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要下苦功 避免以讹传讹——以《共产党宣言》首句译词“幽灵”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以讹传讹论文,苦功论文,为例论文,幽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报刊上误传陈译“幽灵”的跟踪查寻
最近读到《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翻译及传播》一文，其中竟有这样的说法：“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的首句译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并采取‘幽灵’加上注解的办法来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可是据我所知，并找出我保存的陈望道所译《宣言》的复印件来看，书上明明都是印着“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而且书中并没有什么注解。“怪物”怎么被改变为“幽灵”呢？实际上，“共产主义的幽灵”的译法起源于博古1943年在延安出版的《宣言》校译本。怎么竟被移花接木改换到陈望道的译本中来呢？于是我就想法打听到这篇文章作者李百玲博士的电话，向她指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并且问她的根据何在。当天下午她就回电话对我的指点表示感谢，并且说明她的根据是《福建党史月刊》2004年第1期红霞云的《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版翻译者》。我想，一定要对这种以讹传讹的说法追踪溯源清查到底，弄个水落石出，避免今后继续误传下去。
我请博士生张万杰和韩冰帮我从网络上下载有关文稿，并从图书馆借阅有关书刊细查。上述2004年《福建党史月刊》上的这篇文章对陈望道当年如何处境困难、冥思苦想翻译《宣言》还有一段细致的描述。譬如说：“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聚精会神字斟句酌地翻译，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译得准确、妥帖，翻译的难度颇高。”“‘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的首句。他挖空心思，寻找一个一开头就能吸引中国人，具有震撼效果的句子，起码也要让中国人民接受它、传播它的词。最终还是采取‘幽灵’加上注释的办法。”这一段把“幽灵”的译法硬加在陈望道头上的子虚乌有的描述是抄引自何处呢？我就再往前追查。结果在2001年第12期《党史博采》发表的邓沛写的《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中，就查到有以上这种“挖空心思”、“最终还是采取‘幽灵’加上注释的办法”等词句。更往前寻觅，终于在上海《文汇报》2000年4月27日“笔会”副刊上找到顾潜的《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文中写得更为细致：“在语言学方面颇有造诣的陈望道深知，许多文章的精彩处往往在开头。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着意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译得不同凡响。他字斟句酌，几经推敲，终于在稿子上写下了这行在中华大地上传诵至今的名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从这个中译本诞生至今的80年间，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经过了多少个版本，这个开头始终无任何译法能够替代它、超过它。中共早期革命者罗章龙在陈望道之后试图将德文版原著《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开始这一句，他反复琢磨之后不得不沿用陈望道的译法。”这位作者怎么敢这样肯定“幽灵”是陈望道首译、后人的译法都无法超过它呢？我查明了作者工作单位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当即去信向他请教，同时告以“幽灵”译法并非始于陈望道，而是1943年博古首创的。
后又收到顾潜同志给我带的研究生韩冰发来回复的电子邮件。其中这样说：“陈把《宣言》第一句话译为‘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确是他第一个译成‘幽灵’的。依据是：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曾在旧书店买到过一本解放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当时我只是一个初中一年级或是二年级学生，记忆力特别强，这第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记得我看后曾琢磨过，把共产主义比喻成‘幽灵’是否妥当呢？可惜这本封面和纸张都已发黄发脆、我珍藏了几十年的小册子，终于在几次搬家后而遗失。他的这篇《宣言》是上世纪20年代初在家乡翻译的(我在《文汇报》那篇散文中写到的)。我买到的他翻的那本小册子应该是沿用他过去的译法，不可能丢弃自己的而改用人家的，比如，博古的译法。只能是博古仿照他的。”他在回信中还谈到党史纪实作家叶永烈也写过《宣言》中这句话的翻译问题。
顾潜同志说得这样肯定、绝对，这里就提出一个新问题：陈望道译的《宣言》是否出版过修订本？我手边只有陈译1920年第1版和第2版以及1965年《红旗》杂志社简体字版三本复印件，不足以证明陈译《宣言》没有修订本。于是我向红色收藏家范强鸣同志咨询，他主办的红色世界网站收藏有120多种《宣言》的各种版本，其中陈译《宣言》就有不同年代出版的10种版本。他查后告我：陈译《宣言》只有一种译本，从未见过另有校译本、修订本，所有陈译版本都是译为“怪物”，“幽灵”译法确是起源于博古的校译本。我另查了所有记述陈望道与《宣言》的有关文稿，特别是翻阅了陈的学生和秘书邓明以教授撰写的最为详尽的《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从未有人提及陈在1920年翻译出版《宣言》之后，曾经对其译文作过修改。而顾潜同志在复信中也表示陈望道不可能丢弃自己原来的译法而改用别人的译词。这就表明顾潜同志的记忆是不准确的。那么，他究竟有何根据硬说“幽灵”的译法是陈望道首创的呢？我还要顺藤摸瓜，沿波讨源。
