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秩序论文,模式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展开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她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选择和展开，过去和现在都对世界政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新中国的成立，本身就是世界政治中的大事，中国的态度和选择对二战结束后一段时间的冷战政治产生了能动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中国自身的选择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产生了三次重大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中国是率先冲破冷战体制的大国之一。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政治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进程，突破了僵硬对抗的冷战体制，推动了后来冷战的结束。从国际冷战史角度看，中国是旧的冷战秩序的终结力量之一，其能动作用不可谓决定性，至少也是关键性的。① 第二次重大选择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全面合作时代的开始，并从经济意义上带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自此中国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相互需求的程度急剧增加，谁也离不了谁。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敢于突破教条，最先广泛开展与国际经济体系合作的国家，其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第三次重大选择是新世纪以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耶鲁大学以及中共十七大等多种场合发表的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表达了中国有关世界秩序的伦理政治主张。② 和谐世界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包含了世界秩序建设可以汲取的丰富的伦理、价值、制度、文化资源，它与中国日益强大的物力相配合，将会对既有世界政治秩序演变产生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方式存在一些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为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共处、和平发展提供了基础。
第一个经验是，中国通过国内制度创新（见后文），降低、消化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可能对世界政治产生消极效应的问题，从而避免中国发展对世界政治产生域外负效应，最大限度地维持与外部世界的合作，为国内发展争取到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利用外力、以我为主的方针。在1952—1978年的工业化进程中，除了“一五”计划期间较高依赖苏联援助③ 以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始终没有加入代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中国独立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主要是通过内部力量建设完成的。④ 1978—2008年，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经济体系，贸易和投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由于中国不主导经济领域的国际制度，因此不具备利用国际制度主动将国内压力转化到国际社会的可能。中国现代化的这种内涵式发展道路，决定中国要比其他早期更多依靠外延扩张式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承载更大的压力，同时也决定中国不会诉诸在19世纪相互追赶的现代化过程中大国为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频繁的扩张性战争。
第二个经验是，1978年以来，中国寻求与国际制度合作而非对抗的温和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但如前所述，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非主导地位，又使中国在获得全球化的收益的同时，承受了巨大的国内发展代价，这种代价仍然通过内部制度创新而非外部扩张来消化。从中国接受国际制度的经验看，中国是国际制度中遵约效果最好的国家之一，能够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这与中国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关（见后文），也与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对话的对外关系战略不可分。与国际制度合作的发展道路避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兴大国以挑战、改造国际制度方式给国际体系带来的震荡式风险。在当代世界政治中，国际制度的改革成为一大趋势，中国也倾向于以增量、渐进、协商、普惠而不是全盘否定、积极革命的方式进行国际制度改革。
