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部“浙江村”的结构、定位和特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论文,北京论文,特征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北京近郊区悄悄萌生和膨胀出许多边缘群体，其突出特征是群体主要成员的来源地相同，因此按来源地的地域关系被称为“某某村”。例如三环外围的“浙江村”、甘家口一带的“新疆村”、二里庄一带的“河南村”等等，这些群体对北京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2年陈时明[1]撰文介绍了“浙江村”的情况；项飚[2]于1992年底至1993年春先后对“浙江村”实地调查20余天，比较完整地分析了“浙江村”的来龙去脉、经营状况和社区生活方式；王春光[3] 凭借自己与调查对象是同乡的优势，在陆续进行了一年多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从社会学角度对“浙江村”进行了系统地描述和分析。本文拟采用文献分析法，从新的视点讨论“浙江村”现象。
2 “浙江村”的分布
“浙江村”指进京务工经商的浙江人形成的聚落，它既非自然村、也非行政村。主要分布在丰台区大红门、公主坟西侧沙窝、海淀区大钟寺、海淀区五道口、朝阳区大郊亭和劲松东口等城郊相互影响强烈的区域，属于北京十类土地等级中的第五类[4]。影响最深、规模最大、 历史最长的当属聚集于南三环南侧丰台区大红门一带的“浙江村”，本文以下讨论的“浙江村”均指此地。
“浙江村”分布在从天安门往南延伸的中轴线两侧，北面是南三环路，南至大红门东西街、北天津庄、大里窑等地，西起草桥，东到分钟寺。集中分布于高庄、海户屯、海慧寺、东罗园、邓村、后村、马村、时村、石榴庄、果园、马家堡、洋桥等村落。
“浙江村”所在地位于天安门正南方，距前门商业区仅5公里。 与市区相比，这里的建设比较落后，本地居民大部分居住在四合院的矮平房。如今这些平房又逐渐成为浙江人在京的栖身之所。大红门一带作交通要道，永定门火车站每天都有火车开往全国各地，附近又有长途汽车来往于北京—温州、江苏、河北、山西等地，对外联系方便；9 条公共汽车线路将该地与城区联成一片，还有5条线路经过此地。 在行政区划上，“浙江村”位于北京城区8 个街道办事处与近郊区南苑乡犬牙交错的地带。这里是典型的城乡交汇处，外来人口盘踞于此，流动人口很多，每天不下几十万，大多以经营买卖为业。这些条件构成了“浙江村”形成的客观基础。
3 “浙江村”的居民构成和地域结构
3.1 “浙江村”的居民构成
在分析“浙江村”居民构成之前，有必要强调“浙江村”居民是指进京务工经商的浙江户籍人口，不包括当地北京户籍人口。“浙江村”居民现在共约7—8万人，主要来自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县和永嘉县，其中乐清人约占70%，永嘉人约25%，其余来自其他县；约1/3强的人口到公安部门登记领取了暂住证。这些居民95%来自农村，5 %是城镇人口，他们大多是初小文化程度，有些是文盲，少数人具有高中专文化水平。他们大部分在20—40岁之间，并有丰富的外出经商经验。
3.2 “浙江村”的地域结构
“浙江村”是由具有某种程度上相似地域关系的人口构成的群体。这不仅是对“浙江村”总体特征的概括，而且也是“浙江村”内部结构的最大特征。整体来看，“浙江村”是具有温州地域关系的人口聚集地；具体来看，“浙江村”内部是反映县、乡（镇）、村不同层次来源地域关系团体的集合。
3.2.1 县级地域结构
主要来自温州乐清县和永嘉县的“浙江村”居民，表现出强烈的二元地域结构。来自乐清的居民主要租住马村、邓村、后村、东罗园、海慧寺、大红门前后街等村落；来自永嘉的居民主要租住高庄、时村、洋桥、马家堡、西局、南方庄、成寿寺、石榴庄和大红门前后街等自然村。例如，租住马村的300多户外地个体户是清一色的乐清人； 马家堡近200户外地个体户除一户是乐清人外其他都是永嘉人。 他们不仅在租住地表现出以县为界的地域差别，而且还表现出不同的区位特点：在空间分布上，由于先发优势（乐清人最早进驻“浙江村”）和规模优势（乐清人构成占“浙江村”的70%），乐清人占据了“浙江村”的有利区位，形成了“浙江村”的中心，分布相对集中；而永嘉人则租住在“浙江村”的外围地带，空间分布东西狭长松散。
3.2.2 乡（镇）级地域结构
“浙江村”居民的来源地域以乡镇划分，主要来自乐清县的虹桥、清江、仙溪、大荆、芙蓉、南塘以及永嘉县的乌牛、上塘、下寮、岩头、枫林、桥头等乡镇。他们按照相同的乡（镇）域形成多元地域结构：芙蓉人和清江人租住后村；虹桥人租住马村；仙溪人租住东罗园；大荆人租住西局；乌牛人租住后村；岩头人和枫林人租住西局；上塘人、下寮人和桥头人租住马家堡、高庄、洋桥和南方庄等地。这种多元地域结构只是相同乡（镇）域人口的相对聚集，而不似县域结构所表现的那么绝对。
