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西方三大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先后问世与相互角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思潮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2)03-0021-11
当今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这些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最主要有三种：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三种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先后形成于20世纪初。研究它们各自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形成后它们又是如何展开角逐的，对于把握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未来命运是很有意义的。
一、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的遭遇与第二国际的命运密切相关。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尽管恩格斯本人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实际上他成了第二国际的精神领袖。第二国际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无产阶级日益强大的产物。第二国际在成立初期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开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可惜，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由于恩格斯逝世等各种原因，第二国际未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未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它内部出现了修正主义的派别而陷于分裂，直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解体。
这里所说的修正主义派别是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伯恩斯坦曾被恩格斯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但恩格斯逝世后不久，他马上以最公开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历程竟然是以伯恩斯坦对其全面的修正拉开“序幕”的。他先是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推出了一系列文章，而正是在这些文章中，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质疑。他借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检验，提出“回到康德去”[1]的口号，企图用康德的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紧接着，他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否定和修正。除了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之外，着重否定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与修正是从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始。他集中批判这一学说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论述。他如此致力于否定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经济关系中寻找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的做法，说到底是为了在此基础上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鼓吹人的意志、意识至上的历史唯心主义。在他那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否定与修正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与修正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伯恩斯坦看来，正是黑格尔的关于对立面的发展的辩证法导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犯下了致命的错误，造成了他们的“自我欺骗”，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纯粹思辨的错误预测。伯恩斯坦本人承认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是一种彻底、全面的否定。
严重的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得到了第二国际内部许多人的呼应。法国社会党的创始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的让·饶勒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早期就力主把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结合起来，强调唯物史观并不妨碍对历史作唯心的解释，强调“不能把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对立起来”[2]。尽管让·饶勒斯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也有所批评，可实际上这种批评是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加以肯定。与伯恩斯坦不同的是，他在宣扬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时，并不明言自己的观点是与马克思相违背的，不惜对马克思的理论大肆鞭挞，而是努力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说成是符合马克思的理论的，把宣扬自己的观点与歪曲马克思的理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例如，他提出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思想的批评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的基础之上的，伯恩斯坦批评马克思是为了反对把人类历史的一切变化都说成是由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的改变引起的，而强调意识等的作用，实际上马克思的观点与伯恩斯坦的观点没有多少差异。在让·饶勒斯看来，伯恩斯坦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自己的反对经济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在于把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对立起来，通过批评马克思的“错误”来显示自己的“正确”。再如，他认为，伯恩斯坦推崇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逐步的改良，伯恩斯坦错就错在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必然导致一种激进的革命，于是就花了大量精力来批判马克思的辩证法。而实际上，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以“调和”为宗旨的，从而也导向改良主义，只有那些“极端的革命派”才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直接与激进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
考茨基长期担任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由于立场和观点上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考茨基实际上对伯恩斯坦的批评是十分摇摆不定的。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理论的批评的不彻底与肤浅主要表现在他只是从方法论上加以揭露，似乎伯恩斯坦之所以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主要失足于用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对头。而且考茨基所说的伯恩斯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对头，主要不是指伯恩斯坦背叛了唯物史观，而主要是从一般的思想方法这个角度论述的。例如，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而伯恩斯坦正是在否定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企图推翻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断。但是在考茨基看来，伯恩斯坦推翻科学社会主义论断的主要手法就是曲解“科学”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伯恩斯坦主要是由于对“科学”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在理解上发生了偏差，从而导致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考茨基是第二国际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和实证主义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在他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的后期，成了像其他实证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要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像其他实证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首先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去哲学化”，也就是排除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哲学内容。