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散文5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当代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得50年代初，曹靖华写过一篇散文《三五年是多久》，我是在中学课本上读到的。时隔多年，文章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作为标题并在文章中反复出现的这句问话，却留在记忆深处。我面对的应该是与此相联系的一句：50年是多久？
我比较重视50年这一时间概念。50年，半个世纪，历史长河中不过匆匆一瞬。世界历史上有过著名的“百年战争”，50年只算打了小半场战争，输赢未分。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说，50年几乎是他有效生命的全部。人的视野有限，记忆有限，离得太近或太远都看不真切，记不清楚。50年，恰好提供了一个不致忘却而又便于审视的距离。何况我们刚刚走过的50年，确实具有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认识价值。对于我们，这50年不仅是文字上的一段历史，也是个人经历所在，情感世界所在。我们成长于斯，歌哭于斯，生命的追求与心血都和这50年的风风雨雨绞缠在一起。
当我们进入50年的散文世界时，曾试图理出一条线索，以散文作品重现历史的脉络。哪怕仅仅是普通人的心灵的历史。然而，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是尊重历史，还是尊重散文？50年的历史是连贯的，50年的散文却是断续的。如果尊重历史，从散文角度将看到许多不伦不类的畸型儿；如果尊重散文，则50年的概念只剩下一个空泛的框架，中间的填充物支离破碎，不成体系，更有多处空白，何谈脉络！两者权衡，只有选择后者，这也就等于选择了破碎。如果说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读者现在看到的只能算作这镜子的一些碎片。只要不翳，碎片也具有镜子的功能，相对于镜子的脆弱，碎片也许更坚韧一些。不过，与碎片的对话，只能是断断续续的。
本世纪第二个10年兴起的文学革命，催生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诗歌和散文。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和第一批新诗，在文学史上都有定论，惟独散文，至今难以说清哪一家哪一篇为其发端，不是缺乏资料记载，只是难以划清一般白话文与具有独立品格的白话散文之间的界限——现代散文的轮廓从一开始就是不确定的。“新文学中白话散文的成功比较容易，却也比较迟”（周作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这些关于现代散文的论述，其实都透出散文文体特征的某些信息。比起诗和小说来，散文更直接地联系着人的内心世界，他几乎和人的内心一样宽阔无边。然而它也具有自己的特质，这特质主要并不是语言形式的某种规范，常表现为作家心理个性在语言风格上的投射。因此，白话文的出现和现代散文的诞生，中间需要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这也是作家的心灵解放和个性熔冶的过程。一旦成熟，散文的崛起并不表现为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而是一批心灵形态和文字风格各不相同的作家的出现。20年代涌现的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等一大批有鲜明个性的作家，将现代散文推向了发达的极致。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所述：“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我们头脑中的现代散文概念，就是这些具体作家的具体散文样式，是他们赖以独立存在的个性。以此为参照系来观察近50年来的散文，可能会清晰一些。
现代散文的黄金时代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终结。战争有战争的逻辑，一切为了前线，救亡是第一位的。文化人或投笔从戎或以笔做枪，加入救亡行列。单一的价值取向无法提供散文小品原来的土壤。报告文学、特写应时而兴。其间，也有过“重振散文”的呼号，终因不得根本，未见实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学，“一切终得变”（沈从文：《致吉六君》）。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设想，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是一条广阔的道路。建国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思想文化战线却斗争连绵不断，战争时期的价值法则仍在规限着观念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散文发展的艰难与多舛是不可避免的。散文作家中除极少数保持原来的写作心态，偶有新作，多数在换笔过程中转用较少涉及内心的特写形式。社会转型期对人的心灵的冲击及其所呈现的复杂矛盾的状态，在当时的散文中，基本没有留下痕迹。如果说，1957年以前，杂文写作有一个短暂的兴旺期，散文小品则需要较长的孕育调整过程，这个过程常被阻断。直到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实行新经济政策，特殊的经济和文化环境，民族精神在内外压力下的勃发，使散文有了一些生机。杨朔、吴伯箫、刘白羽、曹靖华、秦牧等作家，分别以自己的作品尝试着散文新路的探索。这以后，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社会生活空间日趋窄逼，人的意识与心路愈益走向极端和褊狭。终致爆发“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彻底的文化专制导致文化虚无，散文也只有夭亡一途。
