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讲政治的时代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讲政治论文,特色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人们普遍厌恶传统体制时期的那种空泛政治、整人政治,但是,绝不能因此否定政治的客观存在。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发展之时,我们更需要讲一点政治。讲政治有它的时代特色,当前的主要特色是:(1)四个现代化建设仍是当前最大的政治;(2)把握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更是迫在眉睫的政治,这里的关键是要认识到作为改革基本导向的市场经济既是一种调节经济的方法,更是而且首先是一种经济关系;(3)政治参与的层次性,高中级干部首先要讲政治, 以正确把握政策的社会主义导向,一般干部和广大劳动者同样要讲政治,主要表现为自觉地维护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以限制拜金主义的影响。
常听有些朋友这么说:“现在可以专心一致地搞经济,而不必去处理那恼人的政治了!”此话除了反映人们对50年代末至十年动乱期间搞的空泛政治、整人政治的厌恶,也显示出对政治概念的一些误解。其实,政治是在人们生活中无法规避的客观存在。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此前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这是明明白白的政治。提出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举起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旗帜,冲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的传统体制,这显然是重大的政治变革。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问题。可以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一直存在于我们生活之中。只是政治从来是具体的政治,政治必然有它的时代特色。
特色之一——四个现代化是当前中国的最大政治
在1979年下半年,邓小平同志从历史的新高度,讲到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1〕。
如果说当时在社会上对这一观点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人们已经是从更深的层次去理解这一论述的积极意义了。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立足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常识。那么,又为什么说经济工作是最大的政治呢?
首先,是由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这一特殊国情所决定。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是属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中国是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即还是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远为落后。我国社会形态的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只有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即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显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在传统体制下,只搞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上的“不断革命”,不谈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力的变革,只搞非市场化的内外封闭,忽视经济社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客观潮流,最后必然是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并进一步拉大了我国同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并使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开始发生疑虑。所以,加速现代化建设步伐,尽快提高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
其次,是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现状所决定。从60年代开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进入曲折的历程。特别是1989年苏联的瓦解,一系列东欧国家的演变,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历史的低潮。人们都在探索这一变化之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根本性的原因不能不在于经济,不能不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差异。在30年代到5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以高速增长的生产力,充分显示了它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但是在50年代末以后,社会主义各国自我封闭的僵化体制却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而在这段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却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增长,这既是因为实行政策的调整,使市场经济增加了许多宏观调节的因素,更是由于取得了以电子信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丰硕成果。所以,政治上的问题往往要从深厚的经济层次中去寻找。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一挫折中,可以使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国家若要高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旗,前提是要充分显示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能动性。从而,经济工作,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再次,我国的经济工作,包括四个现代化建设,都是与改革和开放连在一起并是以改革和开放为条件的。这就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更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是从农村实行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的。“大包干”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可是,它却是对“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否定。你说,如此发展生产的经济政策不是政治吗?
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恢复,外资经济的引入,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否定传统的单一的公有制,重新塑造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经济形式。显然,这已经涉及到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当然是明白无误的政治。
地方财政“大包干”大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是促成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经济在80年代超高速发展并推动整个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财政“大包干”的主要特点,是改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统收统支关系,让地方的利益能与发展经济的业绩相挂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关系的调整,不能没有政治的含义。
特区政策所调整的不仅是我国与外国间的经济关系,还有沿海和内地间的经济关系,这里的经济关系中不能带有大量的政治色彩。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确立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独立主体和基础的地位,其实质是调整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可以说,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机构改革,这已经涉及到政治改革的范围了。
经济只能在一定的体制下运行。传统体制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于是就需要改革。改革从来是利益和权力关系的调整,这就决定了在当前的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又不能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经济工作成了当前中国的最大政治,经济问题成了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而且不仅是当前,恐怕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经济都是党和政府的工作的重心所在。
特色之二——把握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经济工作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经济,这是不是意味着政治将完全溶化于经济之中而没有自己的任何特色了吗?当然不是。经济是当前中国的最大政治,但是经济不等于政治,经济不能代替政治。
中国的改革是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导向的,无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是所有制形式的改革还是分配体制的改革,是财税体制的改革还是外贸体制的改革,都是环绕发展市场经济而展开。不仅是改革,连开放也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因为商品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其运行或者说流通是没有国界的,它要求冲破一切地区的和国别的界线,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通。所谓经济上的开放,其实就是商品及其要素和资金、技术、劳动力、信息等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通。因而,中国的经济工作,中国经济现代化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加速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培育、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首要任务。正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正是市场经济的巨大发展,使当前中国城乡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也是为国内外人士所充分肯定的有目共睹的事实。
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急剧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一些消极倾向:
一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消极现象大量存在。不仅走私贩私、批件倒卖、行贿受贿、偷税漏税、贪污盗窃、假冒伪劣等现象大量存在,而且,黄、赌、毒等这些在50年代初已从中国大地上绝迹的丑恶现象又沉渣重泛。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少消极现象还堂而皇之地打着发展市场经济的旗号。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某些“私有化”观点与倾向。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走势”,“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已说明国有企业的活力不如私有企业”;认为国有制在本质上与市场经济难以完全适应,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是“追逐个人和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而国有企业的运行目标中却要考虑到社会利益。
三是拜金主义的影响几乎已波及到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某些政府机关和司法部门。在有些地区,个别机关的服务不仅变成有偿服务,有些人的行为几近勒索。
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上述消极现象,不能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尽管有些人不同意这个判断,并以旧体制对市场经济所作的反扑、西方世界所飞过来的尘埃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不足等理由进行解释,但其理由都显得有点仓白。可以这么说,传统体制好比一潭死水,尽管平静无波,却毫无生气,市场经济似汹涌大海,尽管有无限风险,却充满活力。
对市场经济作用的正确评论,须以对市场经济概念及其基本涵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为前提。
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对于破除传统体制,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因为长期以来,不仅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而且还有西方传统的思想和观点,都把市场经济作为私有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代名词。
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即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把各种生产要素配置到社会经济的不同领域和部门。市场经济作为资源调节手段的这一功能和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问题还要进一步说明:市场机制是怎么发挥这一作用的?
