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当年34岁的毛泽东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南省委的决定和安源军事会议的部署，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亲临铜鼓领导和发动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历史的际遇把铜鼓推到革命风暴的中心，使铜鼓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并见证了毛泽东从9月9日踏上铜鼓这块土地，到17日离开，前后断断续续的9天时间里领导秋收起义伟大实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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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铜鼓机智脱险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把发动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作为会后全党的主要任务。同时决定派刚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偕彭公达回湖南改组省委，策划和准备秋收暴动。8月中下旬，毛泽东出席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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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时就实事求是地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在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他又一再强调“秋收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一个军事帮助，否则暴动难免失败”，再次实事求是地分析阐明了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恰在此时，湖南省委接到一份安源市委关于平浏工农义勇队和武汉警卫团因未赶上南昌起义退驻修铜一带休整待命情况的报告。湖南省委立即召开省委常委会，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指定毛泽东去湘赣边界统率工农武装，组建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暴动。至此，秋收暴动的计划由湘南暴动到全省暴动、再到湘中暴动，最后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以安源、铜鼓、修水为起点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计划，并进入了最后的实施阶段。
紧接着，毛泽东在铜鼓县城萧家祠主持召开第三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公开宣布了成立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和各路部队改编的决定。之后，毛泽东还亲临工农革命军驻地蓝家祠、奎光书院以及部队在定江河南岸武曲宫设立的具有人民军队最早军校雏形的新兵训练处等地，看望慰问部队官兵，检查起义准备和训练情况。这天正值传统的农历中秋佳节，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后与第三团全体干部共进晚餐。
毛泽东在安源将一切工作安排妥当之后，即与潘心源一道，从安源出发前往铜鼓。专程护送毛泽东到铜鼓的还有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和浏阳工农义勇队的刘建中、周克明，以及安源煤矿工人易子义（又名易绍钦）。安源至铜鼓道路崎岖，山水纵横。一路上，刘建中、周克明化装成肩挑小贩走在前面带路，毛泽东、潘心源则化装成一副商人模样随行其后，走在最后的是毛泽民、易子义等人。就这样，他们绕过国民党重兵把守的萍乡，避开行人较多的大道，于9月9日进入了峰峦起伏的铜（鼓）浏（阳）交界的张家坊境内，在一个叫七溪坳的地方经过哨卡时与十余名挨户团的团丁遭遇。也许团丁是从毛泽东的相貌和口音不同而引起了怀疑，还是看到他们商人模样企图敲诈钱财，将毛泽东、潘心源抓住后死活不肯放行，非要将他们押到张家坊团防局去。此时，紧随在后面的毛泽民、易子义等人见毛泽东、潘心源被团丁扣留，急忙赶上前来向团丁解释，并出示证件证明毛、潘确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而他们自己则是矿上派来挑运货物的工人。这伙团丁不但不听解释，反而将毛泽民、易子义等人也一同抓了起来。在押往张家坊团防局的途中，毛泽东在一个转弯处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圆丢在地上，乘团丁去抢银圆之机向附近的山上跑去。当时,在潘心源、毛泽民、易子义的掩护下，毛泽东跑到一个高地下面的水塘边躲过团丁的追捕，随后在路上遇到从山上砍柴回家的铜鼓排埠月形湾当地纸工会会员陈久兴（又名陈帷德），并得知这已是江西铜鼓的地界了。毛泽东得到陈久兴的热情相救，当晚住在排埠月形湾吴家祠。第二天，陈久兴帮毛泽东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并将毛泽东带到通往铜鼓县城的路口。事后，毛泽东对陈久兴的帮助非常感激，曾于1928年8月从井冈山派人来铜鼓排埠寻找陈久兴，并带来一封密信，其内容一是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二是接他上井冈山。来人因当时要先去平江办事，说定回头来接他们，但不知什么原因，陈久兴与弟弟陈祖明在家等了几天也未见其返回。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踏上铜鼓这块土地留下的一段传奇故事，也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唯一一次被捕的经历，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谈起过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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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县排埠镇月形湾主席铜像广场