第三个经验是，中国的发展注重统筹国内一国际两个大局，从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相互合作、共同进步的角度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⑤ 在全球化时代，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互动的实践表明，两者越分离越紧张，国内问题或国际问题就越难看到解决的前景，国际体系的危机会殃及国内，国内问题的恶化会危及国际体系稳定；相反，两者越合作，问题相互传导速度和相互联系密度就会越强，国家越有可能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统筹的视角寻求问题解决之道。⑥ 再有，如有的学者所言，中国以“改变自己、影响世界”⑦ 的方式推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如后文所述，中国国内政治经济进步为中国与世界打交道提供了良好的内部条件，国内改革扩大了中国国内参与、支持国际政治经济改革的动力，如果没有迈向进步方向的国内改革，世界也很难包容中国；⑧ 同样，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也不利于国内问题的解决，因此，中国是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支重大力量。
中国发展模式：国内政治启示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当然，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选择同样离不开中国传统和现实国情。从比较政治经济角度看，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渐积渐而形成一些独特的内容，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也为中国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国内制度基础。
第一，从政治制度论之，中国的政治制度有这样几个独特性，有助于为国家现代化提供稳定的国内秩序：（1）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而非财团政治；（2）合作而非竞争型的政党制度；（3）选举与推选相结合的选举制度；（4）军政关系上，强大的政党执政能力以及政党对军队的领导，排除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频繁出现的军人干政现象，这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战后其他革命后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态之一。⑨ 这种特殊的政军制度与中国历史上悠久的“文治”和“无兵”传统的政治文化是分不开的。⑩
中国的国家结构制度是独特的，它是结合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单一制，(11) 而“一国两制”更是中国国家结构中一项创造性的制度。我们一般从国内政治理解这种独特的国家结构，但是若从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结合的视野理解，这种包含多元一体精神的国家结构，是构建、治理大地域政治的理想模式之一，此精神与中国古代处理亚洲秩序的思想存在相合之处。(12)
第二，从经济体制言之，（1）中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混合体制，国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有利于提高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保证国家拥有足够的能力决定经济发展的方向；同时，允许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又能够激活竞争和提高效率。（2）中国民主的广泛基础（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中），排除了金钱民主和资本权力对政治过程的主导和控制，避免国家发展利益被少数大型企业或金融公司所要挟。利益集团是政治生活中的毒瘤。商人唯利是图，为短期利益损害国家长远利益的事例不胜枚举。商人与政治权力的结合，经常打乱国家的大战略部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保商人力量不至于蹿升而达到控制国家权力的地步。这个特点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也是历史反复选择的结果，也即与中国传统节制资本的经济伦理密切相关。(13)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和平发展是有强有力的经济制度基础的，也即中国不会出现19世纪末期现代化追赶进程中，国家依赖商业—政治权力—军事力量结盟的模式，进而对外扩张实现现代化的制度可能性。（3）在经济增长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不认为竞争性的西方民主制度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通过扩大个人的自由选择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而促进了经济民主的提高。(14)（4）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广泛参与全球经济体系而非孤立其外，迥然不同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15) 而国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有助于国家拥有足够的能力——在它想做的时候——实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难以做到的公平再分配政策，又使其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从社会发展领域观之，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领域的多项制度创新，使社会压力主要通过内部消化途径解决，将社会压力降低到不至于影响政治经济改革前进方向的程度。就经济增长而言，中国在过去30年完成了一些国家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实现的经济成就，但是，现代化进程越快，社会问题积压的速度也就越快，社会发展领域问题的压力也迫使执政党必须拥有在更短的时间内解决别国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的能力，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中国在社会发展领域积累了许多独特的制度和经验，例如计划生育制度与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公共卫生制度和城乡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教育普及化与文盲率的快速降低、城市化进程模式、扶贫与贫困问题解决制度、粮食问题解决模式、社会救济制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府—非政府组织合作型关系等。这些制度并非完美无缺，有的业已成型，有的尚在积渐，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中国主要是以内部消化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减少了这类问题扩散可能对国际体系造成的冲击。