考茨基正是这样，他反复论证，哲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并不是核心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实践在本质上是全然不包括任何哲学问题上的特定立场的。他赞扬拉布里奥拉在《关于唯物史的探讨》一书中“非常明确地和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3]。在考茨基看来，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与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两者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他在排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的同时，竭力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考茨基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为了消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他把科学性与革命性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化的过程，就是越来越摆脱主观的价值判断和革命意志的过程。考茨基到了后期并没有从“中派”的立场上走出来往左走，而是选择了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沆瀣一气，即继续滑向右派的泥坑，最后沦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其中第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在理论上提出“超帝国主义”论，歪曲唯物史观并为帝国主义辩护；第二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对十月革命所开辟的共产主义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清算。
第二国际内部也有一些理论家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其中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卢森堡。她认为，“揭露伯恩斯坦的理论中隐藏着的内核”，是“我们党内广大产业无产者迫切需要做的事情”[4]。她揭露在伯恩斯坦的理论中隐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会“崩溃”的理论的彻底否定，从而根本上取消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对资本主义全面“适应”新的形势的论证，从而根本上取消人们反抗这一社会的理由；对社会改良主义的百般推崇，从而根本上反对通过革命手段走向社会主义；用手段替代目的的险恶用心，从而根本上要人们放弃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卢森堡认为，贯穿于伯恩斯坦上述四个方面的错误的是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背叛说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背叛。如果说卢森堡在20世纪初主要批判矛头是对着伯恩斯坦的，那么不久随着以“中派”面目出现的考茨基的路线日益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同流合污并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影响不断扩大，她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批判考茨基的修正主义。卢森堡对考茨基修正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批判考茨基从唯心史观出发鼓吹“疲劳战略”，推行“唯议会主义”；第二，批判考茨基从唯心史观出发鼓吹“民族防御战略”，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卢森堡在批判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种种新的研究。她论述了马克思的真正贡献之所在，提出由于马克思在从当今社会的基础上自然发生的无产阶级运动与社会主义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从而使无产阶级运动从自发的运动变成自觉的运动。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停滞的原因，认为并不是由于马克思理论无力向前发展或是它本身已经“过时”，而是由于人们从马克思的武库中取来了思想武器却又不充分利用；并不是由于马克思不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是由于我们的需要还没有达到运用马克思思想的程度。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是总体性理论，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的说法，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把总体性理论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资本积累论》一书是她用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朽之作。
二、西方共产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
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在20世纪上半叶，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发展方向的当然不是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国际解体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而是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分化出来的共产党。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的列宁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这样我们在西方世界，不仅看到了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国际解体以后的西方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修正，同时也看到了西方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按照俄国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路线，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继承与发展。列宁主义本来就是在与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路向的抗衡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在西方世界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就必然出现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与从属于第三国际的共产党之间的严重对立。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共产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具有如下主要内容和特征：第一，从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出发，共产党理论家们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严格坚持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他们依据列宁的物质定义和唯物主义哲学，对各种唯心主义进行了尖锐批判，包括对取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对立的调和论进行批判，捍卫了哲学的唯物主义原则。第二，共产党理论家们坚持自然辩证法思想，厘清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主观辩证法不过是这些规律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唯物辩证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它不仅批判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并且批判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世界观，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世界。第三，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共产党的理论家们继承列宁观点，强调认识是主观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人的感官是连接主观和客观之间的桥梁，而不是认识的阻碍。他们反对各种不可知论和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倾向，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第四，他们大都坚持斯大林亲自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根据斯大林的观点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们看来，唯物主义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将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应用。第五，这些理论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具有普遍真理性的世界观、历史观，同时也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武器，而不只是一种书斋里的学问。因此，这些理论家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时，总是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贯彻着一种尖锐的阶级立场。第六，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工作具有明确的革命实践指向，他们在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武装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语言简明扼要，容易理解和把握，具有显著的大众化特点。他们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也都是些普及性的读物，易于被工农民众接受。
