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质《答魏太子笺》笺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子论文,吴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曹丕写给吴质的信保留至今的共有三封，其中建安二十三年，太子又与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闲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注：《魏志·吴质传》裴注引《魏略》与《魏志·王粲传》引文文字略有出入。）若要理解此信的真实意思，可以联系曹丕《典论·论文》相对看。
《典论·论文》的产生与其时代的士人精神相背离，其内容大约三分论文，七分论政，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写作于建安末年甚或黄初年间，其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殊不知此话是曹丕对士人们的诱导兼警告，其意指文章之外，从现实情形来看，士人若置身于政治漩涡中，岂但追逐荣乐而不得，且会惹祸上身死于非命。士人崛起于乱世，虽或有其高尚的政治理念，同时也意在充分发挥个体生命之能量，攫取身值乱世之“要路津”；作为最实际的诉求，立功可以有助于个体、家族甚至宗族免遭乱世冻馁之患。但以进取谋利禄，实在隐患无穷，想大享荣乐而延年益寿，最后连老死户牖也做不到，这样为博取“年寿”、“荣乐”而妄下赌注，与安于“文章”之人生相比，有点儿得不偿失，意指文章等于“经国之大业”，警告士人不必涉足于政治的实际运作，“立功”为强权如我者所专，而士人只能仅止于“立言”，才是唯一的既全命避祸、又留名后世的生存方式。按《魏志·文帝纪》裴注引《魏书》载曹丕《与王朗书》自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士，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馀篇。”这里就“三不朽”而言，恰恰省去了“立功”这一最具现实性的内容，正可以与《典论·论文》相印证。盖立德几乎是迂阔之念，立言只是为了留名后世，而立功却会影响到现实，能在实际政治中发挥作用。这说明《典论》之中蕴涵着丰富的政治潜台词，而非仅仅是文人雅趣。以准备登基的帝王的身份，曹丕要引导士人不是通过“杀身以成仁”方式，而是以学术文化建树来企求垂名不朽，士人减低了实际行动的能力，可与己相安于今世，自己偷梁换柱等勾当，士人便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曹氏则可以避开士人当下之锋芒，从而转移士风。曹丕明确指出，士人最佳处世方式是像古之作者那样“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于士人非但可以全身远祸，而且还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建安七子大都凋零于建安二十二年，而杨修于建安二十四年被杀，此信虽早成于《典论·论文》一年左右（注：按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之《曹丕〈典论〉最终成于黄初间》条，补正张可礼《三曹年谱》，认为张说“《典论》基本成书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大疫后不久，成书后不断有所删补，举《典论》五条，证为作于建安二十四年以后之文”。并为补二证，赞同张说。中华书局2003年版。），但是兄弟间的矛盾症结却早就形成，而且日益激烈。不过曹丕“南面之术”在此前已经彰显无遗，根本不是秘密，曹植此信是作出回应，揭穿了其兄之谎言，针锋相对提出，人应在“三不朽”的各个领域均有所驰骋，最无奈时，才写写文章，他说：“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此段文字中，“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直接与曹丕“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分庭抗礼，这也可以看出兄弟俩矛盾之深，曹植威胁到曹丕的政治意图，曹丕不得不时时防范曹植，曹植一生坎坷，“常汲汲无欢”，此确实是兄弟积怨难解的缘故。
