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舞蹈创作的多层次发展_舞蹈论文

云南民族舞蹈创作的多层次发展_舞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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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面发展云南民族舞蹈”的论点,并不是我的首创。今天,我将“多层面地发展云南民族舞蹈”作为一种“整体观”来进行探究。我以为这一观点的确立,符合云南民族舞蹈发展的特定规律和总体趋向,有利于云南民族舞蹈的全面繁荣,因而不乏其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多层面发展的内涵

云南民族舞蹈,经过了几代舞人的努力建构,经过了几度的繁花似锦,今天已不再是建国时那种仅仅在民间流传的单一显现,而具有了丰厚的表现层面。即:在民间群众性舞蹈这一层面中,又可分为民间自娱型和民间表演型;在舞台整理加工型民间舞这一层面中,又可分为搜集整理型和改编加工型;在舞台创作型民族舞蹈中,又可分为运用创新型和借鉴创新型。

民间自娱型是一种覆盖面最广,参与者最多的群众自娱自乐的舞蹈。在云南,可以说每个民族都有属于本民族所有的独具特色的民间自娱型舞蹈,有的民族又有多种。如彝族有“打歌”、傣族有“嗄嘎光”、傈僳族有“哇其”、景颇族有“木脑纵歌”……。同属彝族的除“打歌”外,还有“烟盒舞”、“乐作舞”、“花鼓舞”、“铜鼓舞”、“阿细跳月”等。

民间表演型是民间舞中发展水平较高的部分。过去由民间有专门技艺的民间艺人进行表演,象傣族的“孔雀舞”、“鱼舞”、纳西族的“麒麟舞”,怒族的“反弹达比亚舞”,哈尼族的“扇子舞”,以及彝族“烟盒舞”中的“鹭鸶拿鱼”、“蝴蝶戏水”、“猴子掰包谷”等都属于这类舞蹈。近年来,为适应各种艺术展演活动的需要,广场集体表演性民间舞也成为一翼出现,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搜集整理型是把民间流传的舞蹈挖掘搜集起来,在保持原有的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民间本色风貌的基础上,经过集中其精华,严谨其结构,规范其动作的整理后,从广场搬上舞台。如彝族《打歌》、苗族《芦笙舞》、景颇族《刀舞》。

改编加工型是对已有的民间舞蹈进行较多的改编和加工,使其成为内容新,观赏性强,民族风格特色也更加浓郁突出的舞台表演的民间舞蹈。如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中的《跳云南》,普米族舞蹈《蹉搓》。

运用创新型是选取与某一民族生活有关的题材,并运用该民族的舞蹈动作语汇,重新进行创作的舞台民族舞蹈。如傣族舞蹈《金色的孔雀》、景颇族舞蹈《出征》。

借鉴创新型是选取与某一民族生活有关的题材,并借鉴其舞蹈动作语汇进行再创造或发展变型,创造出一种独具民族风貌的全新的舞蹈。如傣族舞蹈《版纳三色》,哈尼族舞蹈《大地·母亲》,佤族舞蹈《阿佤山好妈妈》。

现今,这些不同类型的舞蹈,都已经以各自拥有着可观数量的节目而具有了一种“层面”的意义。“多层面发展”的内涵就在于认识到这些不同舞蹈层面的客观存在,寻找出它们各自的特色,并承认每一种不同的层面舞蹈都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价值,并行不悖,共同发展。

也唯其如此,云南的民族舞蹈才能层见迭出,层出不穷,得到立体的全面的发展。这并非某种突发的主观臆想,而是云南民族舞蹈发展至今的必然,是有其历史的成因的。

多层面发展的成因

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舞蹈艺术的发展总是追随着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的。换言之,云南民族舞蹈发展的步伐也是与云南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踏节合拍的。诚然,形成云南民族舞蹈多层面发展的因素有诸种,但总体而言又大致有三:其一,是与云南特有的舞蹈文化遗存有关;其二,是与云南民族舞蹈所走的发展道路有关;其三,是与云南各族群众在不同时期对舞蹈的不同需求有关。