英国共产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康福斯就十分强调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在他看来，没有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哲学，哲学总是特定阶级系统化、理论化了的世界观，任何一种哲学都是一种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对立的被压迫者的革命理论。他强调，“辩证唯物论具有一种崭新的、革命的特征”[4]。他完全同意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看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用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并夺取最后胜利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康福斯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对于新生的阶级即革命的无产阶级之世界观，予以综合的哲学表现形式。这个世界观吸取资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哲学最进步的成就精华，将科学和哲学加以变革，而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使科学摆脱了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方法论的有限性和局限性。辩证唯物论具有一种崭新的、革命的特征。康福斯基本上是按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框架来展开其哲学论述的，他总是将这种阐释同对于资产阶级科学和哲学的分析与批判结合起来。从哲学的党性原则出发，康福斯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哲学，是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不过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唯物史观是由于运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解决社会问题才获得的。
美国工人运动杰出的领导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卓越领袖福斯特，基本上依照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解释，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看法，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福斯特全面地引用和阐释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所下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社会主义在各国取得胜利的科学，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他指出，唯物主义本体论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将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经济因素的强调，赋予马克思主义者以决定性的便利，以便从过去历史中吸收基本教训并了解今天复杂的经济政治进程的基本意义，它使马克思主义者预见到社会主义革命及其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杰出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福斯特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纯粹的、客观的社会历史科学，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同它作为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是相互统一的，而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规律基础之上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本质所在。福斯特高度地肯定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在多部著作中进行了阐释，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列宁的伟大作用“在于他以他的天才的智慧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从理论上阐释了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经济和政治现象，并且把这种理论成功地运用于革命斗争的实践”[5]。他强调，关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列宁主义的基础，也是整个共产国际运动的思想基础、社会历史理论的核心。
德国马克思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主要理论家克劳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研究自然科学和现代哲学成就的基础上，批判了其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唯心主义倾向。他认为，从根本说，唯心主义是反动的社会阶级的思想武器，而唯物主义总是新兴的、进步的社会阶级的世界观。“二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只不过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反动阶级和进步阶级之间的现实斗争在观念上的反映”[6]。克劳斯强调，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单纯方法论上的辩证法和逻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自然、社会和思维所有领域客观存在的、普遍的、一般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克劳斯充分肯定列宁的物质定义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贡献，认为列宁将客观实在性作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将哲学的物质概念同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区别开来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这一重要定义将物质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辩证地结合起来，是列宁通过对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的高度概括，对辩证唯物主义做出的巨大贡献。克劳斯对控制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写下了一系列著作，一方面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释控制论提出的哲学问题，批判其中出现的唯心主义倾向；同时，又用控制论的理论来说明和论证辩证唯物主义一些范畴和原理的科学性。克劳斯的《形式逻辑导论》一书被认为是阐释形式逻辑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尝试。在这一著作中，克劳斯一方面将形式逻辑的研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之上。同时又批判了那种以为随着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形式逻辑变得多余的观念，对形式逻辑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释和探讨。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创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
