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主体性德育的现代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德育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2)06-0143-07
一
回顾我国高校德育的发展历程，有两个方面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一是前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一是中国封建历史中积淀下来的社会本位的教育价值观念。前者是建国以后影响我国高校德育内容、方法和途径的直接基础，它形成了强调统一性、消解差异性的教育目标，形成了以简单说教为主的教育方式和政治为中心的教育内容。如果说前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对我国高校德育的影响是阶段性的，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社会轻个人的价值观对我国高校德育的影响则是持久性的。它构成了我国高校德育价值观的文化基础。“有论者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分析了中国传统教育价值取向，提出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是以儒家教育思想为指导而形成的，其突出表现是政治—伦理模式，亦即强调教育与政治、道德的紧密结合，强调教育具有治国安邦、教化人民的巨大作用……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而言，政治伦理是文化的轴心；政治是道德化的（所谓德政），而教育则是实现德政和教化的必不可少的手段。”[1](p139)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可以简单概括为“王权政治”，君王是政治是终极目标，是社会人伦的核心，是社会本位的内容实质。所以，无论是传统的道德教育还是政治教育，都不存在西方近代文艺复兴倡导的人的主体性思想启蒙基础。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他当他是皇帝的臣民。他自己一身尚非己有，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说呢？”[2]（p45）社会本位的德育价值观抑制了高校德育的主体性，限制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创造性、自主性、能动性的发展，进而从观念上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
二者的综合作用使我国高校德育的主体性教育存在着先天不足。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市场经济、信息化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却把高校德育主体性需要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从经济基础的底层把人的主体需要纳入了社会经济生活之中。这样，个体价值的自我关照已经由哲学的理论思辩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需要。而经济利益的需要一旦与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其张力日显突出。这与计划经济条件下自我利益与社会利益完全同一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计划经济条件下，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社会是浑然一体的，个人的需要即是集体和社会的需要，社会和集体的发展是实现个体发展的惟一途径，这样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呈现出理想状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打破了这种理想状态，经济实体法人的独立性，经济交往对市场主体差异价值的确证，形成了建立在个性基础上的竞争环境和由这种竞争环境推动下的自我意识膨胀心态。传统的平衡、单一的社会本位观念不存在了。新的主体意识以个体意识的张扬方式表现出来，并伴随着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感觉主义和其他种种变化迅速的形态影响着社会主体，也影响着青年大学生。
其二，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出现，通过科学技术这个要素，从生产力层面推动了主体性的提升。人类历史产生以来，经济形态经历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以机器大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时代和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在不同时代，人的价值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自然经济时代，劳动力成为生产力主要是通过人的体力实现的，表现为自然力和人的体力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性集中表现为主体间的依附性，个体的力量必须通过他人和群体才能够实现。在工业经济时代，机器大生产代替了人的部分体力，人们由彼此间的体力依赖转变为对机器的依赖，人的发展转变为在与现代化机器的结合需要推动下的局部的片面的发展，人的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机器的异化。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出现，扩大了人与人交往的方式和范围，开拓了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人的发展由传统的片面发展自己的肢体转为发展自己的大脑，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理解的“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电力技术(electric technology)发展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地球。就我们这个行星而言，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已不复存在。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在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到延伸一样。”[3]（p20）这里，我们并不同意麦克卢汉所主张的把从技术上模拟意识概括为人类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说法，但是他当时提出的“地球村”的预见的的确确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另一方面，创造性的认识过程也同样代替了机器对人的肢体的片面需要，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就是主体性。
