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队伍论文,时期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创作在总体上佳作不多，在具体内容上则十分复杂，既有少数代表着时代正确方向的优秀作品，如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也有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政治纲领张目的《在严峻的日子里》（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丑化人民的悼念与反抗、美化对人民的镇压），以及《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初春的早晨》等政治方向错误的作品，表现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作品，有的较接近历史，有的则用“文革”时流行的“路线斗争”理论来编排历史，与史实出入甚远。
形成“文革”时期小说创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和此前政治的、文化的、文艺的因素，起重要的决定作用。但是，当时小说创作队伍本身的因素，也值得充分注意。
一
“文革”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 文化前提是， 对“十七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5 月“文革”开始）文艺的彻底否定，将“十七年”文艺扣上了三顶大帽子：“理论黑”、“作品黑”、“队伍黑”。在思想文化上“彻底”的“大批判”的同时，在组织上强行解散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家组织及地方机构，将许多文艺工作者“大审查”，关进“牛棚”（没有法律根据的非法关押之所）、赶到农村“干校”（实为体力劳动惩罚的营地）乃至正式的监狱。许许多多的作家以及诗人、理论家遭受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没有人身权力，更难有创作权力，有的还失去了宝贵的生命。〔1〕
这时期的文学创作队伍，一个重要特征是，上一时期有许多（几乎是绝大多数）作家，失去了创作权力，被排除到创作队伍之外，形成了老作家以及中年作家的整体空缺。在这个前提下，文学创作队伍的素质不能不有致命的文化的文学的弱点。
同时，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包括文学）部门的领导权几乎一直被身居“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等人所把持，他们狂热地推行一整套背离社会主义、违背艺术规律的文艺路线和政策，力图将文艺绑上他们反革命政治的列车，让文艺（及文学）作品为他们的政治纲领服务，只要求作品合乎他们的政治标准，作品的艺术性在实践上难以达到并被放置于极次要的地位，这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也影响到小说创作队伍的构成。
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队伍，可以做以下大致的划分。
一、在“文革”前已发表过较有影响的作品，在这个时期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并获得“恩准”允许继续创作的。这类作家不多，但创作的作品影响很大，最有代表性的，当为浩然和黎汝清。浩然在“文革”前已发表了一些小说，特别以有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和适应阶级斗争形势主题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而引人注目。在“文革”中，有“八亿人民八个戏，一个作家”的戏说。尽管是戏说，也反映了百花零的文学情景。这一个作家，便是以《金光大道》驰名全国的浩然。浩然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发挥了其熟悉农村生活的特长，写出了表现合作化时期“路线斗争和道路斗争”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一部、第二部，出版后在全国广为流行，成为当时的文学典范作品，同时还写出了表现当时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一担水》、《铁面无私》等；另一方面，还遵照“首长”江青之命，写出了为“四人帮”文艺路线所赞许，并被“文革”后评论界认为是给江青唱赞歌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浩然这位作家的独行文坛，主要是“文革”的大形势中江青文艺路线横行、彻底否定广大作家的结果，当然不能靠作家本人来承担历史责任。但是，又无可否认浩然对当时政治形势、文艺政策的主动适应，从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黎汝清的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初版于1966年4 月（在“文革”中再版），是当时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佳作，今天看来当然会有明显的局限。