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高考录取中的两难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平论文,高考录取论文,区域论文,考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试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客观、公平的甄别人才的手段。在中国这个名副其实的考试大国，数千年来，考试尤其是选择性考试一直是人们追求社会公平与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如何录取最为公平且又合理，历来是考试选才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随着各省市之间高考分数线差异现象越来越明显，分省定额划定录取分数线的调整问题日益受到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的关注。本文将对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与分析。
中国的高考实行分省统一录取制度（1952、1953年实行全国统一录取除外），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一般由各省根据所分配的名额从高到低录取。当然，国家也制定了一些特殊的招生政策，例如对少数民族或边远落后地区考生、台籍侨属考生、军烈子女、有特殊贡献的优秀青年等，可优先或降分录取；对一些艰苦行业或国家急需的农、林、师范等专业，也有相应的降分定向录取规定。人们一般认为，录取环节本身没有多少技术性问题，只是在上线考生中甄选出一定数量的高校新生，只要严格遵循“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原则，其社会功效也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因此，近二十年来，尽管高考制度的许多方面已经或正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录取制度却相对少有动作，仅有的几项改革也主要局限于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如增加投档比例）和录取手段的现代化（如网上录取）等方面。
然而近几年，随着高考竞争的加剧以及几个直辖市与一些落后省区高考录取率差距的加大，高考的录取分数线正越来越向某些省区尤其是京、津、沪等几个主要城市倾斜，由此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议论与关注。最近两年，高考分数线的倾斜问题更是由普通百姓尤其是考生、家长、中学教师等的非议传递到了高层会议上。1999年的全国“两会”上，由民盟中央常委、武汉大学万鄂湘教授起草的《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提案，便对部分经济发达省市的分数线与一些中部省份相差100多分的现状提出质疑。2000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姚守拙教授又提交了题为《高考招生应在全国范围内按分数高低统一录取》的提案，受到与会委员的广泛关系。2000年2月24日，《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的篇幅开设了“倾斜的高考分数线”专栏，对高考分数线、教育公平性及机会均等、高考“移民”、人才评价标准及其对教育的引导等展开讨论。该专栏一直持续到3月20日，刊发了大量观点鲜明、言辞激烈的文章，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组文章对于目前国内关于高考分数线不平衡问题的各种看法具有典型代表意义。
为了能更直观地说明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平衡问题，笔者选取了被人们经常议论的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安徽等几个东中部高考大省最近二十年的高考录取原始分数线作对比，并选择了贵州、甘肃两个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西部落后省份作参照（表1）。以北京市为例，从表1可以看出，1978年北京市的文科录取分数线在10省市中仅低于上海、江苏两省市，排第三位，比湖北省高出30分，比贵州省高出55分，比分数线最低的贵州省更是高出130分之多；理科线则排第一，比贵州省同样高出130分；1988年，北京市的文科分数线退居第六，理科线退居第七；而1999年北京市的录取分数线在10省市中的排位则完全颠倒过来了，文科线已位列最后，比分数线最高的湖南省低了77分，连分数线一直很低的贵州省也高出北京市1分；理科线也仅仅排在贵州省之前，与分数线最高的湖北省竟相差114分。天津、上海两市的录取分数线走势与北京也基本相似。如果说，二十年前京、津、沪作为国内经济和教育水平最高的中心城市，其高考分数线高出其他省区不足为奇；那么，短短二十年间，这些城市的高考分数线却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下降，则不能不发人深思。
对于高考录取分数线的这种差异，北京的论者抓住分数的“含金量”做文章，认为北京、上海等地考生分低但综合素质高，而且由于外地判卷不严、考试舞弊等原因，100分的差异不见得有100分的含金量。此外，出于毕业分配的考虑，北京等地的高校也不得不多录取本地生源，而录取比率高，分数线自然就低。外省论者则认这这些解释站不住脚。他们认为，考分不高就不能说综合素质高，而外地考生“综合素质不高”是因为高考竞争太激烈而不得不放弃一些特长。认为同一份考卷用不同的分数线录取，是“中国教育最大的不公”。再者，目前高校分配招生名额向本地倾斜的做法，可谓是“姓得好不如住得好”，“考生能否考上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生的户籍是哪个省市自治区，此时，他首先只能是户籍的附属物，……而所谓的户籍对于参加高考的学生来说，实际上取决于他们的父母是谁。”此外，也有少数教育理论工作者从教育本身的角度发表了较为理性的看法。
