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的亚洲新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不稳定论文,新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奥巴马政府最近外交政策的中心议题是美国在被中东牵制精力数十年之后将重新回归亚洲。显而易见，亚洲将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选之地。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成为寄托美国及全球经济复苏希望的发展引擎。与此同时，这一经济动力也导致了大量的双边贸易赤字以及美国制造业的持续衰落。中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就位于亚洲。
美国发现亚洲在过去数十年间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它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如今居然是自己的最大债主，而日本作为最重要的地区盟友已进入经济停滞、人口减少、政治毒化的第30个年头，印度和越南这样的前敌国正成为美国极具前景但要求苛刻的伙伴。美国也在变化。它被反对战争的人民以及沉重的政府财政赤字捆住了手脚。
美国如何去适应变化了的亚洲正是问题所在。它现今的政策看似是一种升级的旧亚洲战略与对亚洲竞争对手、盟友和伙伴多样需求的战术回应之间的混合物。一些国家希望美国成为保护者，另一些国家希望美国成为制衡者，而还有一些国家则将美国视为敌手。而缺乏的则是对亚洲战略活力的重新评估以及对美国在亚洲利益及其实现途径的冷静考量。
这样的重新评估需要妥善地理解20世纪最后25年美国成功推行亚洲政策所依赖的支柱。这将包括对根本变化的分析，因为这些变化已破坏了并可能在将来进一步侵蚀那些支柱。因此，必须明确美国在新亚洲的利益并找到保护它们的最佳政策工具。
在1975年西贡陷落后的25年里，基于经济与安全收益而非战略投入的美国亚洲政策是极其成功的。在这个时期，亚太成为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并将美国经济带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与此同时，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没有受到挑战，而有关美国基地的政治紧张局势被有效地平息了。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冲突在稳步减少。盟友关系也顺利地得以向前推进。
美国亚洲政策的成功基于4个环环相扣的支柱。第一大支柱是没有亚洲国家追求地区领导权。该地区最大的国家太穷并且专注于内政，而最富有和最具凝聚力的国家则太小。亚洲没有一个国家企图获得地区领导权，且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被大多数亚洲国家所接受。
美国精心设计的“精简版霸权”联盟结构使任何企图挑战领导权的亚洲国家都要付出高昂代价，以此维护地区格局。作为地区唯一可能企图获得主导地位的富有大国，日本却受到联盟网络和历史记忆问题的羁绊。越战之后，尽管美国减少了在该地区的存在，但亚洲国家仍将美国视为不具威胁性的地区秩序维护者。
第二大支柱与第一大支柱相互关联，即亚洲精英奉行这样一种理念——经济发展压倒一切，任何政治或战略争端都不应威胁到事关发展的稳定局势。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相信对抗与冲突会带来大规模的贫穷与动荡。1967年东盟的建立创造了一种地区社会思潮，即稳定事关发展，发展也事关稳定。这激励了该地区以及亚太地区在随后数十年间的发展。
美国对第二大支柱的支持是为了增强第三大支柱，即允许亚洲国家政治经济模式的多样性以激励、动员国内的财富和智力来摆脱外部竞争者并使经济减缓的影响最小化。例如日本经济不对外资开放，在结构上依赖于动员国内资本和国家对经济的深度参与，并且控制汇率以利于制造业出口的最大化。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都借鉴了日本模式中的要素，但却采用了一种较温和的威权统治以免国内抗议影响快速的发展步伐。
美国尽管面临着巨额贸易赤字，但依旧对亚洲出口产品开放其巨大且充满活力的国内市场。与此同时，美国的联盟体系使亚洲国家节省安全开支从而将资源投入到经济发展之中。美国没有将这种特权给过其他地区。第三大支柱通过显示搁置野心和对抗所带来的收益而确认并加强了前两个支柱。这也激起了对全球经济规范和结构的拥护，尽管亚洲在这些规范形成过程中并不享有明显的话语权。甚至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在事关全球经济秩序的重大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
第四大支柱是亚洲国家在安全伙伴与贸易投资伙伴上的紧密联盟。无论美国的盟友还是联盟的被动得益者，亚洲的非共产主义国家都成了环太平洋贸易圈的一部分，从而将美国的消费者、北亚的制成品、东南亚的劳工以及澳大利亚的矿产和能源汇集在一起。这一贸易圈抵消了冷战在亚太地区的扩散并促进了史无前例的增长。
美国的联盟体系及其安全与经济利益使得妥协很容易达成。华盛顿看到盟友繁荣昌盛，就很容易不再计较其不太自由的经济政治行为。与此同时，只要美国的军队和航空母舰依然待在太平洋地区，亚洲充满活力的经济就会接受华盛顿的美元特权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偏好。
