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洋溢 创意迸发——“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新视野”论坛首次会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首次论文,创意论文,教育改革论文,新视野论文,智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基础教育改革
（一）学校教育需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寻求新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变化，全球化对教育的影响已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对象。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有可能使学校教育面对稳定与变化、保存与更新、保守与开放、本土与全球、局部与整体这五对矛盾。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些变化：价值失范，学生观念与行为出现更多差异；工具理性的深化，人们更为关注实用技术和可以转化为产品的知识；个人与团体身份认同趋于多样化、模糊化；身心背离，人的精神世界面临更多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学者提出将民族认同视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应有之义。在新世纪中，有必要进行文化重构，形成更清晰的民族自觉。相比之下，教育长期陷于工具理性而淡化甚至失去了这种追求，现在则需要在基础教育中恢复民族认同的本义，致力于人的发展。还有学者从发展中国家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应对全球化的战略，包括我国基础教育需要考虑地方差异（包括地方的经济能力和文化），制定有针对性和引导性的发展标准。
有的学者提出了全球化对学校管理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带来的影响。在学校管理方面，管理体制将发生从集权管理向民主管理的变化；学校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有可能更为突出；学校保持自己的办学特色可能更为困难；学校间办学质量的差距将拉大。同时，全球化的经济主义倾向、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观念，使学校课程改革出现了重功用性知识、轻意义性知识，重根据既定逻辑演绎出的未来、轻生动的现在，重课程决策的专制（由经济“精英”决策）轻课程政策的民主等特征。
学者们认为：面对全球化给学校教育带来的挑战，我们首先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先将问题揭示出来，然后研究其解决策略。面对环境的变化，作为主体的中国教育不能简单地在“同化”和“顺应”（借用皮亚杰的概念）中择一而从。对于这一个问题，也许这些概念已不够用，因为我们还需要“对话”。
（二）更深入地研究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领域所产生的变化和问题
针对信息技术在教育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有学者认为其主要发展方向包括：(1)在课件开发方面，出现了体现教学策略的运用和教学风格的课件、支持合作学习的“群体”、体现“及时学习”和“即求即应”学习功能的电子作业支持系统、基于多媒体教学素材库的“积件”。(2)在多媒体教育应用方面，出现了虚拟学习环境和虚拟学校这类“虚拟现实”、体现非线性多媒体信息网络结构的“超媒体技术”（用以实现大量教育信息的有效处理和管理）、电子出版物等。(3)在网络教育运用方面，出现了网络远距离教学、网上学校、校园网、计算机支持的合作学习等新事物。此外，还出现了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的趋势。在关注这些发展趋势的同时，也急需深入研究一些重要问题：在信息技术支持的教学活动环境中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模式和策略？信息技术对改善学校的哪些工作所起的作用最显著？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不同学科、不同对象的效果有何差异？除了领导重视和足够的资金外，信息技术在教育中有效应用的主要条件是什么？信息技术应用于教育中的成本效益情况如何？
有学者结合学校变革的具体问题探讨了网络文化的影响。对于学校教育而言，网络不仅是工具，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影响着新生一代；网络带来了无限丰富的教育资源，这使得学生在某些方面超过教师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权威的丧失，而是对教师的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在知识的获取方面有了重大的自主权，但同时面对更为复杂的信息环境，也有可能因无所适从而失去自主权；学生的知识观和认知方式发生了变化，知识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获取知识的方式也更多地指向知识探索的过程和个人探索的过程。在网络文化的背景下，学校教育出现了新的特征：中心化、多样化和不确定性。因此，学校变革需要采取相应的策略：首先，要发展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在自主的创造中学会学习；其次，要让学生学会选择，使教育更多地成为一种引导。
与会代表认为，信息技术的应用使教师必须对自己的角色有新的认识，以应对挑战；同时，网络技术的应用有可能会造成传统的课堂秩序产生变化、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无序”，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探讨和创造适合现代信息技术环境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策略，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保证教育质量。
二、文化多元视野中的基础教育