这些社会发展领域比较成功的事例并不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是，仅有国家力量是不可能包办所有这些问题的，个中一定存在牢固的足以缓冲的社会力量，或者独特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才能保证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能够应付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中国较为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究竟是什么，笔者觉得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第一，国家—社会关系在中国经历了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向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的缓慢演变。改革开放前，国家的统制能力无所不在，社会活力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下去，“民欲”和“民智”一并遭到压制。(16) 改革开放唤醒了沉睡的社会力量，如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讲话中，提到改革开放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是开启了民智，即“积极探索能够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全社会发展积极性的体制机制，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17) 第二，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是依存合作型，而非制约分离型，这个特点在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上尤为鲜明，也即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是中国社团发展的一大特点，也是现代国家能够稳定成长的必备环节，两者在国家发展方向上一旦分歧对立，缺少合作共识，则很容易造成现代化进程的中断。(18)
西方世界秩序的问题
以上对中国模式的内外特点做了简要概括。在探讨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之关系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剖析一下西方与世界秩序问题。
人类文明的核心地带，都曾经出现以核心思想、制度组织起来的大地域政治秩序。这些核心思想形成于各个文明区的“轴心时代”(19)，此后历经反复改造、转化、新生，成为地区秩序建设的智力资本。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秩序模式理念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为自由放任的世界秩序模式，二为管制的世界秩序模式。概言之，前者将国内政治秩序与国际政治秩序分离开来，分属不同的治理原则，国内政治服从暴力垄断机构国家，国际政治通过放任、自动调节的均势即可。管制的模式则将国内和国际秩序结合起来，鉴于自由放任的均势无法确保和平，且国际危机经常对国内秩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国际政治要获得秩序，非得如国内政治那样，施行管制。(20) 至于达到理想世界秩序的途径，西方的哲人如康德、罗尔斯，政治家如威尔逊、罗斯福，皆主张将西方国内制度安排复制到世界政治领域，以国内秩序原则（也即西方）来改造世界政治。
西方秩序在认识论上存在误区，即以“一”而非“多”来观察这个世界。这种部分植根于宗教且带有扩张性的认识论思维，导致西方屡屡以“一”来改造“多”的世界，让“多”服从于“一”。在实践中，西方内部及其构建的外部秩序是在战争的砧板上锤打出来的。西方秩序的扩张在20世纪尤其是冷战结束前后达到其顶点，将来世界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应付处于下降通道的西方模式可能给世界政治带来的复杂影响。我提出与福山“历史终结论”截然相反的观点，也即西方秩序在冷战结束前后已经达到顶点这样的判断，基于以下几个逻辑。
第一，西方国内秩序建立在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上，这种秩序模式接近希腊时代的城邦民主国家—殖民地模式。关于希腊秩序模式，我们最不该忽视的是，这种秩序模式在形成辉煌的民主制度的同时，它是与奴隶制和殖民地并存的。(21) 没有奴隶制和殖民地的存在，克利斯提尼时代的民主就会缺乏物质基础。现代西方的内部秩序仰赖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复杂的国际利益输送机制回补、维持了其内部的繁荣与稳定。然而，这种中心—外围结构首先遭到20世纪初开始的外围民族国家政治独立的冲击，其次受到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新兴独立民族国家经济成长的冲击。外围和边缘地带的经济发展最终将直接打击西方国内民主、福利制度赖以存在的外部物质基础。
第二，人类秩序的历史说明，欲望比武器对秩序的毁灭性力量要更大。西方内部秩序至今解决不了被释放出来的民欲问题，扩张的民欲加强了国内秩序对外围边缘地带的资源依赖，而这种资源依赖不是无止境的。文艺复兴和商业资本主义大潮涌动之初（也即人性的解放），西方政治伦理（以及表现于政治制度设计上）出现重大转向，退而求下策，采取“以利益驯服欲望”或者“以欲望制衡欲望”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22) 此精神贯穿于资本主义制度设计中。在价值体系重构上，则以“自由”偷换或粉饰“欲望”这个概念。不可否认，近代西方出现开启民智的热潮，但是民智的开启方向在资本主义欲望指导下，对人和物质世界的探索要远远多于对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其内心秩序的探索。当“民欲”过多地导向对排他性资源的竞争，当资源依赖出现中断以及技术进步出现停滞，必然出现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内部社会秩序的分裂。
