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社会发展问题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因为这一问题体现了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时代精神。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由此而辐射出的许许多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不仅能激发诸多学科的理论兴趣，而且提供了从表层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到深层问题的形而上探究这种向纵深发展的理论梯度。目前，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关于当代世界的发展问题研究、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研究等等，都从某一侧面找到了理论研究的切入点。社会发展问题正在成为哲学与现实结合的一条重要通道。
【关键词】 哲学 社会发展 人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以及人们理论兴趣的分化和转移，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已不易形成什么“热”，但社会发展问题却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之一。这除了由于发展问题体现了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时代精神之外，还因为这个课题具有巨大的理论容量和相当强的凝聚力。社会发展归结根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由此而辐射出的许许多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不仅能激发诸多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以至哲学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兴趣，而且提供了从表层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到深层问题的形而上探究这种向纵深发展的理论梯度。就哲学而言，不仅研究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实际问题直接与发展问题相关，就是一些看似比较抽象的哲学问题，如：人、主体性、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在某种意义上也都可以纳入社会发展研究的范围，因为正是这些问题奠定了社会发展研究的哲学理论基础。
社会发展问题之所以在90年代才形成热点，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背景。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人都在讲发展，在做社会发展的工作，但对发展本身，特别是发展的现代涵义、实质、要求等却缺乏深刻的了解。进入90年代，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人们开始从初期对发展的热情鼓吹转入对“什么是发展”，“怎样才能发展”等问题的理性反思；也才开始意识到，现代西方学者有关全球性问题之类的发展研究，对中国来说并不是遥远的话题，而是现实的严峻的课题。现实中国发展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必然把发展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凸现出来。
这里，我们仅就近年来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作一综合性的考察和评述。
一、关于社会发展理论
在近些年的社会发展研究中，对发展的实证研究较多，而发展理论的研究显得薄弱。只有寻找和抓住一些基本的理论支撑点和生长点展开深入研究，才能推动社会发展问题的整体研究和思考。
1.最新自然科学的发展观念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冲击和影响
发展问题不是孤立的，就广义而言，它是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自身发展在内的大的系统概念。我们研究的是社会发展，但人类活动的始原基础是自然界，自然科学发展观念的突破和更新不可能不影响我们的发展观念及思考方式。牛顿的经典力学对18世纪人们的世界观（包括社会发展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间虽然经过了19世纪的自然科学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但因果决定论、自然进化论观念，仍使人们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形成单一的、固定的、按部就班的发展模式及思维方式。如普里戈金在《从混沌到有序》中所说，它们描绘出这样的一个世界，其中每个事件都由初始条件决定，按照必然性、决定论的规律运行，我们只要把握了规律，就可以追溯过去，预言未来。而本世纪初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发端，到中后期发展以新老“三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革命，实际上也是一场发展观念的革命。现代自然科学提出的如系统性、非线性、混沌性、随机性、选择性等重要理论观念和方法，深刻影响了人们对社会活动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从而改变着人们对于发展问题的观察视野和思考方式。一般说来，西方学者以现代自然科学新观念研究社会发展的意识较强，80年代我国哲学界在评介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来说，中国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由于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了解，尚远未能把自然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发展观真正沟通起来。
2.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探讨
对社会发展研究起更为直接和关键作用的应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重新认识。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把“主体性”范畴引到社会发展领域，打破了传统的客观决定论的发展框架，确立了“社会规律是人作为社会主体的活动规律”的根本观念。由此出发，相继引发了两个重要理论问题的深入讨论：一是决定论和选择论问题，一是历史观和价值观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体现主客体统一的原则，特别是对过去被忽视的主体性内容给予合理的解释和评价。社会历史过程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必然性运动。客观必然性只是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的趋势和范围，哪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是由主体的选择决定的。而主体选择是一种追求价值的活动，是把客观必然性导入主体需要的合目的性过程。这样，历史就成为真正人的活动的历史。尽管在这些问题上仍有不同意见，但不难看出，对社会发展规律所形成的新看法，必然带来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