我首先查顾潜同志来信中提到的叶永烈的有关著作。在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色的起点》中，确有一段描述陈望道当年翻译《宣言》的景况：“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着。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又是一本很难译的书。头一句话，便使他绞尽脑汁，这才终于译定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书中接着还写到罗章龙后来在从德文本翻译《宣言》时经过反复琢磨，思索再三，不得不沿用陈望道首创的“幽灵”的译法。最后他还点评说：“足见陈望道译文的功力和严谨。”[1]果真是像叶永烈所着意描述和论断的这样吗？其实查一下《宣言》的日文译本，就是采用汉字“怪物”和“徘徊”，所以陈望道并不需要“字斟句酌”、“绞尽脑汁”，就可以径直把《宣言》首句译为中文了。我们再进一步细查罗章龙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记述。
二、误传陈译“幽灵”的源头在罗章龙的回忆录
1984年9月三联书店出版的罗章龙回忆录《椿园载记》，讲到他于1920年前后在北大当学生时参与集体翻译《共产党宣言》等书时有以下这样的说法：“《共产党宣言》原著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但要达到以上三个标准(即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引者注)殊为不易。我们先是就原著反复诵读，并背诵一些精辟的段落，不懂的地方就集体研究。然后直译，但译出来后仍自觉不能完全满意。后来我们在必要的地方试加了一种解释性的文字，使读者明白文章的含义。例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陈望道译语)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么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以后我们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油印出来了，由于当时不便公开，同时恐译文不尽准确，只在内部传阅学习，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之前，在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这个版本。”[2]罗老在这里所谈的这一段思之密密、言之凿凿的往事，似乎令人感到确可信据。以至著名作家叶永烈都信以为真，在《红色的起点》中加以引用，并加上细致、生动的描述。我深知罗老(1896-1995)一生坎坷。他本是中共早期党员，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都当选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历任全国铁路总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后因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某些主张，另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于1931年1月被开除党籍。然后他在河南大学、湖南大学当教授，1949年曾参与湖南和平解放运动。解放后继续在湖南财经学院等校执教，改革开放后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早从图书馆看到他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回忆录《椿园载记》，只是稍微浏览。这次为探究“幽灵”译文问题，我借出此书细读深思之后感到他的记叙不可靠、不可信。这可以从以下三点提出质疑。
第一，罗章龙本人在1978年和1983年前后的说法不一致。1978年9月4日《罗章龙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这样说：1919-1920年间我在北大参与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来翻了一、二十本书，有的出版，有的没有出版，《共产党宣言》就印出一种本子来，是从德文中翻译出的一种本子，所以流传不广。”又说：“到1920年毛主席到北京时，大概已经翻出了稿子来了，油印了个本子。”[3]这段回忆看来是准确的。毛泽东是1919年12月18日到达北京，1920年4月11日离北京去上海。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记载：“当时和毛泽东交往甚密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办的‘亢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此处说刘仁静翻译不确，应是罗章龙等人翻译——引者注)。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4]曾经有人认为毛泽东当时在北京福佑寺读到的《共产党宣言》，是陈望道的译本，或者是发表在《国民》杂志上的李泽彰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记得1977年我与好友中共党史专家胡华教授一起到东四朝阳门内一个胡同里小宅院拜访过毛泽东当年的老师、著名语言学家、辞典编纂家黎锦熙(1890-1978)老先生，那时他已年老体弱卧床不起，但是思维依然清晰，他很肯定地对我们说，当时看到毛泽东在认真阅读的是一本油印的薄书而不是铅印书或杂志。所以，罗章龙在1983年《椿园载记》中所说的他们在1919年底翻译《宣言》时就参考了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陈望道译本，在时间上竟相差大约一年，显然是罗老记错了。
