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经济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应当有它自己的理论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一
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哲学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经济学是哲学通往现实生活的中介环节和必经的桥梁，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运用哲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解剖所得出的社会发展的科学结论。这三个组成部分互为前提、互为补充、互相作用、互相渗透、互相转变，形成了一种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性的“合力”，使之成为一个在理论上和逻辑上辩证统一的、严密的、完整的、彻底的科学体系。如果科学社会主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陷于空想。
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著名论著中，反复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础，认为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①
从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看，这一变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具体可从两个伟大发现中去理解。
就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而言，它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从而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根据之上，说明了它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这两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最一般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唯物史观为社会主义的根据由思想和原则转到现实，提供了科学的哲学基础。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哲学理论基础的唯心史观，唯心主义地颠倒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唯物史观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出发，说明了不是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决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彻底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这就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根据之上奠定了科学的哲学基础，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理论学说，虽然是浮在半空中，但其根源却深藏在经济事实之中，它是社会生产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精神产物，是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考察的结果。
2.唯物史观为社会主义由理性发展的结果转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作用的结果，提供了科学的哲学基础。空想社会主义把理性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唯物史观由于从被繁芜复杂的意识形态、动机和偶然性层层包裹的历史表层走向历史的深处，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理性发展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具体地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而其它一切解释都是非科学的。
3.唯物史观为社会主义由个别天才人物发现的产物转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提供了科学的哲学基础。空想社会主义把理性看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社会主义是发现理性的结果，这就在理论上蕴涵着这样一个问题——理性是怎样发现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回答是唯心主义的天才史观，认为理性是由少数天才人物发现的，这些天才人物也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发明者。唯物史观从历史深处出发，着眼于生产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把物质生产的主体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当然，唯物史观并不反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是科学地说明了每一个历史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历史（伟大）人物，但不能人为地拔高历史人物，对这个问题正确解决的前提，是科学地揭示个人和阶级关系的实质。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从本质上看，是阶级作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并不纯粹属于个人。在这个意义上，肯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并不能由此得出能够用唯心主义天才史观解释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结论；恰恰相反，它证明了唯物史观对之解释的科学性。
就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而言，它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从而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根据之上。这一点也可从下述三个方面作出具体理解：
1.剩余价值学说第一次科学地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剥削的本质，从而扬弃了空想社会主义仅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道德批判层面上的理论局限。
资本主义是以火与剑载入人类编年史册的，其产生过程中数不胜数的罪恶，无情地宣告了其“自由、平等、博爱、人道”口号的虚伪性，空想社会主义对之进行了铁面无私的批判，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质，揭示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但仅仅宣布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错误，还不能制服它，必须在其本来意义上扬弃它。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学说，从资本运动的总公式入手，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剩余价值就是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创造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恩格斯在指出剩余价值学说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意义时说：“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象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象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②
2.剩余价值学说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扬弃了空想社会主义仅仅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人类理性迷误的理论局限，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并使之获得不断发展。
空想社会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19世纪著名的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傅立叶预言竞争将走向垄断；欧文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但从理论上讲，受其唯心史观的限制，他们虽然已经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看到了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但由于他们不懂得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因而不可能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只能使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陷于空想之中。
剩余价值学说第一次揭穿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指出了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本质，说明了资本是“死劳动”，它只有吸取“活劳动”才会具有生命，而资本的唯一冲动是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和追逐最大量的剩余价值；资本的生产在本质上又是扩大再生产，不断促进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必然日趋尖锐。所以，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支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方面，体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3.剩余价值学说第一次科学地找到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无产阶级，扬弃了空想社会主义仅仅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一个受苦受难阶级的理论局限。
空想社会主义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对受苦受难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无产阶级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然而，他们从唯心的天才史观出发，虽然对处于深重苦难之中的无产阶级深表同情；但对之解放，却不是诉诸工人阶级，而是寄希望于“救世主”。从莫尔《乌托邦》中的莫托普和康帕内拉《太阳城》中的“太阳”，到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的耶稣基督第二等等，概莫能外。
剩余价值学说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而通过对资产者和无产者对立统一关系的剖析，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无产阶级不仅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且是新的生产力代表的革命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培养和造就的自己的掘墓人和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
概言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进而获得不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它们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
二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需要自己特定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需要自己特定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否则，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产生和得到进一步发展。
就“三个有利于标准”而言，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从而使之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所谓“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春南方巡视讲话中明确提出的。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从理论逻辑上讲，“三个有利于标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
第一，为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哲学基础。
这是由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决定的。作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然遇到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而对这些问题的科学解决，显然是不能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而必须“走自己的路”，“三个有利于标准”从历史观的高度，为“走自己的路”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标准。因为社会主义是不能建立在落后的小生产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的，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为此，必须加快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归根结底取决于其综合国力的比较，作为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中国，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才有可能为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真正取得胜利作出贡献。为此，必须把它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标准。
第二，为从中国实际出发，科学地揭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内涵提供了哲学基础。
具体说来，主要包括这样几点：(1)发展生产，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2)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3)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最大局限是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束缚生产力的发展。(4)改革的核心是突破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僵化性，它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经途径。(5)必须变闭关锁国为对外开放，积极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肯定成果”。(6)在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决策上，不能用姓“资”和姓“社”作为判断取舍的标准。(7)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学基础，从而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从理论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以下两个方面，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础。
第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框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和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奠定了经济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时，自始至终主张用计划经济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局限。这是正确的，因为市场经济确实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重大弱点和负效应，如盲目性、自发性。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理论有一个适用范围——必须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商品经济和世界普遍交往等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前提是整个社会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然而，现实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则是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沉重的历史包袱——落后的生产力、自然经济和封闭的状态等等，决定了其不可能立即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计划经济。
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按照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以及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的形式而进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行的计划经济，硬套到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的形式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头上，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造成了极大的局限，束缚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破了这一局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这一发展，对于创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如下重大的价值：
1.在生产关系上，为充分肯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格局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供了经济学基础。
2.在经济形态上，为充分肯定商品经济的不可超越性以及当前大力发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供了经济学基础。
3.在对外开放上，为充分肯定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接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供了经济学的基础。
4.在社会主义建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关系上，为充分肯定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中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供了经济学的基础。
5.在政治法律制度上，为充分肯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供了经济学基础。
第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框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突出出来，为之提供了经济学的基础。
这是因为，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不容否定的是，它作为一种市场经济，不能不受到市场经济一般发展规律的支配，追求的最高和最大的目标是作为社会财富代表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因而也不能逃脱一切市场经济所共有的弱点。当前社会生活中拜金主义的泛滥，商品拜物教的盛行，严肃高雅和健康向上精神作品遭到冷遇和被排挤，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等的媚俗，港台歌星空前高大的偶像被人为的塑造和青少年中“追星族”的大量涌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所以，一方面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当代中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其负效应也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能搞形而上学和非此即彼，天真地只要其正效应，不要其负效应。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这种天真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想法作了极为深刻的批判，因为二者是互为条件的，离开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唯一的出路是越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越是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的建设；反之，离开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我们国内形势很好。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④“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⑤
总之，如何科学地揭示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必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引向更深的层次。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7、43-44页。
③④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110、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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