3.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念
哲学的主体性，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必然导致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念的确立。在1994年10月20日的全国社会发展会议上，我国领导把“着眼于人民群众”提到了社会发展本质的高度，并指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1995年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中也阐发了“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的理论观点〔1〕。社会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 但在以往，社会发展的过程、形式、成果，并不是完全地、真正地为了人、属于人、有利于人，在人还缺乏主体意识时，也不能以人的尺度去看待、要求、衡量发展问题。现在，“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以这种“觉醒”了的眼光看，一切发展如果脱离了人、不为了人、不有利于人，那就失去了发展的目的和意义。由于人是发展观念的中心，对人的不同看法和寄寓会直接导致不同的发展思路和方略。“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所有哲学的中心问题都能回溯到人是什么的问题”〔2〕。谋求合理地解释发展，也就是合理地理解人是什么这一问题。 由不同的发展本体出发，导致了发展的两种尺度，即经济尺度和人的尺度的争论。争论的意义不在于用人的尺度取代经济尺度，因为没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不可能有人的发展，意义在于怎样把发展必然性与合理性结合起来，必然性要经过合理性的检验。过去，人类为发展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都在必然性的掩盖下被漠视。今天的发展观念则要首先追问：这种牺牲、代价值不值得？是必须的，还是可以避免的？能否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进步？等等。
二、当代世界的发展问题
关于当代世界的发展是一些更具时代感的问题，也是发展研究的主体内容。它涉及到怎样认识当代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新问题及其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时代的发展问题
马克思曾说，解开人类发展之谜的关键，在于揭示劳动的本质。而当今世界仍处于商品经济时代，仍在商品之光的普照之下，揭示发展之谜离不开商品劳动。例如：物化问题。许多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使用“物化”来分析、批判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它在实践中涉及到人的商品化、物质主义价值观、拜物教等问题，理论上则涉及到人在商品世界中存在的特点和根本矛盾。商品世界作为人类劳动产物的总和，形成了一个与“人的世界”相并列的外在物化世界，这个世界以经济必然性的形式支配着人的思想和行动。在这种矛盾关系中，发生着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物的主体化，主体的物化。即一方面是人的非人格化，人的主体性属性如劳动、能力、人的关系、人的情感的商品化倾向，人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另一方面，对象被赋予主体性，主体性从人转移到社会的物（商品、货币等），物成为支配人的主体（当然是一种虚假的主体）。此外，还有功利主义、工具理性、非意识形态化、非理性化、科技治国论等。应注意的是，现代西方思潮的生成、发展，是以商品经济为总体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深刻表现着从“人的发展和解放”——“人的异化和非人化”——“重新审视人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时代历程和发展主题。如果脱离这个背景，就不容易深刻领会许多现代西方思想家著作中所蕴涵的文本意义。
2.当代全球性问题
国内外对环境、人口、生态、贫困等全球性问题的研究越来越热。在继续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同时，也应认真考虑把这种研究引向深入，即怎样把它转化为有益于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的理论性课题。例如，全球性问题的提出，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时代精神和发展意识。这涉及到人对自身理性和实践行为的反省，对发展合理性的修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调整等一系列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这类问题被前苏联学者称之为“全球问题的哲学”。许多学者指出，近代以来大工业和高科技的发展，把人从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人对自然的对立意识、主宰意识和攫取意识。人类只是要求大自然能结出累累丰硕的果实，却不去注意保护和培育这个生命的“母体”；人类只把自然看成提供原料的仓库，却忽视了自然界自身是具有生态平衡规律的活的机体；人类虽然自认为是按规律行事，但每一实践活动所依据的只是局部规律而非自然作为系统整体的运动规律。这样，当人类为所取得的局部成就沾沾自喜时，同时也尝到了由于自然界整体生态平衡的破坏而带来的苦果。这就需要重新思考和界定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引出了关于“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伦理关系”的发展伦理学的呼声，以及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这类问题的提出，将把全球性问题研究引向更高的理论层次。
3.不同发展模式的文化比较问题
当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既有一体化又有多样化的过程。一位前苏联学者在同《第三次浪潮》作者阿·托夫勒对话时指出，在当今国际化的趋势中，各国人都成为地球村的村民，但“日本人仍为日本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爱国精神和历史财富，对美国、法国、印度和中国文化也可以这样说。”1993年中国体改委代表团访美考察美国的市场经济时，美国专家教授首先谈的不是美国的市场经济，而是美国的文化及思想价值观念，认为美国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美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基础上的，一切市场经济行为都隐含着文化伦理意义。不少学者认为，现今已成型的市场经济有两种类型：盎格鲁撒克逊美英式和德日式，前者强调个人主义，后者强调集体主义。现在至少还应有第三种类型，即中国式市场经济。这就提出，在对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中，要重视背后所蕴涵的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问题。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欧洲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同欧洲传统的基督教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密切联系的。以后他在《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中又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化道路，与儒教的影响有直接关系。美国经济学家瑟罗在《21世纪的角逐》中进一步对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文化价值观作了深入阐述。这就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文化讨论，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比较问题。我国近年学术界关于儒家资本主义、东亚文化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讨论，也是出此背景。把文化问题纳入到社会发展的背景和主题中讨论，无疑是为发展研究增添了更加精彩的内容。
