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的写作和发展源头的传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头论文,传记论文,人物传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当中，有些篇章记载了人物的言行业绩，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左传》里的《晋公子重耳之亡》，还写了他的相当长的一段经历，写出了人物的发展变化，当然这样的篇章是极少的，但也不妨认为那时已有了传记雏形的东西。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完成了以历史人物活动为中心内容的伟大著作《史记》，其中有很多篇章是成熟的典范的传记作品，有些传记称得上是历史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和统一的杰作，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开创了传记文学的体裁。班固的《汉书》当中还有些历史传记的文学性较高，象《苏武传》、《朱买臣传》、《张禹传》等，但在其他朝代的史书当中，虽然不乏传记作品，但就其塑造人物和语言运用的文学价值而言，都无法与《史记》比肩。唐宋古文运动中，传记体裁在内容方面有了一定的突破，就是以批判现实的观点为下层被侮辱被损害的或社会地位不高的人物立传，这是继《史记》人物传记之后的一个新发展。在这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是柳宗元，他的《捕蛇者说》、《宋清传》、《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等都是为普通人立传的出色篇章。塑造统治阶级内部开明官吏的传记《段太尉逸事状》也是力作。清代文人指责柳宗元的传记有小说气，“用意太纤太刻”（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其实这恰恰表明柳宗元写的传记，在写作上最重要的创造是文学性和对现实批判性的增强，它从暴露封建社会不正常的乃至阴暗面的角度选取人物、提炼事件，以蕴含着情感的凝炼的语言来具体地描摹人物的特征，尽管篇幅不大，但思想内容丰富深刻。元、明、清的文学家虽有传记佳作，但没有达到柳宗元传记名篇的思想和文学的高度。
西方古代传记写作的发展脉络，与中国有相似之处，也起始于历史典籍。从时间来看传记的开端在古希腊，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传记失传很多，目前能知晓的较早的自述传性质的历史著作是公元前四世纪色诺芬的《远征记》，叙述了他本人所参加的波斯皇帝之弟小居鲁斯谋取王位惨遭失败及其以后的辗转征战的艰险经历，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他还写了一部比较真实的记载苏格拉底思想的作品《苏格拉底回忆录》。郁达夫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中认为它是“西洋古代的传记”的“第一部”（《郁达夫文论集》）。公元一、二世纪塔西陀的《阿格利可拉传》、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特朗奎鲁斯的《十二凯撒传》，对后世有不小的影响，也表明传记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已经形成。
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文主义、人权宣言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潮流，文学传记的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十八世纪〔英〕詹姆斯·鲍斯威尔的《约翰森博士传》在完整的理解人物性格，恰切的心理分析和叙述的抒情气息方面都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法〕卢梭的赤裸裸坦露襟怀的自传《忏悔录》，深入内心和感情世界讲述自己的美德和罪恶，这种敢于解剖自身的精神，至今也是惊世骇俗之举。文学传记真正成熟还是在二十世纪，因为这时有不少杰出的作家从事这一形式的写作，象〔英〕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法〕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等都是传世的杰作，对于世界传记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名著能够深入具体地描绘传主的性格气质和心理感情的特征，完整而准确地刻画出人物的精神风貌，使其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还有艺术的典型性。在西欧还出现了四位多产的传记大作家，就是法国的特洛亚和特鲁瓦亚（或译特罗亚），德国的路德维希与奥地利的茨韦格，他们在一生中发表了一、二十种传记，特洛亚还被誉为传记文学这一体裁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代表作《伟大的叛逆者——雨果》已于1986年译出，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但是，在中国的封建和半封建的统治时代，正如茅盾先生所深刻阐明的：“有人说，中国人是有着五千年家谱的民族。但是，中国人是未曾产生过传记文学的民族。”（《传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2期）。当然这是醒世之言，未免让人感到有一种太过强烈的冲击波；但又确实可以让人们好好想想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那就是司马迁一方面被中国文学史誉作传记文学的创始者，另一方面又被称为在封建社会里达到这种形式最高峰的文学家，简言之起点就是至高点。这是因为司马迁虽然生存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期，但汉朝初年在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下，社会思想活跃的波澜还在时起时伏，司马迁也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同时还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黄老思想。