促使20世纪后期亚洲保持稳定的四大支柱现今已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确保没有任何亚洲国家企图获得地区领导权的权力配置已让位于更具等级性的秩序。中国已位居亚洲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中国的庞大经济总量、高增长率、地广人多以及现代化的军事力量都为其涉足地区领导权提供了足够的力量。
但中国拥有众多猜疑的邻国。这包括有直接领土争端以及在历史上曾经不和的国家：日本、越南、印尼、印度或者还有俄罗斯。这些二线国家不想将地区领导权拱手让给北京，也不想直接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它们倾向于通过非正式的协作以增加相互之间以及与美国的接触。这包括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外国直接投资、海上联合军演以及能源和技术领域的合资企业。
与此同时，二线国家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部分邻国的恐惧。二线国家的邻国与中国接触以求自保的软制衡这种第三层面也在亚洲出现了。印度邻国与中国的贸易额4倍于与印度的贸易额，而与北京保持最密切关系的东南亚国家则长期处于越南的阴影之下。争取亚洲首要地位的力量与反对力量之间互动所产生的不稳定效应正暗流涌动。
第二大支柱也正在崩溃。在历经50年的经济增长之后，亚洲精英之间有关稳定与发展的共识让位给了脆弱感和特权感。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亚洲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严重依赖于矿产与能源的进口，而且这种依赖只会有增无减。这使一些亚洲国家产生一种脆弱感，它们对能否获得价格合理的资源以及能否阻止敌国切断运输通道心生疑虑。与此同时，作为异军突起的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亚洲经济大国产生了希望获得其他国家更多尊重的民族主义期望。这种不断增强的脆弱感和日益上升的自信心导致了东海、南海、日本海和中印边境地区一系列持续升级的冲突。
第三大支柱也面临着挑战。美国和世界不再允许亚洲经济体的政策选择摆脱审查和压力，而亚洲经济大国的异军突起则要求在全球经济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有关美国和太平洋经济体之间贸易赤字的担忧并不鲜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本提高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数十年之后，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传递出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试图使亚洲国家的政策制定符合华盛顿的偏好。美欧利用中国入世申请作为工具以迫使中国经济进行改革。
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局势已反转。异军突起的亚洲经济已取代疲软的欧美而成为全球经济的希望。这种新首要地位促使中国领导人提醒西方对危机负有责任并指出西方试图逼迫中国改革的虚伪性。亚洲经济大国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在从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全球倡议中共同发挥着重要影响。它们的汇率、能源价格、金融政策及投资所产生的影响已扩散到亚洲之外。中国有关需要终止美元作为单一全球货币的声明，亚洲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日益提升的话语权以及在全球经济援助中不断增加的分量，这些都是亚洲的话语权在全球经济中增强的标志。因此，美国和亚洲经济大国在经济表现及偏好方面的差距比以往更大了。发生变化的是这些分歧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在塑造美亚关系中所处的首要地位。
亚洲稳定所依赖的第四大支柱也正在瓦解。中国开始声称其在亚太经济中的中心地位。过去数十年间，它已成为紧密联系的亚洲制造业体系的中心。东亚以及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工业化使其迅速成为中国部件的进口国，而中国则成为生产线的末端以及最终产品的出口国。部件出口占东南亚国家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2年的1/2跃升到2007年的2/3，其主要目的地是中国。中国部件进口占其东亚制造业进口的比重从1992年的16％上升至2007年的46％。这一整合体现在亚洲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得益于中国经济而非美欧经济。
该地区与中国保持最紧密经济联系的国家很多都是美国的盟友、中国的竞争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在强化与美国盟友关系的同时也不断深化与中国的经济整合度。但像越南、印度、印尼和新加坡这样的非美国盟友也在加强与华盛顿安全联系的同时与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只要亚洲的竞争态势加深，不稳定性上升，那么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拉力将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
亚洲权力等级的前景数十年来第一次成为可预期的，尽管有人欢喜有人忧。亚洲的经济体是全球能源、矿产和食物的主要消费者，这增加了对供应系统脆弱性的担忧。危机后，亚洲经济的首要地位创造了一种新的自信感，随之这些国家要求获得尊重以及扮演更重要的全球角色。这种首要地位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亚洲国家对于全球经济及其机制还没有清晰的议程。有关亚洲强权不断演变的战略意图的疑虑挥之不去。