二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确立了其魏太子的地位，曹丕与吴质通信的时间与曹丕写作《典论·论文》的时间相去不会太远，其思想的流露应与“魏太子”和“魏文帝”的心态相一致，所以只有弄清楚了曹氏兄弟这般不同的居心，才能够对吴质的信作出切近真实的解读。现存吴质与曹丕笺三篇（其中一篇为残篇）、书一篇（亦属残篇）。其《答魏太子笺》说：“二月八日庚寅，臣质言：奉读手命，追亡虑存，恩哀之隆，形于文墨。日月冉冉，岁不我与。昔侍左右，厕坐众贤，出有微行之游，人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自谓可终始相保，并骋材力，效节明主，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臣独何德，以堪久长。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为盛，若东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俦也。其唯严助、寿王，与闻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谋于国，卒以败亡，臣窃耻之。至于司马长卿称疾避事，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而今各逝，已为异物矣。后来君子，实可畏也。伏惟所天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文奋矣。虽年齐萧王，才实百之，此众议所以归高，远近所以同声。然年岁若坠，今质已四十二矣，白发生鬓，所虑日深，实不复若平日之时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过之地，以为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欢，难可再遇，盛年一过，实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风云之会，时迈齿载，犹欲触胸奋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胜慺慺，以来命备悉，故略陈至情，质死罪死罪。”
此显然是对上述曹丕来书的回覆，这亦符合“笺”这一文体的特点，《文心雕龙·书记》篇说：“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奉笺。记之言志，进己志也。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吴质奉笺，主要要向曹丕表其忠心，表明其顺从主人、步趋一致的感情。对此首先要理解“伏惟所天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囿，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文奋矣。虽年齐萧王，才实百之，此众议所以归高，远近所以同声”这番话。“所天”是指对自己最为重要的人，譬如父之于子、夫之于妻或君之于臣。《后汉书·梁统列传》说贵人姊南阳樊调妻嫕上书自讼曰：“妾同产女弟贵人，前充后宫，蒙先帝厚恩，得见宠幸。皇天授命，诞生圣明。而为窦宪兄弟所见谮诉，使妾父竦冤死牢狱，骸骨不掩。老母孤弟，远徙万里。独妾遗脱，逸伏草野，常恐没命，无由自达。今遭值陛下神圣之运，亲统万机，群物得所。宪兄弟奸恶，既伏辜诛，海内旷然，各获其宜。妾得苏息，拭目更视，乃敢昧死自陈所天……”其注曰：“臣以君为天，故云‘所天’。”（注：相传丁廙所作《蔡伯喈女赋》描述了她的婚姻：“当三春之嘉月，时将归于所天。”此“所天”指丈夫；《宋书·郑鲜之传》说：“……若有功不赏，有罪不诛，可致斯喻尔。无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于所天。不致力于所天，则王经忠不能救主，孝不顾其亲，是家国之罪人尔，何所而称乎？”此“所天”几乎包括君父总而言之；作于宋嘉祐庚子（1060）的《广清凉传》卷下有“志远之传”曰：“释志远，俗姓宋氏，汝南人也。早丧所天，孤养于母，承顺颜色，晨夕无违。”此“所天”即指其父，刊于《大正藏》N0.2099。）因此吴质之“所天”即指曹丕；而“萧王”何指？按《魏志》有《任城陈萧王传》，说：“萧怀王熊，早薨。”陈寿为之立传，然文字极其简略，不知何故，或许其中有所隐情？再按《武文世王公传》说曹操卞皇后生曹丕、曹植之外，还生了任城威王彰和萧怀王熊。