我们知道,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全国有56个民族,云南除汉族外就有25个民族,各民族支系达200多个。 在这些喜歌善舞的少数民族中,流传保存着丰富多样的民间舞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总编辑部公布的资料表明,云南以拥有1552个民间舞蹈而位居全国之首。

又由于历史上云南各个民族之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边疆多山川、多河流、交通不便的特点,使得云南的民族民间舞蹈各种文化型态尚存,还有许多是较鲜见的。象中原一带已很少见的“踏歌”形式在云南的一些民族中还如火如荼。在敦煌壁画中仅见于静态保存的“反弹琵琶”舞姿,在云南怒江大峡谷的怒族中还能见到其动态的身影。再如西盟沧源佤族的《猎头舞》、贡山独龙族的《剽牛祭天舞》、福贡怒族的《祭猎神舞》、《掰胯舞》、《生育舞》,以及泸水傈僳族的《生产舞》、《搓溜索舞》等等,均是各族民间中不可多得的舞蹈文化遗存。

如此既丰富又纷呈的舞蹈,一方面为建国以后云南民族舞蹈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沃土,另一方面又大致规定了云南民族舞蹈的发展走向。

五十年代,拥有丰富民族民间舞蹈宝藏的云南舞蹈工作者,不需要白手起家去寻求和建构某一种新的舞蹈。在这声美丽的土地上散落的粒粒珍珠,已使他们目不暇接,似一种强大的磁力,把他们吸引到高山、平坝、峡谷、江畔。五、六十年代期间,他们在各族群众中学习了民族舞,搜集民间舞,并整理了一批民间舞搬上了当时的艺术舞台,用于表现云南各族群众获得解放后的欢欣和民族的自豪感。象《阿细跳月》、《孔雀舞》、《景颇刀舞》等就是这一时期的收获。也正是这样一些舞蹈,让人们最早地、形象地认识了云南,了解了云南的各个民族。

七十年代,民族舞蹈在“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单一模式面前黯然失色,无论在民间或舞台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才得以重放光彩。

八十年代是云南民族舞蹈的大发展时期。历时十年的《民舞集成》不漏一个民族、不漏一个舞种的普查搜集工作,初步地探清了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海洋”的深度和广度,并为传统的民间舞蹈作了图文并茂的保存。也正是随着《民舞集成》工作的开展,又为民间舞蹈的复兴,为民间舞蹈的舞台展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一时期里,又一大批经整理加工的民间舞在艺术舞台上大展了丰姿。象彝族《铜鼓舞》、佤族《高格龙猛》、拉祜族《斑鸠捡谷子》、哈尼族《扭鼓舞》、傣族《孔雀会》就是这一时期的新奉献。也是在同一时期里,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全方位的文化开放,大大扩展了云南舞蹈艺术家和观众的艺术视野,从而,促使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多元精深的创新意识和审美意识的形成。为适应新时期的需求,云南的舞蹈艺术家对民族民间舞作了较大的改造和发展,其突出表现是:从过去的简单再现生活表层的欢愉(庆丰收、劳动愉悦等)进而深入到表现人物的深层情感和民族的精神,形式上也开始运用新的手法和结构形式进行新的创造。从而有一批象傣族舞蹈《水》、《版纳三色》、哈尼族舞蹈《大地·母亲》,佤族舞蹈《点苦荞》这样的独具民族特色和创新精神的舞蹈陆续登台。

直至1988年首届云南民族艺术节和1992年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时,经过了长期积累的云南红土高原的大舞台上,已同时展现出各种不同层面的舞蹈。比如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中,有开幕式上的56个民族的广场民间舞蹈展演,有民间风味醇厚又是“新、奇、美”的《跳云南》;有溶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为一体的创作晚会《红土情》;还有意蕴深厚,新颖优美的大型舞剧《阿诗玛》,这无疑是云南民族舞蹈多层面发展的初露端倪的象征。