因此，亚洲国家和美国在战略选择方面均面对着一个具有前所未有复杂性的新亚洲。政府、地区组织和评论家为应对亚洲全新的战略场景提出了4种对策，但却没有一个将亚洲战略变化以及不稳定的本质全部考虑在内。
一些分析家和专家认为，过去60多年来保证了稳定局面的美国联盟体系才是维护亚洲稳定的最好机制。拥护者相信华盛顿及其盟友将致力于维护美国体系在亚洲的首要地位。这一设想是增强力量从而使追求地区领导权的亚洲强权付出高昂的代价。强大的美国联盟体系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将保证持久的繁荣并阻止潜在的挑战者颠覆亚洲安全秩序。但美国衰落或退缩的迹象将引诱地区强权填补真空，从而导致权力竞争的加剧。
这一战略获得了美国两党的支持并在亚洲政府和评论家中赢得了众多的拥护者。自1996年以来，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菲律宾的双边联盟得到了系统强化，而美国与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尼的安全伙伴关系也自2000年以来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些都显示出亚洲国家欢迎这一选项。但一些专家也质疑其可持续性。他们注意到美国的亚洲盟友已习惯于在与华盛顿的同盟关系中投入较少。自越战后，它们并没被要求在该区域为联盟有所贡献(尽管有些盟友在中东的联盟行动中有所投入)，并且它们军力配置的选择主要基于国家而非联盟的需要。
然而，中国的军力建设，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军力部署的弱点加之堆积如山的政府债务，都意味着美国更有可能需要向亚洲盟友寻求帮助，并且不仅限于财政支持。继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遭受伤亡之后，美国公众不能忍受在对亚洲的干涉中当地盟友比美国投入得太少。因此，联盟体系需要华盛顿的亚洲盟友在资源和承诺上有更大的投入。但一方面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些与美国联系紧密的盟友缺少真正应对中国挑战的动力。另一方面考虑到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发展选择空间的扩大，印度、越南、印尼这些具有强烈动力的伙伴是不可能与美国的联盟体系有密切联系的。
亚洲不稳定的新时代也给华盛顿带来了进退两难的问题。中国与较小邻国在南海和东海水域间的摩擦不断增多，这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危险陷阱。美国对这些水域现状的欣然接受，激发了菲律宾与越南在军事与外交上强烈反对北京的信心。对华盛顿来说，这些低层次的冲突将引发无休止的难题，即何时向盟友提供承诺以及何时为阻止中国的邻国太过咄咄逼人而保持沉默。华盛顿的利益是维护航行自由以及确保对盟友承诺的可靠性，并避免为亚洲盟友咄咄逼人的主张提供一张空白支票。对美国来说，地理上的偏远位置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亚洲盟友的不可靠性记忆使其陷入了承诺可靠性的困境。对美国盟友来说，保持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是美国继续支持它们的最好保险。
促进亚洲稳定的第二个对策建议是以地区机制为重点。东盟成功地搁置了地区紧张局势和争端，支撑了亚洲未来的稳定在于多边制度而非双边联盟的观点。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机制的发展，包括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东亚峰会等被看作是东盟避免冲突原则的稳固和具体化。加入诸如东盟与美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会议，以及香格里拉对话、众多的联合军演与巡逻等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地区集会。其基本逻辑是这些亚洲地区主义的规范可以推动亚洲从一个倾向于“现代”冲突的区域转变为像二战后欧洲那样的“后现代”、后冲突的区域。增强的地区主义力图通过多次参与亚洲国家的救灾、联合演习、军事交流、维和行动、打击跨国威胁的巡逻以及第二轨道的讨论等“社会化”行动来消除国家寻求等级和竞争的冲动。
以一定数量的多边地区会议为基础，后现代安全秩序似乎正在顺利形成之中。但令人怀疑的是，这近乎狂热的信任建立是否可以对能影响到战略竞争和不稳定加剧的深层次因素。亚洲国家军事开支的趋势仿佛是在讲述一个安全竞争不断升级的故事。如东盟地区论坛等制度15年来无力解决因不同主张引发的持续不断的南海紧张局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处理争端。2002年，作为东盟发起国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将有关西巴丹岛与利吉丹岛的争端递交到国际法庭而非任何地区组织来裁决。尽管很难想象，但任何应对亚洲出现日益不稳定情形的解决方案都必须做到这一点，即亚洲的多边机制从搁置争议转变为缓解和解决争议。
也有迹象表明亚洲大国有时也将地区机制当作竞争而非合作的工具。在亚洲，北京明显支持的制度是“东盟10＋3”。而东京则担心这样一个小团体为中国的主导地位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所以更愿意增加印度、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2005年初，日本和中国都极力争取东南亚国家对其目标的支持。最后，两种版本的地区主义都建立了起来，目前中国与日本在地区主义上的竞争在减缓，但这样的竞争也可能再度出现。地区的制度安排可能加剧而不是缓和亚洲的混乱局面。