建安后期，曹丕与曹植围绕夺取太子地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吴质，按《魏志·吴质传》裴注引《魏略》曰：“质字季重，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质亦善处其兄弟之间。”吴质熟知曹氏兄弟，左右逢源于其间，而且在曹丕和曹植夺嫡过程中，他左袒曹丕一边，曹操出征，当告别时，他示意曹丕“泣而拜”，其真诚的效果胜过了曹植的“称述功德，发言有章”，他为曹丕最终确立为太子出力甚多，是曹丕赏识的亲信（注：《魏志》裴注引《质别传》说“（文）帝初亲万机”之时，吴质便是“辅弼大臣”，可见吴质颇得文帝之器重。），故而他是十分了解曹丕内心世界的人，尤其认识到曹丕作为政治动物的残忍之心。至建安二十三年，曹丕太子的地位已经牢固，曹植亦已无力回天，所以吴质敢于不加隐讳地奉献其阿谀之辞，称颂曹丕文才高妙。曹植虽然失势，但是作为诸侯，还是不容轻诋，所以吴质假借已逝世的萧王曹熊为参照，其实隐指曹植，直言曹丕“才实百之”，以表扬曹丕在诸子之中是最杰出者，并且让曹丕确信自己顺利夺嫡，乃众望所归。
其次，关于此回覆中论文的部分，极其机敏的吴质滴水不漏地回应了曹丕所关注的政治前景问题，篡夺是否会遇到士人们的阻力，这是曹丕尤为担忧的难题。因为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此前曹氏父子已经擘画篡夺汉刘的天下，所以曹丕凝志不分者正在于此。他与吴质所谈论的建安七子，惟独标举徐干，其他只不过是陪衬而已，实际上是深有用意的。曹丕说伟长“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著《中论》二十余篇”，“此子为不朽矣”。《典论·论文》说：“唯干著论成一家言。”在曹丕意识中，徐干作为文人的典范，其关键词就是“箕山之志”，所谓“箕山之志”，指尧时许由“终身无经天下之色”（注：《吕氏春秋·求人篇》。）；按《世说新语·言语》第18条说：“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曹丕赞扬徐干“有箕山之志”，是希望士人明哲保身而言，而晋文王讽刺向秀“有箕山之志”，则是就惟恐士人持不合作态度而论的，帝王在与臣民互动关系中总要保持其主导的地位，要令臣下彻底就范，这是君权权势使然。曹丕论文，其重点在于文人的德行和名节，“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曹丕深切地体察到文人的性格特点。譬如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说：“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这几乎就是古今文人的本质特征，秉持这样的个性，文人容易“犯上作乱”，令主上难堪。故曹丕所谓的德行、名节，主要以徐干为例，推崇一种与世无争的处世观，体现几分隐逸的色彩，这可以使人处世避免种种的尴尬，至少可以做到全身避祸。汉末士人起而挽救汉刘政权的命运，大肆讲论政治道德和原则，自然就潜伏着冲突的危机，正因为考虑到会出现危殆的局面，曹丕独表徐干“有箕山之志”，推崇徐干式以文章“经国”，他衷心希望士人们“终身无经天下之色”，其意在引导士风，当他推行改朝换代的重大举措时，亦令士人无意干预时政。
吴质对此了然于胸，他先叙旧抒情，吴质比曹丕年长十一岁，昔日南皮之游，挥洒激情，任气使才，当时之交游，其功利的成分可能并不多，是其共同青春美好的记忆，令人难以忘怀。然而一旦进入到政治的语境，情形就彻底不同了。曹丕来书提到了建安七子中徐、陈、应、刘和阮、王之六子，惟独缺一孔融，因孔融在建安十三年已被曹操杀掉，所以此书中就不愿提及此人（注：《典论·论文》谈论“七子”时之排序首先就是鲁国孔融文举，可能“七子”之称号是当时士林的共识，而《典论》是一部公布于世的著作，因此，谈“七子”曹丕就不能忽略孔融。而《与吴质书》则是比较亲密者私人之间的通信，更见其真实思想和情感，在此书中曹丕将曹氏父子比较讨厌的孔融从“七子”名单中删除了。）；而且“徐、陈、应、刘”的排序，也体现了曹丕的喜好，与此四子文学才华的高下无涉，徐干自然是其最中意者，故理应列名第一，而刘桢因有所触犯，不太顺从，所以就被置于最末了。吴质不得不顺着曹丕的话题，有所评论。他说：“何意数年之间，死丧略尽。臣独何德，以堪久长。”这些昔日的友人都死尽了，而自己倒还活着。“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他亦免提孔融，认同惜乎此辈未能尽其才。