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根据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提出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命题，也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不断发展的伟大事业。“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结合”的产物和表现，同时又是进一步实现“结合”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只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才能真正成为观察中国命运、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提出、邓小平坚持和发展的“结合”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本文仅就“结合”的根据谈点看法。
一、事物的根据即构成事物本质的内部矛盾
“根据”，按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指作为论断前提或言行基础的事物。在哲学上，“根据”同本质、内在原因属于同一序列的范畴，是从原因和功能的角度回答事物为什么和怎样存在和发展。辩证法大师黑格尔说过：“某物的存在，必有其充分的根据，这就是说，某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说某物是自身同一或异于对方，……而在于表明一物存在即在他物之内，这个他物即是与他自身同一的，即是他的本质”。“根据就是内在存在的本质，而本质实质上即是根据。”（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9页。）在这里， 黑格尔说明了两点：第一，根据就是本质；第二，根据不是指某物是某物而区别于他物的表面现象和特征，而在于事物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是决定某物是其自身而区别于他物的基础或根本原因。
毛泽东把研究矛盾特殊性看成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他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他还说过：“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别科学研究的领域。”（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第2版，第308—309页。 ）毛泽东在研究事物发展的原因时，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 月第2版，第302页。）在毛泽东看来，事物的根据即事物的内部矛盾， 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内部原因，是规定一事物是它自身并同其他事物相区别的内在本质。
可见，以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事物的根据，是规定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或基础的东西，是事物本身固有的矛盾及其运动，也就是事物的内在本质。在方法论上，我们要研究任何事物、现象和过程的根据，就要抓住该事物、现象和过程的内部矛盾，分析矛盾系统中各对矛盾和矛盾各方的性质、状况、相互关系以及运动发展的过程和趋势。
毛泽东和邓小平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采用的就是这种唯物辩证方法论。毛泽东从分析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得出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指出这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注：《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33页。）据此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大民大众的、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民主革命道路。
邓小平基于对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判断，以此为依据，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由上可知，应当从对事物的内在矛盾的科学分析来探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即事物的内在本质、原因和基础。考察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根据，也应致力于对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各自性质、特点及两者的相互关系（即矛盾运动）的研究。这是探讨“结合”的根据首先要确立的方法论原则。
二、“结合”的根据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一）理论与实践的能动本性决定二者各自趋向对方。什么是理论？毛泽东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理论来源于实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产物和表现，因而理论的本质也是能动的。理论的能动本性决定它决不会自安于精神领域，因为精神本身并不能直接改变现实、改变外部世界。理论要实现自身价值，必定要超越自身，指导或影响人的实践，去改变或维护现实。
马克思说过：“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6月第2版，第1卷， 第61页。）人们据此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实践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毛泽东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著作就名之曰《实践论》。但不能因此而发生误解，以为旧哲学只是坐而论道，不关注现实，与实践无缘。而只是说，旧哲学没有创立科学的实践概念，不懂得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或不承认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和主要形式的社会实践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类认识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事实上，就社会功能而言，任何哲学、任何理论都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和支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干预和改变社会现实。因此，理论的能动本性促使理论总是不安于精神领域，而是超越自身，趋向实践，影响和改造社会现实。
实践作为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和自然界其他自发运动的地方，在于实践是一定的思想理论、动机目的支配下的客观物质活动。只要是人的实践，便无不受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任何成功的实践都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而实现这种统一的关键和途径便是寻求和接受科学理论指导。可见，实践的能动本性，决定着实践也必须超越自身，趋向理论。
理论与实践互相趋向对方，使“结合”有了需要和可能。但这种趋向对方的性质，只是理论与实践之间一般的辩证统一性、同一性。任何理论（不论其正确与否）同受其影响和支配的实践之间都有这种统一性和同一性。这种统一性不能等同于毛泽东、邓小平所要求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结合”。民主革命时期，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使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几经挫折，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几乎使党和革命陷入绝境，这种教条主义的“理论”同错误的实践也是一致的、统一的。但毛泽东并不认为这是“结合”，而是批评“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819页。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8页。）
社会主义时期，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也是相互统一和一致的，但邓小平和党中央同样不承认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在分析“文化大革命”何以发生的思想根源时，指出：“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7页。）
可见，毛泽东和邓小平所提倡的理论与实际（实践）相结合，并非任何理论与任何实际（实践）相统一，而是指以达到主观与客观统一、一致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正确理论同客观全面的实际、同正确的社会实践相统一、相结合，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77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所要达到的目标。
理论与实践互相趋向对方的能动本性，决定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从客观实际出发，选择经过实践证明的正确理论，用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充实和发展这种理论，理论与实践（实际）相结合才由可能变为现实。