第三，西方秩序的模式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力量基础上，强大的军事力量使军事威胁手段而非外交手段成为西方内部以及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纠纷解决的最重要途径。在成熟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尽管军队超越党派政治，在其国家政治生活中绝少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频繁出现的军队直接干涉政治的现象，但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即军队与商业的联盟，使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频繁利用军队去保护其商业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也即维护海外商业利益，虽然军队的国家化可以超越党派政治，但不同党派对军队的作用是存在强烈的共识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构成的暴力威胁，西方的自由、民主、商业贸易在世界政治中到底能走多远，是颇成疑问的。若完全以文化的选择而非信奉“力”的文明的征伐，西方秩序的地理范围可能仍然局限在布罗代尔所谓的地中海世界。
第四，西方几百年政治实践所形成的现代民主制度，在其国内造就了一个稳定的权利分配秩序，但是由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分离，民主机制一旦越出国家界限到达国际社会，民主效应即大打折扣。我们从大量有规律的经验（绝不是个别、孤立的事例）发现，民主国家在与世界打交道时，经常出现非民主甚至专制的现象。很多因素促使西方国内民主直通国际专制现象的发生：公共政策域外负效应但却不被民意察觉；民意很难制约涉及国家安全的国家外交政策；民众福利对外围地带国家的依赖，纵容民众支持对外部的干涉行为；体制允许保护国内福利而向外部转嫁压力，利益集团政治，等等。依据这个逻辑，仅由更多的民主国家的简单相加，并不必然保证持久和平共同体的出现，(23) 只要国内政治的否定性、自利性力量足够强大，内部民主也不能确保国家会在国际政治领域始终推行合作性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秩序又具有强烈的封闭性。
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
中国模式（中国国内与国际发展经验）展现了中国人概念中的国内秩序和世界秩序图景。这不是说中国人一定会积极地将中国模式推广到世界秩序建设中去，也不是说中国模式一定具有建设世界秩序的普适性意义。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一部分，中国模式可以为一些地区或国家提供必要的借鉴，如同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借鉴了人类其他先进的政治文明一样，其对世界秩序转变的启示意义在于：
第一，如果要用一个核心的概念概括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组织精神，那就是“合作”，这与西方政治之“制衡”精神正好相对，乃中西政治秩序安排精神之大异。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安排中的合作精神表现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议行合一、推选而非竞选、统一战线、多种所有制共存、国家与社会之相互协助等具体制度领域。(24) 这些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结合的产物。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制度内嵌的“合作”精神，有助于形成比较普遍的对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共识，不至于因为对现代化道路理解的歧义而出现现代化进程频繁被打断的现象。
合作的政治从民族、国家和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考虑政治发展，制衡的政治则先验假设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两种制度安排精神之所以不同，一是对人性的看法不同。西方政治洞察的人性是恶，中国政治哲学则多将人性看作善或存在通过教化趋善的可能。因此，在制度安排上，西方寻求以恶制衡恶、以权力制衡权力，也即任何政治制度若不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都没有运行的可能。恰恰相反，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强调礼、德、理、心等教化在人性变化中的作用，体现在制度设计上，则以调和与合作为主导。二是对差异事物的看法不同。西方政治受到宗教精神的影响，将世界看做是分裂的，存在一个对立的“我”和“他”，在认识和实践上有强烈的以“我”改造“他”的进攻性诉求。(25) 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将差异建立在整体的基础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差异中求和合，在和合中出多元，因此，是一种合作的多元主义秩序观。在文化选择上，中华文化以“多元一体”为原则，在中原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互动中，此秩序“如滚雪球愈滚愈大”(26)，这与西方秩序在战争砧板上锤炼出来的过程完全不一样。
合作的原则需要更多地贯穿于国际制度的改革与建设中。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制度设计，是被“内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27) 原则主导的，是以国内的“一”改造世界的“多”，而非从“多”中调和“一”的秩序。这种秩序拒绝国家之间的文化和制度差异，一厢情愿地认为可以用一种文化和制度同规天下。从合作的原则出发，要反映多样化的现实，达到和谐世界建设的目的，国际制度改革则需要体现：扩大能够反映多样性文明的代表，以协商寻求各种力量在议题解决领域的共识，节制资本、减少跨国经济利益集团对议程的主导，培育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合作的责任观念，降低国内公共政策的域外负效应，扩大、提升人文对话渠道。