其三，经济全球化急剧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入世后的经济—社会环境，推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跨文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进而从文化互动层面改变了主体性。
如果说我国入世前的社会是局部开放的话，那么，入世后我们将进入全面开放的时代。入世的影响也必然从经济生活影响扩展到政治—文化的全方位影响。在所有影响中最深层次的是东西方不同核心价值观的冲突。无庸置疑，当中国人在与其他国家的人们日益密切的经济交往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文化的、思想的和观念的互动，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也会在日常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渗透过来。两种核心价值观正如两个圆，入世前交叉的部分很小，圆心距离也很远；但是入世后，两个圆交叉的部分开始扩大，圆心的距离在接近。在两个圆的边缘交叉范围扩大的趋势下，如何保证圆心的独立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回避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就目前的状况而言，青年大学生受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越来越大，而且直接影响到其自我意识的确立，影响到其对主体性的理解。在当代青年大学生的观念中出现的自我中心，感觉主义等倾向就是实证。从这个意义上分析，青年大学生主观期待的主体性与我国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主体性并不完全一致，二者的本质差别还是对不同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那么，什么是主体性呢？有人认为主体性就是实践性，也有人把主体性的特征总结为自决、自主和自控，而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则是哲学思考日益趋近的共识[4](p707～709)。已有的关于主体性教育的界定也多源于该哲学基础。其实，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都是主体性的对象化表现，如果要实现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必须满足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合目的性体现了人的主观需要，也是人类不同于其他类别的关键。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在反映客观规律（包括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对象化，否则必然陷入空想和幻想的境地。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思考高校主体性德育的理论基础。所以，主体性德育不是无视社会发展规律，否定个人与社会关系，助长个体自我意识无限膨胀的教育，更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否定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类中心论教育。相反，高校主体性德育恰恰是现代社会发展客观推进的结果。
主体性的德育提出的主体性教育实质上是人本主义思想在教育观念上的反映，为此有学者把主体性教育的价值理解为“提升人的地位”、“发现人的价值”、“发掘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发挥人的力量”具有很强的解放思想的意义。[5]（p7～9)同样，探讨高校德育的主体性也离不开这个基础。
二
我们认为，发展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是对高校德育目标新的诠释；生命教育、公民教育、信仰教育构成了高校主体性德育的主要内容；从学会生存、学会关怀，到学会选择是高校主体性德育的价值归宿。
（一）发展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是高校主体性德育的时代目标
“每一项教育行动都是指向某个目的的一个过程的一部分。这些目的是受普遍的和最终的目的所制约的，而这些普遍的和最终的目的基本上又是由社会确定下来的。”[6](p183)我国大学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形成像西方大学那样的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人文传统和学术自治机制。这样在教育目标上长期存在着忽视甚至无视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弊端。表现在高校德育领域就是形成了“塑造论”的思维定势。而“塑造论”的实质就是把大学生培养成为机器或者是机器的配件。由此，传统的大学德育存在着抑制个性，抵制创新的倾向。显然，不改变“塑造论”的思维定势，高校德育目标必然偏离整个高等教育的目标，偏离大学精神。因此，高校德育的首要前提是把大学生当作人，而不是当作机器。因此，“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成为他自己，‘变成他自己’”。[6](p14)这就是主体性的教育。