（二）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本性要求二者互相结合。理论作为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系统具有普遍性。而实践作为变革具体事物的客观物质活动，则是具体的、特殊的。只有具有普遍性，理论对于实践（实际）才具有指导意义。因而理论与实践（实际）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共性与个性是有差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就其本性、可能性与总的趋势而言，适用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但马克思主义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何时发挥作用及作用的方向和大小，则取决于满足这个国家实践需要的程度。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客观情况、实践特点是千差万别而又变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把每个国家、地区的每一历史时期的情况囊括其中，更没有也不可能预先给出解决这些国家和地区革命和建设中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邓小平说过：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马克思主义的共性和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个性这种差别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无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个性与马克思主义共性的差别性，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正是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之所在。
共性与个性又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发展于俄国。中国国情同欧洲、俄国有很大差别，但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理论指导的要求，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作用和丰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和个性，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所反映的普遍规律的普遍性和共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和发展，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就是说，中国具体实际是特殊的，但同时包含着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普遍规律，是以个性形式存在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性的，但不是脱离特殊性独立自存的抽象神秘的普遍性，而是同特殊性相联系、通过特殊性而存在，其所反映的普遍规律在各个不同的国度包括情况十分复杂而特殊的中国都发生作用的具体的现实的普遍性，是以共性形式存在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正是因为共性与个性互相联系、互相渗透，每一方都把对方包含于自身之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有可能。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适用于全世界的普遍性，而其具体论述、具体结构和表现形式却是欧洲式的，并带有19世纪中、下叶的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世界意义和恒久价值的基本原理，同具有明显时空特点的具体论述、具体结论融合于一体，前者存在于后者之中。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就必须以我们今天的实践为尺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其载体主要为马列著作）进行共性与个性的分析，从具有具体时空特征的具体论述、具体结构中分离和抽取其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以之为指导，去研究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新结论，走出新路子，并以新鲜经验去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率领全党所从事的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事业。
（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性决定“结合”是过程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理论产生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毛泽东曾经指出，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第2版，第296页。）这就告诉我们，社会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革命实践之中的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的开放的理论，它必然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理论与实践的这种运动和发展的本性，决定了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辩证过程。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过程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动态与静态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历史的，变化的。一个政党、一个阶级、一个领袖人物或普通个人，过去“结合”得好，不等于现在“结合”得好；过去与现在“结合”得好，不等于将来一定会“结合”得好。毛泽东从投身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起，直到50年代中期，一直是我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杰出的代表，所以“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用他的名字命名。但到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却未能“结合”好，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严重脱离了中国实际，犯了错误。
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继承了毛泽东自50年代中期开始的探索，纠正了他探索中的失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终于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成功之路，从而开始了“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新阶段。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用邓小平的名字命名，是完全正确的。但邓小平也没有完成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更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一伟大事业现在正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推向前进。“结合”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前进过程。
“结合”的过程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要求我们既要重视“结合”的连续性又要注意结合的非连续性。既不能超越也不能落后于一定的阶段去“结合”，否则，主观上想“结合”，而客观上可能是“脱离”。既不能把不同阶段相混淆也不能在不同阶段之间人为地设置不可逾越的鸿沟，否则，同样不会有“结合”而只会有“脱离”。
理论与实践（实际）相结合之所以必要，之所以不容易，还因为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每一步都存在着二者互相脱离的可能性。正象“结合”的根据存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之中一样，“脱离”的可能性也同时存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之中。理论与实践虽然都是发展的，但发展却常常是不同步的。实践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而理论的发展却具有某种滞后性。特别是一种理论，体系越严整完善，越根深蒂固，人们对它越坚信不疑，它指导实践、变革现实的威力便越大；但要对这种理论突破和创新，阻力和困难也会越大。掌握这种理论的阶级、政党和人们，如果缺乏辩证思维的头脑，缺乏革命、批判的精神，缺乏创造革新的自觉性，就有可能当实践的发展超出这种理论的部分原理甚至整个体系时，仍然固守这个理论，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使主观认识脱离已经变化了的实际。这时，解放思想便成了防止“脱离”、实现新的“结合”的必要前提。
