空间和种族的集中称为“被遗弃的贫民窟”（注：Marcuse,P.,Is Australia different?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urban poverty.Occasional Paper 3.Melbourne:Australian Housing and Urban Research Institute,1996.）。Wilson的研究认为，正是贫民区的不利环境不仅使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裔人脱离主流社会，而且也削弱他们接受教育、寻找工作的机会，使之不能进入正常的劳动力市场，由此制造了一个新的底层阶级[14,15,16]。M.Castells在Wilson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社会经济结构性转变所产生的新社会网络的特征与日益恶化的贫民区之间有系统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结构调整下，一个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从此建立；民族国家发生危机伴随而生最明显的现象即是福利国家危机；父权家庭让位却缺乏其他替代的形式来提供社会化功能；全球性且分散式的犯罪经济浮现，渗透了社会及制度的各个角落，并接收了某些领域的运作；政治异化和社区共同生活的退缩发生在许许多多区隔的穷困人群间，并感受权利被剥夺。因此，贫民区乃是一种社会排斥系统，其中的种族歧视加上空间的分隔乃是贫民区形成并强化的主因[7]。但另一方面，保守派把黑人社会的贫困看作是一种行为过程，包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他们的“贫困亚文化”会对后代产生严重影响，导致贫困延续。这种观点颠倒了贫困的因果关系，巧妙的将贫困的责任推向穷人身上，因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表1 美国都市区种族居住隔离的相异指数
1980
1990
1980-1990变化
黑人与白人
大于100万人口的都市区
78.3
73.9 4.4
50-100万人口的都市区68.5
64.3 4.2
小于50万人口的都市区61.3
57.5 3.8
具有最多黑人的30个都市区
78.2
73.8 4.4
所有都市区
黑人与白人 73.6
69.4 4.2
西班牙裔人与白人
50.0
50.4 -0.4
亚裔人与白人39.7
40.9 -1.2
232个都市区
黑人与非黑人68.8
64.3 4.5
西班牙裔人与非西班牙裔人
42.2
42.7 -0.5
亚裔人与非亚裔人
40.7
43.0 -2.3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2]。
关于种族居住隔离的原因，英美学者大体有三种解释[22]：第一种解释强调经济因素，认为种族隔离是源于收入和其它社会经济特征的差别。由于黑人收入较低，无力负担郊区昂贵的房屋费用，只好居住在房价相对较低的中心城区。第二种解释强调黑人和白人对邻里偏好的差别，认为黑人和白人家庭对邻里居民结构的偏好有着显著的差别，黑人家庭更喜欢在黑人占优势的邻里生活，或者白人家庭不喜欢生活在黑人附近，他们愿意为分隔的居住生活支付更高费用。Farley等人基于对底特律的案例调查[25]，发现黑人家庭更偏好具有一定比例黑人的住区，而白人家庭对低比例黑人的住区则感到更加舒适；黑人比例越低，白人越愿意移入；黑人比例越高，白人则越愿意移出。但1992年与1976年相比，白人对种族混合居住的意愿均有明显增加，而黑人对高比例黑人住区的偏好却有所提高。第三种解释则强调个人和集体对寻求住房的黑人家庭的歧视或者说是排斥性，认为种族歧视才是种族居住隔离的真正原因。Cutler等人认为，1970年前，居住隔离可以用种族歧视进行最好的解释，但到1990年代，种族居住隔离的维持却是由于白人的偏好和更高的支付意愿[24]。但Kain等人的研究表明[25]，虽然个人和集体的歧视行动正变得少见和失效，但种族因素仍是造成居住隔离的重要障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由于种族偏见，白人喜欢居住在多数是白人的社区，认为伴随黑人的大量进入，会使住区的服务、学校质量和财产价值不可避免的发生恶化，因而不喜欢黑人的进入；其次是地方性排斥，郊区政府排斥性的地区规划使低收入的黑人很难承担得起公共服务费，同时，富裕家庭通过排斥穷人以保持低犯罪率和高教育成就的努力，也使黑人较难进入白人社区；第三是房地产开发商、代理商的歧视，他们对黑人租户和购买户的态度消极，在抵押贷款上缺乏支持，又不为他们提供重要的、有效的信息，也使黑人顾虑重重。
事实上，种族隔离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而较高水平种族隔离又对黑人等有色人种的经济隔离与贫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城市经济的变化，郊区的工作机会逐渐增加，而在中心城区则有所下降。1990-1993年间，郊区工作增加了10.4%，而中心城区则下降了1.3%[26]。居住区与工作地的空间错位(space mismatch)，使黑人参加工作的机会大大降低，相应的增加了他们的贫困。大多数城市交通体系的设置便于郊区居民进入城市中心，而不便于城市中心的穷人到郊区，这就增加了中心区居民参加工作的难度。相对而言，中心城区拥有轿车的家庭较少，较远的距离会增加通勤成本，减少净收入，并缩短工作和休息时间，降低工作热情。同时，黑人居住在城市中心，就业信息的获取受到限制，且穷人的互相帮助是很有限的，这就减少了通过邻居和朋友这一有效的社会关系寻找工作的机会，严重地影响着黑人的就业。
Ellwood利用芝加哥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27]，认为空间错位只是影响黑人青年失业的相对较小的一个因素。大多数青年（白人和黑人）不在自己的邻里工作，因而工作地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举例说，芝加哥西部工作机会虽然充足，但黑人青年的失业率同缺乏工作的南部相比几乎相当。因此，影响黑人青年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是种族而非居住与工作地的空间错位。Leonard[28]、Ihlanfeldt和Sjoquist[29]都指出了Ellwood所用的数据有错误。因此，他的结论可能是有问题的。Ihlanfeldt和Sjoquist根据对费城的研究，黑人青年的平均通勤时间是26分钟，白人则为18.5分钟。无论黑人白人，被雇佣的概率都随着通勤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可见，空间错位对黑人青年的就业影响较大。M A.Stoll的分析表明，种族隔离使寻找工作的成本增加了一倍，促使黑人和白人大多在他们自己的居住区附近找工作，这无疑对黑人更加不利[30]。
4 结语
英美社会极化的产生与加深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社会极化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如何克服社会极化、解决城市贫困、帮助底层阶级发展、消解种族隔离，便成为极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就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向贫穷开战”(the War on Poverty)计划，试图以根除贫困。随后，又实施了“社区发展合作(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特别行动”，“新未来计划”(New Future Program)、“家庭和邻里改革计划”(Neighborhood and Family lnitiative)等众多计划，强调通过社会的广泛参与来解决城市极化和贫困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近年来，英美又将扩大就业、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发展地方经济、完善大都市区的管制等作为治理城市社会极化对策[31,32]。但时值今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福利国家政策向劳保国家政策的转变和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英美国家的城市极化问题仍十分突出，解决城市社会极化的道路仍将十分艰巨和漫长。
收稿日期：2003-06-02；修订日期：2003-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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