因而班彪、班固父子才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而这恰恰才能使司马迁以其独立的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人的本来的精神和性格面貌来抒写人物传记。而这一点正是传记文学成功的枢纽。后来在封建集权制和儒家思想严酷统治之下的漫长历史时期，则以对君王的态度来区别忠贞与叛逆，以是否恪守儒道来划分圣贤和奸佞，做人的标准被简单化、脸谱化了，人的个性得不到发展和尊重，那么也正象茅盾先生所说的那样：“即使有所谓的人物传记，即也不过是家谱式或履历单式的记载，那只有列在讣文后面最是相宜，却不配称作传记文学。”（《传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2期。）
“五四”新文学革命，进行了思想革命和新文化启蒙运动，鲁迅先生早于1901年在《文化偏至论》一文里就提出过：“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道其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但是在中国根除封建思想堡垒的历史任务，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里，传记文学的写作当然还是相当沉寂的，只有象在个性解放道路上急进的作家郭沫若、郁达夫写出了坦白地塑造自我，让心灵向世界敞开的自述性质的文学传记。还有朱东润教授撰写的《张居正大传》为传记文学的创作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全国解放以后的前十几年“舆论一律”、“个性服从党性、阶级性”越来越强化，人的评价要听凭“群众”鉴定或组织下结论，再加上其后十来年的“四人帮”法西斯封建专制和又沿袭一段的“两个凡是”。这样，要求写出人的真实的本来的面貌，要求写出人的独有的个性特征，要求深入挖掘人的内心世界的文学传记，很难在这种气候下能够顺利地生长出来，即使有那么一点点，也是削足适履而不能畅所欲言之作。至于一些假、大、空，高、大、全式的虚伪东西，那根本不能算作传记。
只有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思想解放、艺术民主、创作自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传记的写作才真正开始不再为圣贤之言和组织结论所束缚，才真正开始富有独立思考精神和创作个性，才真正开始如实地反映无论是伟人还是丑类的性格复杂性、功与过、长与短，于是呈现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好景象。据初步统计，从1979年下半年至今已出版了一百几十部大型的文学传记作品，译作也大量问世，象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上海翻译出版公司的《科学家传记丛书》、中国戏剧出版社的《世界戏剧名人传记丛书》和《外国著名演员传记丛书》等，还有《名人传记》、《传记文学丛刊》、《传记文学》、《人物》等期刊又及时地介绍许多中外人物传记作品。当然，无庸讳言，由于中国当今的历史反思的深度和广度还很不够，传统的思想和传统的习俗还在某种程度上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充分地发扬人的个性和充分地尊重人的个性还仅仅是发端，因此象卢梭的《忏悔录》、《邓肯自传》这般敞开自己的心灵，裸露个人的龌龊，乃至直书身心骚动的情欲，而且还写得如此富有真情，形神兼备，审美价值很高的传世杰作，在中国传记文学刚刚兴旺的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完全可以相信，这种雨后春笋之势是不可阻挡的，能经住读者和历史考验的杰出的文学传记佳作，定然会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传记及其类别
什么是传记
传记文学源远流长。上古，“传”的意思是对经书作解释的文字。如《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对孔子所著经书《春秋》的解释。因为解经文字均称为“传”，故又称之为《春秋左氏传》，《左传》是简称。叙事、议论均可称为“传”。至司马迁作《史记》，创“列传”体，细按起来，这里的“传”仍有对传主的生平作解释，说明的意思，但已基本固定在叙事上，与今天的“传记”意义基本一致。后代正史也多沿用这一体例。“记”则偏重于记叙某事的首尾过程。古代戏剧小说中，以人物命名则称“××传”，以事体命名则称“××记”。传记合称则是近古之事了。
《四库全书·史部》有“传记类”，凡是圣贤年谱、名人谏录、名臣事略都归属此体。
传记作为一种文体，指的是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作品，它可以记述一个人的终生，也可以叙写一个人的某一阶段。
传记的类别
传记至今还缺乏科学的分类，因为一般的划分都是把传记文体各具不同特征的形式平列起来，分为若干细类。这样一来不同层次的形式列在一个平面上，必然产生交叉现象，界限的清晰度就比较差了。如果按照不同的层次，如果只是着眼于现代还为人们采用的形式，那么传记类别的划分，或许线条倒是能清楚一些的。
首先，从传记的叙述者来划分：
一 自传
自己叙述本人的生平经历即为自传。这一类传记可长可短，鲁迅的《自传》不到900字，而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和《卓别林自传》，长达十几万言到几十万言。
短的一般只是按时序概括个人的简历或仅择取能代表自己生平的几件事略加陈述；长的则可以在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展开，不仅详述个人的身世，也常常触及周围的人世变迁。一位历史名人的自传，如果能将自己的以及他人的社会活动和内心世界的广度和深度描绘出来，往往能够揭示这个民族的历史风貌。正如佐治·布南德斯在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英文本序》中所论述的：
他描写同时代人的心理较描写自己的心理更努力。在他的书里我们可以看见俄国官场与下层民众的心理，前进的俄罗斯与停滞的俄罗斯的心理。他叙述同代人的故事较叙述自己的故事的心更切。因此他的生活记录里面便包含着当时的俄国的历史，也包含着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劳动运动的历史。当他沉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时，我们又看见外部世界在那里反映出来。