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除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和第三国际、共产党两家的理论家之外，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是20世纪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没有直接的思想继承关系，它完全是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被介绍进入中国学界以来，我们一直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即是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在整个欧洲的失败。与此相关，他们的思想也被理解作对革命失败经验的直接反思，并进而认为该反思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强调革命必须具有主观前提，表现在这些思想家的理论中，就是他们通过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继承关系而重新强调哲学或意识在革命中的重要意义。实际上，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在整个欧洲的失败仅仅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的一个部分。在这个问题的背后，他们还有着更加深切的关注，那就是在一战中得到极致体现的“欧洲文明的危机”。他们是在对“欧洲文明的危机”的思考中，在“十月革命”的冲击下，逐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出现就表现出它开辟了既不同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又区别于第三国际、共产党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它把马克思主义完全仅仅看作是一种哲学，特别轻视以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的一块整钢，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否认或者贬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它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而仅仅把它归结为一种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它把恩格斯、列宁同马克思分割开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非但没有做出什么贡献，相反有许多歪曲；它强调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的来源，企图通过重新确立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来“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
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于1923年正式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被视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他虽然出身于匈牙利，但他的思想形成以及产生影响主要是在西方世界。卢卡奇以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思想为基础，对韦伯的合理化批判思想进行了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提出了以“物化”为核心范畴的物化理论。纵观卢卡奇的整个物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其最核心的线索是对抽象劳动的批判。而在他的物化理论中，最富独创性的部分是他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在他看来，物化意识不仅是物化现象的结果，它更是构成物化现象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它在不断地强化着人们的被物化的处境。物化意识“把空间和时间看成是共同的东西，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7]。卢卡奇论述了以“总体性”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他认为自己的主要功绩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复活，而这又是通过复活黑格尔的总体性辩证法与马克思的总体性辩证法之间的关联来实现的。他力图拯救德国思辨哲学传统中的总体性辩证法、在无产阶级生成的过程中实现总体性的辩证法。卢卡奇苦苦寻求一条能够实际地超越这个无意义的现代世界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所谓“内在超越”的道路。直接地说，他所找到的“内在超越”的道路的阿基米德点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其中包含着一个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无产阶级意识，即通过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让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直接成为变革现实的革命力量。卢卡奇一方面回溯到黑格尔以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古典哲学传统，力图借此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整个现代世界的根本问题之间的关系看透；另一方面他又把对辩证法的研究与列宁对革命的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的思考直接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直接地就是关于革命的辩证法。
柯尔施是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样，在根本上是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著作，它要阐明我们如何因为丢掉了辩证法而走上了背离革命的道路，我们又怎样才能通过继承辩证法而继续无产阶级的革命；在讲述辩证法的过程中，作者又特别地落实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来讲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地继承辩证法；更进一步地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际上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柯尔施一再强调，虽然马克思特别关注经济学领域，但他的理论绝不是分门别类意义上的经济学，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批判。不仅如此，其理论更不是所谓的客观的研究，而是完全以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意志为前提。“这种革命的意志虽然是潜在着的，但它又无时不在，它存在于马克思的著作的每一个句子之中，它在一个又一个决定性的段落中会喷发出来”[8]。关于革命中意识形态的问题，柯尔施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在处理所有的意识形态问题时都会涉及的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柯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由关于革命的理论而下降为纯粹的“意识形态”。纯粹的“意识形态”指已经完全与革命实践脱离了关系的抽象理论。这一方面使革命本身丧失了思想的环节，成为无思想的革命；另一方面在革命队伍中产生了“意识形态的专政”的现象。柯尔施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探讨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之上。在他看来，关于意识与现实的关系，德国古典哲学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二者永远处于相互中介的关系之中，而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要更进一步。马克思不仅看到意识与现实之间是一种相互中介的关系，并因此把经济的意识形式等各种意识形式都认作是精神现实；而且他还进一步地指出，所有这些不同的意识形式都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相关联。在柯尔施这里，辩证法被落实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之中，它同时意味着双重认识，即对被批判的意识形式与社会总体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理论批判活动本身与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的自觉认识。这双重认识所达到的结果同样也是我们正在创造着的历史的总体。柯尔施提出了“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口号，他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地位，而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强调意识与现实相分离，而是注重意识与现实的一致。