但在“文革”之中，他一旦重新拿起笔来，并未在描绘现实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并未以当时的文艺政策作为自己创作的重点，而是继续从事在“文革”前已开始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长篇小说《万山红遍》是描绘红军时期艰苦斗争的作品，虽也有路线斗争的影子，受当时政治理论的影响，但毕竟不是直接为“四人帮”政治路线服务、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唱赞歌。两位作家的被允许创作，一是各有描写阶级斗争的前期作品，二是有其特别的身份。浩然是以农民作家而荣登“文革”的创作舞台，黎汝清则得益于部队作家的保护层，工农兵作家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合乎“四人帮”的文艺理论要求。虽同为被允许创作，但也有很大不同：浩然独领风骚若干年，还有不寻常的特殊地位。黎汝清则出来较晚，是在“四人帮”的文艺政策引起党中央领导的不满、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以后，文艺创作得以松动和复苏后才和其他作者开始出版作品的。
二、在“文革”前有过文学习作练习，或者有作品发表，或者没有作品发表，但对文学孜孜以求的。在这类作家中，公开发表作品的，有蒋子龙、张抗抗等，以手抄本流行的有张扬等。蒋子龙的第一篇小说《新站长》发表在1965年，〔2 〕在“文革”中他创作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堪称这一时期小说中最有浓彩的作品之一。虽然它免不了染有当时的时代痕迹，但毕竟有着作者从生活出发的切身感受，表现了人民要求由乱到治的心理。张抗抗在“文革”前的中小学时代，便多次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作品，〔3 〕她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分界线》，是知青作家表现知青生活的重要作品。尽管这部以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来组织小说主题的作品，不大可能有更多值得肯定的成分，但由于是一位知识青年来创作的在当时人们的精神殿堂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长篇小说，对唤起千万青年的文学梦，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小说创作也使她“找到了自我肯定的方式和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4 〕编辑的帮助也总会给后来成为作家的张抗抗，打上“十七年”文化及真正属于文学的一些印记。张扬是“文革”中最有影响的文学手抄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他在“文革”前读中学时，便开始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在1963、1964年分别写出了两稿，在“文革”中他不满“四人帮”的政治、文艺，又针对“四人帮”的反动本质，对作品三易原稿，第五稿在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年）中广为传抄〔5〕， 成为“文革”文学中的精彩篇章。从具体的文本而言，也许经不起不用太为严格（更不用说深刻）的评析，但从文学历史过程来说，它的创作和流行，表现了青年人对纯正的（而不是空洞的、实惠的）文学的渴求，人民对“四人帮”强力的法西斯文化禁锢的反抗，的确是石破天惊，应在文学史上大写一笔。这一类作家的人数仍不能算多，他们的创作有些还成为对当时形势的主动适应，多数人文学成就不高，却是对“新时期”文学的创作队伍的一种特殊准备。
三、第三类是以前从未写过文艺作品，在“文革”中开始创作，来自工业、农业、部队基层的大批作者。〔6 〕打开“文革”时期的诗歌小说集，这类作者占有最大的比重，写过两篇以上作品的作者如凤毛麟角，基本上是本无艺术创作的准备和冲动，在领导的安排下匆忙上阵，象写批判稿件一样完成一篇的写作任务，绝大多数便从此不再写作了（即便是自己写作出来，没有一定组织的参与，零散投稿多半不会成功）。集子不再出版，没有了上级任务，便和文学告别。“处女作”成为这类作者的创作特征，也成为“文革”小说的一种重要文学现象。
二
“文革”时期小说创作队伍的形成，除了大的政治、文化背景外，还应注意以下的各个方面。一是对老中年作家的严格限制。原有的作家基本上挨批受整，但也不是没有重新写作的机会。据“文革”结束后揭批“四人帮”的材料，“四人帮”及其走卒曾对一些被批判作家许诺，如果写适合“文革”的创作，便有创作权力的恢复，许多作家拒绝了这个要求，创作权力自然难以恢复。二是对新作者的大量需求。“四人帮”树起了彻底否定“十七年”文艺成果的大旗，口中喊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却是全面否定人类的精神文化，企图在打倒一切的空地上建立他们自己的货色，显出一副创业的面孔。中老作家难以达到（多数也不愿达到）他们所需要的创作标准，只有年纪较轻的新作者，容易上他们的圈套。年轻作者没有系统的正确的文艺理论的教育，会误把他们的一套货色当作革命的理论和正确的方向来接受，在实际中也确实做了这样的实践。三是夸大工农兵身份作者的作用。“文革”前曾不适当地夸大了对工农兵出身作者创作的评价，在这一时期由于大量作家的被剥夺创作权力，急需大批作者来补充，“培养”来自基层的工农兵作者，则成为一种很有功利性的途径。同时，大量的工农兵作者来参与文艺创作，也可以证明“文革”时期的重要理论——工人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在实践上实为对“文化”和“知识分子”）的专政。四是坚持否定“十七年”。“四人帮”的文艺路线和政策，是以组织大量的适合他们需要的小说（及其他文艺）作品，以新作者数量上的优势来证明“文革”的新成果，并把它作为“新生事物”来加以宣传和维护，来否定“十七年”的文艺成果和作家劳动，以达到一箭双雕的险恶目的。