“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为盛，若东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俦也。其唯严助、寿王，与闻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谋于国，卒以败亡，臣窃耻之。至于司马长卿称疾避事，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而今各逝，已为异物矣。后来君子，实可畏也”。《魏志》本传中吴质“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吴质固然亦是一文士，同样文才卓著的曹丕往往把文士视作其假想敌——这是曹丕时代文士的大不幸！原来曹丕对于手无寸铁的文士存有如此戒心，吴质亦不能不有觳觫之感，所以他有意贬低建安七子作为文士的现实作用和影响，即否认此辈尚有“立功”的可能性，消减曹丕意念中此辈人物所拥有的现实影响力，指出此辈仅仅可以作为文学侍从，成为朝廷的点缀。同时以汉武时代的东方朔、枚皋之徒来比拟阮、陈之俦（注：《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说：“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意指这些人不过滑稽俳优而已，实不足多虑。文士即便如严助和吾丘寿王，他们一旦超越了其文士的身份，不知深浅地涉足实际政治，由于立身不够谨慎，所以招致杀身之惨祸，此须令天下文士引以为戒，吴质用“臣窃耻之”四字，便与这样的人生方式划清了界线，吴质表示对于政治如履薄冰，自己绝不会重蹈前人之覆辙，完全心领神会曹丕不许文士参政的意思。他以作了富家女婿的司马相如为例，指出司马相如“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徐干的人生观和处世方式与司马相如近似，这是深得曹丕赞赏的根本原因，吴质进一步表示自己深谙曹丕表彰徐干的“微言大义”，点到了曹丕《与吴质书》和《典论·论文》的写作主旨，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曹丕要传递给天下读书人的信息何尝与此有别呢？
一场瘟疫带走了性情各异的“七子”中的大部分（注：《魏志·王粲传》说：“踽以十七年卒。干、琳、暘、桢二十二年卒。”），曹丕来书称“观其姓名，已为鬼录”，颇见曹丕既惋惜又释然的复杂心情（注：《典论·论文》评价“七子”曰：“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七子”都是具有超强主体意识的文士，曹丕亦深感难以对付。）；吴质所谓“而今各逝，已为异物矣”，性情张扬的人物往往可爱又可畏，他们被自然之手淘汰了，吴质也仿佛在提请曹丕尽可释怀。而“后来君子，实可畏也”，又似乎是在提醒后来者，在应对帝王时，必须谨小慎微。自己作为政治角斗场上的幸存者，仿佛是偷生的窃贼，当同侪均不敌政治和自然的风霜刀剑，纷纷谢世之际，自己竟然还能苟延残喘，就如小偷得手未被抓获一样，庆幸之余，更要向曹丕表白，自己野心全无，且来日不多，他说“然年岁若坠，今质已四十二矣，白发生鬓，所虑日深，实不复若平日之时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过之地，以为知己之累耳”，此“所虑日深”指不再像年轻人那样血气方刚草率从事，凡事会三思而后行，总之，要让曹丕放心，吴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酒友，他已有家室的牵挂，遇事会冷静处置，惟以身家性命为考虑事物的出发点，他戒除了青春时期鲁莽灭裂的毛病，不会犯愚蠢的错误，以给您老人家增添任何麻烦！吴质再次追忆“游宴之欢，难可再遇，盛年一过，实不可追”，青春犹如一场美丽的春梦，当梦醒之后，一同做梦的人都得面对现实的残酷，吴质要诱导曹丕一起来追忆，追忆逝水般的年华，想让他已变冷酷的心片刻回复当年的浪漫和友情。当大权在握之后，曹丕性情中极其冷酷的一面就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比如《魏志·文帝纪》载：“（黄初四年）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按《世说新语·尤悔》第1条指出曹丕毒杀任城王曹彰，接着想对胞弟曹植再施毒手，是太后干预，才不得不罢手（注：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91年版。）。曹植作《任城王诔并序》，在序文与诔文中均说：“如何奄忽，命不是与！”