第二，罗章龙不仅1978年与1983年的说法不一致，而且他在1983年《椿园载记》中所写的上述那段话，我们细加推敲也能发现其前后自相矛盾。前面他说得活灵活现；对陈望道所译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这句话如何反复琢磨，“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于是加上一段说明文字”以后油印出来在内部传阅，等等。可是后面他又说：“在以后公开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之前，在北京见到的油印本，可能就是这个版本。”按照他前面所说，那是陈望道译《宣言》出版在先，所以他们才能参照陈译“幽灵”的译法；可是根据他后面所说，那是他们的油印本出在先，然后才公开出版陈译《宣言》。这岂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究竟是油印本出现在先，还是陈译《宣言》出版在先？二者必居其一，不能兼容。事实上，《宣言》油印本1919年底已经印出，而陈译《宣言》是1920年8月才在上海出版。因此，罗章龙等人在1919年底翻译《宣言》时决不可能读到陈译《宣言》，更不会借用陈译“幽灵”词语。连毛泽东这样博学强记的伟人仅相隔十几年的事情都记错了。例如他于1936年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竟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即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引者注)”读到“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5]如前所述，他当时读到的实际上是罗章龙等人译的油印本《宣言》。
第三，如前所述，陈望道译的《宣言》只有一个译本，开头一句他就是译为“共产主义的怪物”，从未修订过译文，也从未发现过有陈译为“幽灵”的版本曾经在社会上流传过或保存在什么单位。罗章龙等人翻译的《宣言》油印本，至今也没有发现过，所以没有实际材料能够证明罗章龙回忆录所言的真实性。也没有真凭实据能够证明上述顾潜所说的他上初中时“记忆力特别强”、陈望道所译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这第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这些断语的真实性。对任何历史问题都必须以历史文件为依据，不能以任何人的回忆录来定断。由于迄今还没有找到罗章龙等人当年翻译的《宣言》油印本，所以也就无从判定他们最初究竟把“幽灵”一词译为什么。德文Gespenst意为幽灵、鬼怪、鬼魂、怪影、幻影。也可能是他们翻译组中的某个人当年曾经提议译为“幽灵”，或者是后来罗章龙本人另读到1943年博古的校译本或者1964年以后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从这些译本中看到都用“幽灵”的译法，因而在自己脑子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致在他晚年写回忆录时产生了对往事错位的追忆和记述。从心理学和记忆学的研究，我们得知出现这种错位回忆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有的是因先入为主或后入为主，有的是因相关信息或相似信息传入误导。看来罗老回忆录中的差错在于把后来经历的相关事物提前了。罗章龙写完《椿园载记》时已经是87岁高龄，他在1983年9月中秋节为本书写的自序中说：从抗战时期到50年代，他写了十几万字回忆录，“文化大革命”中全稿散失，多年辛劳毁于一旦，改革开放以后重写，“由于时间仓促，本书内容失当与错误之处所在都有，至希读者指教，以便再版时改正。”可见他本人也还认为其回忆录有“失当与错误”。可惜我在他生前久未细读此书，未能及早发现他在“幽灵”一词引用上的差错。他已于1995年2月3日享年99岁逝世！现在只能在他身后为之订正。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杨纪元编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书竟收入如下这样一段历史资料：1956年6月17日，陈望道在写的《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时说：“在宣传工作方面，1921年元旦，我们曾经用贺年片，在正面写上‘恭贺新禧’四个字，背后印上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抄自《共产党宣言》)，到处分发。”“上海人民见到贺年片后，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的幽灵游荡到上海来了’。”[6]陈望道本人在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明明是译为“共产主义的怪物，在欧洲徘徊”，为何他在1956年写的回忆录中却把自己当年的译文也改为“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游荡”呢？莫非他自己也记错了？莫非他把《共产党宣言》中后来1943年博古译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和194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译的“游荡”，都当作自己当年的译文？为了查清这个问题，我先找出陈望道1956年6月发表的回忆文章，其中只有上述引文的前一句话，并无后一句话。为此，我又专门写信并打电话向中共西安市委党校杨纪元教授咨询，问他引用上述历史资料中后一句话的出处。承他复信告我，摘自陈望道的《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三期。可是我找出这篇文章核对，原文确曾又谈到1921年元旦为上海人民发出贺年片、正面写“恭贺新禧”背面写共产主义口号一事，然而随后原文只是说“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7]并非像杨纪元教授编的书中所说：上海人民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的幽灵游荡到上海来了。”可见“幽灵游荡”显然是编者没有认真核对原文，按照自己错误的记忆附加到陈望道的原文中去的。
看来误认为“幽灵”一词起源于陈望道译本的始作俑者正是罗章龙老先生，后经别人反复引用，甚至还另加上个人想象的夸张铺叙，迄今已经误传了25年。切望学界人士以此为鉴，治学一定要下苦功，核对主要史料，还要动脑筋思考是否可信，不能辗转相抄，不动脑筋不加思考辨析。这虽然仅是一个译词的差错，但也应该一丝不苟认真对待，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记事。但愿在这个问题上今后不要再出现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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