人们对统一高考下相差悬殊的录取分数线心生不平是可以理解的。1977年恢复高考之所以被视为利国利民的伟大决定而深受拥护，就在于它打破了“血统论”对高等教育的垄断，主张“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从而给广大民众带来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人们常说，考场如赛场。高考分数线的差异，就好比田径场上的百米赛跑，选手们的起跑线相同，终点却因人设线，其结果可能是跑得快的被淘汰，跑得慢的却能拿奖牌。如此比赛，规则便形同虚设。北京等大城市经济发达，生活水平和教育条件均高于中西部落后省份，从教育机会均等的“逆向歧视”角度看，为弥补竞争起点的不平等，将录取分数线向边远落后地区倾斜是无可厚非的。而现在的分数线在向边远落后地区倾斜的同时，却更严重地向教育资源丰富的大城市倾斜，以致北京的重点线比湖南湖北等高考大省的专科线还要低！这显然既悖于考试公平原则，也背离了旨在维护区域公平的分省录取制度之初衷。高考分数线的倾斜已到了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地步。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和调整这种倾斜、能否完全解决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的矛盾呢？
表1 全国部分省市近二十年高考录取分数线差距比照
注：1.以上分数线均为本科院校第二批最低控制线。
2.天津市2000年高考是单独命题。
3.上海市1999、2000年高考分上海卷和全国卷两种，横线上为上海卷分数线，横线下为全国卷分数线。
4.1978、1988年各省分数线数据来自孟明义等主编：《中国高考大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
从整体上看，目前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异主要存在于京、津、沪等地与湖南、湖北等几个高考大省之间，而一些经济和教育水平落后的西部边远省份或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考生人数相对较少以及国家对这些地区有相应的照顾政策，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反倒不如中部一些大省，其录取分数线与几个主要城市的差距也不如后者大，表1中贵州、甘肃的分数线便反映了这一点。因此，各省市分数线的差异及其调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考试公平问题，而是一个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就业以及高等教育布局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复杂问题，需要我们冷静、理性地审视。
客观地讲，国家实行定额分省录取制度有其合理性。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历史原因造成了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其实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总是需要先培植一些“增长点”，然后以点带面，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这便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政策便符合这一原则。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其社会发展尤其需要通盘考虑。为了使部分中心城市的经济快速起飞的同时，也促进落后地区社会发展，以维护国家统一的安定团结局面，国家在统一高考的前提下兼顾区域公平，实行分省录取并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照顾政策是十分必要的。试想，若单纯为追求“考试公平”，按分数在全国打通录取，那么、京、津、沪等大城市的高校，很可能出现生源比例被少数几个高分省份所“瓜分”而本地生源却廖廖无几的局面；地区间经济发展的落差又必然使落后省份的生源毕业后滞留在这些发达城市，难以回流到本省，从而给这些容量有限的城市就业带来不堪负担的巨大压力，进而严重影响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而一些落后的边远省份很可能重演其在科举分省定额取中制度出现之前被科举及第所“遗漏”的历史，不但会造成与发达地区之间更大的不平衡，而且会留下破坏祖国安定统一的严重隐患。我国现代高校招生史上就出现过这种情况。20年代，我国高校实行单独命题、自行录取的招生办法，但各校在全国各省的录取标准却是统一的。由于各地区经济、教育、文化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执行同一个录取标准不但导致了内地省区之间升学率的不平衡，而且使一些边疆省区陷入无学可升的尴尬境地。例如1923年北京大学录取新生，云南、福建、甘肃、黑龙江、热河、绥远、察哈尔、蒙古等省的考生，均榜上无名。为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教育部第10届教育联合会曾建议国立专门以上学校将招生名额的一部分分给各省区。可见，现代高考作为一种受制并服务于社会政治的教育考试制度，在追求考试公平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区域公平。