多层面发展的意义

多层面发展,在过去是受历史的驱动,在今天是应时代的呼唤。

当我们站在九十年代的台阶上,审视云南已有的舞蹈构架时,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不同的舞蹈层面对于正在建设的云南民族舞蹈大厦,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们犹如大厦中的基石、楼层、顶冠各自占有着特定的空间位置,相互联结和相互维系。

群众性的民间舞蹈是繁衍和传承云南各民族民间舞蹈的母体,是加工整理、发展创新的素材来源地。整理加工的舞台民间舞,保存了云南各民族过去的历史,又奠定了它们创新的基础。发展创新的舞台民族舞蹈,则代表着云南一定时期舞蹈发展的最高水平,有着较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外界也常以它来作为云南舞蹈文化的发展标志。比如:现今人们就是以《阿诗玛》来作为云南民族舞剧发展新水平的标志。以《水》、《版纳三色》、《大地·母亲》等来作为云南舞台民族舞蹈创作节目发展新水平的标志。可见,每一种不同层面的舞蹈都是独立存在的、不可相互取代的,也只有当它们同时得到发展时,舞蹈大厦的基石才会牢固,楼层才会扎实,顶冠才会辉煌。

同样,当我们站在九十年代的台阶上,审视今天云南民族舞蹈最直接面对的云南各族群众时,又会发现,当今人们对舞蹈的需求,已是多元化多层次的。这是就总体而言。具体来说,由于云南至今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不平衡,以及受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影响,使得我们至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边远山区之间,人们对舞蹈的需要又是不尽相同的。

在城市、包括中小城市,现今都已不同程度地现代化和都市化了。作为现代文明的“窗口”,城市中人们的文化生活呈现出开放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在他们中,追求舞蹈深层意蕴的有之,赏识较高艺术水准的有之,喜爱娱乐消遣的有之;热衷返朴归真的有之……。可谓是“千人百味”、“众口难调”,因而,在这里要想让众多的观众走进同一剧场空间是不可能的。在乡村绝大部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丰富了,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因而也要求舞蹈的多色调,但与城市相比,在乡村中,人们对舞蹈的需求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凝固性。人们在对一些新的舞蹈也表现出兴趣的同时,并未放弃那些原来就在他们中间世代相传的民间艺术。在他们看来,民间舞蹈与一些利用民间舞素材创作的舞蹈本不是一回事了,因为民间舞不是给观众看的,而是人们自己跳的,舞台节目却恰恰是给观众看的,因此它不能代替自娱自乐的民间舞。另外,在一些偏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受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的限制,使得那里的人们在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上,仍保留着较多的传统模式,尚未摆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状态。由于远离中心文化地带,他们长期生活在民族民间的文化氛围中,除了在传统的民族节日里,在收获时节、起屋盖房、婚嫁喜庆的日子里,有民间舞蹈伴随着他们,愉悦着他们以外,很少能看到专业团队的演出。民间舞蹈对于他们来说至今仍是第一位的,他们对民间舞的感情之深,依恋之切,也正如同他们对自己的“乡音”一样不能放弃。

面对着这样一些无法整齐划一的人们,舞蹈,唯有多层次发展,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唯有多层次发展才能提供他们更多的自由选择。为此,我们要从云南的实际现状出发,既要发展面向城市的舞蹈,也要发展面向乡村的舞蹈。

多层面发展的联想

探究“多层面发展”的内涵、成因和意义,固然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把它切入到实际之中。基于这一想法,我谈几点与此有关的点滴联想。或许由于我对问题的思考的不深不透,会因此而偏离了实际的重心,那就且把它作为一个可供参考的坐标来予以纠正。

