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外需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高小勇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也谈论文,高小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以来，随着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和美国结束10年之久的经济扩张，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外需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高小勇先生在《经济学消息报》(2005年7月29日)头版发表的《外需变化攸关中国经济》(以下简称《外》文)一文，表达了对外需变化问题的观点。归纳起来，《外》文论证结论的逻辑主要有两条：第一，中国的出口商品是一种吉芬商品，因此当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人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会大幅上升；第二，直接投资的高低水平应当作为预测一国经济景气与否的重要指标，在第一条逻辑下，该指标也成为判断中国的外需水平的重要指标。
对于高小勇先生以上的逻辑和结论，作者尚存一些疑问。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不容置疑，不过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运用对外需的认识来提出有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对策，以“节约行为成本”。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以上两条逻辑：发达国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与其经济运行状况究竟是何种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判断这一经济运行趋势？
一、发达国家经济景气状况与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关系。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用于研究发达国家经济景气状况与对中国商品需求关系的一个工具是收入弹性，《外》文中反复强调的两者反向变动，其理论依据正是因为吉芬商品的收入弹性为负。理论并没有错，关键看运用。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全部是吉芬商品吗？
以上问题要从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结构来判断。根据商务部计划财务司史德信的估计，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商品集中在两大类：第一类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依赖廉价密集的劳动投入，产品附加值低，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28.9%；第二类是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本和技术投入较高，产品附加值也相应较高，合计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35.6%。如果说，第一大类的低端消费品可以算是吉芬商品，第二大类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显然应属于正常商品，而前者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还不及后者，因此不能将中国商品整体性地定义为吉芬商品呢。如果《外》文所指的吉芬商品是另一种概念，即在同类产品中的价低质次者，那么需要注意另一个事实，即在中国对美出口的机械设备、电机、电气设备中，有65.5%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由于绝大部分加工贸易品最终贴的都是跨国公司的品牌，这部分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被视为同类产品中劣质品的可能性很小。可见，分析出口商品结构，无论依据哪种吉芬商品的划分标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都很难从整体定义为吉芬商品。
那么对于高小勇先生观察到的2001年中国对美出口大增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呢？事实上，当时，一些学者就开始对这一反常现象加以研究。他们也得出中国出口商品是低端消费品，从而导致收入与需求反向变化的结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结论并非如《外》文中所说，是一种非“传统的看法和分析”，也不是高小勇先生的独创。而作者认为另一种观点更能解释问题的本质，即中国对美国出口自2000年来大幅上升，主要原因是众多周边国家的企业都选择在中国生产以降低制造成本，因此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量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从其他国家转移过来的，这样看来，2001年的反常现象也就不反常了。
既然中国出口商品不完全是吉芬商品，那么中国经济的外需就应当与世界经济运行情况正向变动。不仅是美国，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增加，最终还是来自各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善。事实上，2001年以后中国对美出口的持续增长，主要与中国人世和美国经济自2001年底走出衰退、扩张逐步强劲有关。因此，商务部《中国外贸形势报告》关于2004年中国出口大增源自世界经济增长强劲的结论是正确的。
二、判断一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方法。
《外》文逻辑推断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FDI可作为判断发达国家经济走势的核心指标(虽然《外》文未采用“核心”一词，但全文仅运用该指标对发达国家经济走势加以判断)。这一逻辑是否能够成立？
宏观经济理论包括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尽管在周期的划分、拐点的判断、波动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上仍没有一致的意见，但已经在反复实践的基础形成了相当全面的衡量宏观经济走势的指标体系。从哈佛指数到NBER经济周期指标，从扩散指数到合成指数，对于监测宏观经济走势的指标体系研究从未停止。在任何指标体系中，不仅有反映经济周期的先行指标，也有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可以说，景气指数的构造本身就包含有“未来的知识”。因此，对我国经济形势的判断，用国内指标做预测是可行的。
当然，仅用国内指数预测未必完全准确，那么运用外国吸收FDI水平来预测该国经济水平，进而预测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及中国经济走势是否可行呢？
以美国为例分析该问题。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有Y=C+I+G+X-M。等式的右边把总需求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与净出口。四部分的需求对经济增长都有重要作用。而在美国这样的消费大国，消费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例很高，约2／3左右，相比之下投资所占的比重要小得多，约占20%左右。总的来看，FDI对形成美国需求的贡献大约仅占1.12%。用仅占总需求1%多的美国FDI流入量来预测美国经济的走势，进而判断中国的外需变化，显然是差之千里了。如果撇开FDI对美国经济景气的影响不谈，仅来看中国的外需变化即《外》文所云FDI的外溢效应。《外》文一用了一句话来概括这种外溢效应：“少了投资就少了就业，少了就业就少了收入，少了收入就有了购买的重新选择，有了替代，少买贵的多买便宜的”。《外》文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FDI外溢效应扩散所需要的时间。直接投资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所谓“绿地投资”(greenfield)，一是并购。前者大多需要一个建设期；即使是并购，就业、收入、消费效应的发生都应有一个相当的滞后期。再退一步来看，即使FDI的变化对美国经济走势构成重要影响，但仅凭FDI做出判断是十分轻率的。宏观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所有经济变量都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用单一指标来衡量经济走势在许多年前就被证明是十分容易出错的，这正是当代各国景气指数的构造都建立在多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的原因。
——万晓琼摘自《经济学消息报》（成都），2005.10.14.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