“文革”前的散文中，以杨朔在1959－1963年间的作品最具代表性。这是一位文体意识较自觉的散文作家。他主张恢复散文小品以抒情为主的传统，提出拿散文“当诗一样写”，“寻求诗的意境”，动笔时“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他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时代的内容和美文的形式相融合，创造新的散文样式，因而他的作品也就最鲜明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局限。杨朔在散文艺术中的探索是不容忽视的。他熔炼古典诗词的典雅和当代口语的简洁所营造的语境，因便于接收和模仿，对当时以至后来的散文产生较大影响。有意思的是，杨朔散文本有相当数量以国内生活为题材，他却在自己两部主要散文集的后记中强调其作大抵是“一些国际题材的散文”，不知是否另有隐衷。杨朔具有一个诗人兼记者的敏感，1961年出版《东风第一枝》时，对自己的文字还是充满了自信，1963年为《生命泉》出版所写“附记”中，却曲折透出隐忧，并埋下自我保护的伏笔：“读者也许会怪我说，从这本集子里，看不出斗争的尖锐化。说得对。……但愿有一天，写作条件能允许我弥补这种缺陷。”果然，斗争的尖锐远远超出作者的想像，在蓄势待发的“文革”狂潮面前，任何个人的敏锐或迟钝，都无救于自身。杨朔的散文探索，只能终结于中途。
每个时代都有另一类文字。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曾历数各代另类小品，以说明“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马寅初声明、傅雷家书、张中晓随笔、顾准日记，当属于这类文字。它们的作者以自身的不自由换得心灵的相对自由，在特殊境遇中“并没有忘记天下”，其思考与情感自然具别样风采，“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它们大多公开于作者身后，其本意也并非以文学传世，也就不拘散文的成法。而这些文字在本质上比许多标准的散文更贴近散文的特质。我不主张一般意义上的大散文，但对于这样一些生命置于绝境时发出的呼喊，散文应是无边的，或者说文字到了极致，界限就不存在了。
1976年，延续十年的“文革”结束，社会和人心面临巨大转折。我在《中国当代百家散文·编余缀语》（1987）中曾概述：“‘四害’既除，新时期伊始，人民内心郁积深久的真实情感一下子迸发出来，如江闸乍起，大潮涌动，长河断裂，顿生飞瀑。散文创作亦以特有之优势应时而盛：怀逝者，寄哀思，发忧愤，诉别情，忆扬州梦境，抒新生欢欣，一时间佳作迭出，洛阳纸贵，皆因人心所向，感同身受，并非只是文学本身的功效。”今天看来，这个概述大致不差，只不过人心的复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的曲折自不待言，更有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散文的兴衰是世道变迁的标记。复苏的最初几年，老作家笔力正在恢复，新作者还在试探，文路较狭窄，指向较单纯，是必然的，而在一片同声共愤的檄文中，两篇出自女作家的散文：张洁的《拣麦穗》和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以各自不同的视角切入时代，展示出鲜明的个性，预示着散文的复苏不会重复原来的路数。
文学兴旺固然离不开时代需要的大环境，而优秀作品的诞生还有赖作家个人创造性的劳动。散文的成功尤其需要作家长时间连续不断的韧性战斗。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近20年的文学新时期，始终坚持散文写作，成就卓著影响深远者，当推两位大家——巴金和孙犁。1979年，在反思10年浩劫的教训时，巴金首先扯起讲真话的大旗，提出：“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并在他150 篇随想录中一以贯之。孙犁则坚持“文艺是为人生的”主张，以自己的全部创作实践身体力行。他们各自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风格并不相同，晚年同样选择了散文作为文学活动的主要阵地。他们在新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大都容纳在短小精湛的散文作品中，这是当代散文的幸事。
沈从文的搁笔，对于当代文学无论如何也是一件憾事。现有资料表明，搁笔并没有使这位以文学关注社会人生的作家放弃思考，甚或说，拒绝文学反而促进了他的思考，他在历史文物研究中重新找到了心灵驰骋的天地。与他50、60年代发表的几篇散文相比较，《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也许不是一篇通常意义上的散文，但它确实更真切地照出了作者的内心品格——一个从容自信、敏感多思的沈从文。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他的文字中却没有丝毫虚情应景的气息，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他只是谦逊地表述着自己的见解——足以令历史研究改观的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所传达的正是作者对祖国、对生活的挚爱。“伟大文学艺术影响人，总是引起爱和崇敬感情”。沈从文实践着自己的艺术主张，也为80年代以后的学者散文划出了一个标尺。