主体性教育首先是建立在尊重学生个性基础上的，否则受教育者就会受制于现实的环境，学会迎合消极的恶性的环境，高校德育也就有了助纣为虐的嫌疑。主体性教育也是发现学生自我价值的教育，能够让每一个学生都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而成绩和应试的能力只不过是自我价值表现的一个途径。“这个教育的目的，就它同就业和经济进展的关系而言，不应培养青年人和成年人从事一种特定的、终身不变的职业，而应培养他们有能力在各种专业中尽可能多地流动并永远刺激他们自我学习和培训自己的欲望。”[6](p14)
（二）生命教育、公民教育、信仰教育构成了高校主体性德育的主要内容
主体性德育的第一内容是生命教育。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p23)但是，我国高校德育在过去的发展中基本上是轻视这个“第一前提”的，没有个人利益的德育和没有个人需要的德育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进入小康社会以后，社会主体需要的一个突出内容就是对生命的关照和关爱。由于生命同时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规定，所以它也就成为既人所共知又众说纷纭的不可确定的概念。从形而下的角度而言，生命与生存、生活相通；从形而上的角度而言，生命又与信仰、终极关怀相连。现代社会，人们对生命教育的理解往往是综合这两个层面。有人这样界定，“生命教育就是以学生的生命活力为基础，关注学生生命，遵循生命发展原则，旨在形成学生健康的生命态度的教育。”[8](p4～6)也有人把生命教育界定为是对受教育者进行生命意识的教育，“所谓生命意识是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自我意识，其内涵是对生命的社会意义的发掘和把握、培育和塑造。具有生命意识的人，才能珍惜自己的生命，了解自己生命的价值，懂得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这种价值，并充分利用它创造新的价值。而只有当一个人具有生命意识、能够珍惜和尊重所有生命存在时，他才能真正具有宽广无私的胸怀，才能不为世俗的和眼前的功利所遮蔽而发现生命真正的美。”[9](p60)学术界对生命教育的不同理解并不会影响我们对发展生命教育的信心。因为，现代的许多事件已经把生命教育的迫切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学生弑母，大学生伤熊，一些人执迷不悟地追求“上层次”、“求圆满”，无不与对生命的轻视或对生命的渴望有关。
生命教育在主体性德育的内容体系中处于基础的地位，生命教育是“学会生存的教育”，也是“学会关心的教育”。其核心是把受教育者个体的生命价值作为教育的出发点，把培养健全的生命意识作为教育的核心，把养成良好的珍惜生命的行为作为教育的目标。目前，生命教育内容至少可以包括：个体生命的一维性、不可逆性教育；自爱教育；日常生活中的生命观教育；个体间的生命关系教育；生命的超越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生命教育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更新。当然，生命教育的内核——教育个体如何关爱生命，如何超越生命是不会改变的。
主体性德育的第二内容是公民教育。如果说生命教育是高校主体性德育内容体系的基础，那么公民教育则是其中心内容。公民教育在国外亦称为政治社会化，主要的教育目标是“使个人社会化，成为他所处的政治社团（包括国家和地方两个层次）的一名合格成员”。[10](p105～108)公民教育概念的提出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史，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公民教育的实践也有近半个世纪。在我国，与公民教育对应的是政治教育和法律教育，所以我国的公民教育并不是一片空白。不过从建构主体性德育的视角思考公民教育还是个有待开发的领域。
综观世界各国的公民教育，普遍在中小学时期已经进行了，大学以后就没有了系统的公民教育课程，而是采用隐性课程等渗透方式延续相关的教育。由于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才不过20年的历史，对公民教育的认识也刚刚开始，一般还多停留在规范性的教育认识水平上，侧重义务，注重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明显的主体客体化倾向。其实，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新环境，为我们从主体性角度思考公民教育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市场经济需要张扬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目前的共识，但是市场经济同时也是合作经济、契约经济，要求人们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建立稳定的诚信文化环境。所以市场经济也是社会化程度很高的经济，而且其发展得越完善，对社会化的要求就越高。这就从根本上对公民的主体意识提出了新的诠释——自主性和依附性的统一、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而且公民对人我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的程度已经内化到主体性之中。经济全球化又从个人与国家的层面强化了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经济全球化是我国第二次对外开放，其目的也是为我国的经济主体能够融入国际分工与合作的环境创造条件。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意识形态的新发展，经济融合必然带来政治渗透，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并没有消解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实质，相反却从另一个视角强化了民族国家的地位，反全球化思潮的出现就是例证。这样，个人在进行国际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以一定国家的公民的身份出现，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力量支撑，个体的主体性就无法存在。因此，自主性和依赖性、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使公民教育成为主体性德育不可缺少的内容。
考虑与中小学教育的衔接，高校公民教育的内容应该侧重于公民意识的强化。其主要内容包括：公民与传统文化；公民意识与个人发展；公民意识与国际交往；公民意识中的道德与法等。