毛泽东决定亲临铜鼓指挥起义，这绝非毛泽东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谋划的正确决策，是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和斗争形势需要所做出的一种必然选择。铜鼓位于赣西北边陲，北抵江西修水，西邻湖南平江、浏阳，东南与江西万载、宜丰、奉新山水相连。铜鼓虽然地处偏僻山区，但这里的人们革命热情高涨，群众基础扎实。自五四运动后，敢为人先的铜鼓人民开始觉醒，并迅速投身革命浪潮。大革命时期，铜鼓于1925年诞生了宜春境内第一个中共党支部，1926年又相继诞生了宜春境内第一个工会和农会等群团组织，革命运动蓬勃开展，造就了一大批像陈葆元、陈逸群、赖怀恺等杰出的革命骨干。正是铜鼓具有自然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革命基础，成为毛泽东选择到铜鼓指挥秋收起义的主要原因。
工农革命军第三团进军浏阳白沙时，沿途群众自发为部队送茶送水，铜鼓石桥的老百姓还煮好稀饭在路旁慰劳干部战士，有的群众还主动为部队抬担架、做挑夫。一路上，第三团在沿途的房屋墙壁上书写标语，宣传秋收起义和土地革命的伟大意义。部队抵达石桥时，一同随行起义的地方武装原准备参加攻打白沙的战斗，而毛泽东却要他们留在铜鼓坚持斗争，并嘱咐“要保存好革命武装力量，我们有可能还要回来”。当日中午时分，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到达铜浏边界铜鼓境内的上庄，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时，铜鼓高桥英溪的工农队赶到上庄与第三团汇合参加了起义。
抵达铜鼓举旗暴动
1927年9月10日，毛泽东历经艰险抵达铜鼓后，下榻第三团团部驻地萧家祠。毛泽东抵达铜鼓后的当天，方才得知驻修水、铜鼓的队伍已经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并配备了师、团干部。此时，因起义迫在眉睫，如果按照安源会议原定部署调动、改编部队，时间上已来不及，毛泽东便决定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为基础，将原省防军第一师下设的第一、第三团建制不变，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第三团，将安源会议拟定的第三团王新亚部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将余洒度在修水临时收编的邱国轩团（原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第二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四团。原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部领导成员不变，仍以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同时，正式组建前敌委员会。
1927年9月15日，由于第三团在11日至13日攻打浏阳白沙、东门两战皆捷之后团长苏先俊骄傲自满，致使部队14日在东门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袭，加之11日从修水渣津出发的第四团叛变致使第一团在金平失利，毛泽东于14日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向第一团发出“务必于明日午前赶到排埠，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的命令后，率第三团从浏阳上坪沿铜浏边界抵达铜鼓排埠。当时，排埠的老百姓因常受国民党兵的欺压，听说“兵又来了”，都一齐跑进山里躲起来，只有万寿宫的守庙老人利山因年老体弱多病留了下来。当利山老人了解到是秋收起义部队时，便主动将万寿宫和自己住的房间让出来。部队离开后，利山老人才知道住在自己房里的就是毛委员，便逢人就讲此事，并将房内的八仙桌和杉木床像珍宝似的保存起来。“让房万寿宫”“八仙桌和杉木床”的动人故事就在铜鼓流传开来。
9月上旬，毛泽东抵达安源后，即召开了安源军事会议，讨论秋收暴动的军事部署。会议期间，毛泽东当面听取了中共安源市委和王新亚、潘心源的详细汇报，掌握了安源、修水、铜鼓革命武装更加具体的情况。于是，会议决定将分驻修铜两县的平、浏工农义勇军和警卫团，以及集结在安源的工农武装力量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设3个团），并且确定了标有红五星、镰刀、斧头图案和“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团”番号的军旗式样。安源会议认为，铜鼓革命基础扎实、军事实力较厚、地势极为险要，且铜鼓又逼近长沙，进可攻、退可守，于是决定将驻修水的武汉警卫团调到铜鼓，与浏阳工农义勇队合在一起，作为进攻长沙的三路兵力中的主力军。与此同时，毛泽东决定亲临铜鼓直接指挥第三路部队起义。安源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即离开安源前往铜鼓。
