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社会再组织化这篇大文章——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永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这篇论文,理工大学论文,公共管理论文,学院院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单位化社会体制解体的背景下，我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正在日益走低，社会领域的“去组织化”问题相当严重。旧式的单位化体制日趋丧失了其组织社会以及提供社会支持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大量的公民游离于社会组织、社会支持和社会福利体系以外。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永祥教授以此为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多次在报刊上阐述他的观点。前不久，《现代领导》记者对徐永祥院长进行了一次专访。
社会非组织化的演化
盛夏，在华东理工大学的梅陇校区内，记者如约见到了徐院长。徐永祥略显清瘦，他的脸上不时挂着微笑，说话却掷地有声。
“当前，发展社会工作事业，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公共服务模式转变的必然要求。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社会当下的非组织化状态”。徐永祥对记者如是说。
接着，他说：“我国曾经长期采用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并建构了一套自上而下集权性与单位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政府通过公社、生产大队等农村基层组织，工矿企业以及学校、医院、媒体等城镇组织，几乎包揽了所有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社会福利、社会控制和政治动员的职能。尽管当时人们获得的社会支持和社会福利水平极低，私人生活的空间和形式单一乏味，但组织成员之间的平等感、信任感、安全感却普遍较高，各个单位的组织社会、动员社会和控制社会的能力也很强，故整个社会得以保持一种超稳定性的结构状态。
然而，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开放打破了这一状态，我国初步建构了与国际接轨只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有赖于这个体制的建构，我国的经济获得了20多年的持续性高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造成了单位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解体，整个社会的非组织化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新贫民阶层、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社会问题凸显，社会犯罪等渐趋严重。”
徐永祥告诉记者：“目前我国社会领域的非组织化、去组织化问题主要是：其一，整个社会尚存若干社会控制和社会福利功能的国有单位，其容纳的就业人口在城镇总的就业人口中已失去了昔日的主导地位，13亿人口中仅存6千多万人属于国有单位；其二，近年退休职工人数激增，但这一人群与原单位的联系越来越弱，遇到问题已难以从单位得到充分或必要的社会支持和社会福利，该类人群的组织化程度相当低下；其三，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高达2亿左右，此类人群因户籍的限制，组织化程度最低，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和服务也最少，是最易爆发群体事件的群体；其四，各类企业的白领普遍处于非组织化状态之中；其五，失学青少年、流浪儿童普遍缺乏社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而刑释解教人员、吸毒人员等边缘群体在回归社会、融入社会时也普遍缺乏社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这些人极易引发犯罪和重新犯罪问题。”
徐永祥还说：“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在社会组织化方面，程度最高的为国有单位职工，而其他成员在社会领域则普遍处于低组织化和非组织化状态之中。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在不断走低，社会成员在社会领域中日益‘非组织化’和‘去支持化’，而以往的单位作为城乡居民获得社会安全、回避社会风险的港湾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管理手段基本上仍沿袭着传统的模式，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还缺乏有效的手段。所有这些，都给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社会管理和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社会再组织化的建构
徐永祥认为，在单位化社会体制解体的今天，我们强调社会再组织化的重要性，是因为社会的组织化关乎到民生与社会保障实现的方式、社会的内在活力与社会的稳定程度。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一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稳定性就越强，社会活力就越大，社会管理的难度系数就越小；反之，社会因缺乏活力和社会理性(不同于经济理性)，其稳定性就越差，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难度系数则越大。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低组织化状态，不仅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巨大动因，而且构成了扩大和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服务的障碍。
虽然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是政府的当然责任，但不等于样样事情都由政府统包统揽。事实上，政府社会责任的实现一靠有效的社会政策，二靠众多的社会组织担当政府的助手。除了刚性的社会管理事务以外，柔性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事务不应也不能由政府直接去担当，否则必然陷入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成本极高、社会效益低下的陷阱。这几乎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规律性现象。
为此，徐永祥专门举例比较社会管理的成本差异。他说：“一个服刑人员在监狱里的管理成本，2003年全国的平均数大概在7000元，上海当时是14000元。时至今日，上海对每位监狱服刑人员的人均管理成本已突破了2万元/年，而全国的管理成本亦已超越了15000元/年。2003年以来，上海进行社区矫正的试点，将一些罪行较轻、或表现较好的服刑人员放到社区由专业社工进行矫正辅导，人均管理成本大大降低，社会效益则大大提高。眼下一般社工的年薪是4万元。以一位社工辅导50名服刑人员来计算，只有监狱的管理成本二十分之一不到。更重要的在于这种社会管理模式所产生的边际效应。服刑人员在社区接受社工的辅导，既有助于其回归和融入社会，也有助于家庭与社区关系的稳定。在社工的辅导下，服刑人员有了社会的关怀，加之可以寻找一份工作，由此夫妻关系得以维系，家中老人有所赡养，小孩也有一个完整的家。显然，这样管理的经济成本很低，社会效益却很高。近年来，上海刑释解教人群的重新犯罪率不到千分之三，充分说明政府与民间社会力量相结合、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