针对多元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给课程文化建设带来的困惑与问题，有学者分析了现代学校课程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及特点，这包括：多元化的课程目标价值取向，以“仁爱与情感”、“和谐”、“价值与信念”为标志的现代课程内容文化，以理解、体验、参与、合作为标志的课程实施文化。同时，在文化多元视野中，人们面对着课程文化价值选择的几个“二律背反”现象：(1)以促进社会发展为根本，还是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根本；(2)以掌握科学基础知识为主，还是使学生获得直接经验为主；(3)以群体发展为主，还是以个性发展为主；(4)强调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还是强调批判和超越；(5)强调国际化，还是强调本土化。在面对与课程文化建设有关的这些问题时，不能简单地作出取舍，而应将人的发展作为实践理性层面的主题，以构建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课程文化观为主要内容，采取形而上的理性思考与实证的探索内在统一的研究范式，力求在现代学校课程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上取得一定的认识成果。
有学者探讨了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外引”而走上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国家所面临的特殊境遇——一方面要完成由近代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的转换，另一方面又目睹了现代理性的危机，并进而分析了我国当前学校德育需要坚持的原则。包括：正确认识整个世界在新时期中的文化交融与冲突，并在分析与比较中进行借鉴；坚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指导思想，构建反映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学校德育体系；在借鉴西方主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提高道德认知水平的基础上，坚持传统德育中对青少年学生“悟性”的培养，并力图将这种“悟”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培养新型的道德主体。
三、社会转型时期的学校变革
（一）学校教育中的教学与德育的改革
有学者指出，课堂教学最需要进行四方面变革。(1)重新认识学校课程价值。要全面实现学科的多方面、整体性的育人价值，而不仅仅关注分点式的知识。(2)重新理解整个教学过程。教学是师生两个主体交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它不是预设教案的机械执行，而是在课堂上重新生成、不断组织的过程。(3)重新认识学生在课堂上的角色。学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而且是在教学过程中与教师共同创造课堂的参与者；是教学的创建者，而不仅仅是学习者。课堂的创造过程是教师与学生合作进行的。(4)改变教师观。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而且是育人工作中的创造者；教师在变革了的课堂中最基本的角色是教学的责任人、课堂的组织者和学生学习的指导者。
有学生认为，社会转型对人们精神世界产生的巨大冲击具体表现在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张、道德价值体系的重建、价值多元化这三个方面。针对这些变化，学校德育内容应包括不同类别（公德教育、私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不同层次（道德理想教育、道德原则教育、道德规则教育）和不同方面（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陶冶学生的情感道德、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为此，需要加强公德教育，培养公德意识；降低德育重心，重点加强道德规则和道德原则层次的教育；实现从“实质性德育”向“形式性德育”的重点转移，努力提高学生适应价值多元社会要求的道德判断力、道德敏感性和道德行动能力。
还有学者探讨了民主、知识与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将个体从事民主实践所需的知识分为三类：民主的知识、关于民主的知识、为了民主的知识。在分析社会生活中这三类知识受控制的现象的基础上，他提出，应反对在学校中对这些知识的控制，为此，教育、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应该被重新加以分析界定；教育的目的应该重新表述，必须指向培养“公民”(public citizens)而非“国民”(state citizens)或“个人”(private Sitizens)；课程应该得到批判性的重建，以多样性的知识消解知识霸权和控制；在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品质，而不是让他们接受现成的结论。
（二）学校变革与基础教育的区域性发展策略
对于学校来说，社会转型意味着发展模式的深层转变，生存方式和生存意识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探求学校变革的更好策略。为此，有学者分析了当代学校变革的三种模式：(1)基于线性因果思维方式的重点突破策略。(2)基于系统思维的系统综合策略。如欧洲学校改革，提出了学校变革的要素：人、任务、技术、结构组成综合的体系，其中人是中心、是前提、是手段、是目标，人在变革过程中成己达人。(3)互动生成策略，也可以说是复杂思维策略。迈克·富兰在《变革的力量》中倡导的就是这种策略。他认为，学校变革主要是渐进的而不是突进的；变革不是极端的，极端的变革最终或者失败（如伊里奇的学校消亡论）、或者成为其他观点的一种点缀；变革需要多种策略并存并相互补充。
有学者探讨了学校教育的区域性发展问题，并提出：应为分区决策、分区指导和分区评价制订一个教育基准，并建立分类评价标准，适应地区特点；同时，允许不同区域采取有所区别的发展战略。例如，苏州市就根据本地特点作了一些探索。首先，加强相对薄弱学校的建设，把优秀学校的副校长或教导主任指派到一些薄弱学校，或者采取合并的方法，把优质学校和差的学校合并。其次，加强对弱势人群和外来人群的教育，由此影响他们的父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再次，探索教育国际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名师、名校长培训机制。
（三）探索不同类型学校的变革道路
与会者探索了国有改制学校、传统名校和民办学校教育的变革道路。
来自北京一所国有民办学校的校长介绍了该校改制并进行教育模式改革后的发展状况，以及通过变革而获得广阔的办学空间所带来的效应。一方面，在教育的市场运作条件下，直接与社会进行能量、物质与人员、信息的交换，学校以其优质的教育服务从社会直接取得能源，成为具有自生、自组织能力的开放系统，实现了高速运行；另一方面，学校内的教育模式改革也推进了教师队伍建设，使办学达到高水准。在讨论中，大家认为，在关注这类改制学校成功经验的同时，还应认真对待诸如引起其他学校师资流失等问题。