葛兰西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同时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重要代表人物。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问题，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具有统一和组织功能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不仅如此，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还渗透在他对历史、政治和实践哲学等所有主题的讨论中，可以说知识分子问题是贯穿着整本《狱中札记》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提出了“有机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区别。“有机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是从他们所属于的那个阶级中有机地产生出来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使得自己所属于的这个阶级获得了明确的自我意识。而“传统的知识分子”似乎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在精神活动的领域守护着历史的连续性。葛兰西指出，对于新生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来说，其任务不仅在于要从自己的队伍中有机地产生出一批“有机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要同时把传统知识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葛兰西还通过领导权的理论，特别地点明了该领域对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对于被统治的社会群体成长为革命的主体)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尤其是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在两个层次上决定着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它既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内部统一性，又决定着无产阶级是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高度，具有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普遍性。为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性质，葛兰西完全接受拉布里奥拉的做法，用“实践哲学”来称呼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突显它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必然关联。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同于认为世界本源是物质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又不同于把世界的本源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一元论，而是强调世界统一于“实践”的“实践一元论”。那么实践哲学的独特贡献究竟在哪里？葛兰西明确指出，它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它能够切实地改变现实[9]。
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可以把布洛赫与卢卡奇等并列在一起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加以介绍：其一，他的思想与卢卡奇等人十分接近；其二，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特别是最重要的晚年是在西方世界度过的。纵观布洛赫的一生，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勇敢地承担着拯救人类的使命的思想者，他一生都在用自己充满激情的思想与实践去唤醒沉睡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的精神。在布洛赫关于末日灾难的洞见之中，蕴涵着他对于现代文明危机的深入思考。从总体上看，布洛赫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对蕴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深刻危机进行了揭示。一方面，他从宗教与资本主义社会生成之间关系的角度，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本身已经沦为一种宗教、一种噬人的拜物教；另一方面，他从科学意识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角度，指出科学和技术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统治地位意味着对人的存在的乌托邦的维度的彻底抹杀。布洛赫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已经沦为一种宗教，而且作为一种宗教，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抽象性质的拜物教。布洛赫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危机进行分析的时候特别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宗教之中，科学技术取得了统治的地位，而它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对人的存在的乌托邦的维度的抹杀。在布洛赫看来，人类获得解放的真正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唤醒沉睡于人的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精神，追求关于人的存在的真理。他反复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拯救我们的生活，因而这是一条人本主义的道路，也是一条内在的超越的道路。对于布洛赫来说，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对乌托邦道路的实现，因此他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结盟”，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具体的乌托邦”。布洛赫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是一种“具体的辩证法”，他强调，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已经不再是人们站在历史之外对世界的直观，而是人们在历史中的创造。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辩证法使我们能够真正在历史中进行创造，真正能够支撑其自己的生命。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定理解，他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统一在了一起”，“二者在功能上相互呼应，一方以去除人们的各种负担为己任，而另一方则以精神本身为己任，二者共同统一于那个朝向着新的王国的意志之中”[10]。
四、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继承与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全面地继承和发展由卢卡奇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以“社会批判理论”的形式出现。在西方世界，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哲学上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传统继续抗衡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派因其主要成员都曾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过而得名。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人数最多、前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派别。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也不是对卢卡奇等人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大大向前推进和发展了这种理论。这与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最新的思想来源有关。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公开发表以后，他们对《手稿》的思想作了种种解释，而且把这种解释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来，因而对于《手稿》的解释又成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来源之一。以后，他们又吸收了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的许多观点，充实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体系。从总的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又具有了如下新的特点：把哲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结合起来，对社会作综合性的研究；把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强调“批判”是理论的主要功能；强调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社会，把“否定辩证法”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论；把实证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辩护士，并加以系统讨伐。