由于自述者的志趣和身份的不同，自传的内容和写法也不拘一格，很难用两三个模式加以概括。有的用历史笔法，有的用散文笔法，还有象《从文自传》里面常常穿插一些作家所见所闻的真实的小故事，其形象之生动简直犹如读沈从文的小说。而《萨特自传》（直译为“词语”）着重写他的思维世界，他的内心历程，那些按时空推移的事件、经历似乎没有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连时间、空间本身的自然序列也没有什么意义了。纽斯威克在本书的《英译本后记》指出了这个特点：
从外表上看，《词语》一书容易为人所误解，因为它是萨特的自传，是对自我起源的一次极其生动的描述，是关于过去的一个梦，并且是一部严剖自己的个人传略，从另一个极端来看，它也是正规的哲学。然而，象卢梭和圣·奥吉斯丁的《忏悔录》一样，本书也超出了它的体裁和场合的局限而成了时代精神的镜子，成了人不断突破其存在的樊篱的记录。
从一个人的自传之中能够反射出社会历史的面貌，成为时代的镜子，这是杰作的标志。
二 他传
为别人的生平经历作传就属他传。
从古至今留传下来的还是为他人作的传居多，这是一批宝贵的人类精神财富，无论是英雄豪杰，还是奸雄丑类的传记，对于同代人和后世都会产生教益。优秀的传记是时代和人类的镜子，让人们既可以理解别人，也可以认识自身。
下面就他传的写作模式，再划分一些细类。
甲 从篇幅长短划分
（A）大传
只能用模糊语言来说规模大、篇幅长的传记为大传，至于大和长到什么程度，很难划界。一般地说大传往往能反映一个人的全貌，反映传主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风云变幻，反映传主周围有各种联系的其他人物的侧面，因其所揭示的客观世界范围宽、时间长、容量大，故称大传。象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李忠一的《袁世凯传》，还有国外著名的艾·居里的《居里夫人传》、尼·伊·帕甫连科的《彼得大帝传》等。写大传是很难的，倪振良下面的话道出了其中的甘苦：
赵丹是颗影坛巨星，这部传记须着力写出赵丹艺术探求的足迹，而这又要与赵丹生活的坎坷、政治的遭际糅合在一起写。赵丹的事业与生活又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与社会风云、时代变迁紧密地联系着。要真实地再现赵丹的形象，必须对中国话剧运动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革命史等有关方面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将传主摆到当时当地特定的环境中去描述，同时还必须与一代艺人的活动、命运联系在一起写。一部《赵丹传》应该是中国话剧史与电影发展史的一个侧面，也是一代影星的缩影。我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但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撰写〈赵丹传〉前后》）
（B）小传
也称“传略”，用较短的篇幅简略地记述他人的生平事迹。近年出版了许多人物的传记合集，多为小传，如《民国人物传》、《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外国历史名人传》、《中外年轻有为的历史名人200个》等。
有的小传按时间顺序，从出生到辞世写出一个人的主要经历，贡献或罪恶。有的着重描述一个人物的特征，经历一笔带过只择取几件有代表性的事例。前者象南纪德写的《纳尔逊》小传（《外国历史名人传》），开始写1758年这位英国海军名将出生在一个小村庄的牧师家庭，12岁就当了战舰的见习随员，20岁擢升舰长，而后写他自1780年—1805年所参加的一系列战斗和战役。当然写他的战绩也要有重点，小传着重描述了圣文森特海战、尼罗河海战和特拉法尔加海战，在最后这次十九世纪规模最大的海战中纳尔逊殉难。这样写小传有全貌，又有侧重点。后者象司马迁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其中写蔺相如的一生只突出了三件大事，即完壁归赵、渑池之会和交好廉颇，这样就把蔺相如的精神境界之襟怀宽宏、无私无畏突现出来了。
不过，有的传记称小传或传略，不一定篇幅短小。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超过了十三万字。朱正的《鲁迅传略》第一版十万字，二十五年后又出新一版，增至二十万言，但仍叫传略，因为作者认为：“尽管有二十万字，对于叙述鲁迅这样的重要作家的一生，依然只能是十分简略的。”（《鲁迅传略·重版后记》）这真是小传不小，传略不略，看来大传与小传的划分只能是相对而言的。
乙 从笔法上划分
（A）历史传记
历史传记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以选取人物的历史资料准确性为立传原则。其文笔朴素无华，以叙述为主，但也不完全排除文学笔法。中国历代史书上的人物传记都属历史传记，司马迁《史记》中的《项羽本纪》、《留侯世家》、《李将军列传》等著名篇章被称为传记文学作品，就因为其中描写人物精神世界的笔墨强烈突出，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但是司马迁的有关人物的本纪、世家、列传完全可以作为历史来读，与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几乎全面地囊括了文学的笔法——诗歌的、散文的、戏剧的，尤其是小说的，还有所不同。况且《史记》也有一部分传记作品的历史性高于文学性。因此《史记》中的人物传记似乎属历史传记范畴为适宜。
王观泉在《〈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传〉自序及其他》一文中说过：
“我写郁达夫传，偏重于以准确为立传原则，既然是写真实的人物传记，就应当准确，重大事迹（包括重要细节）都要有据可查，不得含糊；写思想写气质写精神状态等抽象内容，也要经得起历史唯物主义检验，不得代传主‘设想’。”
这里所言概括了历史传记的基本特征。象朱庭光主编的《外国历史名人传》、郁达夫之子郁云著的《郁达夫传》和自传性质的《彭德怀自述》等均属历史传记。
（B）文学传记
也可称传记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二》中“传记文学”条目指出：