三
由于“文革”时期特殊的创作队伍，便引出了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
1、 处女作现象。在文学创作的历史长河中，每个作家都会有标志自己起点的处女作，燃起了创造的火花。然而，在“文革”时期的很多小说集中，许多的名字只是一闪而过，转眼即逝。这也怨不得他们，是政治运动的风暴，驱散了执迷于文学的那些作家，又因政治运动的目的，组织这些对文艺无兴趣的作者来集体学习、编写小说。许多人是第一次拿起笔来写小说，又非出于文学的热情和冲动，自然只能以“处女作”来开始，又以“处女作”来结束。他们写小说，是因为需要有一些那样政治内容的作品，却因没有必需的文学、文化的准备而无法进入艺术的殿堂。小说学习班结束了，作品汇入集子发表了，文学创作之缘也结束了。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看，大量由“处女作”来支撑文学局面的情景，是很难言及艺术质量的。这些作者的艺术修养、文学功力都有限，又纳入了宣传流行的思想、捍卫自己也未必清楚的“原则”，由非文学思维、非艺术语言造就的名为“文学”的作品，能有多少文学含量，是可想而知的。创作需要积累。创作需要热情。创作需要修养。……这些艺术规律在“文革”时期的创作现象中，得到了有力的反证。
2、没有艺术质量要求的创作。 由于那个时期力图彻底割断与历史、与外国的文化联系，由于作家队伍的构成，有组织的成批生产的小说作品，大都缺少艺术质量、没有生气。对于那些缺少艺术性的歌颂“文革”及“新生事物”的作品，连代表“四人帮”喉舌的权威也难以肯定。任犊在《农场的春天·代序》中写道：“恐怕在资产阶级老爷们看来，里面有的作品是很不合‘章法’的。”〔7〕作品还未出版， 便先在序言中谈到这一点，又将这种看法推在“资产阶级老爷”头上，谁人又敢再加评论？但政治需要又使他们只能生产出这样的作品来。任犊还写道：“不合章法也是一种章法，一种新的章法。”〔8 〕没有分析和论证的这个说法，与强辞夺理无异。在那个时期，对作品一般不做艺术分析，一是政治上不需要，二是也经不起艺术分析。
3、 作者人众而作家少。“文革”时期的小说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数量少、总体质量最低的十年。以这个时期小说作品篇目和作者数目的比例，堪称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大的。这也成为中国“文革”时期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作品数目不多，作者比例却最大。这主要在于“处女作”现象的作用。在这个时期，只有一篇篇大同小异的类型化的、无个性创造的读物，却很少有艺术作品，更缺少连续创作的作家。缺少作家的庞大的“文革”小说创作队伍，是文学的悲哀，是历史的耻辱。从这方面，我们能够再一次看出“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
4、 在“文革”小说创作队伍中，还有一个至今未被当代文学史家所注意的现象：这时期的一些创作者尽管成就不高也不大被时人所注意，但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要力量。他们从“文革”时起步的文学路程，被历史拖入了动乱的岁月。尽管他们最初的文学步伐走得歪歪扭扭，却包含着献身文学的真城，也留下了“四人帮”这些政治野心家对文学的愚弄、对大众的愚弄。人无法割断与社会的联系，既可以清醒地认识历史，也可能被现实所迷惑。当新时期清算了“四人帮”的政治、文艺谬误，文学又回到了人民中间的时候，一些作者真正地找回、感受文学自身，便释放、创造出惊人的文化能量。当然，这些作家后来的成绩，并不是“文革”的成绩（如果没有“文革”的话，他们也许会有更高的文学成就），但经过“文革”的历史，感受到亿万人民的心理创伤，这种历史的锻造，却是成就作家的难得机遇，同时，他们果敢地走出历史迷雾所做的努力，也令人敬佩。逐步摆脱“四人帮”文艺观念的消极影响，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做到了，因而，使他们的名字更加清亮。
注释：
〔 1 〕参见《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第二十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
〔2〕参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第四编第三章第二节。 上海女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
〔3〕〔4〕张韧《张抗抗评传》，《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
〔5〕张扬《写作〈第二次握手〉的前前后后》，《作家谈创作》，花城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6〕见《迎着朝阳》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9月出版；《这里并不平静》编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出版。
〔7〕〔8〕《农场的春天》，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