霍克海默尔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首脑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创始人。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的《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等一系列论文中系统地为“社会批判理论”制定了纲领。霍克海默尔认为传统理论和批判的社会理论立足于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一种是以笛卡尔的《方法谈》为基础，另一种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11]。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批判”，马克思把他许多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定为“批判”决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从恩格斯起，经过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经历了“从批判性到科学性的转移”，并不意味着它本来就不是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理论。他强调，他对马克思主义所继承的，正是这种批判性。他强调，批判理论要求不仅从肯定的方面，而且从否定的方面理解现有的理论形态，指出它们不过是现存社会秩序的表现和补充，因此只有通过它们的扬弃形态才能把握它们的真实意义。就此而言，批判理论的“批判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性，二是情境性。他还提出，批判理论不仅仅是人类当下事业中显示其价值的一种研究假说，而是使人类生命力自由展开的历史性努力的根本成分。无论批判理论与具体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多么广泛，该理论的目的绝非仅仅是增长知识本身。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他认为，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最大的区别，是它对总体性的强调。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性，二是历史性。整体性是指，它研究处于特定处境和特定语境中的人；历史性是指，它研究人的处境和语境的历史变动，以及人本身的生成过程。批判理论把自己看作是一种新“哲学”。批判理论的功能就表现在这种新哲学的功能中。霍克海默尔的立论是，新哲学的功能就是批判。
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地位仅次于霍克海默尔。他与霍克海默尔在20世纪40年代初共同写作的《启蒙的辩证法》以及关于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一些论著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阿多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是以对启蒙的批判的形式出现的。他通过论证人类的启蒙怎么样“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向了反面”，来说明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包含着不断衰败的成分。“文化的发展是在绞刑吏的记号下发生的”，“恐怖是和文明分不开的”。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主题就是论证：启蒙运动的目的总是在于使人们摆脱恐怖，确立其统治权，但是被完全启蒙了的世界却处在福兮祸之所伏的境况。与启蒙辩证法一道，在20世纪上半叶萦绕阿多诺心怀的还有“文化工业”的问题。他认为，在文化中存在两个方面：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肯定的方面总是把现存社会的合理性作为自己的基点，否定的方面则把推翻现存社会作为自己的基点。阿多诺说文化批评是社会的“观相术”，就是指通过文化批评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趋势。大众文化由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现代工业的标准化和规模经济原则渗透到文化中，使大众文化具有了千人一面的特征。不仅如此，文化的产业化还使它的否定方面被消解。任何深刻的否定本来就不可能取悦于大众，加之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内在的否定性，它以否定性的外表来实现自我肯定，这就进一步使大众文化成为后来马尔库塞所称的“肯定性文化”。阿多诺强调：“电影、广播和杂志制造了一个系统”[12]。它们已经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而是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称做是工业”。因此，它们完全按照工业生产的标准来设计自身。文化被物化了。阿多诺把大部分精力贡献给了音乐。正是在音乐研究中，阿多诺对辩证中介的敏感得到了充分的显示。他认为复调音乐作为审美方式的最低限度的表现，可能最适合表现批判理论拒绝正面规定的无形象的“彼岸性”。而且，由于它的中介(作曲家、演奏家、乐器、演奏技巧)的复杂性，音乐成了表现他的辩证想像的特别丰富的领域。
弗洛姆主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社会批判理论”作出建树。他这一时期发表的最重要的著作一是《逃避自由》，二是《自我的追寻》。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探讨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他甚至提出，打击法西斯主义的“战场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在我们的态势之中”[13]。弗洛姆说，只要深入地研究法西斯主义者的无意识状况，就会发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受虐狂往往对由自由带来的孤独无法忍受，因而也就宁愿摆脱自由而获得安全，他们不断寻求，期望能找到一种文化形态、社会制度以庇荫于其下。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虐待狂的特征与受虐狂形成强烈对比。具体表现为想使别人依赖他们，并且用绝对的、无限制的权力来控制别人，把别人视为只供自己使用的工具。弗洛姆指出：虽然受虐狂和虐待狂，即渴望依赖他人和渴望蒙难的倾向所赞成的实际后果，与渴望统治他人和渴望使他人受难的倾向所带来的实际影响是根本不同的，“但从心理学观点来看，这两种倾向均是人的某种需求所产生的”，也就是说，都是由“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所引起的。在《自我的追寻》中，弗洛姆提出了“人本主义伦理学”。在弗洛姆看来，迄今为止伦理学中有两种思潮：一是极权主义或权威主义，二是相对主义。权威主义的伦理学相信人类或个人的价值选择是由神或杰出人物确定的，个人只需要服从就可以了。相对主义的伦理学则把人类或个人的价值选择看作是特定条件的产物，因而只有这种条件能为价值选择辩护，没有绝对的、适用于一切人的价值标准。“人本主义伦理学”与伦理学中的这两种思潮相对立，它既确认有着共同的绝对的价值标准存在，又反对让权威人物来确定这种价值标准。他主张把人性的研究引入伦理学中。他通过人的生存状态的研究，发现人有两个基本需求，即超越的需求和关联的需求，在他看来这两大需求就是人的普遍的本性。伦理与价值标准的确立应当建立在是否能满足这两大需求的基础之上。
马尔库塞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中最激进的代表人物。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后，他最早敏锐地感觉到《手稿》的发表的重大意义，他当即发表论文对《手稿》做出解释，企图在“社会批判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手稿》，进而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马尔库塞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14]。马尔库塞认为，《手稿》是马克思的“主要的哲学著作”，它“不仅仅是另一门科学或一个专门化的科学的领域，而必须把它看作是有关整个人类问题的科学的表述”。《手稿》最清楚地表述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它的人道主义理论“预示着成熟的唯物主义理论”。他力图证明：《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理论不仅仅是《手稿》，而且是马克思所有著作的“中心论题”。马尔库塞证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一种哲学批判，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批判。马尔库塞概括说，包含在人是一种普遍的和自由的存在物这一概念中的那些定义，表明了《手稿》中的思想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尔库塞于20世纪40年代初发表的《理性与革命》一书被认为是他最有理论价值的一部著作。在这一著作中，马尔库塞一是论证了黑格尔理性主义的革命性，二是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关系。对于马克思和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关系，人们习惯于认为，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马尔库塞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认为，与其说费尔巴哈使马克思背离了黑格尔，不如说，正是费尔巴哈使马克思真正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价值。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全面系统的评介，强调了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和作为辩证法核心的否定性，进而阐述了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关系，并对实证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庸俗社会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部著作由此不仅成为马尔库塞思想的一个里程碑，而且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作。
