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西方哲学盛会——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术讨论会侧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侧记论文,世纪末论文,盛会论文,哲学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纪念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成立20周年，由浙江大学承办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术讨论会于1999年10月16～19日在杭州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大学、海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及各个出版单位的专家学者50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10月16日，在浙江大学校园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金庸先生，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涂纪亮、贾泽林（兼秘书长）、刘放桐、夏基松、王守昌等出席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学会理事长汝信先生因故未能到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江怡代表学会对20年来的研究状况作了总体估价，他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和令人瞩目的研究成就：（1）研究领域覆盖面广， 基本上涉及到西方当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人物和观点；（2 ）研究日益向深层发展，已经突破一般性的介绍，开始进行不同层次的评述、批判和专题研究；（3 ）形成了一支有较好理论基础和较大发展潜力的研究队伍，尤其是涌现出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他们具备了在较高水平上进一步研究的素质，包括知识构成和外语能力；（4 ）由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对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重视，在全国已经形成了一些有一定实力和水平的研究中心和重点单位，完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5 ）国内的研究与现代外国哲学本身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基本吻合，先后出现了分析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研究热点。除此之外，由于国际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和国际间交往互访的频繁，国外的研究热点能够较快地反映到国内，使国内的研究基本上能保持与国外研究的同步。
学会副理事长涂纪亮在发言中回顾总结了国外哲学研究20年来的发展历程，他指出，在世纪之交召开此次会议，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西方哲学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因此，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也应当不断更新思想和观念。金庸先生在发言中说，在发达国家，人们在博士学衔前总喜欢加上“哲学”二字，这说明哲学是一门带有指导性的学科，即可以作为其他学科的基础。在现代社会，哲学应当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既可以解决许多现实问题，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自己的目的。著名学者刘放桐先生则在发言中提出了两个重大的现实问题：（1）哲学要同其他学科相互沟通， 以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2）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重新理解。
吉林大学教授姚大志向大会提交了题为《面向21世纪的西方哲学》的学术论文，他认为，70年代以后西方哲学关注的不是语言哲学，而是现代和后现代的讨论，这是一种趋势。除此之外，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兴起，则表现为另一种趋势。80年代末，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政局动荡，更加速了这一发展进程。浙江大学教授庞学铨在自己的研究论文《德国哲学研究20年概览》中谈到，目前，德国哲学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即纯理论研究倾向和多元化与科学化研究倾向，其中后一种倾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哲学史方面的研究相当广泛，资料翔实， 内容丰富；（2）心理治疗和咨询也很盛行，表现出一种现实化的倾向； （3）有关法哲学、 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许多著作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热点。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修义在讨论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热”的最大关注应当是关注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国内哲学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考虑的是方法论问题，这对哲学研究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毫无疑问，我们还应当走出意识形态的怪圈。目前，国内的学术研究已不拘泥于一般的介绍，而是在国外学术流派和人物的研究中寻找问题，再进行综合性的研究。目前的任务是，西方哲学内部的众多学科应当进行广泛的对话。海南大学教授陈家琪在发言中说，英国学术界最近评选出十大思想家，其中包括马克思、阿奎那、笛卡儿、康德、尼采、爱因斯坦、牛顿和达尔文等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关心人的命运、人的自由和人的意志。本世纪讨论哲学问题，第一无法脱离语言，第二也无法摆脱文化。厦门大学教授陈嘉明在发言中指出，哲学的危机与终结问题是本世纪西方哲学研究面临的一大难题。胡塞尔认为哲学最终将走向危机，海德格尔也写了一篇题为《哲学的终结》的文章，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终分离之日，也就是哲学走向终结之时，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浙江大学教授杨大春既是本次会议的正式代表，也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他提交的论文的题目是《他人问题在现象学中的演进：从认识论到本体论再到伦理学》。他认为，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主要是德国和法国现象学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难题：从哲学上论证一个在常识中、在近代哲学中似乎不证自明的问题——他人问题及其意义。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他人问题是一个受到忽视却不应该被绕过的问题。这篇论文围绕解决他人问题的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学三种角度来展开一些著名哲学家的相关观点，指出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继承、批判和发展关系。浙江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盛晓明的论文《“先验语用学”与基础论辩》则从另一个角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盛晓明指出，在语用学看来，科学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辩护的问题。所谓科学的辩护，就意味着必须要提供一种有效的辩护。问题是，什么样的辩护才算是有效的呢？寻求该问题答案的人不少，哈贝马斯的“普通语用学”与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无疑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解决方案。如果说哈贝马斯采用了重构交注能力，即交往的一般性条件的方案的话，那么与之不同，阿佩尔所采用的则是把先验哲学嫁接到语用学中来的奠基策略，这是一种基础策略。
南京大学教授顾肃在讨论中尖锐地指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讲，东南亚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强迫性的裙带关系的资本主义危机。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言论自由是自由主义最经典、最核心的东西。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需要一种“重迭共识”的稳定，东方国家显然缺乏这种稳定，东南亚金融危机本身就是明显的例证。西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本届学会理事陶林在发言中谈了自己的两点看法：（1 ）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应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这种结合应主要体现在哲学对其他学科的指导性意义方面；（2）应注重西方法哲学的研究， 现代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是一个必然的进程。
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代表还就实用主义问题、经验主义问题、基督教文化问题、意识形态中立问题和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等问题展开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四川的刘笃成副教授对历史哲学中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发表了客观的、独特的见解。
10月19日，会议举行了闭幕式。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贾泽林作了即席发言，对苏俄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总体性的评价。会议认为，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外国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截止到80年代末，国内出版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论著已达10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译著200余部， 现代外国著名哲学家的主要或代表性著作大部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经过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低潮之后，中国学者在英美语言哲学、现象学、后结构主义、政治哲学以及苏俄哲学等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新资料，并发表了和出版了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毋庸置疑，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
会议认为，近年来，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些问题可归结为以下几点：（1）人与自然的均衡发展问题；（2）人类进步与技术文明发展的关系问题；（3 ）社会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4）历史变革与人的能动性的关系问题；（5）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6）社会主义的过去与未来的关系问题。
会议指出，当前国外哲学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讨论。 理性与非理性长期以来被视为衡量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标准，尤其是把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思想标以“非理性”的标签并最终推出“反理性”的结论，这与哲学家们的真实思想大相径庭。因此，如何区分和评价理性与非理性，就成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2）关于“实在”观念的讨论。 西方哲学的实在观念经历了“实体”、“物质”、“理念”的发展进程。当代分析哲学的实在观念具有强烈的“非实体化”倾向，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由于对“实在”观念的不同理解，引发出著名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这些争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3）关于对实用主义的重新评价。 以往人们把实用主义看作是庸俗哲学加以批判，很少看到它在认识论上的理论价值以及它对形成美国精神所具有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自50年代起，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实用主义在哲学上的积极意义，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路。
（4）关于“实践”的讨论。 法兰克福学派和前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对“实践”作出了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理解。如何正确理解“实践”概念以及它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重要话题之一。
（5）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新近形成的一种影响极大的文化思潮，但由于这一思潮尚在发展和定型当中，因而对它的讨论乃至争论在短时间内难以形成某种共识和定论。
（6）关于前苏联哲学中对“人学”与“主体性”等问题的讨论。 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其哲学的终结，其哲学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但在整体上还无法与国外学术界进行实质性的平等对话，在某些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外国哲学的发展。因此，加强对当代外国哲学家的思想理论的追踪研究，尽快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观念，这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迫在眉睫的任务。
中国学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