市场经济是以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或者说众多的利益主体的存在为前提。市场经济是不同经济利益主体间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即一种以等价交换和相互竞争为媒介的不同经济利益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可以说,市场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调节经济的手段和方法,是因为它本身首先是一种经济关系,所发挥的正是市场这种特殊经济关系的功能,即通过价值、价格、供求和竞争等因素,引导企业和个人从自己利益的角度去从事符合市场需要的生产和经营,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按比例的分配。其具体过程是:供求变化——价格涨落——利润上下——生产变化。市场机制是通过如此反复的几个过程,以实现资源在社会经济不同部门间的合理配置。可见,在社会经济调节领域,作为一种经济关系的市场机制又成了调节经济的手段和方法。在社会经济领域,许多作为手段的东西,其本身常常又会是一种经济关系。市场正是这么一种作为手段的特殊的经济关系,而不是一种无经济内容的技术手段。
市场作为一种不同经济利益主体间的特殊的经济关系,是通过价值、价格、供求和竞争因素所显示的利益机制,以激励企业作出相应的生产和经营的决策的。所以,市场调节是经济利益的调节,是一种市场关系的特种调节。
市场机制打破了传统体制对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压抑,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是改革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我国在改革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承包措施,如农村“大包干”、企业承包责任制、地方财政“大包干”、外贸专业公司承包制等,正是用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和地方利益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创造了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承包制靠的是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的激励力。承包任务完成得越好,个人、企业和地方所得越多。承包任务完成得不好,个人、企业利益和地方的利益就会受损。传统体制压抑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和地方利益,市场体制强调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和地方利益,这正是两种体制的最大差别。市场机制的改革实践确实是极大地调动了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但是,这主要是一种源于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积极性。而与此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这种以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为依托的市场机制,也必然会有其一定的消极影响或者说负面影响。
对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理论中讲得相当透彻。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作为人手劳动产物的商品,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使人们拜倒在商品的脚下。这正象宗教那样,作为人脑产物的宗教一旦形成,反过来就会统治人、支配人,使人们拜倒在宗教的脚下。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人的关系物化和物的关系人格化,成了一对特有社会经济矛盾。马克思认为,只要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只要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存在,就有商品拜物教存在的土壤。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是内在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之中。对个人利益的无限追逐而不顾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正是商品拜物教的主要表现和市场经济的主要消极面。
必须指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基础的市场经济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是以公有制为主导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一般机制在发生作用,而且还有源于公有制内在本质的一些机制在发生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应是公有制内在机制与市场经济一般机制的融合和统一,从而会使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并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运行机制,具体表现为:在运行的目标中,各经济主体不仅追求主体本身的最大利益,而且也比较自觉地考虑到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不做有损于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激励机制中,不仅运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物质激励手段,而且也运用精神激励手段,即还以社会责任心来激励人们的自觉劳动;在调节机制中,不仅有市场调节,而且还运用计划等社会调节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运行机制,可以吸取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方面之所长,并能以公有制内在的社会利益、精神激励、社会调节等手段,制约并降低市场经济所可能发生的消极影响。
按理说,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能极大地制约商品拜物教的作用范围,减少市场经济所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消极现象仍是大量存在。这既是因为体制转轨时期确实容易发生一些混乱,更是由于人们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或者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命题缺乏统一的认识。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的一般与特殊之分,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从而认为,搞市场经济就要完全按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不能按公有制的原则和要求办事。于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就被称为是人们在经济运行中的唯一准则。至于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则认为只能让社会和国家去考虑,只能通过法律和制度对大家加以制约。这是一种道道地地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唯我哲学。只讲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和地方利益,不讲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这绝不是社会主义原则。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不少消极现象,都是与对市场经济的这一错误认识和错误导向有关。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甚至是长期受过革命薰陶的干部,都会利欲薰心地干出有损于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丑事;无法解释甚至连有一些国有企业都要干出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等非法勾当。
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认识,再不能如此模糊下去了。我们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把握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正是今天中央反复提倡讲政治的主要内容。所以,在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工作中,不能不讲政治。事实上,有关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或者说在经济工作中必须讲政治的问题,我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已讲得相当清楚了。