3.2.3 村级地域结构
温州农村基本上同姓的村庄聚落，“浙江村”内常常是同村的邻里租住在一起做生意，彼此关系密切，其中有些人彼此有着亲缘关系。例如“浙江村”内马家堡的上塘人和下寮人基本上来自这样几个村：下寮乡的前坪、银场、江坑和上塘镇的马兰坦、十二盘、珠岙、塘山、中塘和石门等村。村级地域结构不仅反映地域来源关系，而且包涵了更多的亲缘关系。
3.2.4 地域结构形成的原因
“浙江村”按地域来源形成的地域结构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
①独特的方言使“浙江村”居民与北京居民明显区别开来，也使他们彼此相区别，强化了地域差异。他们几乎没人能讲地道的普通话或北京话，所讲的温州话是判别温州老乡的最主要标志之一，因此“浙江村”本能地拒绝了其他地域人员的渗入。同是温州话，来自温州不同县域的人，读音、用词都有差别；进而言之，既使来自同一县、同一乡镇。口音、用词也不尽相同，他们彼此很容易判别对方的来源地。所以，独特的方言是“浙江村”不同地域结构形成的直接原因。
②“浙江村”居民来源地域与亲缘的合一，强化了“浙江村”的地域结构。温州农村是典型的一姓家族村落，地域关系蕴含着亲缘关系；同时，温州农村盛行族外婚，在邻近不同的村之间通婚，每个镇或乡内的各个村落之间普遍存在着亲缘关系。这种情况来自同镇、同乡的“浙江村”居民中间表现相当明显，他们之间自然产生较强的亲和力，构成了相同地域关系（同乡镇或同村）相对聚集的多元地域结构。
③族居习惯加强了“浙江村”的地域空间分异。温州的村落家族长期以来居住在有限的地域内，从生活到观念上形成了与亲属、同宗族的人聚居的习惯，到了“浙江村”，虽然找不到象家乡那样完整的宗族聚居条件，但是我们仍本能地追求与来自家乡邻村的人聚居在一起。
4 “浙江村”的定位分析
“浙江村”是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迫于温州人多地少、工业不发达的客观基础，得益于温州经商的历史传统影响，经过坎坷经历形成的。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现，国家陆续发布的一系列法规逐步疏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环节。例如，1982年国家工商局发布《关于全国统一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有关事项的规定》[5]，为个体工商业者全国流动、 城乡流动排除了障碍；1985年公安部颁布《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的暂行规定》[5]， 不仅规范了进城的农村个体工商户的户口管理，也为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在城镇的活动提供了法规依据。城乡产商品联系的加强，粮油票制度的取消，商品房制度的建立等，给城乡流动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温州个体工商户顺应潮流成为流动大军中影响广泛的一支。
温州丘陵山地占其面积的80%以上，人均耕地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3左右，人地矛盾尖锐。再者，解放后相当长时间内，温州地处沿海国防前线，国家投资极少，原有工业基础薄弱，工业不发达，城市化水平很低，无力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温州人口流动的外推力量异常强大。
温州悠久的工商业传统培育了温州人强烈的商品意识。温州人的商业活动不仅在实践中得以重视，而且在思想上得到了温州永嘉事功学派的支持。该学派不仅修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的观念，给本末以同等的地位，而且肯定了士农工商平等分工和互惠互利是经济繁荣、社会兴盛的前提。传统经商意识为温州人口流动准备了素质基础。
“浙江村”在具备了上述形成条件的前提下，为什么选择了北京南三环南侧这样的区位呢？
4.1 市场力的吸引