第二，中国模式内含的是合作的伦理道德观。如同时殷弘教授所论，2006年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提到的中华文明的四大特征，实为“一个崛起的强国关于一个道德上较好的世界应当是什么性质的历史性宣言”。(28) 这四大特征是：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共处。合作的伦理政治观与西方伦理政治观之本质不同，在于从起点上将个人的价值和权利置于社会秩序的整体范畴中考虑，而非将个人利益和理性作为建设社会秩序的出发点。
从伦理角度可能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区别。我觉得个人在社会或者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道德水准应该有这样几个判断标准，较好境界是惠己耘人，也即公平、互惠、共赢；其次是利己不损人，爱德蒙·柏克在18世纪末欲望勃发时代掷地有声地说：“光是对自己有利又不践踏他人利益的事，一个人就有权去做！”(29) 但是这种伦理观恰恰忽视了每个争取个人利益的个体行为可能伤害社会整体秩序的恶果，此“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悖论”是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未曾料到的。其三是损人利己，牺牲别人，自己得利。其四，也是最差的，是损人不利己，自己不好，也不让别人过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即属此类。
合作的伦理政治观将任何社会或者社会与社会之间视为整体，并以“惠己耘人”为准则。以此推演，中国人讲的个人自由和人权观念的逻辑，首先强调个人在“群”中的道德和准则，利己不损人还不是自由的全部，在一个社会“无知之幕”或者行为效应跨越时间／空间的背景中，一个人（或国家）如何判定对自己有利而又不损害他人的利益的行为呢？自由的最高伦理是不逾群之规矩；人的权利的张扬（常与民欲混同在一起）也同此理。简单地说，个人欲望的勃发及其行动一旦伤害到“群”的秩序。其权利伸张的正当性就缺少伦理和法律基础。
第三，中国模式与当代世界现实。当代世界政治秩序内在的紧张是什么？用一句话说，就是现代化议程与后现代议程以及两者之间的紧张。现代世界80％的国家和人民面临的是发展中的议程，如政治秩序、经济增长、边界纠纷和冲突、贫困、教育、公共卫生、有组织犯罪、环境保护等。20％的国家和人民进入福利社会以后，面临一些后现代问题，如无止境的欲望与有限的资源／科学技术的限制，国内福利赖以维系的外围世界对发展资源的竞争，强大的军事能力与非传统安全解决效果之间的不平衡，等等。因此，现代世界与后现代世界都面临着政治选择。西方模式从其近500年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而言，几乎无所不在；但是就这一观念和制度为当地带来的治理绩效而言，它甚至不是丘吉尔所谓的“次好的制度”。西方经验难得的成功集中在极少数社会复杂性程度低、战略地位显要的非西方国家，但是在非西方世界的大地域政治体内（指拥有自身复杂的独特的文明、历史、制度的地域），即使在冷战刚结束后一段时间，要说西方经验成为其政治社会转型的不可逆转的方向，也绝非属实。对于非西方小国来说，西方模式不乏成功的例子，但是对大地域政治体来说，以西方经验单向、全盘地组织政治经济社会，对当地社会秩序则是危险的。(30)
从当今世界面临的现代化议程与后现代议程来说，中国模式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提供了一种选择，其内嵌的合作精神同样可以补缺所谓进入后现代的西方内部秩序。这不是说中国模式一定可以普适地推己及人，也并非完全否定西方发展模式的一些积极经验，如其开启民智的方法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占有积极地位，应为我们所学习，但其民欲释放的方式则应该为我们时时警惕；而且，如果我们关于西方秩序在冷战结束以后达到顶点并步入下降通道的判断为实的话，我们也不可过分乐观，以为中国模式可以填补西方收缩和撤退留下的空间。单从中国有关外部世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储备来说，中国还缺乏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知识积累；再如公民的国际主义教育也较为匮乏，远远没有达到世界性大国应有的水平。甚至从消极意义上看，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同样也带来民欲扩大的现象（特别表现在商业及商业文化领域），中国自身还存在政治发展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差距过大、法治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结论
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还看不到任何单一模式足以主导世界秩序建设的可能；人类的政治智慧也还没有发达到发明全新政治组织，应付如此多样、差异、复杂的现实世界。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大地域政治实践中，中国模式无疑为区域主义提供了新范本和新可能，正如她在历史上对区域秩序的贡献一样。
有些问题是本文回答不了的。在中国模式对世界秩序的贡献上，耐心和信念一样重要。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结合的角度看，一种模式能否真正转化为世界秩序建设的议程，大抵存在三种前景：第一，将国内模式积极推广到世界政治实践中，这是西方的秩序建设经验；第二，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出现不合作，这种模式只局限在国内领域；第三，这种模式本身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出现高质量合作的产物，因而更容易为大地域政治甚至世界政治秩序建设所推崇。若以这三种可能性作比对，或许能为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之关系，开启突破性的思路。
注释：
① 当今国际冷战史学界（例如陈兼、张曙光）的一种观点认为，“冷战的转型”即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见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319页。