本雅明虽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边缘人物，但他的思想对法兰克福学派，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本雅明的思想体系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美学理论。他的美学理论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但与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不同：一方面，本雅明思想中的“救赎”成分使他摆脱了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思想中的单纯“否定”性，帮助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时间观念，从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本雅明被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认为是缺乏“辩证性”，从而使他似乎比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更接近恩格斯。对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强化了本雅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他对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通过一系列“辩证意象”完成的。在他看来，“辩证意象”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必须看到历史的“进步”下掩盖着倒退的因素，历史上的任何倒退绝不是偶发的事件。从这个角度就容易理解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与“进步”带来了社会的异化等诸多问题；正是资本主义的文明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文化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体系，由这个时代的经济体系决定，是这一经济体系的文化表达方式。在这种辩证意象中包含着人们被压抑的愿望，也包含着他们的乌托邦理想。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围绕“救赎”概念，专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观念进行了分析，从而牢牢抓住了以往被忽视的“历史”维度，发展了由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路向。
五、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之间分歧之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面，主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其一是由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开创的第二国际传统的解释路向；其二是发端于俄国、苏联而由西方一些共产党理论家所全盘接受的第三国际传统的解释路向；其三是卢卡奇等人最早提出后又被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和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这三种不同的解释路向之间的相互争论与批判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要内容。
它们之间的争论在哲学上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哲学？这一争论主要在第二国际传统的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展开。第二国际传统的理论家一般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实证主义化，他们认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社会理论。他们抓住马克思在1843年以后一些关于“终结哲学”“消灭哲学”的论述，论证马克思是在消解哲学以后才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无缘。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则认为第二国际理论家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科学、经济科学，就使马克思主义彻底丧失了应有的力量。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一再陷于失败的境地，这与抹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从而忽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密切相关。第二国际传统的理论家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理论，原因就在于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强调要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并提出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通过探讨马克思所说的“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最后消灭哲学”等论述，竭力说明马克思实际上不是要“消灭哲学”，而是要促使哲学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使之成为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提出“消灭哲学”时，已经赋予哲学以新的功能、新的特征。他们认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哲学，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也来自于哲学，只是这种哲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哲学。
它们之间的争论所围绕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一争论主要在第三国际传统的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展开。在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哲学这一问题上，第三国际传统的理论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一进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与基本内容的分析，两者之间就产生了尖锐的分歧。第三国际传统的理论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就是物质本体论、唯物主义反映论和把人类历史理解为自然史的历史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第三国际传统的理论家用近代哲学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哲学革命已经超越了近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哲学而不是近代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哲学革命已不再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客体统一的实践哲学，主要特征是实践性、历史性、总体性。
这三种解释路向在哲学上的争论与分歧是紧紧地同社会理论方面的争论与分歧联系在一起的。从上面我们对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历程的简单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分歧点很多，但核心问题还是在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上。围绕着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就是由伯恩斯坦、考茨基所开创的、包括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内的第二国际传统为当代资本主义辩护，主张对当代资本主义实施改良的态度，以及包括西方各国共产党在内的第三国际传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主张对当代资本主义实施革命的态度。由伯恩斯坦、考茨基所开创的、包括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内的第二国际传统直言不讳并不想推翻资本主义，而只是关心它的变化，有的甚至提出只是当“资本主义病榻前的医生”，要与资本主义处于“共生的状态”。这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态度自伯恩斯坦提出以后一直被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所坚守。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共产党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的态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加以全盘否定，他们各自写下了大量著作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仔细一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两家尽管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但是理论出发点截然有别。共产党的理论家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定理解，基本上是从马克思的社会矛盾运动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出发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定理解，基本上是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和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由于出发点不同，共产党理论家所展现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罪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笔下成为资本主义问题的则是人的全面异化，人性与社会的尖锐对立。
［收稿日期］201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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