处于革命暴风骤雨之中的毛泽东，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诗兴油然而生，于是写下了他平生第一首军旅词作《西江月·秋收暴动》：“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当年，毛泽东看似偶然的铜鼓排埠月形湾脱险，却蕴含着历史的必然。2007年8月，毛泽东嫡孙、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博士后毛新宇到铜鼓排埠月形湾参观时说：“爷爷在铜鼓经历了一次遇险，如果没有铜鼓人民帮助他脱险，也就没有伟大的秋收起义了。”
9月11日，驻铜鼓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正式打出工农革命军军旗，举行起义。当天凌晨，第三团全体官兵在铜鼓县城东隅双江口大沙洲上集合，接受检阅。随后，毛泽东亲率全团官兵从铜鼓县城出发向湖南进军。
回师铜鼓转兵南移
公共节能属于一种公共机构节能，具体而言，是由政府部门提供必要的节能降耗发展资金，组织相关公共服务单位实行各项节能降耗工作。为了快速有效地实现既定公共节能目标，提升能源计量方法的利用效率，并保证其发挥应有的检测作用，社会公共机构必须做到模范带头工作。2008年7月，我国政府部门出台了一项关于能源计量的公共节能法律法规《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并在该法律法规中明确指出，要有效地实现公共节能，必须不断提升用能管理水平，以此保证每项能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由此可以看出，公共节能在本质上既属于管理节能又属于技术节能。
就在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从铜鼓出发至起义受挫退驻铜鼓排埠休整期间，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因团长王新亚麻痹大意，致使全团损兵折将，于17日败失浏阳。毛泽东在排埠利用等候卢德铭、余洒度率第一团前来排埠会合的间隙，对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作了思考。实践使他深切认识到，夺取中心城市的做法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只有先向农村进军，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
“岂知共结烟霞志，总付千秋别鹤情”是诗的末句，亦是此诗的灵魂所在。商景兰曾与祁彪佳约定归隐，如今只能感叹“当时同调人何处，今夕伤怀泪独倾”。将个人幸福作为生命理想的商景兰，真正企望的还是像其妹商景徽与夫徐咸清一样，共同著书、偕隐终老的生活。商景徽无疑实现了商景兰夭折了的理想，但她在诗歌世界所达到的成就却远不及商景兰。
毛泽东对部队向何处去，思想早有基础。在安源会议上，讨论到如果起义失利后部队往哪里撤的问题时，毛泽东在听取王新亚“要是打不赢，部队就往我老庚袁文才、王佐那里撤”的介绍时强调：“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安，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应该说，王新亚的建议对毛泽东决定带兵上井冈山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于1932年10月受到“左”倾错误排挤，在瑞金东华山养病时，与当时经常去看望他的郭化若有一段对话，其中毛泽东说：“秋收起义失败后，我收拢余部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往何处去。”“我想到王新亚的话很有道理，就带着队伍奔井冈山来了。”另外，浏阳工农义勇队因未赶上南昌起义在退驻铜鼓途中，中共江西省委指示部队向莲花推进的意见，也对毛泽东决策转兵井冈山起到一定的作用。
9月17日晨，毛泽东在排埠仍不见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前来会合，由于情况不明，为防不测，决定按“改道退萍乡再说”的计划行动，率领第三团撤离排埠，开始向南转移进军农村。之后，部队到达文家市会师。到达江西莲花时，毛泽东本拟在莲花作短暂停留，使部队得到休整，恰好第三团在铜鼓时派往南昌与中共江西省委联络的宋任穷回到部队，并将带来的江西省委一封指示信交给毛泽东。宋任穷带来的信与王新亚在安源会议上所讲宁冈的情况完全吻合，这对毛泽东决策转兵井冈山起到重要影响。随后，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在进行三湾改编的同时，毛泽东开始着手落脚井冈山的准备工作。最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将红旗插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在铜鼓领导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和人民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开端的重要标志之一。2007年8月，在铜鼓举办的“秋收起义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理论研讨会上，党史、军史专家一致认为，由于毛泽东能依据实际情况确定工作方针，使其在铜鼓顺利完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铜鼓也因此成为工农革命军的主要创建地之一。同时认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统率机关设置在萧家祠，前委书记毛泽东坐镇指挥部署行动，由此奠定了“铜鼓是秋收起义领导中心的重要地位”。另外还认为，毛泽东在铜鼓排埠万寿宫经过三天两夜的认真思考，最终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确立了由进攻城市向农村进军的思想，从这里“迈出了向农村进军的第一步”。毛泽东嫡孙毛新宇2007年在参加研讨会时说：“这里的人民为我爷爷当年发动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作者单位：江西省铜鼓县史志工作办公室)
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