② 这几个重要讲话和报告，分别见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6/content_3496858.htm；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全文，见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6/2006-04-22/8/721041.shtml；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部分。
③ 根据有的学者的换算，苏联援华建设项目出口总值约占1959年苏联国民收入的7％，这么大规模的援助对中国工业化体系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沈志华：《苏联大规模援华与中共对苏共的支持》，载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有关苏联援助更详细的分析，见周弘、张浚、张敏：《外援在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尤见第二章“苏联对华援助”。
④ 1952—1978年中国的工业化成就，参考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92—702页。
⑤ 关于两个大局统筹的详细论述，见令计划：《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党建研究》，2007年第11期。
⑥ 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再版序言“国际制度分析的发展与反思”，第10页。
⑦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⑧ 参见苏长和：《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
⑨ 有关军队在20世纪60年代前在不发达国家（拉丁美洲、印度尼西亚、缅甸、中东、以色列、南撒哈拉地区）政治发展中“干政”的详细分析，见John Johnson,ed.,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有关军人政治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中作用的中文文献，参考陈明明：《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属：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⑩ 许倬云这样评价中国历史上军队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政治权力，即使由征伐起家，往往很快即转化为各分型的权力，象征强制型权力的军队遂不得不退居于次要的地位。”许倬云：《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征》，载许倬云：《求古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1页。“无兵文化说”见雷海宗：《中国的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1) 浦兴祖主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6—601页。
(12) 顺带提一下，古代中国国家结构自秦汉以后，一直存在“封建”与“郡县”之争，但历代统一王朝国家结构之精神，大抵为顾炎武概括的“寓封建于郡县”。引自杨联升：《国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92页。
(13) 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士农工商）秩序，将商业置于很低的层次；即便各个朝代中的商业繁华时期，商人力量始终不能主导政治过程，而是处于国家权力的附属地位（通过盐铁专卖、市舶制度、科举制度等实现）。这与近代欧洲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军事力量）结合所形成的对外大肆扩张，截然不同。沃勒斯坦在为其《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过非常精辟的一段话：“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文化上的耻辱。……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序言。
(14) 直到最近，仍然有学者在分析东亚经济奇迹包括中国经济奇迹时，以自由民主先行的逻辑看待经济增长，见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国经济奇迹打破了自由民主先行逻辑的神话，因此，新近的看法（流行于公司治理、环境保护等领域）则转而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助于形成长期、稳定、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15) 有关冷战时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参考莫里斯·博恩斯坦主编：《比较经济体制》，王铁生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特别见第三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篇论文。
(16) 个人认为，从政治伦理学意义上说，成功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能够开启、激发民智，但同时能够疏导民欲使其不至于损害政治秩序的基础上，也即制度的伦理功能在于“启民智、导民欲”。文艺复兴以来，通过对人性的张扬，近代以来的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在启民智上较为成功，但是由于对民欲的释放和让步，使民欲窜出“潘多拉之盒”，时时可能冲击既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且至今难以找到平衡、疏导民欲的有效手段。因此，任何政治制度设计在考虑释放民智活力的同时，必须想办法将节制的美德贯穿其中。
(17) 《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g/2008-12/18/content_7318929_3.htm.