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①以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描写对象，所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则可以运用想象或夸张，作一定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的特定逻辑。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以虚构为主的小说。②所写的人物生平经历必须具有相当的完整性。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只写人物一事数事、突出性格某一方面的报告文学、人物特写等。③它必须写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较生动的情节和语言，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普通的人物传记。传记文学一般采用散文的形式和手法，有的和小说接近。
这里对传记文学与小说、与报告文学、与一般人物传的界说，阐述得十分精当。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传记的主要撰写原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生动性。优秀的文学传记要如实地描绘出有血有肉的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要坦诚地展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因此，必然要允许在生活细节上进行适度的想象与夸张，要允许符合真实人物心理活动发展逻辑的艺术加工。在语言运用方面以生动传神的描写为主，追求语言的形象美和散文美，叙述语言还要渗透着一种抒情气息，人物的对话和思维的语言应富有个性化的特点。
简言之，文学传记可以说是介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边缘性文体，材料的历史真实性与笔法的文学性要完美地相互结合，撰写成功十分不易。近年来，国内不少文学家涉足于这种体裁，创作出相当数量的引人瞩目的作品，象自述传性质的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沈从文的《从文自传》、黄秋耘的《风雨年华》、陈学昭的《难忘的岁月》等；他传性质的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尼土的《赵丹传》、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肖凤的《冰心传》等。译作也多起来了，象李顿·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傅雷译文集》第11集）、艾芙·居里的《居里夫人传》、安·特洛亚的《伟大的叛逆者——雨果》和埃立克·伯根格伦的《诺贝尔传》等。
（C）传记小说
传记小说严格地说不属于传记文体，而应列为小说的一个分支；但因其与文学传记的分野有不大容易说清的一面，故而略作说明甚有必要。
一般地说文学传记可用小说笔法或者讲近乎小说，诚然这里指的是采用小说的以外形、对话、行动、心理以及景物、环境和情节发展等描写手段来塑造活生生的传记人物形象；但是如果不进一步地阐述也容易把传记小说看作文学传记，因为小说或者小说笔法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虚构与想象，可以说没有虚构和想象就没有小说，也没有传记小说。
固然，传记小说冠以“传记”一词为限制语，那就必须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作主线，不过在这座小说的艺术殿堂里要是坐着两三个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假想”人物，要是在主线亦或支线上有一些“臆造”的、然而在当时历史环境中可能或应该发生的故事情节，要是对于某些真实细节进行了大幅度的艺术想象和夸张，那是不足为奇的，而且是完全符合传记小说的创作规律的。因而这种带有传记色彩的小说，不妨用一个模糊数量的词语来表达，叫作真假参半（当然这不能机械地理解为真人真事和虚构臆说非得各占50%），是不能作为人物传记来阅读的。这就好比《隋唐演义》，不能作《隋书》和《唐书》来阅读一样。象〔法〕亨利·特罗亚的《神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美〕欧文·斯通的《弗洛伊德》、〔匈〕加尔·久尔吉·山道尔的《李斯特》等属于这类作品。还有的是自传体的小说，象〔俄〕列夫·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苏〕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等。
丙 从内容或取材上划分
（A）外传
原为古代的一种传记形式，指有别于列入家谱、列入史书的本传而言，多记载本传以外的补充材料，所以取名外传或称别传。这种形式至今沿用，但取材和写法有新的发展变化。
例如：余雍和的《周璇外传》，虽然也记载了周璇一生的遭遇，但取材时有一些轶闻轶事，较多侧重于传主的私生活——几次不幸的婚变。在写法上不象一般的传记那样主要从历史性角度处理材料，而是比较注意生动性、趣味性和幽默性。其经历的时间、地点的序列和关联的交代也不是十分严谨，常有跳跃之感。如果说本传能了解一个人身世的全貌，给人以历史感；那么，通过外传或别传往往只能知晓一个人的某些特征或侧面，令人富有兴味之感。这也就是说外传或别传多选取带有故事性的材料，在写作时也较多地采用讲故事的方法。
缺乏妙趣横生的笔墨，也就失去了外传或别传的风味了。
再如：傅湘源的《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外传》的写法就更为特殊。一是把三个人的轶事纵横交错起来描述，成了外传之合传，二是采取了章回小说的笔法，通俗生动，可读性强。不过，外传或别传既然称之为“传”，就必须做到真人真事，正如傅湘源在《青帮大亨·前言》所说的：“青帮大亨》每回所记之轶事，均以笔者的见闻和当时主事者的回忆口述为依据，并考证有关文字史料，特别是《邑庙札记》，力求做到持之有据，真实可靠。在叙事中，力求做到直笔无隐，功罪昭然，保持历史的本来面貌。”
还有的人物“秘史”或“秘闻”，有的也就是外传或别传，象〔法〕奥克塔夫·奥布里的《拿破仑秘史》就是如此。这部秘史的选材视角和写法很能代表外传或别传的基本特征：