当然，理论的能动性也要求理论走在实践的前头。先进的科学的理论可以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为人们的实践指明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确立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就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预见，鼓舞工人阶级前仆后继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斗争。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论断；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到一年就预见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要依次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制定了进行持久战争夺取最后胜利的一整套战略战术。整个中国革命以及抗日战争发展的进程和结局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上述预见。邓小平在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现在第一、二步战略目标已经和即将实现，中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准备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奋斗。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这种能动性不仅在于正确地反映历史事物和现存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立足现实；更在于它具有否定性、超越性、创造性和预见性，即批判现实、改造现实、超越现实、预见未来，创造更理想的现实。因而理论的能动作用不是论证现实是什么、为什么，论证党的现行政策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而是对社会未来发展趋势作出预测，为党和政府的决策作超前研究，为改革开发的实践指明方向、确立目标、描绘蓝图。当然，这种超前性、预见性的理论仍然以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实践为基础。没有实践的一定发展，任何先进的理论都无从产生。同时，还要注意：
第一、先进理论的超前反映即预见、预测，只是指出客观事物和社会实践发展的基本趋势，没有也不可能确知事物发展和实践发展的具体道路、具体图景。马克思主义只是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大体上预见到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却没有也不可能给工人阶级提供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具体答案，这些问题只能靠尔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去解决。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空想的性质，恰恰在于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人在远没有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下从头脑中构想出未来社会主义的细致图景。
第二、先进理论的超前反映即预见、预测，虽然有其赖以产生的实践基础，并非凭空臆断，但毕竟只是一种科学假说，其真理性最终有待于后来的实践不断的检验和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参考系。我们要从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去检验这些设想，而不把这些设想作为框框去束缚我们的手脚，作为尺度去裁剪现实。邓小平正是以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对于社会超前反映的具有预见性的先进理论。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的经验又突破成规，才在“结合”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结合”的关键是创造
“结合”的根据在于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矛盾，而矛盾正确解决的关键在于创造。创造是理论与实践的能动性最根本、最突出的规定性。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不能完全包括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特殊性，那么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时，就不能机械地搬用，而必须从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特点出发，灵活地加以运用。这种灵活运用本身就包含创造。不仅如此，当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理论所未曾研究或未曾深入研究过的具体实践时，这种解决新问题的实践所形成的新鲜的独特经验，经过科学的加工提炼，必然产生出原来理论体系中所没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结论，这更是一种创造。创造是发展的基础，没有创造便没有发展；发展是创造的结果，发展植根于创造。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关键就是创造。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从而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创立毛泽东思想，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他毕生注重创造，深谙“结合”的关键就是创造。早在1918—1919年间，在他追求真理而又尚未实现世界观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就崇尚独创。他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最确的真理，伟大的事业，都是系一些被人加上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注：毛泽东：《健学会成立及进行》，1919年2月21日《湘江评论》，增刊第1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这里，实际上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是创造作了明白无误的揭示和表达。其实，早在1930年5 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一次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时，就把与“结合”相对立的本本主义称为“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说，“结合”才是这样的思想路线，这里强调的也是“创造新局面”。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一如既往，强调“结合”的关键在于创造的思想。他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参见龚育之等著：《毛泽东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5—36页。）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论证了“结合”的关键是创造。他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他还强调，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这里强调的是以新的思想、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理论上的创造。他还反复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打好“根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结合起来；不搞争论，争取时间先干，让事实说话；敢闯、敢试、敢冒风险；一切经过试验，善于总结经验；等等。这些都是“结合”的根据所要求的实现“结合”的条件、途径和方法，进行理论创造所必需的条件、途径和方法，从而大大丰富了毛泽东的“结合”思想。正因为他深刻了解“结合”的根据，准确把握“结合”的关键，继承毛泽东“结合”的优良传统，又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结合”问题上的失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才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作出了新的历史性贡献。
江泽民同志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强调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全党同志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坚持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观察世界、发展自己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实践中不断地学习和运用这一理论、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一理论。这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一切困难，排除一切干扰，经受住一切风险考验的最可靠的保证。”（注：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真正的发展必定具有创造性：创造引起发展，构成发展，推动发展。正是因为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才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实现二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结合”的辩证本性才得以现实地展开。
收稿日期：1999—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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