三、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
我们研究社会发展理论的目的，最终是要解决我国所面临的社会发展问题。中国的现实发展应是我们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讨
在近些年的理论论坛上，把市场经济作为“中性”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较多，但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理论概念和实践目标的内容、特点、要求进行实质性研究的较少。这或许是由于对“不要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的误解，或许是为了避开一些敏感而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但实际上，绕开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经济总是容纳于一定的社会制度体系中运行的，而且社会制度并不是一个空框，市场经济可在其中自由活动，两个要素应是内在结合成一个系统整体。这就要求首先确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事物”的意识。过去十多年来，发展市场经济有很大成效，但还属于表层的问题，如发展个体、三资企业，建立贸易市场、证券市场等，但一涉及到深层的改革问题，如改造国有企业等，问题和难点就立刻尖锐地暴露出来了。面对矛盾，不思改革甚至留恋旧体制，或采取私有化的主张，都不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态度。应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如果说，五四以后，西方先进思想传到中国，而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那末，今日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出路，也在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同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结合。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定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如果按单向度的线性框架来思考问题，中国社会应处于从第一大社会形态（自然经济）向第二大社会形态（商品经济）的转变过程。如此，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19世纪以前的欧洲，中国的发展哲学应充当18世纪启蒙理论的角色。但由于世界发展潮流的影响和中国社会内部的重大变革，造成了中国社会“自然经济格局中的旧习、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危机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弊病共存的复杂样态”〔3〕。 向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过渡尚未完成，而克服西方后工业社会“文明病”的任务（如消费失度、社会分配不公、生态破坏、精神危机等）也同时提到了面前，“后现代”不是遥远的话题而是日益逼近的现实课题。这样，中国市场经济的定位问题就必须按新的思路进行研究和思考。
2.目前中国深化改革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经过80年代的舆论准备（思想解放）和初步的试验之后，现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开始触及“难点”问题，并由此必然引发出一大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
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出路问题。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形势非常严峻，国有企业的亏损逐年递增。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的亏损和不景气，是当前改革面临的一大难点。
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改革开放前，东西部地区就存在一定的差距。改革开放后，东南部沿海地区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各种优惠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已接近中等发达的程度，而西北、西南内陆省份的农牧地区的经济，还处在极不发达的状况。这种区域性的差距必然形成区域性的矛盾与冲突。
还有失业人口的增长、道德价值观念的混沌无序、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问题等等。
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目前从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的实证研究较多。对这些实际问题，如果没有胡适所说“拿证据来”的实证主义精神，只凭脱离实际的理论推论是无济于事的。但实证性毕竟非哲学所长，哲学所长在于对实证性材料进行非实证性的思维处理，在于它所发现和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当是富于启发性、创造性的。特别是目前社会流行“认知方式注重直观”，看问题只凭印象、感受、体验，而不愿作进一步的深层思考，因而提倡哲学的理论思维、辩证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哲学研究与发展研究
哲学如何走出“贫困”的低谷，如何表现它对人类的“有用”性价值，必须拿出货真价实的东西来。为此，它不但应是出世的，能表达人类的理想、人生境界和终极关怀，又应是入世的，能敢于面对现实的人生。发展问题就是哲学与现实结合的一条通道，为哲学的再度辉煌提供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生长点。发展问题必然触及到最敏感、最尖锐、最难解的时代性问题，对整个发展问题的看法同时就是理解现实和现时代的钥匙。因此，哲学与发展问题的结合将使哲学与时代息息相通，将为哲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充满时代气息的研究课题，而哲学也将在这丰厚的土壤中孕育出新的果实。
注释：
〔1〕参见邓伟志：“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8期。
〔2〕刘森林：“当代中国发展的‘发展’观念”， 《齐鲁学刊》1993年第5期。
〔3〕张一兵：“痛苦的转换与历史的超越”， 《哲学动态》199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