本书作者利用大量历史资料，绘声绘色地向我们展示了拿破仑的私人生活、个性气质和内心世界的各个方面，以及这些方面对他政治生涯的种种影响。总之，作者在本书中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拿破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
（《拿破仑秘史·译者的话》）
概乎言之，当今的外传或别传，在写法上已经有别于古代这类体裁了，以专写真实可靠的轶闻轶事、私人生活，追求故事和趣味性为其特征。
（B）评传
评传的根基还是传，当然要记载一个人的生平、思想、事业的历程，但对这些要有所深入全面的评论，以至于这种评述文字所占的比重要大于记实的篇幅。换句话说，虽然二者缺一不可，但是“传”却作为“评”的依据而存在，“评”决定“传”的内容，评述性是其写作特色。
下面对照〔奥〕司蒂芬·支魏格的《巴尔扎克传》和〔苏〕德·奥勃洛米耶夫斯基的《巴尔扎克评传》的目录，可以见出一般传记与评传写作的区别：
《巴尔扎克传》
目次
第一卷 青年及其早期的努力
第一章 童年的悲剧
第二章 对命运过早的质疑
第三章 德·圣·活盘·奥雷斯氏小说制造公司
第四章 德·柏尔尼夫人
第五章 经商的插曲
第六章 巴尔扎克与拿破仑
第二卷 写作中的巴尔扎克
第七章 三十而立
第八章 黑咖啡
第九章 德·葛丝特丽公爵夫人
第十章 巴尔扎克发现他的秘密
第三卷 巴尔扎克的生活稗史
第十一章 无名女郎
第十二章 日内瓦
第十三章 维也纳的告别
第四卷 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光荣和穷苦
第十四章 悲惨的一年
第十五章 桂都邦尼——维斯冈地伯爵夫人
第十六章 第二次意大利之行
第十七章 萨丁尼亚的银矿
第十八章 戏剧的投机
第五卷 〔人间喜剧〕的作者
第十九章 追逐德·韩斯迦夫人
第二十章 《人间喜剧》
第二十一章 警告的征候
第二十二章 巴尔扎克这个收藏家
第六卷 盖棺论定
第二十三章 最后的小说
第二十四章 巴尔扎克在乌克兰
第二十五章 结婚回家
第二十六章 伟人死了
《巴尔扎克评传》
目次
奥勃洛米耶夫斯基的《巴尔扎克评传》…郑克鲁
关于巴尔扎克创作的研究问题（引言）
在走向现实主义方法的道路上
第一章 复辟时期巴尔扎克的社会政治观
第二章 早期长篇小说
第三章 七月革命前夜
现实主义的成就
第四章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巴尔扎克的社会政治观
第五章 一八三○至一八三五年巴尔扎克的文学理论与创作
第六章 《驴皮记》
第七章 一八三二年的两部中篇小说
第八章 《欧也妮·葛朗台》
第九章 《高老头》
第十章 《高布赛克》
《人间喜剧》的创作方法
第十一章 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九年巴尔扎克的世界观
第十二章 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和四十年代巴尔扎克的美学观与《人间喜剧》问题
第十三章 《古物陈列室》
第十四章 《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第十五章 《比哀兰德》
第十六章 《幻灭》
第十七章 《穷亲戚》
第十八章 《农民》
结束语
译后记
《巴尔扎克传》是一部叙事写人之作，主要是叙述和描写传主的生活经历，他与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尤为突出了他与几个女性的情欲或爱恋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表现出传主思想、感情、性格、欲念等多方面的特征。其间也提到了他的创作，也有些评价的文字，但那是从他的艰辛曲折的写作生涯角度来陈述的，而不是着意于剖析这些作品的成败得失。而《巴尔扎克评传》的写作重点是研讨传主的思想和创作道路，特别是评价各个阶段的代表性的作品。郑克鲁在《奥勃洛米耶夫斯基的〈巴尔扎克评传〉》一文中谈到这部著作的写作特色时指出：
“在论述巴尔扎克各个阶段的创作时，作者首先分析作家每一个时期的思想和文艺观点，介绍时代背景；在具体分析作家重要作品时，作者着重阐述作家写作的题材的变化，写作手法的不同，人物形象塑造方法的发展以及提出与同时代作家的比较。”
在评传当中不一定需要反映出传主的生平事迹的各个侧面，因而那些在写一般传记时可能是塑造人物的富有特征性和趣味性的材料，但只要对于评价这个人物的生活道路、思想历程和事业功过没有多大关系，评传往往略去不提或采用概括的笔墨。
一部评传的成功与价值不在于“传”的完整与细致，而主要是看其能否提供可作为评价人物的丰富材料，能否对人物身上众说纷纭的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创见，能否对人物事业方面的成败功过作出深入细致的剖析。简言之，是看其“评”的深度与广度。
近年来评传的写作在文学界比较突出，曾庆端的《鲁迅评传》、彭定安的《鲁迅评传》、卜庆华的《郭沫若评传》、陈丹晨的《巴金评传》、杨匡汉和杨匡满的《艾青评传》、范伯群和曾华鹏的《冰心评传》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贻焮的《杜甫传论》已出上、中两卷，全书终卷要在百万言以上，是一部规模空前之作，渗透着几十年研究的心血。评传合集有《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等。当然还有些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教育家的传记，只标作“传”，其中有的评论色彩强烈，也不妨看作评传。
传记写作的基本特征
任何一种文体都有个写得象不象的问题，常听说这种非议：你的这首诗写得象散文，或者你把电影文学剧本写成了小说。传记也是如此，你把它写成了报告文学，写成了家史，或者按一般回忆录的要求来写，都不行。必须要写得象传记。这就要首先掌握传记写作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写得具有真实性、准确性、整体性和历史性四个特征。
真实性
真实性是传记写作的灵魂。《李维汉同志谈烈士传记的真实性问题》一文指出：“第一要真实，第二要真实，第三还是要真实。真实，真实，再真实。”如此强调传记的真实，可谓无以复加了，足见失真就意味着传记的灭亡了。