我认为,要“多层面发展”,首先要调整观念。之所以说要调整观念,是因为在我们的思想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利于多层面发展的模糊观念。比如,近年来,我们比较多地强调“要创新,不能只停留在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展现上,不能只停留在民族生活习俗的再现上”。有的人就认为只有搞创作型的舞蹈才是一种发展创新,而整理加工的民间舞只等于“陈旧”。这就是一种误解。因为,这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舞蹈,整理加工的民间舞是侧重于“向传统索取”,向民族挖掘更丰富的素材;而创作型的舞蹈则偏向于探索新的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发展更丰富的舞蹈语言。他们并不矛盾,也不存在强调了一个就否定了另一个。同时,也并非创作的舞蹈就是“创新”的,整理加工的舞蹈就是“陈旧”的。如果,一个创作型的舞蹈创作出来后,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平平”,就决然谈不上创新,甚至有的还不能展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而一个整理加工的民间舞,如果在原来的基础上“出了新、增了色”,则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和创新。正如《跳云南》,不就是一种发展,一种创新吗?

因此,我们要调整和修正某些观念上的偏差,排除自我束缚,而当我们能够这样来认识问题时,进行民间舞整理加工的人就不会菲薄自己,从事创作舞蹈者也不会盲目自傲。这样,我们在舞蹈发展上的胸襟就会豁然开朗起来。

另外,在“多层面发展”中,我们还要根据各地区、各个团队自身的条件,有所选择,有所侧重。

在我省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歌舞团、队,省里有省一级的歌舞团,各地州有州歌舞团,县城还有基层文工队。这些团、队,各处一地,各有一块天地,在多层面的发展格局中,他们也各有各的优势。

基层文工队,熟悉民间,贴近民间,掌握了较多数量的民间舞,如果由他们整理加工这些民间舞,无疑会得心应手。

地州歌舞团,在人力财力上具有一定的实力,创作上也有专业人员,他们熟悉本地区的舞风舞韵,由他们创作溶民族风格、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为一体的舞蹈节目,又是拿手好戏。

省级歌舞团,身处都市,创作和演出的实力都比较强,接受新信息又最为快捷。虽然说我们的舞蹈大都源于民间,但它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在都市里完成的。这说明都市观众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欣赏品位,大歌舞团较高的创作和演出水准,能更有力地促使舞蹈的升华和创新。因此,省级歌舞团在创作“高品位”的舞蹈方面,又最得天独厚。

总之,在多层面的发展中,我们的大歌舞团和小文工队,可以各有各的绝招,各显各的水平,以自身的条件来决定自己的“品位”,以此而求得在各自具有的实力基础上展开相互间的对话。

再是,在多层面发展中,还要立足在每个层面上都出精品。

虽然说,不同层面的舞蹈没有高低之分,但在同一层面里,舞蹈却有优劣之别,精粗之差。它既可以是“平庸”的,也可以是“闪光”的,从而在同一个层面中显示出不同的份量。《阿诗玛》是精品,因此能连获大奖,在民族舞蹈剧中一领风骚;《跳云南》是精品,因此能轰动开来,久演不衰。第三届中国艺术节的广场民间舞蹈展演是精品,从而令中外来宾一睹风采,赞叹不已,难以忘怀。这正说明,每一个不同的舞蹈层面上都可以产生精品,同时,每一个舞蹈精品的出现,既是对生活作出的一次别开生面的开拓和发展。也是对该层面舞蹈的一种提高。有位哲人曾经说过:“一千个平庸之作,仍未摆脱平庸,而一部惊世之作,哪怕尚不成熟,却能开拓一个新的艺术境界,攀上一座新的高峰”。在多层面发展中,我们决不能追求单纯的繁荣,而要在数量上求质量、求发展、求精求新,也只有在每个层面都拥有着一定数量的精品时,方能真正的显出繁荣。这也当是我们多层面发展的一个归结点。

结语

总之,我认为,“多层面”发展的观点,应该作为我们发展云南民族舞蹈的一种“整体观”来认识和确立。因为它为我们展示出的是一条继承过去,贯穿现代并通向未来的坦途。无可怀疑,走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云南民族舞蹈将会走向一个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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