从“浙江村”的形成历史来看，温州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聚集北京，而是在全国流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选择了北京。首先是部分流动在他地和北京的温州人发现了北京市场的潜力，例如，最早的“浙江村”居民在内蒙古经商遭受挫折，途经北京，在继续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很快盈利，认识到北京不仅本身有着近千万的人口，而且与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国和地区有着频繁的交流，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服装加工市场，决定定居“浙江村”。王春光[3]调查发现“浙江村”居民中69.2 %的人在来此之前都曾去过其他省份做生意，他们了解到早引起时间来北京做生意的都赚了钱，然后引朋带亲来这里加工服装，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浙江村”。所以，北京市场的巨大吸引力是“浙江村”形成的必要条件，“浙江村”也是温州个体工商户追求最大市场利益的产物。
4.2 “浙江村”区位确定
“浙江村”从80年代初期在大红门一带开始形成，开始只有10来户“浙江村”居民。1983年和1984年浙江人急剧增加，达千人。到1985年初具规模，形成聚落群体。此后“浙江村”快速膨胀，到1989 年已达3万人之多，现在大约有8万人。 “浙江村”的微观区位是北京管理部门的约束力量和“浙江村”居民接近市场中心区位力量相互碰撞，达到平衡的产物。
由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早期北京缺乏管理外来流动人口的有力措施，在面对众多外来人口的问题上，北京一度忽视了他们对北京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多地只注意到他们对原来就不足的公共设施的压力以及产生的诸如治安等社会问题。因此曾对“浙江村”采取了“轰堵清理”的政策。比较大的轰抄活动有七八次，小抄小轰则经常进行。1989年和1990年进行的两次大规模行动使整个“浙江村”几乎被清理一空，使“浙江村”处于低谷。它形成阻止“浙江村”居民接近北京市场的非必然力量。直至1991年，北京市政府综合实际情况改变了过去那种“以轰为主”的清理政策，开始探索“以管为主”的管理办法。
浙江个体工商户经过在全国的摸索，终于发现和拥有了北京这个有巨大潜力的市场，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对轰抄清理采取了迂回的“游击”手段，“清东躲西，清南躲北”，实在迫不得已，就转向石景山、长辛店等较远的郊区，或暂时退往北京周围的河北等地，一旦风头过去，就纷纷返回原地，再度开张。因此清理效果是暂时的，每次清理之后不久，“浙江村”人数不仅没减少，反而不断增加。“浙江村”内的北京人（由于房租等连带利益）都愿意将房屋留着供“浙江村”居民返回时租用。总之，不论采取什么方式，“浙江村”居民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占有或接近北京这个大市场。
北京市城区管理严格，而且没有大量适宜的房屋出租给外来户，所以，城区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浙江村”群体，而位于三环外围的“浙江村”一带是城郊过渡地区，不仅对内接近市场，对外联络便捷，更有相当部分的房屋（四合院落）可供出租作为“浙江村”服装生产和居住场所，而且此处又是相对薄弱的管理地段，便于进退，“退”可以保存资产实力，“进”可以扩大市场份额。
这样，“浙江村”逐渐在大红门形成规模，再有1991年后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以管为主”的管理策略，使“浙江村”区位最终稳定下来。
5 “浙江村”的系统特点
“浙江村”到目前已形成约8万人的群体， 其系统内部运作和与外部社会联系的特点是什么？
5.1 “浙江村”是开放的系统
“浙江村”作为一个边缘群体聚焦点，既缺少生产、生活的资源，又没有足够的市场维持自身循环，它仅能作为一个生产加工点，客观上决定其生存只能依赖于开放系统。首先从生产上，“浙江村”内服装加工的原料全部来自外部，如皮夹克的皮货原料主要来自河北辛集、留史和无极等地；时装、西装等原料主要购自广东、福建石狮、浙江温州和义乌、苏南等地。另一个主要供货渠道是通过由“浙江村”居民经营的5个服装专业市场，即木樨园轻工批发市场、海慧寺工业品交易市场、沙子口温州交易厅、恒发时装批发市场和木樨园商场。产品的消费者则几乎完全由外部构成，他们加工生产的服装不仅供给北京市场，而且还向全国提供，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等地；部分产品则通过俄罗斯等欧洲商贩远销俄罗斯远东、东欧等国际市场。
其次在生活方面，粮油副食等必需品的供应也全部来自外部、有天津、唐山、山海关一带的水产品；有京郊和河北一带的蔬菜、禽蛋、鸡肉等副食品；有温州的土特产和海产品干货。
概括来讲，“浙江村”是一种两头在外的生产和经营点，是生产流通领域中的环节之一，只有保持开放的系统特点才能稳定地生存下去。
5.2 支柱行业结构单一，周期性强，淡旺季明显