对于多有建树的中年作家，我尤其看重他们开始出现一种特色时的作品，虽然这特色由于以后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才为世人所承认。如《丑石》（贾平凹）、《巩乃斯的马》（周涛）、《北庄的雪景》（张承志）、《马车的影子》（张锐锋）等。比较而言，他们后来的作品无疑思路更清晰，表现更圆熟，视野更开阔，也更经常地为评论者所引用，但我还是无法抵御这些最初作品的魅力。也许是这里面直觉多一些，象征多一些，无法言传的东西多一些，而文体的自觉意识少一些吧！这种现象引起我对散文本身的联想。所有关于散文文体的理论描述似乎都具有一种不确定、无归属的暧昧感。然而，既然散文能被读者辨认出来，就必然具有自己的品格和特质。不过这种品格和特质只显现在读者的阅读感觉中，却无法通过理论分析完整地体现出来。因为，“文学批评是运用理性和智慧，而在文学创作中，除去上述因素外，往往还有以决定性的方式参加进来的直觉、敏感、猜测，甚至偶然性，它们总会躲开文学评论研究最严密的网眼”（巴尔加斯·略萨：《致一位青年小说家》）。这也是散文写作中的随意自然的心态比追求文体风格的自觉性更为重要的原因所在。所谓“‘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明显”（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学的素质的加强，文体意识的模糊，散文静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在90年代凸现出来，形成令人瞩目的文学景观。
90年代的散文以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为发端，确实开了个好头。它并没有像后来的文化散文、学者随笔那样引出一股热潮，这是一种既不能为他人所效仿、也无法由作者自我复制的作品。它不是作者某一段生活的衍生物，而是他全部生命体验的具象化。《人间词话》有写境与造境之说，对于《我与地坛》这样的文字，二者实难分开。地坛是实在的，也是虚拟的，“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作者的境界由我观地坛始，至地坛观我终，情境相融，物我两通，人在命运的挫磨中与自然交流，变得和自然一样宏阔而豁达。何士光的《田野、瓦檐和雨》有着与《我与地坛》相近的艺术品格，其中的一段话似可作为史铁生写作《我与地坛》的注脚：“你不仅活着，而且还看着你活着；不仅剪拂不开你的思量，而且还看见你在思量，看见你在思量你的思量，在那最深处隐藏着的是你的眼光，还是谁的眼光？”这样的散文不可多得地独立存在，它们对于散文发展的影响，有着耐心久远的渗透力。
一大批小说家和诗人加盟散文写作，是90年代散文的一支生力军，我称之为散文“补钙”。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不是仅仅把散文当作主体创作的补充和调剂，也不只是为散文增加了新的艺术表现，散文可以说是他们主体创作的后台，艺术形象出台前的酝酿和依托之地，甚至有时后台转作前场，散文成为主体创作。他们的散文有独立的文化品格，显示着厚重的内涵。
学者散文并非始于近年，翦伯赞的《内蒙访古》就是其中优秀之作，然其从者日众，蔚然成风，却是90年代的散文景观。学者散文似不应简单划定为学者写的散文，它的定义并不重要，它在知识读者中产生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它以理性化写作夹杂着个人经验的描述为特色，冲击着以叙事和抒情为主的传统散文样式，其中余秋雨、王小波、南帆等，在不同的领域都有自己的开拓，展示了散文写作更多的可能性。近两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詹克明异军突起，几篇力作站定一方土地，表明这一领域前景十分广阔，有待更多真才实学者投身开发。
90年代的散文离我们太近，其面貌尚难检视，几点印象零零散散不得要领，如果约略描述一下我的总体感觉，似可取“驳杂”二字。这也是时代使然。经过70年代末思想解放、90年代初经济转轨的两度冲击，单一的经济、文化体制已经打破，旧的尚未退去，新的已在生长，意识形态领域并非沉舟侧畔千帆竞渡，而是“你未唱罢我登场”，社会生活舞台上呈现多元并存的热闹景象。商品分割市场的行为，本质上是分割消费者，不同的需求、不同的价值，形成不同的群体，有基于历史原因划分的，有基于现实利益聚合的。不同的群体都在寻求文化上的代言人，兼容性强、接受面广的散文就成了最直接简便的载体。于是散文的面目更加模糊，功能更泛，也就更容易被社会演进所改造。
驳杂是一种发展的态势，是新旧交替过程的中间状态。驳杂胜于单调，胜于死水一潭；驳杂却也向散文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发展中保有自己独立的文化品格？这又不单纯是散文本身的问题。我很喜欢诗人昌耀为自己的一组散文诗所起的名字：《灵魂的事》。灵魂自然不能脱离人的物质存在，但它不只是被动地承认物质存在，灵魂可以而且应该对物质存在审视、质疑和拷问。在履行这一职责的过程中，取得自己存在的价值。散文的事，就是灵魂的事，散文的问题也是灵魂的问题。驳杂胜于单调，也包孕着单调。散文的丰富多样须和人的内心的丰富多样相联系，才来得切实。
生活在陶冶着一代新人的同时，也在陶冶着散文艺术的新格局。进入90年代，新的课题、新的困惑，摆在散文读者和作者面前。散文的热闹表象后面，埋藏着价值观念混乱及对于散文艺术冷漠化的倾向。正如意义的消解不能造成百家争鸣，形式的消解也涣散着艺术个性的养成。散文毕竟是限制的艺术。散文的自由度正是以对写作主体的苛求为前提的。面对媒体炒作、书市热销的诱惑，一批青年作者沉稳地进行着自己的探索，以各自的作品丰富着散文、清晰着散文。新的世纪是属于他们的，未来的50、100年即将展开在他们面前。希望是属于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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