“如何奄忽，景命不遐”（注：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二、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控诉曹丕的狠毒。然而曹丕亦不是完全泯灭了诗性情怀的人，他在与吴质的三封书信里，均回忆到往日的欢聚，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余顾而言，兹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曹丕依旧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但是“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如何”！面对相同的良辰美景，物是人非，大家都清楚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吴质潜意识里还是希望曹丕能够念及旧情，这是一切伴君者所必然滋生的惶恐心理。而且他还得表示自己虽年纪老大却并非废物，仍然愿意为主子赴汤蹈火。
吴质仅有一首《思慕诗》留存至今，其辞曰：
怆怆怀殷忧，殷忧不可居，
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蹰。
念蒙圣主恩，荣爵与众殊，
自谓永终身，志气甫当舒。
何意中见弃，弃我就黄垆。
茕茕靡所恃，泪下如连珠，
随没无所益，身死名不书，
慷慨自俯仰，庶几烈丈夫。
他对于曹丕的感情，完全出于一种投靠主子的心理，当黄初七年，曹丕以四十岁的年纪去世之时，吴质就萌发了失去靠山的悲恸，顿然有无所依赖的痛楚，所谓“随没无所益，身死名不书，慷慨自俯仰，庶几烈丈夫”，则显得其人格十分可笑和卑贱。吴质因为“怙威肆行”，死后“谥曰丑侯”，看来历史还是客观地评判了吴质其人。
按曹植《与吴季重书》称赞吴质“得所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可见吴质文才不俗；而且前日欢聚，吴质“鹰扬其体，凤观虎视，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君子壮志哉”（注：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二、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何等的气势磅礴！魏太和三年，曹植徙封东阿，吴质十分畏惧的魏文帝已经去世，面对一个失势的诸侯王，吴质酒酣耳热之际，不禁焕发出其性情中比较真实的一面。但是当回覆书信时，观吴质《答东阿王书》，吴质静心思量之余，前日的狂傲就消退了，表示希望“钻仲父之遗训，览老氏之要言”，呈现出一个谦谦君子的风度。可见吴质人格分裂成不同的形态，他面临不同的对象和场合，善于随机说法，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所以书信作为文章中的一种文体，未必文如其人，经过理性的思索之后，其文字恰恰掩盖和隐藏了作者某些本质特性。然而文学史又是十分公允的，吴质未能进入“七子”的行列，正说明其虚假性限制了其文学的成就，他可以八面玲珑于一世，却难以在伟大文学家行列中占据一席之地。
学界时常探讨儒家文化的好处，以吴质等为例，当一个人处于政治的常态之中时，不知其儒家的学养能够发挥出几分？所以君臣政治体制对于儒家文化真精神的容纳度究竟有多大，这是谈论中国古代文化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若一个具备了深厚的儒家素养的士人进入到政治体制之中，他只是疲于应对和自保，那么儒家思想中关于社会责任的部分，他是否还能够有暇顾及呢？如果一种文化只是停留在体制外人物的纸上谈兵之层面，我们是否可以将此指称为我们的主流文化？一个社会的年轻士子皓首穷经，当一旦明白自己所学仅仅是屠龙术，那么无数代无数人的青春和生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都蒙受了欺骗？
三
通过阅读吴质《答魏太子笺》，亦有助于治文学史者了解在曹氏文人集团中，“七子”中某些人的处世风貌。譬如从政治层面而论，曹操、曹丕均厌恶孔融其人的做派，所以吴质所谓“唯严助、寿王，与闻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谋于国，卒以败亡，臣窃耻之”，此虽未曾以之与“七子”中的某人联系起来，却似乎令人感觉到是在影射孔融的为人。《魏志》未曾专门为孔融列传，端赖裴注，引述《续汉书》、司马彪《九州春秋》、张璠《汉纪》、《魏氏春秋》及《世语》，大致勾勒出孔融“不识时务”的性格特点，他最终难逃被杀的命运，似乎亦在情理之中；而当时这些史料的撰写是否受到曹魏政治惯性的影响，以致丑化了孔融，让孔融蒙受诬蔑之词，则今人不得而知了。