服装业是“浙江村”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支柱”行业，已发展成北京民间最大的服装加工基地。服装业（包括制作、加工、销售等）从业人数占95%以上，象一个服装集团公司，既有制作加工“厂”，又有辅料、布料供应“公司”、推销“公司”、缝纫修理“公司”、交通运输“公司”以及几个专业市场。然而“浙江村”的服装业是以家庭作坊式为主的小规模简单加工，产品也主要面向国内外中低档市场。支柱行业升级换代对“浙江村”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浙江村”支柱行业不仅结构单一，而且易受市场需求周期的影响。季节变化是影响服装业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服装，例如时装、西装的销售旺季一般是在春秋季，鸭绒服、皮夹克则占有冬季的服装市场。相应地，服装加工和销售就有旺季和淡季之分。旺季，“浙江村”服装加工户加班加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赶制服装；淡季，他们则几乎无事可干。
5.3 低层次自我服务结构
“浙江村”是温州农民在京城的“飞地”，北京没有为其提供存在和发展的充分条件，他们只能自谋生路解决因规模扩大而遇到的生活需求上的困难。他们经营的几十家温州风味餐馆，主要面向“浙江村”居民；蔬菜市场以经营温州人喜好的海货、蔬菜等为主，当地北京人很少光顾；其它诸如理烫发、诊所、托幼、娱乐服务行业等也都是面向“浙江村”的封闭性自我服务。“浙江村”的自我服务结构主要满足食、住、行、医疗保健等需求，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较低级的生理需求。
“浙江村”自我服务结构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浙江村”的生存能力和独立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阻碍了它与北京社会的融合。
5.4 与北京的交流形式有限，独立在北京社会之外
“浙江村”作为生长、壮大在北京土地上的边缘群体，与北京的相互交流很少，这也是其之所以被称为“浙江村”的主要原因。在支柱行业上，“浙江村”除单方面向北京市场销售其服装加工产品、获取利益和部分市场反馈信息外，再没有更深层次的合作与联系。
北京与“浙江村”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联系是利益形式的体现，最明显莫过于当地市民提供出租房和“浙江村”居民租用的形式。“浙江村”居民为北京的房东带来了可观的房租收入，每房的年房租收入少则5000元，一般都达上万元。但是当地居民与“浙江村”居民们联系仅限于提供房源（收取租金）和租赁房屋的水平，彼此间缺少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交往。“浙江村”居民甚至没有对北京居民产生就业竞争的矛盾，“浙江村”居民所从事的服装加工等职业，对北京居民来说兴趣不大。
公安、工商、税务等管理部门虽然对“浙江村”收取暂住费、卫生费、治安费、工商管理费、税费等，并行使管理和保护“浙江村”正当权利的职责和义务，但是由于人力不足等原因，对“浙江村”的管理和保护往往不尽人意；反过来，“浙江村”居民为利益驱使，经常逃避缴纳各种管理费用。随着北京体制改革的进行，管理部门和“浙江村”居民的关系将有所改善。
由于“浙江村”居民的政策性身份仍是农民，他们虽已进入城市社会，但上学、托幼、医疗等诸多需要无法从城市直接获得服务。尽管部分“浙江村”居民不得不屈从于“高价学”、“高价医疗”等带有“歧视性”的服务，但这难以满足所有“浙江村”居民的需求。
以上诸方面都说明“浙江村”与北京没有达到理想的整合状态，“浙江村”是一个孤立于北京之外的群体。
综合上述“浙江村”特点，可概括其为：“低层次自我服务与外向型服装加工相结合的开放系统”（见下图）。
图1 “浙江村”系统图
6 结论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市场力的驱动下，凭借浙江温州人传统的商品经营素质，经过长期的磨合后，“浙江村”成为分布于北京近郊区三环外围的浙江温州个体工商户的聚集地。在方言、地域、族居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浙江村”内部按照县、乡（镇）、村等地域来源关系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多极地域结构。“浙江村”居民租用当地北京居民的房屋，进行以服装加工和经营为主的生产活动，其原料和服装销售市场遍及北京并辐射全国。整个“浙江村”形成一个“低层次自我服务与外向型服装加工相结合的开放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