传记的真实性首要的是史实的真实可靠，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确有其言，确有其行，就连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内在变化，也要有根有据，不能任凭揣测。且不说重要的事件不能虚构，添枝加叶，就是生活细节，对于历史传记来说，可以写得十分生动丰富，但也必须是实况录象，以逼真取胜，不能有丝毫的夸张和想象。即便是文学传记，虽然允许在人物的生活细节方面和性格刻划方面可以做出适度的符合真人真事发展脉络的艺术加工，但也不能搀兑假人假事，不能虚构故事情节，特别是关键之处的情节。一旦在文学传记中被人发现了虚假的东西，那就要使传记人物失去了光彩。〔苏〕尼·伊·帕甫连科在《彼得大帝传·作者的话》中特别对此作了强调的说明：“读者在本书里读到的一切，完全出自那暴风雨般的几十年流传下来的各种史料：彼得的书信、同时代人们的札记和回记录、沙皇的诏令、各国外交官的情报、政论著作和审讯档案。书中人物的言谈并非向壁虚构，而是史料记述的原话。只在某些个别场合对史料的行文作了若干的改写。”艾芙·居里在《居里夫人传·导言》里以凝炼感人的笔墨描述了居里夫人的业绩之后也讲过类似的话：“这个故事极象神话，假如把它稍加装点，我以为简直就是罪过；所以我所叙述的事迹，都是我确实知道的，我不曾改换一句重要的言词，也不曾捏造过一件衣服的颜色，事情都确曾发生，引用的语句也都的确说过。”
《彼得大帝传》和《居里夫人传》正是以其深刻的真实性有了生命力而走出了国界，赢得了国际声誉。
当然，在传记的真实性的问题上，也不乏相反的例证，叶大钊在《传记文学作品不应虚构情节》的来信中正确指出：
最近，我翻阅书刊，偶然发现两则传记体裁作品虚构了情节。一是《弄蛇人》（见《当代》82年第二期）中写到季德胜父亲死于“良口”（死于无毒蛇），这一情节与季德胜口述的《蛇医圣手今昔谈》（见《人物》82年第四期）讲他父亲得了伤寒病，贫病交加死在破庙里，大有出入；二是电影《吉鸿昌》写吉鸿昌就义一场戏，与沈醉著的《戴笠其人》一书中说吉鸿昌在天津饭店被刺，出入也很大，当事人的回忆是可信的。
我以为，传记文学必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虚构故事情节，会损害作品艺术效果的。
（《写作》1984年第二期）
既然传记也包括文学传记的真实性需要如此的尊重，而不能有任何虚构的东西，那么文学传记在进行适度的艺术加工时，这个“度”如何把握呢？
马良春在这方面有一席话讲得比较具体，有一定参考价值：
艺术性实际是一个写作手法问题，传记文学应该带有创作的特点，要描写出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人，给人以立体感。在有些方面进行细节描写时，总免不了有想象的成分，特别是对那些已不在世的作家。我想，只要在不违背作家本事真实的基础上，想象还是允许的。譬如，心理描写，一个作家在想什么，谁也不能完全把握，只要作者的描写从本质上抓住了作家的思想特点，有些描写即使不一定完全是作家实际所想，也是不出格的。言谈也是一样，传记中写作家说话，有的见诸文章，有的不一定，引用的言语，不一定与当时说话一字不差。再如风物描写，作者在不违背作家生活的地理环境特点的基础上，是可以作些渲染的。
（《传记文学的科学性和文学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二期）
这就是说传记文学的描写也好，想象也好，渲染也好，只是带有文学创作的特点，而不完全是文学创作；求得的不是艺术真实，而是人物的本事真实，人物及其环境的实际特点。这个“格”不能出。出了这个“格”，就不成其“立体感”，而是“失真感”。
茅盾先生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说得好：“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答对，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实。”
所出之言精当恳切。是的，求真而不失实，乃是传记写作最重大的特征和首要原则。
准确性
传记离不开塑造人物，写人就要准确地反映一个人的全貌，那就必须如班固所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这就是所谓传记的准确性。鲁迅先生在论及对于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评价时说过一句名言；“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更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因此可以说准确性也是从全面性的角度再次强调真实性。
有那么一阵子，写的英雄豪杰、模范人物的传记，不少是“金要足赤，人要完人”，一切皆好、一贯正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甚至任意拔高，成了“高大全”式的神人、完美无缺的圣贤、不食人间烟火气的仙者。这样的人物传记，当然不能令人心悦诚服。即便吹捧上天，也很快被人们遗忘。而写曾经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如果当今乃在“贼船”之上或晚节不忠，那就更不管整个身世如何，就成了一切皆坏，一贯反动，甚至故意贬低，否定一切，就是人们皆知的曾有过的历史功绩或进步作用，也要被说成魔鬼的伪装，两面派的手段，欺世盗名的行径。这样的传记往往违背历史发展的逻辑，不能自圆其说，读起来让人迷惑不解。
杰出的文学家郁达夫早在30年代就痛贬“中国的传记，非但没有新样的出现，并且还范围日狭，终于变成了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呼唤“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而后讲了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一段话：
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和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见得真，说得象。
（《郁达夫文论集·什么是传记文学》）
由此可见，片面地或者说只择其一面记述一个人所谓的真实，这不是传记所需要的真实，因为它不能准确地写出一个活泼的人，一个整个的人。传记要写出一个人的美点与缺点，外表与内心，长处与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这才能写成人的传记，而不是写成神仙的传记，或者恶魔的传记。
还应当强调指出，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也不例外，也要再现人的本来面目，人的一生有七情六欲，人的言行有功过是非，人的思想有起伏波折，人的情绪有喜怒哀乐，人的事业有胜利失败……把这些全面地准确地而不必忌讳、无须粉饰地反映出来，决不会有损于一世豪杰的伟大与崇高。