第三个解决方案是联盟和区域机制的结合。通过投资联盟体系来提高挑战者的成本，美国及其盟友可以阻止中国挑战现状。这个“硬”平衡对应的是“软”接触——通过区域机制深入接触中国，使其通过社会化以接受现状。其基本逻辑是软化“硬平衡”的对抗性，同时排除其他选择，使中国只能通过地区机制而社会化。
然而，这种两面下注的观念并没有弥补联盟与地区主义这两个选择方案的弱点。美国及其盟友在有效投入联盟体系以威慑中国挑战方面仍然面临困境。联盟承诺的困境在两方面都存在，只有少量的证据表明20年的区域组织成员身份已通过某种重要的方式促进了北京的“社会化”。中国似乎完全适应了亚洲的机制，甚至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给了北京在地区事务中更大的发言权，同时又能够排除任何所希望避免的问题。因此，北京在南海奉行强硬态度，相信地区机制将不会违背它的意愿而讨论由此导致的紧张局势。亚洲机制倾向于在不断变化的权力秩序中回避摩擦，从而使该地区国家加大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军备建设、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
第四个对策建议是侧重于以大国共识为基础的权力协调。支持者认为尽管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和竞争，但亚洲大国必须在避免冲突方面达成一致。亚洲协调源于一个共识：紧张局势、领土争端和误解应该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进行管理。这需要大国间的团结，没有任何单一国家可以挑战协调体系。对国际竞争和冲突的管理，亚洲协调特别依赖每个参与国的权力、权利以及它们关于共同责任的共同承诺来维护该地区的秩序和稳定。对一些支持者而言，这意味着美国和中国不得不达成一致意见，即都在该地区享有合法的领导权。这将要求美国在更实质的层面上承认中国目前在该地区的领导角色。
与美国的联盟体系和地区机制所不同的是，亚洲协调目前只是一个想法，并且无法测试其发展前景。但同其他方案一样，对于它能否缓解亚洲不稳定状况仍存在质疑。毕竟，协调只有在成员分享本质上兼容的观念时才能持续下去，这些观念是关于构成一个稳定的、可接受秩序的元素。而要实现亚洲成员国分享本质上兼容的观念，这仍是一个遥远的梦。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地区与全球秩序的许多方面存在根本分歧，其中包括国际和区域制度的组成和范围、主权与干涉相互矛盾的规则以及全球市场的运作。对于美国来说，解决方法就是推动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承认现有秩序；而这对北京来说就等于追随，虽然还不清楚中国是否形成了反对现存秩序元素的替代方案。这些分歧表明机制中存在的僵局，而且在亚洲协调中又不可能绕开类似的分歧。对中国、美国或亚洲其他大国来说，似乎缺少承认其他国家拥有同等地位的动机。中国认为自己在崛起而美国在衰落，而许多美国人认为问题是暂时的，中国的崛起有待时日。只要期望仍存在分歧，亚洲大国不太可能在角色与权力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当亚洲出现战略竞争逐渐加剧时，目前的政策选择很可能加剧该地区的不稳定。美国两面下注的战略具有加剧不稳定的危险，同时强调地区主义或大国协调充其量只是地区危险情形的遮羞布。相反，美国需要回归到支撑其在20世纪后25年极其成功的亚洲政策的理念上来：对增加稳定性的亚洲战略态势加大投入。
美国亚洲新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是必须意识到该地区已从相对缺乏竞争转变为竞争不断升级。在此背景下，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不再相信“精简版霸权”政策的前景——寻求地区主导需要付出极高成本。相反，美国认为抗衡中国获取地区突出地位的最好路径是亚洲的理解与制衡手段，中国目前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挑战者而非直接的军事竞争者。美国和亚洲的利益在将这些新竞争态势视为地区稳定力量方面是一致的。
幸运的是，亚洲其他的战略竞争态势将提供以稳定因素缓解竞争的可能性。亚洲新兴大国在面对能源、矿产以及食品供应突然中断方面所表现出的脆弱性，是一个强有力的稳定因素，警示亚洲大国如果竞争失控将破坏其新得到的权力和地位的根基。
这些类似可能性也存在于地区国家间不断增大的安全利益与繁荣利益的分歧之中。为实现繁荣与经济增长，应培育亚洲新兴国家间的协同共存，以此作为一个克制战略竞争的有力因素。同时亚洲国家要警惕对大国的依赖性，应该预先阻止亚洲其他国家逐步被大国所吸引、形成一个排他的经济与政治集团。
如果美国应对亚洲的方式不当，那将会加剧该区域的不稳定，导致全球进入不稳定时期。美国作为唯一有能力影响亚洲地缘政治的非亚洲国家，它在该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上具有一系列的清晰利益，美国在维持21世纪亚洲稳定的过程中具有核心作用。为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回归到其非常成功的亚洲政策的本源上来，即一个理解地区不稳定的根源并致力于推动该地区安全与繁荣的承诺。
原文标题：Asia's New Age of Instability
选自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12年11/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