有学者认为，历史名校往往首先活跃了教育观念、解放了思想并积淀了学校文化，形成办学特色。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些学校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特征，如：迅速扩容，为更多的青少年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提供了机会；开创研究性学习，为中国课程体系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在创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过程中形成了学校自主办学机制。在新的教育变革中，历史名校需要与时俱进，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学生体验生活，更充分地发挥每个学生的个性和潜能，让教师成为学生人格发展的促进者，把学校建设成学习型组织。
民办教育同样面临着一些发展中的问题，需要人们提出相应的对策。有学者指出，民办教育首先需要解决政校关系，以免出现滥用教育资源、以“翻牌”代替改革和轻视、剥夺部分学生教育权利的问题。其次，要使民办学校获得足够的办学自主权，其中涉及到学校自治的深度（如办学自主权）和广度（如课程设置权）两个方面。此外，还应探讨如何使民办教育免受外界干扰，使其办学类型多样化等方面的问题。对准军事化管理等现象，有人认为这反映出民办教育在管理青少年方面对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公立教育的重要补充，有人则认为这并不能代替教育观念、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改革。
四、当代青少年生存状态与特征
社会转型正给当代青少年的生活带来诸多影响。有学者在对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小学生的学校生活质量状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需要注意的七个方面的特征：小学生在学校生活中广泛存在着自我压抑现象，幸福感大多处于中等程度；小学生已经深受当前社会中功利主义、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影响；小学生普遍肩负了沉重的学习压力，同时也体验着其它的紧张与焦虑；他们的情感生活、情感表达与心理活动几乎都是围绕着学校而进行的；小学阶段本应是使人获得基本秩序感与信任感的时期，但是小学生所面对的现实却是令人担忧的；学校生活正在远离学生的实际生活；小学教育正在用科学世界取代生活世界。因而他提出，小学应当呈现学生当前生活，不要成为教育的孤岛；小学教育应更多地强调“育人”功能，使人成为人性养育的圣殿。
城市化进程中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在会上也受到关注。有学者指出，尽管《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中都规定要让流动儿童实现受教育的权利，一些地方政府也让当地的学校招收流动儿童，但实际上我国的许多流动儿童没有就学，原因在于其中很多人无力支付接受他们的公立学校所要收取的高昂的借读费、赞助费等。而民工子弟学校存在许多问题，诸如有些办学者的办学动机令人怀疑、办学条件简陋、班级过大、课程设置与教学的组织管理不规范、师资水平差、学校缺乏合法身份，等等。因此，流入地方政府能否为流动儿童提供免费教育的费用、受教育权利与解决城乡二元制社会结构的矛盾等问题都急需探讨。
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探讨了当代学生的思维特征，包括：与十多年前相同年龄段学生相比，现在的青少年抽象思维水平有下降的迹象；现在的青少年在思考问题时能找到较丰富的视角，但同一年龄段的个体间差异较大；影响青少年思维水平的主要因素不是他们接触的信息量，而是他们接触的信息类型（如形象化的直观材料、文字表述的信息）、班级的教学状态（是否有激励提高读者质量的氛围）和父母的影响（父母与他们的交谈和对其课外阅读的关心支持）。
五、新型教师的培养与发展
社会转型要求基础教育进行必要的变革，而新型的教育需要新型教师来实现。为此，学者们普遍关注新型教师的培养与发展问题。有学者研究了香港和大陆沿海（江苏、广东）的教师在教学目标和教学视野等方面的取向，从而发现：被研究的教师在教学取向上均倾向于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科知识为主导、低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同时，学生差异（尤其是学习的困难和特殊学习需要）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为此，需要对教师作适当的培训，首先要鼓励老师们组织起来，共同经历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形成一种组织文化，从而获得创造、解难和应变等能力；其次，可以通过校外（尤其是来自大学的）研究人员与教师一起进行实地研究，在真实而复杂的学校场景中针对教师遇到的问题寻找改进的途径。
针对当前我国在师德方面复杂而严峻的局面，有学者提出，新时期师德建设的重点应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1)塑造富于时代特点的教师公德形象。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公德的核心主要包括：“契约——诚信”，“平等——民主”，“尊重个人——群体合作”。(2)必须努力打造具有“可逆”特征的、真正平等的师生关系。(3)鼓励教师建立“进取性”职业道德，既要有对事业发展的强烈责任感，又能以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存教育，还需要具有投入改革实践的意识及热情。
有学者探讨了教育专业自主权和教师职业地位等问题。他认为虽然教师的专业自主权受到《教师法》等的规定，但在现实中依然受到了干扰。阻碍专业自主权的落实至少有三个因素：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和观念、过于庞大的管理机构、视教育过程为简单的贮存过程的观念。要解决由此引起的问题，需要改变教育管理方式，从“划浆式的管理”转变为“掌舵式的管理”，从而为教师充分发挥专业自主性营造更开放的空间。在小组讨论中，教师的生存状态问题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此外，学者们还提出了教师角色的定位、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及其法律责任研究、以理解理论为基础的理解教育和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入学、收费和学生负担等方面的问题，并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尤为受人关注的是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学校自身职责的问题。大家认为，教育研究者完全可以立足于学校教育和教育学研究的特殊性而展开跨学科研究，并且能与相关学科成功地展开平等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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