林非与刘再复合著的《鲁迅传》在1981年就突破了为鲁迅立传的一个禁区，写到鲁迅这位在人们心目中从来就是无所畏惧的反封建斗士，居然迁就了因袭封建传统做法的母亲，酿成一场长达几十年与原配夫人朱安始终没有离异的婚姻悲剧，并作了这样深切的陈述：
“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
鲁迅终于怀着这样的心情同意和朱安结婚，接受母亲给予他的“礼物”。人是复杂的，一个很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有时也可以表现得很简单和草率。他此时在这个人生的重要课题面前，竟一切都迁就了慈爱的、然而因袭封建传统做法的母亲。他的结婚，与其说是对朱安的爱，不如说是对母亲的顺从。
（《鲁迅传》）
《鲁迅传》还细致入微地描绘了鲁迅与许广平的真挚爱情和小小的风波，以及那种浓厚的恋子情怀，引用了至今广为人们用以证实伟大人物也有普通人心曲的短诗；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请看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於菟。
（《鲁迅传》）
如此为鲁迅作传，使读者倒是觉得准确地还原了鲁迅的真实面目，觉得伟大的战士的伟大精神和伟大人格更易于理解了，更亲切贴心了。
俄国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是个虚伪狡诈而又凶狠残酷的专制暴君，她踩着丈夫的尸体登基，血腥镇压农民起义，大兴文字狱迫害进步的知识分子，四处入侵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私生活还是个肉欲超常的淫妇。但是，小传《叶卡特琳娜二世》的作者刘祖熙还是在有限的篇幅内，点明了这个女皇的长处和促进俄罗斯发展的进步之举。如指出她“机智、伶俐、勤勉好学、功名心很强。”说明她采取的休养生息、同欧洲各国保持和平的正确方针。也没有忘记她“为了照顾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鼓励发展工商业，颁布了给城市的诏书，予以城市以有限的自治权。”而后连同她强化沙皇专制制度等措施一起总结说：“通过这些措施，叶卡特琳娜二世使彼得一世建立的俄罗斯帝国得到巩固，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俄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空前强大。俄罗斯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她的‘功绩’博得俄国贵族的赞赏，被颂扬为‘贵族的女皇’，继彼得一世以后，被授予‘大帝’的称号。”（本段引文均见《外国历史名人传·叶卡特琳娜二世》）
这样写反面乃至反动人物，不隐其恶，也不掩其长，才是全面如实地反映，符合准确性的要求。
整体性
传记的整体性特征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展示的：一是把传主的生平经历、精神世界、事业成就和时代风云扭结成一个系列的整体来写；一是由于传主是某一方面的名家学者，就侧重于或思想发展，或创作成果，或革命活动，或艺术生涯，或科学成就等某个系列进行整体性的反映。即便是当今的别传或外传所写的轶闻轶事，也要具有某种系列，能从整体性上揭示出一个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这样才称得上“传”。
以短小的传记为例，象前面提到的鲁迅的《自传》，全文只有八百多字：
鲁迅，1881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这时我大约十三四岁，但还勉强读了三四年多的中国书。
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又考进了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学了两年，又变计，要弄文学了。于是看些文学书，一面翻译，也作些论文，设法在刊物上发表。直到1910年，我的母亲无法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师范学校作助教，次年在绍兴中学作监学。1912年革命后，被任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但绍兴革命军的首领是强盗出身，我不满意他的行为，他说要杀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办事，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1918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开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一面也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西滢开始发现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
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辑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译外，及编辑的不算，创作的有短篇小说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记一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小说史略》一本。
自传按照时间和地点变迁的系列，写出了自己从1881年出生到1934年左右的学业工作、社会活动和创作生活的经历，而且还在旁敲侧击当中暗示出社会处境的险恶。这让读者看到的是作为一名革命作家的整体的鲁迅。