(18) 我不同意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者的看法，认为中国这样的非政府组织不是非政府组织，而是政府组织，因为它们不是中立、独立的。实际上，所谓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及其可以制约国家权力而推动政治民主化的看法是个神话。强大的国家总是建立在强大的社会力量基础上的，我们很难想象，国家如果不与社会合作而是对立，国家无异于是沙上建塔。在西方民主国家，新兴阶层早期获得国家权力以后，国家与市民社会即开始心照不宣的合作，在现代，其市民社会的“独立性”由于竞争性政党关系（“旋转门”政治）的存在，给人表面上“独立”的印象，但无论这些民间组织如何“独立”，仍然不会偏离到国家忠诚之外，否则，作为国家机器的异己力量，其存在的空间会逐渐萎缩。
(19) 按照雅斯贝斯的观点，公元前6世纪左右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各个地区（古希腊、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均出现灿烂的学术思想。引自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13—141页。
(20) 这种秩序的划分可参考苏长和：《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合约、国家理论与世界秩序》，《外交评论》，2007年第2期。
(21) 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译者后记，第140页。也可参考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见《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22) 此观点及详细阐述，见艾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李新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23) 参考苏长和：《驳“民主和平论”》，《欧洲》，1996年第2期。
(24) 有关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论述，参考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四章和第五章。该书中论述的政治制度形态体现了我这里强调的“合作”精神。
(25) 在罗尔斯的世界秩序中，世界大致分成自由国家和非自由国家，自由国家有干涉非自由国家的正当权利。参考罗尔斯：《万民法》，张晓辉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在国际法哲学上，自由的反多元主义的法哲学从消极意义上承认，自由与非自由国家之间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对话是可能的，从积极意义上讲，则认为自由国家可以当然控制、干涉、排斥、流放被视为是法外的非自由国家。见辛普森：《大国与法外国家：国际法律秩序中不平等的主权》，朱利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2—357页。
(26) 费孝通语，引自汪荣祖：《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14页。笔者也不同意正统的中央史观下的华夷之辨和费正清强调的朝贡体制说。如从地方史、边疆史而非中央史观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文化的真谛在于胡汉双向的互动、吸纳、凝聚与贡献，绝非单向度的中央史观告诉我们的是简单的“汉化”过程。在当代，中国传统外交研究中大部分论著过于接受、强调费正清史学中的朝贡体制说，这不合历史事实，在当代也不利于中国处理内部政治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我同意杨联升的看法，即“朝贡体制毋宁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政治虚构”。见杨联升：《国史探微》，第1页。
(27) 见John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s: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 Stephen 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p.195-231。当代人常讲的“华盛顿共识”，本质上与“内嵌的自由主义”是相承的。
(28) 时殷弘：《传统内外的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对外政策与其中国特性》，《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第7页。
(29) 引自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正文第1页。
(30) 海内外一些华人学者特别是经济学者在探讨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路径时，存在先验的错误，即先验地假设西方自由民主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直线式、简单化的观点如：国库充盈的国家往往发展前景不好，借债花的政府往往更有激励进行创新；要有现代金融，必须要有新闻自由，因为新闻自由可以为金融市场提供必需的透明信息；中国企业海外收购不顺利是因为执行收购的大多是国有企业，若是民营企业海外收购，就不会有法律阻碍；中国贸易摩擦是因为中国还不是完全市场经济体，否则，摩擦就会少得多；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因为一党政治，若是多党竞争，就会解决腐败问题；中国官民关系紧张是因为没有选举政治，若有选举，官员就会对下负责而解决官民紧张关系；中国政府太富裕而百姓太穷，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模式才好；经济发展到人均GDP3000—5000美元时，社会就会出现民主化进程，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治理绩效差，若私有化，经理人有了激励就会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只有存在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中国社会力量才能充分发育强大。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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