70年代末,正是在反复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前提。”〔2〕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其核心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有一段文字是相当引人注目:“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3〕这就是说, 在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事实上是存在着两种改革观的问题:一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即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即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改革开放。两种改革观的问题,不仅在当年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中显现出来,而且在我国改革中同样存在。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的改革开放只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提下的改革开放,否则同样会出现“改革之路,你走向何方”的问题。
1995年以来,江泽民同志又多次提出“讲政治”的问题,特别是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这就把对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更深的层次。经济工作,加速发展生产力,确实是当前的最大政治,但是,搞经济工作的不能不讲社会主义政治,这是因为政治终究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特色之三——正确把握当前我国政治参与的层次性
我们今天所提倡的“讲政治”与传统体制下的“突出政治”的主要区别是:
1.政治的内容不同。传统体制下的政治,是在阶级斗争名义下,只讲人斗人并会造成人人自危的政治。我们现在讲的政治,主要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2.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不同。传统体制下的政治,是脱离经济的抽象政治,甚至是以经济为对立面的政治,把抓经济工作的批为“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讲的政治是与经济密切相连并以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并把发展经济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
3.政治活动的层次不同。在传统体制下,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几乎是上下一律,似乎人人都在决定国家的命运,人人把政治当作自己的第一职业。我们今天所讲的政治,是有层次的,即不同的人群在参与政治的层次上是不同的。
讲政治的一、二两个特点,已在前面两大段中作了分析,以下主要是论述后一个特点。
长时期来,由于传统体制处处是一种大讲阶段斗争的政治氛围,使不少人对政治开始有点厌倦。从而,一听说现在又提倡要讲政治,就认为那只是中央领导干部的事情,而与一般干部特别是广大经济工作者无关。事实上,传统体制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那种人人讲政治、大讲特讲阶段斗争的状况再也不可能出现了,但是,绝不能说政治只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事,而与大家无关。政治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关系到社会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怎么可能与大家无关呢?问题的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政治参与的层次性,这可能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又一个重要的特点。
当前我国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坚持和维护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方方面面的政治工作,无论是政党、政府、经济、法律等领域的政治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核心而展开。可是,不同的人群参与政治的层次并不一样。
把握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政治方向,主要是决策层和高级政治家的工作。当年,苏联和东欧国家演变的直接原因,正是决策层在政治上的摇摆和迷糊,也可以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逐渐地迷失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当前,西方世界期待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大船摇向太平洋的彼岸,台湾当局也想“引导中国大陆发展的方向”,所以,坚持改革和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是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这一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大事,只能由党政高级干部承担。这也正是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领导干部首先要讲政治的基本原则。领导干部讲政治,主要在于把握好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策,即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但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坚持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绝不只是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之事,也与各地区、各部门、各层次的领导人包括经济部门的负责人有关。如果说中央高级领导干部讲政治主要表现在正确的决策,那么,地方以下干部讲政治主要是体现在努力执行党和政府所确定的正确决策。如认真执行改革开放政策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从经济到政治全力维护中央的权威,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等等,都应该成为地方以下各级领导人讲政治的基本内容。在这里,政治主要体现在维护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上。
讲政治是不是与广大城乡劳动者无关?恐怕也不能那么说。广大劳动者尽管不是以政治为业,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他也必须关心社会,关心政治,要有一点政治意识。对广大劳动者来说,讲政治主要体现在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勤奋劳动,表现为讲道德、讲风格和讲奉献,自觉抵制拜金主义思潮的侵蚀;还表现在关心改革和开放事业的发展,参与社会监督,与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对于理论、文化和宣传领域的有关人员来说,讲政治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理论、文化和宣传领域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艰巨责任。理论工作者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尽力,而不是宣传以私有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之路。文化工作者应该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吸收世界文化之长,开掘中华文化之精华,以使人充实,催人奋发,而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塞给社会的是无聊之作,甚至是危害人们心灵的颓废和黄色文化。宣传和新闻工作者更要把握舆论的社会主义方向,把握社会主义的主旋律,而不能为反社会主义的“自由论坛”大开方便之门。
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不讲政治,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中不能迷失自己的方向。但是,我们的政治已经不是传统体制时那种人整人的政治,已经不是千人一面的政治,而是一个寓于经济高于经济的政治,一种能够使人振奋、给人力量的政治。在政治和经济的统一中,不同岗位上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有关的政治活动。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234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
〔3〕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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