而吴质所谓“若东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俦也”，则透露出在曹氏和同侪眼里，阮、陈几乎有几分“弄臣”的角色定位，《魏志·王粲传》说：“（阮）踽少受学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踽终不为屈。太祖并以琳、踽为司空军谋祭酒，掌记室，军国书檄，多琳、踽所作也。”裴注引《文士传》曰：“太祖雅闻踽名，辟之，不应，连见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踽，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延宾客，怒踽不与语，使就技人列。踽善解音，能鼓琴，遂抚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面临强势，阮踽的性格中有屈服和柔顺的一面，这样的性格使他在曹氏阵营中，成为可以狎侮戏弄的对象，此与刘桢的倔强尊严似迥然有别。当阮踽死后，曹丕作《寡妇诗》，其中有曰：“妾心感兮惆怅、白日急兮西颓，守长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怅延伫兮仰视，星月随兮天廻，徒引领兮入房，窃自怜兮孤栖，愿从君兮终没，愁何可兮久怀。”此几乎有点儿南朝宫体诗的意味了，设若悼念一个尊敬的友人，绝不至于如此写其未亡人的孤寂，正由于阮踽俳优式的处世风格，才可能让曹丕等人在其身后，假借同情孤儿寡妇的题目，毫无顾忌地写出自己所想象的空床独守女子的内心世界。而作为阮踽的儿子，阮籍在政治高压之下，所表现出来的佯狂姿态，其实与阮踽堪称渊源有自。
曹丕《与吴质书》说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又在《典论·论文》中说到“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这也代表着曹丕关于著述价值的判断，《典论》本身应列于子部，曹丕认为子部书的写作，才是不朽之作，这样的观念，其实与汉代人的看法仍然是一致的。假如揭示了曹丕的政治意图之后，再来看曹丕的“文学观”，其实不宜将它过度拔高，譬如视之为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这样的评价是否符合实际，尚需重新审视。即使其客观的效果诚然是划时代的，这也仅仅是郢书燕说而已。
然而曹丕推崇子部书写作，亦毕竟与前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其思想特征已经与儒家渐行渐远，汉代政治人物尚“缘饰”以经术，曹丕甚至于连这种伪装亦不需要了。按《南齐书·礼志上》说：“魏氏藉汉末大乱，旧章殄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并未详也。”《南齐书·乐志》说：“建安十八年，魏国初建，侍中王粲作登歌《安世诗》，说神灵鉴飨之意。”作为蔡邕的得意弟子，王粲在朝廷礼仪建设方面用力甚多，但是，这在曹丕的眼里，已经算不上有任何意义的著述行为，曹丕仅仅称道其辞赋写作有超过前人之处。作为一个在乱世中崛起的军事政权，曹氏不愿意权力受到礼仪的缠绕和制约，所以儒家思想自然失去了其至尊的地位，降为诸子中无甚高论的一家。而为了突出其强权政治的强势地位，曹魏十分钟情于法家治国。《魏志·杜恕传》记载杜恕曾感叹道：“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今之学风主要是受曹氏的影响，上行则下效，这几乎是曹操、曹丕和曹睿一以贯之的思想特征和执政风格。吴质善于迎合曹丕的性情喜好，所以通过其《在元城与魏太子笺》，亦可以从另一侧面，了解曹丕的学术和为人。其笺曰：“若乃迈德种恩，树之风声，使农夫逸豫于疆畔，女工吟咏于机杼，固非质之所能也；至于奉遵科教，班扬明令，下无威福之吏，邑无豪侠之杰，赋事行刑，资于故实，抑亦凛凛有庶几之心。”吴质明确表示其施政将舍儒而尚法，此与曹魏的学术和政治理念是相吻合的，他要以此博取曹丕的赏识，这正说明曹氏政权采取了一条鲜明的法家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