强调传记具有某种系列的整体性，就便于和某些写个人事迹的报告文学和回忆个人经历的散文区别开来。有人认为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可以看作传记文学作品，这样就把传记体裁的范围划得太宽泛了。诚然，这些回忆性的散文抒写了作家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一些真实经历，是撰写鲁迅传记的宝贵材料；但是，这些篇章都是相对独立的，并没有形成鲁迅青少年时代经历的系列性整体。就是直接以某个人物为题的篇章，如《藤野先生》和《范爱农》，也是以抒情和描绘的彩笔摹写出这两个人物给作家印象最深的感人肺腑的事情，而并非以一系列的经历身世从整体性的角度为人物立传，因此不能作为藤野先生或范爱农的传记来读。如果说这是回忆录的典范作品，那似乎还可以，因为回忆录固然必须真人真事，但是采取严谨的历史笔法，还是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笔法那倒无妨。当然，有的被作者称为回忆录，实际上是从真实人物的生平业绩的系列整体，把人物的部分特征描绘出来，具有了传记整体性的特点，象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阳翰笙的《风雨五十年》等，就可以视为他传或自传的作品。而只是跳跃性回忆一个人的两三件事，或虽然回忆人物的某一段经历，但只是从事例的典型性的角度组织材料而没有形成某种系列的整体性，则不能看作人物的传记。否则，恐怕凡是回忆真实人物事迹的文章，都可以当成传记了，那传记体裁的特点岂不就模糊了吗？
同样道理，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作品也不能当作人物传记。象穆青的报告文学名篇《工人的旗帜赵占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还有刘白羽的一篇报告文学佳作就叫《一个战斗英雄的传记》，但都是着眼于塑造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和性格的典型性角度来选取和组织材料的，而不是按照时间、地点的系列形成了整体性来再现人物的生平业绩。所以，如果不强调传记的整体性特征，很可能报告文学、人物通讯、人物特写等都要进入传记行列了，那传记可真太广阔了。
历史性
传记当中的人物，包括传主和相关人物，都在一定的历史长河和时代气候中生存、成长，写人物传记必须要反映出历史和时代对人物的影响作用以及人物对历史和时代的影响作用。这是一种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就是传记写作所要表现出来的历史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也正如王必胜在《〈邓拓评传〉写作前后》一文中所阐明的：“为中国现当代知名人物立传，是承继了我国优秀的写人纪事的散文传统——通过一个人物的成长的历史，窥见时代和历史的深刻巨大的雕塑力和民族精神生生不已的延续性。历史精神投影于人物性格，人物活动又推动时代前行。”（《写作》1986年第九期）
传主的思想活动、社会活动、创作活动，乃至重要言论、家庭生活都是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风云的投影和闪光，写人物传记当然需要交代传主生存、成长的历史背景，但更主要还是揭示历史的进程如何造就这个人物，即所谓时势造英雄。国外有部郁达夫传，说他是“一个与世疏离的天才”。这是不确切的。郁达夫是位杰出的多才多艺的具有民族气节的大作家，但又有无聊的颓唐的一面，这是他所处于黑暗的苦闷的社会窒息之下，一种愤世嫉俗而又带有玩世不恭意味的独特的反响，这是打上时代烙印的颓唐，是活人的颓唐，绝非远离尘世的隐者的颓唐。只有这样在历史的时代的涡流中揭示郁达夫的颓唐，才能准确地写出作家一生的悲剧色彩的一面。
写出历史环境在传主身上的各种作用力和影响力，使人物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这是人物传记历史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一方面，立传的名人对于历史的进程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动力或逆动力，这就是所谓的英雄造时势。俄国如果没有彼得大帝，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不会那么跃进式地出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传》的作者〔苏〕尼·伊·帕甫连科对于彼得大帝推动俄国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的出色的描述，他在《作者的话》里谈到了自己的认识：
恩格斯称彼得为“真正的伟人”。在他当政期间，落后的俄国完成了工业化的大跃进，俄国在波罗的海沿岸站稳了脚跟，取得了通往欧洲的贸易捷径。出现了第一张印刷的报纸，开办了第一批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设立了第一批承印世俗书籍的印刷所，俄国办起了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第一批公众剧院，第一批公园，还有关于设立科学院的第一道诏令。
我们有理由说，俄国前所未有的海军舰队，以及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是彼得的掌上明珠。在彼得时代，在他的指挥下，舰队和正规军为俄国武装力量争得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荣光。
（《彼得大帝传》）
这“大跃进”，这八个“第一”，这“前所未有”，这“不可磨灭”，把彼得大帝的历史威力表现得何等的鲜明突出。
总之，恰到好处地揭示出传主与所处的历史时代的互为依存又互相作用的关系，在传主的身影上看到了历史，在历史的舞台上又突出了传主，也就是安·莫洛亚所正确概括的：“传记是历史形式之一，因为我认为人不仅是受历史法则支配的客体，而且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伟大的叛逆者——雨果·译后记》）有了如此传神的具体写照，就使人物传记具有了历史性。
上面谈到传记写作的“四性”要求，不是孤立的，平列的，而是相辅相成，有时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倘若没有真实性，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准确性、整体性和历史性；但是假如传记的准确性、整体性或历史性比较差，那也要影响真实性的强度和深度。所以，真实性乃立传之根本，其它三性则有助于真实性发出更耀眼的光芒，也使其传记真正成为传记。因为具有历史的生活的真实性，而不是艺术的真实性，这是所有的记实文学作品，诸如报告文学、回忆录等的共同要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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