最后，高校主体性德育的内容还有信仰教育。信仰教育“与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各类教育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对一定的社会成员进行某种世界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的教育活动。这种教育非常重要，它能够使一定的社会成员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它能够使一定的个体完成和实现他的社会化过程，从而真正成为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一员，为一定社会所接纳，它还可以使个人了解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感受到生存的意义和价值。”[11](p14)之所以把信仰教育作为高校主体性德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基于对现代社会和信仰教育的再认识。现代社会出现的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信息传递速度的快捷与途径的多样，以及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致使人们在五光十色中增加了选择的难度，经常会出现无根似的漂浮不定的感觉。如果没有信仰，人生就没有了精神支柱，就会失去方向感，更无法确立主体性。
人类信仰的形式包括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非宗教信仰包括道德信仰、政治信仰、哲学信仰以及法律信仰等。我国是一个宗教信仰传统薄弱的国家，相反道德信仰却比较发达。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信念即良心。通过良心的内在监督，维系社会秩序和内心的平衡。政治信仰是对于政治观念、政治理想以及政治领袖的信仰。在中国历史上，“治国平天下”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其中最根本的是一种政治信仰。哲学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是介于宗教与科学之间的领域。哲学使我们保持对某种最高精神价值的向往，我们不能确知这种价值是什么，我们甚至不能证实它是否确实存在，可是，由于我们为自己保留了这种可能性，我们的整个生存便会呈现不同的面貌。法律信仰是对法律和法治的执著，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信仰形式。四种信仰中，我国的道德信仰和政治信仰是传统的优势，哲学信仰和法律信仰却发展得不够充分。目前的信仰教育关键是注意层次性，避免单一性。信仰教育的层次性也就是信仰的广泛性。把信仰区分为道德信仰、政治信仰、哲学信仰和法律信仰就已经体现了层次性。
（三）从学会生存、学会关怀到学会选择是高校主体性德育的价值归宿
生命教育、公民教育和信仰教育是从教育内容的时代性方面对高校德育主体性建构的思考。这些内容归根到底要内化为大学生的素质。因此，学会生存、学会关怀、学会选择是高校主体性德育的价值归宿。
早在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这些建设性的思考对建构高校主体性德育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因为教育的四大支柱提出的社会背景恰恰是我国高校德育正在面对的现实。“下一个世纪将为信息的流通和储备以及为传播提供前所未有的手段，因此，它将对教育提出乍看起来近乎矛盾的双重要求。一方面，教育应大量和有效地传播越来越多、不断发展并与认识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因为这是造就未来人才的基础。同时，教育还应找到并标出判断事物的标准，使人们不会让自己被充斥公共和私人场所、多少称得上是瞬息万变的大量信息搞得晕头转向，使人们不脱离个人和集体发展的方向。可以这么说，教育既应提供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动的世界的地图，又应提供有助于在这个世界上航行的指南针。”[12](p75)学会生存和学会关怀是高校德育的一贯目标，而学会选择却是现代社会发展提出的全新要求。选择力的基础是大学生批判力的形成。所谓批判力就是怀疑、证伪的能力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学术探索力。批判力作为大学的风格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当我们思考大学德育与形成大学生批判力的关系时，问题就会显得有些复杂。我国高校的政治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所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其基本职责。在教育实践中，这个使命往往被指责为说教和布道，似乎与怀疑和批判没有关联。其实，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其魅力恰恰在于能够指导为人们寻求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怀疑和批判本来就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与时俱进的前提。大学德育如果没有了批判的勇气，也就没有了在大学这个殿堂存在的必要。
今天，批判的勇气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真假难辨和信息过剩带来的选择困难，都需要人们有更强的辨别力。“当信息和对立主张不断增多以至无限时，人们关注的问题是，信息过剩与信息不足一样，也令我们无法作出决定：分析导致麻痹。”[13](p85)“信息过剩造成的后果，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创造出一种浸透着作假演戏的文化。人们都知道，要想让他们的信息直达目的地，就必须进行信息包装，给信息裹上一层刺激人或挑逗人的外表。当竞争日趋激烈，我们就会迫不得已地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使我们的声音凸现出来。我们喊得越来越响。打扮得越来越花俏，越来越有挑逗性。”[13](p93)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己充当过滤器，自己充当编辑，自己充当望远镜和显微镜，才能避免被环境所淹没。
批判力已经和语言能力、交往能力各种各样的技能一样成为人们生存中必不可少的工具。离开了批判力，人的主体性也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