在各种因素中，高等教育布局（以高校布局为表现形式）对高考分数线的影响最为直接。高等学校布局受到历史、文化、经济等多种因素制约。我国的高等学校布局在建国前就极不合理，当时全国40%以上的高校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几个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城市，而西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则极为稀少，有的省区甚至连一所大学也没有。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国高校布局的畸形状态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治。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间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差距又不断消弭着微弱的矫治力。正如科举时代文化发达的省市往往是科举强省（所分配的取中名额相应就多）一样，现代中国经济和文化发达的省市往往也是高等教育的发达地区。而缩小这种差距尤其是文化上的鸿沟，需假以时日。此外，高等学校布局的调整还常常陷入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困境。这些都决定了高等学校布局结构的调整必然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对地区间高等教育发展差异的分析研究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78-1995年的近二十年间，无论是地域型还是受益型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绝对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明显扩大趋势。美籍华裔科学家、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孔宪铎先生在谈到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时，就曾对上海和北京等人口不到全国1%的城市集中了全国10%以上的大学、而很多人口已近千万的贫困地区却没有一所大学的不合理布局深为喟叹。据统计，1995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1054年，在校生290万人，其中分布在沿海10个较发达省（市）的就有463所，在校生138万人，分别占总数的44%和47.5%；而分布在西部9个省（区）的高校仅214所（其中110所分布在四川和陕西），在校生不到53万人，分别占总数的20%和18%。
高校布局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录取名额分配的不均匀。一些省（市）的高等院校出于经费和就业等方面的自身利益考虑，在分配招生指标时往往向本地倾斜。例如上海市就要求，设在本市的部委院校面向本地生源的招生要达到学校招生总额的60%。这样，北京、上海等高校密集的城市所分得的指标自然就多，而这些城市的考生数却远远少于其他省区，导致其录取分数线也远低于后者。令人担忧的是，随着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的进一步下放和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比重的上扬，高校在分配招生指标时很可能进一步向本地倾斜，从而拉大各省市间业已存在的高考分数线的差距。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手段控制和缩小省市间分数线的倾斜态势。
显然，在目前国家致力于下放权力、扩大地方办学自主权的改革趋势下，仅靠行政命令来解决招生名额的分配问题进而达到调整录取分数线的目的已越来越不可行。笔者认为，解决分数线的倾斜问题，目前比较切实可行的做法是进一步扩大在中西部的招生规模。由于今年高校扩照名额的分配明显向中西部倾斜，中西部省份2000年的高考录取率已大幅攀升，例如贵州省就达到62%，仅低于北京市(73.3%)不到12个百分点，比全国的平均录取率则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因而，2000年中西部省区与东部发达省市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距也明显缩小（表1）。但是，外地同校面向中西部省份扩招，存在着人才能否回流的问题；而中西部高校的扩招，既受到自身规模的制约，存在一个“容纳度”的问题，又受到当地基础教育的制约（主要是教育落后的边远省份），存在一个质量的问题。因此，扩大中西部招生规模只是解决录取分数线倾斜问题的权宜之计，长远的根本解决办法则是在努力提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前提下，改变我国高等院校布局结构的不平衡状态，大力扶持中西部省份的各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并鼓励私人投资办学。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到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的平衡支点。
扬榷古今考试历史可见，调和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是一种“千古难题”。高考录取分数线的调整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口、就业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具有很大的难度和重大的影响。对于高考录取改革中的这个两难问题，如果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可能出现比原先更大的消极后果。因此，高考的录取分数线的改革既不能只追求“考试公平”，也不能完全倒向“区域公平”。事实上，绝对的公平永远是一种无法成真的美好梦想。我们只能在兼顾二者的同时，求取相对公平的最大值。
鉴于目前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失衡问题尚处于激烈的争论中，从某一角度进行的理论分析也仅偶见零星，缺乏有深广度的理论研究与探讨，而这一问题又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对此做了一点初探。希望能抛砖引玉，促动理论工作者做更多的关注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